对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若干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出现于本世纪20年代初，它作为一种国际性的社会思潮比较完整地介绍到中国来，则是在80年代初。长期以来，从总体上说，我国知识分子对这种思潮是比较陌生的。一段时间以来，我国是把它作为“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思潮而加以排斥和批判的。但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当人们较多地接触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原作之后，就对过去某些简单的定论和批判提出了质疑。于是，80年代中后期，在国内理论界出现了一场如何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争论。焦点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和它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卢卡奇和他的奠基性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如何评价，大约有七八种报刊，发表文章数十篇，表达了不同的观点，掀起了一次研究和讨论的热潮。自此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个派别的代表性著作陆续得到翻译、出版，各种专题性研究和评论性的专著也陆续出现。但自80年代末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与研究开始退潮。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范围，有一个演变和扩展的过程，由最初所指少数几个代表人物的思想，到整个人本主义的学派，后又囊括了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的派别。顾名思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与东方形成的列宁主义相对而言的。它是一个地域性颇强的概念，同时又具有独特的思想内涵，实质上显示出西方社会历史状况和民族文化传统的特色。“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诸多派别包含着复杂的思想成分，大致可以分为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基本派别。前者受整个西方传统文化的影响，着重发掘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的渊源，试图发扬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后者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下，尽力把马克思主义科学化，作实证主义或结构主义的解释。两大派别之间，显然存在着重大差别和分歧，甚至互相批评和诘难，而从现代思想史上的作用和影响来看，占主导地位的显然是人本主义的派别。
“西方马克思主义”，这种流传了大半个世纪的国际性思潮，不但在它的早期与后期之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它的各种派别之间，包含着纷繁的差别，而且就它的各种代表人物来说，也有着极不相同的类型。比如，在早期的代表人物中，卢卡奇、葛兰西是经历重大磨难和曲折而始终坚持社会主义信念的坚定的革命家和理论家，在对待列宁主义的态度上，与德国的柯尔施发生了重大的分野；德国的布洛赫则是一位极具思辨性的哲学家，他对卢卡奇有过深刻的影响。在原东欧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中，大都曾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就社会主义现实的重大问题，对某些传统观念表示异议，提出各种不同的观点，但也有最终宣布放弃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如波兰流亡国外的科拉科夫斯基。凡此种种，都需要作历史的具体的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二
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究竟有没有共同的理论倾向和特征呢？在我看来，作为一种社会批判的思潮，它的共同的理论倾向是：揭露当代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批评僵化社会主义模式的严重缺陷，追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考察当代社会生活中重大的历史现象和现实问题，并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某种派别或成分相结合，试图重新诠释和探索马克思主义。它在理论色彩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某种非正统观念的解释和非正统路线的探索。这样，它与东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传统或流行的观念，不免发生某些原则性的差异和分歧，甚至在某些具体的观点或论述上，也有与“西方马克思学”、“西方列宁学”相似或吻合之处。但从基本的研究动因和理论倾向上看，它并不立意曲解或篡改马克思主义，因而与“西方马克思学”、“西方列宁学”仍然有着实质性的区别。
正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有着反传统观念的特点，这就决定了很长时期它在中国所遭受的命运，即受到冷漠、排斥或批判。80年代中期以来，情况逐渐有所转变。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人们的视野逐渐开阔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有所了解和借鉴。这也较多地反映在某些哲学问题的探讨或新著中，诸如对人的问题的关注，对异化和人道主义的争议，对主体性的呼唤，对实践唯物主义的强调，对文化问题和文化哲学的重视，等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显示的独特魅力，就在于它从人本身出发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于是，研究人本身的呐喊，弘扬主体性的呼唤，在我国理论界有如空谷传声，反响颇为热烈，使长期沉寂的哲学领域掀起了阵阵波澜。当然，在论战中也有“坚决反击”之类的不甚冷静的提法。不过，改革开放之势已成，学术争鸣之风已光，过去对学术问题争论采取的“扣帽子”、“抓辫子”的作法，在学术文化领域已很难占主导地位了，使“西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简称）以及与“西马”思想相关的学术讨论，能够相对地持续下去。
随着时代、历史的推移，马克思主义必然会发生主题和形态的演变，由于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和民族特性的差异，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必定出现多种的表现形式。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呈现为直线性和单线性的发展。实际上，在整个20世纪的不同历史时期里，就出现过多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也有过好几种自视为“正统”的形态。然而，应当看到：首先，“正统”与非正统是相对的，一定历史时期占主导地位并具有相对真理性、正确性的思想，可以视为“正统”，但这并不表明它的绝对、永久的真理性。正统与非正统的思潮或派别之间，在包含差别或分歧的同时，往往也包含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相互借鉴的方面。其次，正统并不是自封的，而是在历史实践中形成，并需要接受实践发展的检验。如果自封为唯一正确的正统，而排斥各种异己的观点和派别，陷于僵化、停滞的境地，那么，即使原来具备合理依据的正统地位，也会发生转化的。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的含义，并不在于一套现成的观点或结论。马克思主义能够保持常青的生命力，是在于它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和辩证思维的方法。卢卡奇在《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一文中说：“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人们在初次读到这段话时，可能有耳目一新之感。卢卡奇在当时是不是颇有针对性地举起了一面反教条主义的旗帜呢？
三
卢卡奇无疑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主要开创者，也是研究和评价这种思潮的一个关键性人物。国际上形成的“卢卡奇热”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国内近些年来也陆续翻译、出版了他的一些主要著作，但不论从质量或数量上说，都还不够完善。对卢卡奇思想的研究还停留在一般性的评价和争议上，专门性的深入研究和学术著作尚未出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卢卡奇思想的早期阶段，大都是围绕《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而展开的。西方不少学者认为，卢卡奇思想的“精华”体现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以后的思想则是某种“衰退”或“萎缩”。而有些持传统观念的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卢卡奇的理论是错误的，以《历史与阶级意识》为代表。因此，争议往往集中在对此书的理解和评价上。应当看到，卢卡奇一生的思想，是一个完整的发展过程。从基本的方面看，卢卡奇始终坚持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始终关注国际社会主义事业的命运，而且他的整个思想过程的显著特点，是一种向上向前的发展。特别是愈到晚期，他的思想就显得愈益丰富和完整。试看他晚期所写的三部著作：《审美特性》、《社会存在本体论》、《民主化的进程》，正是他毕生创造性探索的重要成果，在理论内容和逻辑结构上都富于总结性。这三部著作，是他晚期思想的三个组成部分，有着内在的相互联系。在《社会存在本体论》中，他以劳动范畴为核心，试图评论人类实践、目的性活动的基本性质。他设想在克服《历史与阶级意识》的若干理论错误的基础上，建构一种新的社会存在本体论的理论体系。《审美特性》则是以社会存在本体论为基础，试图建立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构架和主要范畴。同时，他还把理论探索推向政治领域，试图完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在《民主化的进程》中，卢卡奇运用马克思阐述过的“市民社会”、“类存在”和人的目的性活动的概念，试图建立一种有别于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的新的政治学说。
《民主化的进程》，是在1968年年底写成的，直到1985年才在德国出版，1991年有英译本问世。如果说，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产物，那时历史向列宁提出的任务，是为推资产阶级统治提供战略的指南；那么，卢卡奇的《民主化的进程》，则可以说是社会主义体制改革时代的产物，这时历史向卢卡奇提出的任务，是如何从体制上解决社会主义的民主管理，从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问题。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的目的，不在于描述一种固定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在于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如何进一步民主化，从而揭示逐步趋向未来的可能性。他在晚年的多次谈话中，还特别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革新和社会主义的民主化问题。
总之，卢卡奇的晚期思想和著作，不论就建设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和美学的基本理论来说，还是就马克思主义的革新和社会主义的民主来说，都蕴含着丰富的理论遗产，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借鉴。应当指出，那种认为研究卢卡奇的热潮已经过去、卢卡奇的思想已经过时的看法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应当把研究卢卡奇的重心，从他的早期思想和《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转向他的晚期思想和著作，并且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社会主义的体制改革紧密结合起来，促进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深入发展。
四
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出现，正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某种分化和多样形态的表现。“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某些反传统观念的诠释和探索，往往可以从马克思主义自身找到内在根据，也包含20世纪西方社会历史条件的特点，与我们的具体国情、文化传统、民族特点有重大差异，在参考、借鉴“西马”的思想时，应当认真辨别，谨慎对待，但却不宜简单否定。
不可忽略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基本上是一种哲学思潮。与第二国际的代表人物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的观点相反，“西马”的代表人物则把哲学看作马克思主义的命脉。在哲学中，他们尤其重视辩证法，他们立足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强调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本质的革命性和批判性，在辩证法的视角上要求从物质的本体论转向实践的观点、主体和客体的互动关系；在辩证法的重心上要求从自然辩证法、客观辩证法转向主体和人的辩证法。“西马”的这种辩证法观虽然有偏离唯物主义、忽视辩证法客观来源的倾向，因而与传统观念的辩证法发生原则分歧，但他们要求深入探讨和发挥马克思关于异化与人化自然的观点，强调人的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阐明人的活动的辩证法，力图弘扬人的主体性，却也正是加强或弥补了传统观念的辩证法中比较薄弱或相对忽略的部分。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也促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重新解读马克思的文本，审视当前的哲学体系，在一系列理论问题上，初步展开了不同观点和派别的争鸣，并且写出了各具特色的哲学教程。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是明显的，它的许多观点和主张并没有在社会实践中获得富有成效的检验。“西马”在揭露资本主义弊端、批评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时，既有触及深处而相当锐利的一面，也因缺乏历史分析而多有偏颇之处；在强调总体革命、倡导文化批判时，既有全面审视的深邃目光，也有忽视经济基础的致命缺陷。然而，作为一种有着广泛影响的社会思潮和理论形态，它的两重性是不足为奇的。我们不能因为它的某些缺陷便大加谴责和排斥。
就目前的状况和影响看，与50～60年代的极盛时期相比，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已进入低谷，但任何有重大影响的社会思潮都不是直线发展的，总是呈现有起有伏的波浪形态，低潮不等于没落。自80～9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派别和代表人物似已“隐逸”，但各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也开始更加深沉的思考。他们面对社会现实的重大疑难，更加潜心地研究诸如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原因；当代资本主义的命运；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等，并且已经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见解。有的研究者还把注视科学和社会的目光投向了全球性的问题，如“生态危机”、“后工业社会”、“女权社会”、“现代家庭”，等等。还有人运用总体性思想，进一步把本国、本民族的现实生活问题与人类全球性问题、人类未来的问题联系起来探究，形成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人类学马克思主义”等新的派别。从注重阶级与革命到注重生态与全球问题，反映了时代主题的转换，也表现了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向新型的社会主义观念的转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最终解放人类，这也许是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可以达到的共识。我们说，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主潮是以列宁主义为代表的东方马克思主义，它的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和它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影响是没有疑问的。那么，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主潮，则可能是列宁主义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也可能是一种更高的综合创新的形态。我们应当深入探索，以更加积极、开放的心态，注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趋势，迎接新世纪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