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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N031;B2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763(2009)05-0078-06
学界对于庄子技术思想[1]的界定通常存在两派矛盾之倾向：一派认为庄子哲学思想中蕴含着反对、贬低技术的思想，甚至将庄子归为“技术批判论者”；另一派认为庄子哲学思想中包含着赞成、崇尚技术的思想，进而将庄子归入“技术支持论者”阵营。因此，只有将两种思想流派进行系统归纳及深入辨析，庄子技术思想方能得以厘清。
一、庄子“技术批判思想”之梳理
第一，认为庄子是鄙视、反对技术的观点由来已久，即使不在科技哲学的研究范式内，诸多思想家乃至文学家都给出过笼统而简洁的评价。他们将庄子哲学思想总体定位在超然、逍遥、形而上甚至神秘主义的范畴，如此自然与在世俗观念内相对形而下的、实在的技术相疏离。因此，得出“通常认为庄子是一个反技术主义者”[2]之结论。
第二，《刻意篇》有言“去知与故，顺天之理”[3]，《知北游篇》更是进一步论及“为道日损”。据此，部分学者认为庄子具有“反智”即反对知识的思想倾向。韦政通先生将“反智”归结为庄子重要思想特征之一，侯外庐先生也论及“庄子对追求知识辨别是非，完全抱着敌视的排斥态度”[4]。于是，作为人类总体知识体系子集的技术知识就被推论出将受到庄子的批判。并且，不仅“将庄子哲学中的技术思想从总体上归结为与老子无异的关于知识、科学的思想，从而像批判老子‘绝圣弃知’、‘绝巧弃利’的反智主义那样简单笼统地将它一笔带过。”([5],p.35)，庄子更在反对普遍意义的“知识”基础上，明确地反对研究和学习科学技术知识。例如《肤箧篇》云：“夫弓弩毕弋机辟之知多，则鸟乱于上矣；钓饵罔罟罾笱之知多，则鱼乱于水矣；削格罗落罯罘之知多，则兽乱于泽矣”。庄子认为正是科学技术知识导致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甚至“上诚好知而无道，则天下大乱矣！”。“这里，庄子反对科学意义上的知识、智慧之心表达得清清楚楚，这一切，充分说明了他反科技的一面”。([6],p.60)
第三，依据庄子相对主义认识论对科学技术的阻碍从而批判技术。《德充符篇》云：“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其中“齐物我”思想为庄子的相对主义提供了认识基础。进而，《齐物论篇》阐述“物无非彼，物无非是”、“是亦彼也，彼亦是也”的“齐是非”相对主义论调。《秋水篇》更论及 “以道观之，物无贵贱”，总结出由“道”出发“凡物皆无不好，凡意见皆无不对”的思想。然而，“科学知识的首要特征是客观性和确定性，这在客观上必然要求相应的科学方法也必须有较强的客观性和确定性。因此，庄子相对主义的认识方法论必然有碍于科学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反科学精神的”。([7],p.10)同理，蕴含科学精神在内的技术思想就被纳为批判对象。
第四，对庄子技术思想进行批判的角度则是批判其直觉体悟的思维方式。庄子所言的直觉思维具有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特性。《知北游篇》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成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天道篇》亦云：“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记载了工匠谈论制造车轮的技术诀窍是很难明确量化的；《达生篇》中记载名匠工捶在画圆圈规矩时“指与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灵台一而不桎”；善做乐器之梓庆“未尝敢以耗气也，必斋以静心”到“以天合天”的玄妙境界，都指向了以直觉思维为基础的“悟性技术”思维。这些“悟性技术的难言性和意会性因人而异，因事而异，不同的认识主体有不同的理解……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特殊性甚至局限性”。([8],p.153)至此可知，“庄子崇尚神秘主义的直觉体悟而贬低理性知识，就否定了科学技术传承和积累的机制，从根本精神上是违背科学发展规律的”。([6],p.62)并且，依赖直觉的感性思维模式，不可避免地带有直接性、意会性以及整体性、模糊性。这些特性将导致在科技活动中，主体缺乏将自然作为独立客体进行研究的自觉性，同时忽视科学技术内部的严谨性和规律性。直觉思维方式的模糊性，必然在某种程度上是反理性和反逻辑性，而这两种性质正是现代科技的显著特征。可见，庄子直觉体悟思维方式的种种局限性，为其技术批判思想提供了切入点。
第五，认为技术破坏人们本来纯朴自然“心性”的观点，是认定庄子技术批判思想的一个主要流派。最著名的是《天地篇》中那段：子贡南游于楚……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搰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泆汤，其名为槔”。此段借汉阴丈人、子贡以及孔子的对于取水机械技术的评价，表明庄子对待技术的看法。其中，提出“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通过“机械”导致“机事”，“机事”又导致“机心”的关联性论述，表明以“槔”为代表的机械技术是“为了达到某种功利目的的手段或工具，是人心投机取巧（‘机心’）的物化”[9]，“物化”即指向“技术异化”。
“技术异化”通常被认为对人类心灵造成了某种“遮蔽”。《骈拇篇》言：“且夫待钩绳规矩而正者，是削其性者也；待墨索胶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此失其常然也”。人的内心深处存在着最原始、最朴素的天性，不应该强行去改变它，或任由外物“遮蔽”它。人们能够不被技术所“异化”，整个社会才能够达到“至德之世”。“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马蹄篇》）。据此，“庄子认为，至德之世的人们是按照自己本性自然生活着，而作为一种外在力量的技术却对自然以及人性造成了干扰，所以，技术是‘道之所不载也’”[10]。而且，这种对理想社会的企盼，某种程度上还隐含着对“社会性技术”的批判。其中，部分学者总结到：“庄子基于自然自由的人性对以儒家礼法思想为代表的社会技术观念展开的批判”。([5],p.39)
二、庄子“技术支持思想”之梳理
第一，由科技史视角对道家、道教科技思想进行积极评价。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明确指出：“全世界至今只见过，惟有道家神秘主义体系是绝不反对科学的”[11]。由此，身为道家代表人物——庄子的技术思想自然被认为能够对技术产生积极影响。
第二，采用历史考据方法对《天地篇》“子贡南游于楚……”段落进行再解释，得出庄子持有技术支持论。首先，汉阴丈人阐述“机械”、“机事”、“机心”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并表示羞于为之。接着，子贡失色而归。曰：“吾闻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见功多者，圣人之道。今徒不然。执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圣人之道也……功利机巧必忘夫人之心”。其中似乎表明反对机械技术等“功利技巧”的态度。然而，接下之语却尽翻前论。子贡“反于鲁，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浑沌氏之术者也。识其一，不识其二；治其内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无为复朴，体性抱神，以游世俗之间者，汝将固惊邪？且浑沌氏之术，予与汝何足以识之哉！’”。其中“假修混沌”之“假”，往常被认为“假借”之意，在此却被重新解释为“真假”之“假”。这就意味着孔子批判了汉阴丈人之言，认定其为“假”修混沌术者。庄子真正表达了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赞成，即孔子否定了汉阴丈人否定机械技术的观点。“而事实上‘子贡南游于楚……’一章中孔子对汉阴丈人的批评，才真正代表了庄子的意思，说明道家重视机巧、重视机械的应用”[12]。
第三，通过庄子相对主义认识方式挖掘出有益于科技发展的技术支持因素。有些学者提出“道通为一”之观念，“‘道通为一’是把个体的‘分’与整体的‘合’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有分有合的境界，这是庄子技术思想的基础”[13]，还从“以道观分”和“不同同之”两个角度进行具体的阐述。以《齐物论篇》为据，由“以道观分”之“分”到“不同同之”之“同”，论述了“分”、“成”、“毁”、“同”、“合”之间辩证统一的关系，当时某些技术创造就被认为是此理念有机结合的体现。另有学者认为庄子相对主义认识论强调“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寓言篇》）。万物自化运行不息的同时，也表述了矛盾辩证统一，事物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具有普遍的联系性的观念。“从人类认识史来讲，这无疑发展了老子的矛盾观，是对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新贡献。显然，这是符合科学精神的，为人类向理性迈进走出了重要的一步”。([6],p.61)这种符合科学精神的辩证思维应用于技术思想被认为是有利于技术发展的。
第四，认为直觉体悟的思维方式在技术活动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庄子提出过著名的“心斋”、“坐忘”之观念。无论是“为道集虚，虚者，心斋也”，还是“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智，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大宗师》）”，都表达出庄子追求不受外物所累，却又清明如镜的超然精神境界。如此心境有利于排除某些主观偏好，平等客观的看待万物。因此，“在科学技术的探索中，这种追求超越常规认识，探索现象背后内在的本质的思想方法，推动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不少科学家贯彻了这种方法，如数学家李冶提出了道技统一的理论。徐光启强调‘一义一法，必深言所以然之故’”。([7],p.11)另外，“中国古代农学主要指导思想‘天时、地宜、人力观’，要求因地因时制宜，注意在生产中顺应自然，使环境与生产活动的关系协调起来。中国的传统建筑理论重视建筑与自然相结合，通过把建筑组织到自然环境中而提高整体环境的美学质量，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6],p.62)在此基础上的庄子“有机自然观”更是被许多西方人士认为有利于科技发展的积极因素。
第五，多处描述工匠高超技艺的段落证明其蕴含着支持技术的思想。《庄子》中生动描述了众多技术主体的技术活动，例如：轮扁斫轮、圃者拒机、伛偻承蜩、工倕旋矩、匠人捶钩、梓庆削木、匠石斫垩等。对他们技艺的高度赞扬，毫无疑问被认为是庄子隶属于技术支持论者的证据。其中，《养生主篇》“庖丁解牛”一段更被引为典范。对“庖丁解牛”的细致描述，表明“这种技术活动中各因素的充分和谐，……可以充分避免不和谐的技术实践带来的异化现象”。([8],p.8)
三、存在的思想误区
当深入以上两派论断进行细致辨析，在不否认其中合理成份的前提下，会发现它们或多或少的陷入以下五类误区。
第一，概念模糊。笼统定位不能够代替确然之评价，或者说不能够以与庄子技术思想具有涵盖性和交集性的论断来全权代表庄子技术思想。因此，那些将庄子和老子混为一谈，或将对道教、道家、先秦道家之类的总体评说“平移”到庄子头上，显然并非“严丝合缝”的恰如其分。
第二，判定庄子技术思想的理论依据来源不够精确。庄子技术思想的理论依据来源大致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以庄子直接涉及技术思想的论述为依据，例如“子贡南游……”一段直接描述和评价了技术；第二种是将庄子整体思想体系中某些特征引入技术领域，从而推衍出具有不同倾向性的结论。例如通过直觉体悟的思维方式来推论对其技术思想的态度。第一种依据的来源无可厚非，可简单概括为“庄子论技术”。然而，第二种推论方式则涉及到“所谓的依据”是否为充分必要条件的问题，依靠这些依据能否线性地得出完备之结论的问题。这种推论方式包含着个体对庄子哲学思想的间接理解，客观上将很难把握推论过程中各种“变量”对结论造成的“偏差”程度。所以，通过对庄子“相对主义”及直觉体悟思维的不同阐释，恰好得出对立之结论正是这一误区的佐证。
第三、忽视时间的流动性，对思想的评介没能与历史吻合。科学技术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中，必然有互不相同的特点。现象上的相同并不一定意味着来源或功能也必定相同，不是任何相同性都能说明“历史联系”，或者一个民族从另一个民族吸取。共时态的比较是必要的，但也不能忽视历时性，从内部展开的比较[14]。因此，看待庄子技术思想也涉及到一个历史相对性的问题，即从不同时代出发看待不同时代的技术，结论也将随之而变。
以“子贡南游……”一段为例，庄子批判了相对于超越了先秦“手工技艺”的“机械技术”。汉阴丈人的“槔”相对于庖丁之技艺是更先进的“机械技术”。可是，即使当时相对手工技艺“先进”的“机械技术”，对于现代技术都只能统称为“古代的手工业技术”。庄子连同属于古代技术范畴的“机械技术”都批判不已，那么在法兰克福学派、“卢德主义者”眼中更具破坏力的现代技术显然更会被庄子“深恶痛绝”。在此意义上，庄子必将站在当下技术批判主义者的阵营。然而，我们回到古代技术存在的文化背景下看待庄子，又会发现它确实赞扬了某一部分最原始的技术——技艺。诸如“庖丁解牛、轮扁斫轮、匠人捶钩、匠石斫垩”等例不一而绝。庄子认为这些技艺的高级境界是合于“道”的，或者说是可以实现“道”的一种途径。在此意义上，此时此刻的庄子又披上了技术支持论者的外衣。
第四，狭隘地将工具等同于技术。对于大多数没有在技术哲学范式内反思过技术本质的人来说，工具论的技术观似乎可以天然地等同于对技术本质的认识。正是这种“在海德格尔那里称为流俗的技术概念”导致人们将工具从技术系统中抽离出来，作为整个技术体系的代表。这种认识显然是肤浅、片面的。如同对卢德主义技术批判的理解不能仅停留在痛恨机器的层面上，也就不难理解仅将目光局限在庄子单纯对工具的描述，往往会陷入由狭隘视角得出片面结论的误区。同理，“海德格尔称那些表面上对立的双方‘盲目的推动技术者’和‘无助的反抗技术者’始终是一回事”[15]，据此，对庄子技术思想采取相互矛盾的评价现象将增加一个对应的合理注解。
第五，将对技术功利性过度扩张之批判等同于对技术之批判。逻辑上，某人对技术功利性过度扩张之批判并不足以表明其居于技术批判论阵营。基于技术对自然环境、人性的破坏加剧，更多的有识之士开始关注技术“异化”问题，随之而来对技术功利性批判也是不绝于耳。这样往往过分凸显出“异化”所关联的技术负面影响，但不管如何放大技术“异化”问题都不能意味着完全否定技术，不能以偏概全。本质上，此类误区与前论“工具论技术观的误区”是相似的，根源都在于缺乏对于技术本质的深刻理解。同理，当从以上片面视角去看待技术恰如盲人摸象，无论是得出赞成亦或反对的论调都不足为奇。
四、庄子技术思想之厘清
以上五大误区制约着对庄子技术思想定位的模糊不清和摇摆不定，使得结论常常带有些许“强词夺理’’的牵强意味。至此，若欲厘清庄子技术思想，需要返回到庄子整体哲学体系中印证“身处其中”的庄子技术思想。其实，庄子技术思想的复杂性是与其核心理念——“道”的复杂性密切相关的。诚如钱钟书先生所言“道既超越(transcendent)，又遍在(immanent)”，“道”不只拥有一个维度的意义和价值，这决定着庄子技术思想也非片面的单一维度，至少可由以下两个层面来审视技术。
1、由“道”超越的终极层面观之
由庄子整体思想体系来看，“道”是最高级、最核心的概念。同时，在庄子技术思想中，“道”也是庄子最在意的。“反对的不是技术，而是技术带来对天道的迷失”[16]；“他对技术的批判实在是对技术的一种去蔽，是对其本质的一种彰显，同时也是对“道”的一种阐释与维护”[17]。以上两家之评价共同印证了“道”或“天道”才是关键所在。
《大宗师篇》云：“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渔父篇》云：“且道者，万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为事逆之则败，顺之则成。故道之所在，圣人尊之”。《天道篇》亦云：“夫道，于大不终，于小不遗，故万物备。广广乎其无不容也，渊渊乎其不可测也”。《知北游篇》更是言道：“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可见，“道”虽然难以言明、难以形容，但其确为一种超越于万物之上、“先天地生”的客观存在。庄子之“道”在此层面可总结为一种绝对的、超验的、无限的、万物本原之客观存在，也就是说“在其道的本原性意义上他有把道视为超越于物的倾向”[18]。相对于此种“自本自根”的“生天生地”之“道”，相对于“道”的超越性所体现出的终极意义而言，技术只能是相对等而下之的一种“低级”存在。
如此，由“超越”之“道”来看，技术与“道”根本不在同一层面上；技术虽然是被“道”所涵摄，但却远非可与“道”相提并论的存在。如同不能将一朵美丽的花和“美”进行对等比较。即使那是一朵很美很美的花，但花并不是“美”，至少它不能诠释“美”的全部内涵进而全权代表“美”。于是，若将“道”比喻为路的终点，技术充其量是无数条通往“道”之终极所在的一条道路而已，即使有些时候它可以被看成是极其重要的一条道路。
至此，由“道”超越的终极层面来看，甚至可以认为讨论庄子技术思想是在做这一层面内的“无用功”。在此意义上，无论认定庄子技术思想是支持还是批判倾向都没有本质上的对与错，只要其在设定的前提下，在一种视角内部逻辑上能够自圆其说即可认为成立。
2、由“道”普遍存在的实在层面观之
当离开“道”超越的终极层面，“道”还可是“无所不在”的普遍存在。《知北游篇》东郭子与庄子那段著名问答即为佐证。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至此，与超越的终极层面相对应“道”就落实到普遍存在的实在层面。由此层面看待技术，就不难理解海德格尔所言：“技术不仅仅是手段。技术是天道的一种展现的方式”[19]。
《齐物论篇》云：“道行之而成”。“道”并非一成不变的表现形式，与其“无所不在”对应的恰是难以计数、千姿百态的展现方式。《养生主篇》记载：“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盍至此乎？”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庖丁的回答正表明技术正是“道”的一种展现方式，是一种可以达到“道”的“道”路。然而，“无所不在”并不意味着对所有事物的认识都可以称为真理。“只有对道的认识才可以成为真理”[20]，只有达到某种“道”的认识高度，技术思想才可以“合于道”，才能够获得赞成和支持。而庖丁正是在其“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的技术实践中得以理解这一内涵，“关于技术能否与真理合一。庄子这里是肯定的，认为技可合于道”[21]。
并且，技术在普世观念中最基本的价值体现为其功用性，是一种解决人类生存及生活的“在世之道”。这种“在世之道”正是“道”无数化身之一的一种展现形式，一种实现的路径。这种“道”在现实世界的技术展开，正反映在包括其技术思想在内的庄子整体思想体系与社会现实的密切联系。庄子将其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描绘为小国寡民的原始农业社会形态，《马蹄篇》云：“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其中，“至德之世”并未否定人类物质生产、生活的必要性，也意味着并未否定技术存在的意义。同时，基于当时社会文化背景对现实世界的思考，必将赋予庄子技术思想某种衡量标准和价值取向。例如：针对人心不古、道德衰落所激发的痛心疾首之情；针对儒、墨等思想对人们造成“迫害”所激发的急需改正之心；针对战乱纷纷，民不聊生的艰苦生活环境所激发的同情之心，等等。
最后，与“道”超越的终极层面相对，由“道”普遍存在的实在层面而言，完全可以给庄子技术思想一种明确的态度，一种确切的“选择”。这种选择的衡量标准实际上又回归于“道”。《天地篇》云：“故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艺者，技也。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当技术能够“兼于事”再“兼于义”进而“兼于德”，此时此处的技术就能够合于“天道”或“道”了。在现实世界，“道”无数显影之一正是那种顺其自然、自然而然的“自然”规律和人与自然，人与技术、技术与自然统一的“和谐”状态。因此，只要是符合“自然”的技术，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性的“自然”，庄子都会赞成和支持；只要是符合客观的自然属性与社会的人文属性高度融合的“和谐”技术，庄子都会赞成和支持；而那种追求过度功利性和简单工具性的技术显然会受到庄子的反对与批判。并且，即使没有能够实现技术与“道”的终极融合，“退而求其次”处在“在世之道”——技术的展开过程中，只要我们走在合于“自然”和“和谐”、没有偏离“常态”轨迹的“技术”的“道”路上；只要尽可能贴近“自然”，尽可能趋向于“和谐”，甚至只要未过“度”破坏自然界（能够自然恢复）和人性（能够自我调整）的技术就是庄子支持的，反之则是反对的。
〔收稿日期〕2009年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