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华岗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发展史上论文,地位论文,论华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现代史研究的开拓者
华岗同志的第一部历史著作是1930年写成、1931年由上海春耕书店出版的《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史》。这是一部在中国现代史研究上具有开拓意义的著作。
1927年，大革命失败。作为亲历了这次革命运动的华岗来说，许多经验和教训都亟待总结，以鼓舞处在革命低潮时期的人们的斗志以及对中国前途的信心。他认为，大革命的失败，教训是惨痛的，“不但教训了领袖，而且教训了群众”（注：华岗：《中国大革命史·自序》，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此系根据上海春耕书店解放前的版本重印。此版只更正了个别明显错句错字，其余一如原貌。）。在这种情况下，及时地保存这段史实，并对其进行总结，就非常必要。对此，华岗说：“现在正是中国大革命失败之后，同时又是新的更深刻的革命浪潮将要兴起的时候，我们仔细研究过去的大革命各种重要流变的过程，学习过去大革命的经验，求得许多活的具体的历史辩证法的教训，以帮助推动我们当前的实际斗争任务，以保证我们将来的胜利。”（注：华岗：《中国大革命史》，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绪言、第132页。 ）总结过去，用于当今，以便顺利走向革命胜利，正是华岗编著该书的目的。
《中国大革命史》的撰作，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以当代人撰当代史的一个范例，是现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在该书的重版前言中，廖盖隆曾说：“从那时以来，半个世纪过去了，华岗同志的这本书到现在仍然是详细论述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历史的唯一著作。”（注：廖盖隆：《中国大革命史》重版前言，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这是对该书价值的确评。今天看来，该书的优长之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该书保存了大量史实，将中国大革命由兴起、高潮到失败的全过程详尽地记述下来，并深入分析了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华岗在书中满怀激情地歌颂了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所掀起的这场革命运动，对右倾机会主义者进行了痛斥。“为在第一次大革命中流血牺牲的几十万革命烈士，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注：廖盖隆：《中国大革命史》重版前言，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华岗毅然为革命者立传，正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关注现实的具体体现。该书收集了许多宝贵的材料，真正起到了“真确史实之流传”（注：华岗：《中国大革命史·自序》，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此系根据上海春耕书店解放前的版本重印。此版只更正了个别明显错句错字，其余一如原貌。）的作用。成为人们认识这段历史必须阅读的参考著作。
其二，注意阐发大革命的意义，以达鉴往知来、鼓舞后者之目的。对于大革命来讲，华岗既是参与者，又是研究者，再加上他谙熟党的路线和政策，十分关注国际国内革命发展的动向，故而对大革命意义的阐发，往往能洞幽发微，击中要害。如论述“五卅”运动，首先从各个方面论述了这个运动的影响，接着分析它的历史意义，指出：“这是第一次使中国革命群众化的历史关键——它展开了中国革命一个新的时期。从五卅事变起，中国革命才连肉带骨的现形于世，才成为实在的力量。”（注：华岗：《中国大革命史》，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绪言、第132页。）并指出上海的工商学联合会、 广东省港罢工委员会都是五卅事变的直接产物。华岗的分析，经受了历史的检验，一直到1980年，李新等人在重版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中，也是这样来论述“五卅”运动的意义的。足见华岗所论，影响深远。书中还有不少看法和观点，也一直被延续使用，有的已成为公论。
当然，由于该书成于当时，受当时历史环境以及华岗本人当时的理论素养的限制，书中有一些提法是过时的甚或是错误的。如“把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话当作是不容置辩的绝对真理，而没有采取分析的态度；对于当时犯有“左”倾错误的党中央的决定和指示，也没有采取分析的态度”（注：廖盖隆：《中国大革命史》重版前言，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存在教条主义倾向。再如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由于华岗只看到民族资产阶级曾一度背叛革命，于是认为它与大资产阶级一样，理应被打倒，没有看到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对他们应采取斗争和团结的方针。这当然是错误的。分析一个史学家的成就和局限，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其实，华岗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看法，是受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影响。1928年，也就是他积极搜集资料，撰写该书时，他参加了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政治决议案》中就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走到帝国主义豪绅地主的反革命营垒。他以前是能削弱帝国主义，并动摇军阀制度的一种动向（1927年春天以前），现在却变成巩固并团结帝国主义与军阀制度的一种动力。”（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政治的决议与革命的需要在华岗史学思想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不仅仅是华岗，几乎所有的在革命年代成长起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对于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来说，一些过时的和错误的史学思想，作为一份史学遗产，同样是有意义的。它对于弄清一个历史学家的成长过程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史学所走过的曲折历程，都是很必要的。
进入40年代末，华岗又撰写了诸如《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1949年）、《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1949年）、 《五四运动史》（1950年）等一批有关近现代史的专著，这些专著与《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史》一起，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中关于近现代史研究的第一批成果，为开辟近现代史专题研究的道路开了一个好头，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没。
二、社会发展史研究的推进者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传入中国后，学术界发生的重大变化之一，就是社会发展史研究的兴起。据统计，从五四运动至20年代末的10年间，国内出版的社会发展史专著就不下15种（注：尹达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81页。）。 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李达的《现代社会学》、马哲民的《社会进化史》、邓初民的《社会进化史纲》、阳翰笙的《人类的历史》等。最初的这一批社会发展史的著作，虽然基本上能运用唯物史观作指导，叙述人类社会的起源和发展，阐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由于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世界历史知识的修养不一，对问题的论述明显表现出深浅和精粗的差异，有的还不可避免地带有资产阶级社会学观点的痕迹。
1940年，华岗撰著的《社会发展史纲》由生活书店出版。该书甫出，便在重庆、北京等地畅销，一年之内正式出版三次，修订一次，影响很大。华岗撰写《社会发展史纲》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大肆侵略中国，中华民族正在进行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非常时代。华岗认为，这样的时代，人们“更需要知道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许多先进人类的奋斗经验和教训，来帮助我们挣脱苦难以争取解放和自由”（注：华岗：《社会发展史纲》自序，生活书店1940年版。）。自觉地将自己的史学研究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联系起来，是华岗治史的特色，由此也可窥见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某些共同的方面。
华岗将自己的社会发展史研究自觉地置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这一制高点上，在研究问题时有一种自觉的超越意识。首先，华岗对以前的各种社会发展史著作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反思，指出它们普遍存在着三个方面的缺陷，第一点，它们多用进化论来解释社会演变，注重量的增加或减少，而忽略了社会发展中质的突变。“换句话说，就是以社会进化史来代替社会发展史”。第二点，它们未能完整地叙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差不多都只讲到资本主义为止。这样就“好像资本主义以前的历史，是为了准备资本主义制度而存在，可是资本主义的自身，却不是为准备一个更高的历史阶段而存在似的。这就无异说，资本主义制的延长，就是人类历史的发展；反之，资本主义制如果消灭，人类也就没有历史了。他们根据这种根本不合理的逻辑，居然把资本主义制以后的历史，完全抹煞了”。第三点，历史发展的法则是一般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一方面，各个民族的历史不能孤立地存在于世界史的全体系之外，另一方面，历史的一般法则又是从许多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事实中，即世界史之综合的现实过程中抽象出来的，故而又决不能忽视个别。但以往的社会史著作，“大抵很少谈到中国，有些虽然提一下，亦都不能把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在世界史的全体范围上来观察，而给以正确的评价”（注：华岗：《社会发展史纲》自序，生活书店1940年版。）。
在这里，华岗所指出的以前社会史研究的三个缺陷，是非常有见地的。他自己撰写《社会发展史纲》就是要克服这种缺陷，实现社会发展史研究的科学化，将这方面的研究向前推进一步。今天看来，《社会发展史纲》至少在如下两个方面有明显突破：
第一，在学科的切入点上，华岗第一次用“社会发展史”的概念代替了“社会进化史”的提法，这是一个突破。进化论作为一种理论形态，近代以来由西方传入中国，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响应，用进化论解释人类历史发展的著作纷纷出现。但是，进化论有它严重的理论缺陷，它把生物进化史完全和社会发展史等同起来，否认革命突变对于社会发展所起的重大作用，无法使人们认识把握历史发展演变的规律。在第一批社会发展史著作中，人们对社会史的认识普遍是这样的，即社会史“是记述人类社会生活（包括经济的、政治的、精神的各种生活）发展之过程，并阐明贯通其进化的全阶段的客观法则之科学”（注：邓初民：《社会进化史》，神州国光社1931年版，第1页。）。 华岗纠正了这一提法，重新阐述社会发展史的学科内涵，他说：“社会发展史，是研究人类社会实践生活及其发展过程，特别是研究生产规律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规律底科学。”历史科学的任务，不仅仅是把各种社会形态依照其时代顺序加以排列，也不仅仅是将各种社会构成解剖开来，按其性质之异同加以分类，弄清其进化的全过程，“而是要从这人类实践生活的发展过程之关联中与变动中，即从人类历史运动的总行程中，加以全面的分析，探求出历史发展的规律，并根据这种规律，来说明并指导人类实践生活之历史的具体性及其发展动向”（注：华岗：《社会发展史纲》，生活书店1947年第2版，第2页。）。华岗的这些观点，更贴近于社会发展的实际，明显地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第二，华岗除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之一般法则编撰该书外，还特别加强了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和分析，这是他比不少这方面的学者更前进一步的地方。对于中国社会的演变，华岗认为，殷以前是原始社会时期，殷商时代是奴隶制社会，西周为封建制过渡时期，自东周起，一直到鸦片战争，是封建制时代，以后便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他指出：“这是马克思根据一般人类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之矛盾斗争的统一及其分裂的诸过程作出来的结论。自然，他不是指的某一地域的人类，而是指的全人类的历史，都是同样经过了这一系列的发展阶段，才达到今日的这一历史时代。”（注：华岗：《社会发展史纲》，生活书店1947年第2版，第29页。）华岗在研究社会发展的一般法则时， 充分注意到中国社会的具体形态，这正是30年代末40年代初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走向成熟的具体体现。
总之，华岗以自己卓越的见识，将社会发展史的研究奋力向前推进，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增添了光彩。他所撰写的《社会发展史纲》在当时就被人看重，认为“它肃清了过去国内所有社会发展史读本中的各种错误观点”，“完整地叙述了人类历史上的各种生产关系的基本形态，并且不是平面地一一叙述，而是从发展上、从量到质的转移上，说明了历史进程的必然规律”，“它在历史发展的一般叙述中，更论及中国历史发展的具体形态”（注：见《理论与现实》第2卷第2期，1940年。）。这是切合实际的评价。
三、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努力探索者
抗战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有了长足发展，这不仅表现在一大批社会史、思想史、通史著作的出现上，更主要的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越发自觉地注意对史学理论和方法论进行研究，为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在这些方面，华岗与许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道，取得了卓越的成绩。
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探讨，基本上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反击一切反动的历史观，诸如日本御用学者所宣传的侵略史观等。二是自觉审视马克思主义史学所走过的历程，在理论和方法论上不断完善与发展，诸如对30年代社会史大论战的反思等。华岗对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探索，也基本上是在这两个方面展开的。
这一时期，华岗撰写了一系列研究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文章，诸如《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历史》、《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锁钥》、《历史为什么是科学和怎样变成科学》、《怎样学习中国历史》、《论中国历史翻案问题》、《评侵略主义者的中国历史观》等，成为当时最注重理论探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一。
华岗在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探索中，最能体现其思想的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阐明历史研究的目的，换言之，即为什么要研究历史？他说：“为了改造现在和争取将来，必须熟悉过去，对于过去知道得越多，研究得越深，就越加懂得现在，也越有把握改造现在和预测未来。”（注：华岗：《论中国历史翻案问题》，载《中国历史的翻案》，作家书屋1946年版。）立足于现实而研究历史，是华岗的一贯主张。这既是对传统史学“资治”、“借鉴”思想的继承，又是针对新的历史条件所提出的严肃任务。这种直面人生和社会，坚持从历史研究中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的思想，代表了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共同特点。
其二，阐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使历史研究成为科学，但对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的具体的结论，又不能盲从。关于历史科学化的问题，30年代就曾有过争论。40年代，重庆的一批进步学者又提出这一问题，试图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使中国古老的史学在一种新的条件下，走上一条真正科学的道路。当时，人们对这一问题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得科学化正在变成现实。有人则认为，中国历史学的科学化还没有到来，人们对传统史学理论、对西方史学理论，还没有很好地研究，等等（注：马浚：《论中国的历史观之科学化》，载《大学》第1卷第9期，1942年。）。对此，华岗指出，中国是一个史学大国，有着数千年的史学传统，诸如董狐、司马迁、刘知几等等，都曾有过相当出色的史学见解。到了近现代，人们又从外国传入了各种唯心主义、机械唯物主义的史学理论。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能真正阐明历史发展的规律，只有马克思主义，才使历史成为科学，人们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总结中国的历史，才能真正探求出中国历史的规律，从而为中国解放找出正确的道路。更为重要的是，他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它并没有穷尽真理，我们遵循的只是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拘泥于它的个别的具体的结论。历史在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在发展。华岗在《中国历史的翻案》一书中曾说：“科学所以被称为科学，是因为它不承认任何偶像，是因为它不仅能够掌握有系统的客观事物的认识，而且能够实事求是，探求真理，并在必要时变革这种客观事物，以适应人类进步的要求。”（注：华岗：《论中国历史翻案问题》，载《中国历史的翻案》，作家书屋1946年版。）华岗的这些见解，不仅在当时澄清了一些模糊认识，就是在今天，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其三，阐明“实事求是”是研究历史的基本法则。在阶级社会里，人们的各种思想意识都受阶级的影响，于是就形成了认识主体和历史客体之间的矛盾。华岗认为，要解决这一矛盾，治史者必须抱有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遵循“实事求是”的法则。华岗坚决反对篡改、歪曲、阉割和捏造历史，并对历代御用学者不顾客观历史事实，肆意篡改历史，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流弊进行了猛烈批判。十分可贵的是，华岗还指出，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也不应该“捏造一些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历史事迹”，因为，“我们要使人类历史真能发生推动解放斗争的重大作用，那首先必须要所根据的历史事实是完全真实的”。如果前提不真实，就会使历史学“丧失客观真理的意义”，反而不能为人民解放斗争服务。“历史本身就是一种科学，而科学必须实事求是，不能容许人们说谎行骗”（注：华岗：《论中国历史翻案问题》，载《中国历史的翻案》，作家书屋1946年版。）。这在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在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不少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还没有完全贯彻历史主义原则的当时，确实使人耳目一新。
其四，在研究历史的方法上，华岗提倡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双向考察。他认为，社会结构的各层次有着它的相互之间的“历史适应性”，这“在历史研究方法上，是基本的重要问题之一”，纯粹以思想观念、政治形态等社会上层建筑来作为解说一切历史事实的根据，固然不对，但如果由此认为社会思想、理论、政治观念等等对社会生活没有意义，也同样是错误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既要注意到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又要关注社会意识对物质生活条件的反作用。“在研究中国历史的过程中，应该严密注意到这一点，以免落于观念论或机械论的窠臼”（注：华岗：《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方法》，载《学习生活》第2卷第2号，1940年。）。
其五，提倡比较研究。华岗认为，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笼统来讲，人类生产方式的发展史基本是相同的，如果没有比较研究，就很难找出它的一般性与特殊性，也很难说清一般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只有通过比较，我们才能窥见世界历史的丰富多彩以及在这丰富多彩背后的历史规律。而且，“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在世界史上一般发展法则的基础上，渗透了独有的特殊性，特别是封建制时期比较长。我们的研究，应力避抽象的原理式的叙述，而要尽可能去发现活的历史的具体面貌”（注：华岗：《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方法》，载《学习生活》第2卷第2号，1940年。）。华岗提出的这一研究方法，是有针对性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之初，公式化、教条化地将马克思主义原理硬套在中国历史头上的现象比较严重，从而忽视了中国历史的实际。多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陷于搬弄原理的公式主义，很少把握到中国历史的具体性”（注：吕振羽：《中国社会史诸问题·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三联书店1962年版。）。30年代末4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意识到这一问题，翦伯赞、郭沫若、吕振羽、侯外庐、何干之等人便开始反思这一失误，摆脱理论上的公式化、简单化，成为当时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动向。华岗加入这种反思的行列，并提出以比较研究来弥补这一缺陷，以促进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健康发展，应当说是富有时代意义的。
总之，华岗在史学理论和方法论上所做的探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明确了历史学研究的方向，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宝贵财富。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华岗不是书斋里的学者，他是兼有革命战士和学者双重身份的历史学家，因此，他每每将自己的历史研究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联系在一起。抗战时期，日本学者秋泽修二借撰写《支那社会构成》为名，公然为日本侵华寻找历史根据，提出中国社会的“根本性格”是“亚细亚的停滞性”，而这一种停滞性靠中国自身是不能解决的，必须在“外力”推动下才能前进。“中日事变”就是打破这种“停滞性”的转机。这种反动史观一出台，就遭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批判，华岗就是其中的一个。为此，华岗撰写了《评侵略主义者的中国历史观》，文中大量列举了秋泽修二《支那社会构成》中的观点，批判了中国历史循环论与所谓“退化性格”、所谓“亚细亚的停滞性”与暴力史观等。并严正指出，“他们站在暴力史观的立场”，“不愿正确记载和解释过去的事变”，企图“根据一定的侵略政策来制造历史，甚至不惜公开说谎”。但是，历史是无法伪造的，“历史是最公正的审判官，中华民族的解放，是朝着它应走的路径迈进着”（注：华岗：《评侵略主义者的中国历史观》，载《理论与现实》第2卷第2期，1940年。）。华岗就是以这样的战斗性格，通过严肃的历史研究，来捍卫着中华民族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