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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香港“九七”为题材小说的评价
自1982年9月22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揭开香港前途会谈的序幕以来，香港便有了“九七”问题。从表面上看，这回归只关涉到北九龙租约期限，其实南九龙、新界、港岛的主权都将一起交还中国。这个问题的解决不仅对整个香港的前途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且对香港文学的发展有巨大的冲击力量。事实上，从1982年年底起，香港进入了一个历史转变期，香港文学从此也迈进了一个新阶段。
早在1984年9月中英两国草签《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之前的4月5日，《中大学生报》与中文大学文社合办过一个《九七的启示——中国·香港文学的出路》座谈会。1985年7月，香港青年作者协会的会刊《香港文艺》，也制作过《1997与香港文艺》专辑，邀约了20位文坛资深作家发表意见，并以问卷调查、会员座谈、评论与“九七”问题有关的作品等各种形式，深入探讨香港文学艺术与“九七”之间的关系，打破了香港文坛对“九七”问题沉默寡言的局面（在中英谈判香港前途期间，香港许多团体都发表了声明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唯独文学团体鸦雀无声），首次公开触及“九七”这一敏感话题。其中吴萱人《近乡情却怯》的发言颇具代表性。他说：“两岸同行的奋斗，是要我们支援响应，延伸影响，而不是轻说浅唱，以之为异象去卖文换钱，垫高身价。香港文学的创作路线，一定要介入中国的命运，一定要喊出中国的未来，一定要赴汤蹈火，然后才有机会飞出火凤凰。没有疏离于中国的香港文学可以独存。”[①]
结束一个半世纪米字旗升的耻辱历史，把割让与租借出去的岛与半岛在“一国两制”前提下缝合回母体，这无疑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但事情是复杂的。虽是天经地义的回归，但鉴于殖民地教育，有相当一部分香港人一谈到政治问题必打上某种烙印，比如谈及“九七”问题便认为这是一种阴影，是什么“大限”临头，感到恐惧或无所适从。在短篇中最早接触“九七”题材的是刘以鬯的《一九九七》[②]。作品反映了中产阶层对前景的态度。那时中国刚开放改革不久，一些市民对未来缺乏信心。小说主角吕世强便有这种心态。作为一个产值二百多万元的小厂老板，当他一大早看到日报上特大标题“将来香港九龙新界／一如深圳成为特区”时，面有难色，举止反常。他不了解“九七”后的香港不会等同深圳，因香港仍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便由此动了举家（包括情妇和私生子）移民的念头。可当他用炒股的方式使薄弱的资力膨胀起来时，等待他的是失败的命运。他因而不断借酒浇愁，最后死于车祸。作品批判了商人的投机心理，不赞成用侥幸心理的方式去解决眼前困难，同时也委婉地讽刺了那些不负责任的传媒误导读者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叶娓娜的《长廊》、陶然的《天平》也是以“九七”为题材的短篇小说，主人公的出路亦离不开移民。其中《长廊》中的张以良是位中学教师，他在太太的帮助下成功地向加拿大移民。作品批判了某些知识分子性格软弱、自私利己的性格。《天平》的主角是广告公司的职员杨竹英，为了移民竟不择手段，宁愿甩掉年轻有为的黄裕思而和庸俗的连福全结合。小说在艺术手法上有所创新，不似《长廊》用过于单调的“他”为叙事，在结构上亦有可取之处。
也斯是一位不满足记录生活的作家。他的《神打》[③]，写一位青年人读了武侠小说便模仿小说中的人物去练“功夫拳”、“隔海发功”，以至认为“到了九七就刀枪不入，什么也不怕了”。作品通过这“不怕”的自白反讽他心中对“九七”的恐惧，生动地表现了另一类香港青年的“恐共”心理。
长篇小说篇幅大，人物众多，香港作家充分利用它的长处去反映“九七”前夕的香港人情世态。“绿印作家”白洛的《福地》，描写了商界在“九七”前夕为香港前途担忧的种种现象：有的把资金从本港转移到国外；有的人虽想走但又留恋香港的生活方式，陷入极度的矛盾之中；有的人则对未来充满信心，为回归努力作贡献。作品围绕着张氏国际公司的老板和他儿子的事业矛盾展开，人物写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陈浩泉的《香港九七》[④]，将政治事件与爱情纠葛穿插起来，其中赵敏小姐由移居英国到放弃这个念头的过程写得很自然。作者借留英学生唐明森的口表达了作品的题旨：“我想，对香港的前途问题，香港人过分的惊慌了。香港终究要回到中国的版图上，这是无可改变的现实，香港人不能不面对这个现实，逃避、惶恐都是无济于事的。把希望寄托在英国人身上，那更是无知。”
已回加拿大故里的梁锡华，他在香港工作期间写的两部长篇《头上一片云》[⑤]、《太平门内外》[⑥]，也很有影响。其中《头上一片云》亦是将爱情与“九七”问题交织起来写。所不同的还加上了香港常见的基督徒的反应。作品描写了丁慈基的移民悲剧，嘲讽卓警凡“假离婚”的移民手段和移民动机。《太平门内外》则比较了中西不同社会制度的优劣处。作品中的人物无论是移民加拿大还是回中国定居，均感到“世界上，安乐土似乎是没有的。”作者劝人们丢掉幻想，面对现实。结尾一段文字，可谓是“编筐编篓全在收口”上：
“祖国呀祖国……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郁达夫的呼声，也成了永佑的呼声。是的，普世的中华儿女，都在喊都在期望真正的太平门是在故国之内，不在万里的海外。
在中篇小说方面，季子写于八十年代前期的《一九九一》，是写实小说与幻想小说的混合。为了预测香港的未来种种变化，作者写了海外成立的帮助中国现代化的SRA银色革命博会，还有什么新工会派、港独团体，给香港人未来避难的南太平洋上的喀里多尼亚岛……。作品用寓言手法写1991年大陆发生政变，军委副主席被捕，影响了大陆原先制定的对港政策，致使香港社会一片混乱。作品政治意识特别强，作品由恐惧到仇视“九七”回归题旨在世纪大厦被炸中得到充分体现。现在1991年已经过去了，大陆的政局及对港政策并没有变化，这充分说明小说经不起时间的沉淀，这是一篇不利于香港平稳过渡的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来自台湾的“九七”文学。在《香港文艺》举办的“九七与文学”座谈会上，何良懋就曾读过一本叫《香港最后的一程》作品，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香港成就的嫉妒（或羡慕？）。作者认为“九七”是香港的最后一站，意思是说香港“九七”后必成为空港、死港。这书从题目到内容正如何良懋所说：“无疑是国民党反共的表现”，“这种心态对港人并不公平。”[⑦]
另一位台湾作家郑清文在台湾《联合文学》写过一篇《龙狮拱珠旗》[⑧]的小说。它以“九七”问题为背景，写一对老年英国夫妇对香港的无奈和怀恋。小说一开头就咒骂香港，把香港的一切社会问题都归咎于“1997的大限”。正如一位香港作者所反驳的：“这是什么逻辑思想！九七居然能影响到机场放错行李和的土兜圈，也只有郑清文才想得到”[⑨]。由于郑清文搞主题先行，故作品中多有歪曲现实之处，如把高度现代化的香港写成丑陋不堪，连旅馆都破烂不堪，缺乏起码的设备，并认为新加坡的新式酒店比香港的旅馆好多了，暗示新加坡是香港“九七”以后的最佳移民地。
在“九七”将临的香港文坛，以“九七”为题材的小说越来越多。这些小说，不论是采用传统手法还是现代手法、超现实手法，不论是喜剧结局还是悲剧煞尾，它们均具有下列特点：
一是把香港命运与中国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香港的命运和中国命运本来就息息相关。但1949年后香港作家写中国的作品，大都是以“难民”身份写所谓“家亡国破”之恨。七十年代末写的作品，则是暴露十年浩劫的黑暗面，而现在香港作家无论是赞扬还是批评中国，均不可能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他们均意识到了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身份，多了一份投入和承担，“有可能补救香港文学精巧有余博大深厚不足的弱点。”[⑩]
二是这些作品均有时代精神的投影，与那些写风花雪月或身边琐事的作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像梁锡华的《头上一片云》，比作者过去写的长篇小说《独立苍茫》在思想容量和艺术空间上均有极大的拓展。作品不再囿于个人生活领域，而利用卓博耀的一举一动去写时代的变化。作品的情节也随着局势的转变而发展。
三是政治意识的强化。香港作家的文艺观，相对而言，大都比较个人主义，强调作品的艺术性，注意形式技巧的创新。而最近出现的描写“九七”题材的作品，不再像过去有些人认为那样凡政治均是肮脏的，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政治冷漠感不再出现，专写欢场女子、婚外情、同性恋的作品在减少，政治分析与社会分析的能力在增强。作家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忧国忧民。
作家队伍的分流和文学团体的走向
“九七”使香港作家队伍产生了新的组合和分化。在香港，人才外流是常有的现象。以香港作家而论，历来以流动著称。“九七”前夕，这种流动性更加明显。一部分作家害怕“九七”后受到清算，或觉得“九七”后创作自由没有保障，或觉得无法适应“九七”后的生活，便移民国外。其中移民的地点主要是加拿大和澳洲、美国等地。如亦舒现居加拿大，她哥哥、著名科幻小说作家倪匡居三番市。也有个别回台湾的，更多的作家是采取观望态度，这其中有人拿了外国护照还未走，有的则希望在“九七”以后观察一段再决定去留。还有更多的作家由于经济原因无法移民，或由于留恋香港的生活和工作而不愿流落异乡。和人才外流相映成趣的是人才回流。有前不久移民后又重回香港的。个别的还有从国外倒流到香港的，如陈若曦。另外，不可忽视的是有一些大陆文人近年到香港定居，如马建、黄子平，成为或正在成为新的香港作家。
据郑树森先生观察，“说不定在1997年前后，会有所谓香港作家散播海外的情况，像1949年后，中国大陆作家散播到北美、台湾、香港等地”(11)，这里讲的“香港作家”，主要是指香港本土作家和准本土作家（如倪匡）。
在政治取向上，香港作家左右翼重新作了新的组合。1949年后，左派作家北上，右翼文人纷纷逃港，香港一时成为国共两党争夺意识形态阵地的重要场所。在五六十年代，左右翼界限分明，相互老死不相往来。后来情况有了改变，左右翼阵线明显淡化，形成左中有右，右中有左或边左边右，亦右亦左的奇异景观。现有人认为，“九七”快到了，一些作家远台北而跨过深圳河纷纷北上，因而香港作家不再有左右之分。这种说法只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方面，是不少亲台的作家向左转的同时，也有少数作家向右转，他们在政论杂志和专栏上大写各种出格文章。左右界限虽不似五六十年代突出，但这不等于左右翼阵线已完全溶为一体。
从1955年国际笔会香港中国笔会成立起，香港先后有了一些文学团体。但这些团体多半属同人性质，且组织松散，以至香港基本法在八十年代后期诞生时，“文化政策”所界定的香港文化结构包括有文学团体在内的咨询，截至1987年初夏竟无人问津。(12)这并不意味着香港文学团体放弃了表达意见的权利，而是当时尚存的文学团体或对政治冷淡，或缺乏代表性，或名存实亡。鉴于香港文学团体老化，缺乏朝气和活动能力，也由于“九七”临近，不少媒体渐渐“自律”，著名怪论作家哈公于1987年春天，串连了倪匡、胡菊人、黄维梁、梁小中、张文达等人，发起组织香港作家协会，以打破这种沉闷局面。同年6月10日，香港作家协会正式成立，当时会员84人，后来成员增至近三百人。鉴于哈公在筹组及成立过程中病重入院，会长由倪匡担任，胡菊人、梁小中、黄维梁任主席，谭仲夏任总干事。后增选全国政协委员朱莲芬为副会长，另一政协委员陈玉书为名誉会长。
这是一个成员复杂的组织。从发起人以及会长的政治倾向看，它具有鲜明的右翼色彩。李登辉任“总统”时，该会曾组团到台北祝贺便可看出这一点。但这个组织先天“发育不良”，筹备过程短，选举方式又欠民主，以致酿成了1990年的一场所谓“文革式夺权”(14)：由总干事谭仲夏的作风引发内部斗争，一个特别会员大会否定前一个会员大会，一个选举委员会否定原理事会，拥谭派与反谭派在各自的专栏互相攻讦，其中拥谭派指责对方以“中国人权论坛”的政治组织渗透及操纵作协，倒谭派不甘示弱，论战从报纸扩展到电视。8月27日，倒谭8理事在《信报》发表告作协会员书，揭露会长倪匡于1989年8月8日盗用作协名义致函台湾“行政院新闻局”，在为陈玉书入台说情时表明该会的立场“矛头均直指共产党”。后来胡菊人、黄维梁、李默等32人分别在《信报》、《香港经济日报》刊登退会启事。1992年，会长倪匡及秘书长即所谓渗透操纵之政治团体“中国人权论坛”执行委员苏赓哲等先后移民。是年冬，保谭派反戈一击将谭仲夏永远开除会籍。到1992年底，该组织实际上已“心肌梗塞”。后改由朱莲芬任会长，情况才稍有改变。作协会员尽管政治倾向不一致，但上层领导近年已明显拒排反共意识，并公开发表谈话赞扬大陆的改革开放。
所谓以“中共统战手法”抗衡“作协”(14)的“作联”，全称为香港作家联谊会，成立于1988年1月31日。会长为《文汇报》副总编辑曾敏之，副会长为何紫、刘以鬯，秘书长吴羊璧。开始成立时成员多为文革后期陆续迁港的大陆文人，包括不少东南亚华侨，后亦有像也斯等这样的本土作家加入。该会于1992年1月改名为“香港作家联会”。现任会长刘以鬯，副会长为潘耀明、黄维梁、犁青。“九七”前夕该会会员激增，成了香港作家团体“活动最多，素质也最高”的文学团体。该会会刊《香港作家报》，“无论内容与编辑水准都是一流的”。(15)尽管有人认为“作联”有“政治背景”(16)，其实，正如曾敏之所说：它“是排除政治性的，团结作家以文会友，不分什么派别，不分什么左中右，只要抱有推动香港文学事业发展为宗旨而从事文学活动的作家，都将是团结合作的对象。”(17)曾敏之以宽广的胸怀团结了一批有影响力的香港作家，甚至连“中华民国”侨选立法委员陈耀南也曾加入该会。
香港政府文化政策的改变
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有文化部或艺术局的设立。唯独香港因殖民地政策影响，迟至1992年经有关人士力争，香港政府才在“九七”前夕的1993年，开始检讨、研究过去十年间艺术发展的情况，由政府布政司署文康广播科提出《艺术政策检讨报告》书。在这个报告中，最吸引人的是建立“艺术发展局”的设想，并拨款一亿港元作为基金。
1994年，香港政府艺术发展局正式成立。这个相当于台湾“文化建设委员会”的艺术发展局，主席为何鸿卿（已御任）。它设有下列功能小组：政策小组、行政管理小组、公众联系小组、文学小组、视艺小组、音乐与舞蹈小组、戏剧与传统艺术小组、艺术教育小组。香港政府一直重艺术轻文学。文学小组是社会各界呼吁后才产生的。
艺术发展局主要任务为筹划、推广艺术的全面发展、欣赏与参与，借以提升整个社会的水准。艺术发展局一上马，便取代原有的演艺发展局，负责有资助艺术计划的申请。申请资助的项目，包括文学及视觉艺术在内。1994、1995年度获香港艺术发展局资助的文艺刊物有：由香港文化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办的《文艺报》双月刊（李默任总编辑）、由香港英文笔会主办的《香港笔荟》（胡志伟任总编辑），由香港作联主办的《香港作家报》（陶然任总编辑）。另有虽不是文艺刊物但与文艺密切相关的《读书人》月刊（冯伟才主编）、综合性的文化艺术刊物《过渡》（总编辑张辉），鼓励中学生阅读、写作，由香港青年作者协会主办的《沧浪》（总编辑夏婕）。另有不少出版社或个人获得艺术发展局赞助出书，如老作家刘以鬯出版了一本积压了二十多年的长篇小说《他有一把锋利的小刀》(18)，素叶出版社也陆续推出八辑本土作家专集，天地图书公司获资助举办长篇小说比赛等，这对繁荣香港文学有促进作用。
香港文学的发展长期存在着下列弊端：一是得不到政府的资助，二是缺乏长期的规划，三是文学团体虽多，但缺乏沟通，四是缺乏可观的读者市场。艺术发展局的成立，无疑有利于改变这种局面，但也不能对此期望过高。艺术发展局给文学的经费太少，以致使某些艺术家血脉贲张，紧急拼凑某某协会，一心想玩分饼仔游戏。不少人的申请未能批准，有的虽然批准，但悬殊过大，如个别人半年得到数十万元补助，有的杂志每期才补助2—3万元，造成艺术界意见分歧。
艺术发展局对文学的赞助在某种意义上说来带有“施舍”性质，因而每走一步，差不多都引起争论。1995年8月，艺展局发表五年策略计划咨询文件，可面临“九七”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转变，文件避而不谈，遭到两个文学团体的抨击。(20)
寻找香港文化身份所引起的争论
“九七”前夕，寻找香港文化身份成为一个愈来愈迫切的问题。但也有相反的意见，如马建在浸会大学中文系的演讲《香港“九七”回归的文化背景》(21)和在《明报》发表的《“九七”文化回归所面临的文化语境》(22)等文章认为：在这块只创造财富，不创造历史的社会里，寻找不到任何文化思想的碎片，其理由是“娱乐是香港生活的重要消费，但歌舞升平成不了文化身份。香港人照样走到什么地方也被称为文化白痴。无论他移民到哪里，老家还是个文化沙漠”。又说：“香港就是个没有判断价值的地方。这里可以有头脑无思想”，“有高雅无品味”。他不明白香港人深陷到“这么鄙俗的文化之中”，竟没有一个“智商稍高一点的人指出这种俗文化的过分”，“香港人真的不要脸了？那些拿着高薪的教授们都死光了？”
马建原是北京的先锋作家，于1987年移居香港。他的演讲和文章充满了锐气和愤愤不平的声音，未尝没有合理的成分。比如他看到了香港社会唯利是图所带来的享乐主义、功利主义，通俗文化乃至庸俗文化、垃圾文化横行，香港政府只重视演艺而完全不重视文学，任其自生自灭，作家分不清写作与创作的区别等等。但此文过分偏激。作者来香港时间不长，对香港文化缺乏全面的了解，再加上他那居高临下、横扫一切的“红卫兵”语言，因而招来许多反驳。较有代表性的有左韦的《就“文化回归”与马建先生商榷》(23)、《谈文化心态》(24)、蔡益怀的《跟着感觉走》(25)和《马建，你变得“空空荡荡”了》(26)、刘绍铭的《马建启示录》(27)、颜纯钩的《控诉香港文学》(28)。大陆访港学者也参加了这场论争，如孙绍振写了《香港文学和马建先生的思想方法》(29)，钱虹写了《也谈香港的文化及文学——与马建先生商榷》(30)。
反驳的文章一致认为，香港人并非都不要脸。香港那些拿高薪的教授也没有死光，香港仍有严肃文化，仍有人在从事严肃文学创作或研究，与庸俗文化作斗争。作为东方明珠的香港，如果只有经济实力而无文化的支撑，这是颇为滑稽的事。香港的文化现象极其复杂斑驳，简单的判断不足以服人。以香港电影而论，虽然充斥色情和暴力，但西方世界认为李小龙的中国功夫是一种很有魅力的东方文化。即使在文化领域，香港的出版物堆积着如马建所说的写作人的呕吐物，但也出现了一个堪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辉煌代表者之一的金庸。他那博大精深的武侠小说，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表现得淋漓尽致。香港的报纸，虽然有像新创刊的《苹果日报》“豪情夜生活”的垃圾在充斥，但香港报纸种类之多、读者面之广，尤其是资讯之发达，连北京、台北都赶不上。香港的文化就这样珍珠与鱼目混在一起，可马建只见“鱼目”不见“珍珠”，或只看到跑马文化、选美文化、快餐文化，而不懂得某些俗文化（如金庸武侠）也可提升为雅文化的道理。至于他所宣扬的貌似高深实则浅薄的论调——“文化是哲学的表演团体”，不过是内地文革期间流行过的“主题先行论”的延伸。
马建认为香港文化不配称沙漠，——因为沙漠还较干净点，故不如改称为“文化垃圾”更符合事实。是否真的如此，香港文化工作者最有发言权。他们对媚俗文化的批判文字，比马建还要“先锋”。香港最流行的两种周刊——《东周刊》和《壹周刊》，就因内容过分低级乃至某些专栏与色情相差无几，经常被有正义感的香港文化人点名批判。
马建在浸会大学发表的演讲用“九七文化回归”做自己的论题。要谈的可谓多得千头万绪，也许连他自己也未完全弄明白，以至概念不是混乱（如“崇高”与“不朽”），就是前后自相矛盾（如“哲学”与“文学”）。他一开始就以恐怖用语刺激读者，用伤尽香港人自尊心的口气提问，乃至全文用充满火药味的武断去取代客观冷静的分析。不可否认，他用了很大的力气去谈“九七”文化回归这样的大题目，却用很少气力去论证。他的思维不连贯，想象力大于思辨力，演讲起来天马行空，下判断时随心所欲。像他这种人，也许可以做一个出色的先锋作家，却难成为一个逻辑严密、说理透彻的理论家。
马建还认为香港文化到“九七”后必然消亡，“人们将像忘记柏林墙一样忘记香港”(31)。其实，“九七”后的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在这种背景下的“香港文化”和“香港文学”，仍将迥异于大陆文学，不可能成为像深圳那样的“特区文学”，未来的香港文学决不会与社会主义文学完全合流。如果有谁用行政命令执行大陆的那一套文艺政策，香港的写稿佬、写稿妹，也不一定会俯首听命。文坛无须悲观，“九七”后“香港文化”以及“香港文学”还将存在，不会消亡。马建在这方面显然“言重了，也过虑了。”(32)
注释：
①⑦《九七与文学》，《香港文艺》第5期（1985年7月）。
②台湾，远景出版社1984年版。
③也斯：《布拉格的明信片》，香港，创建出版公司1990年版。
④香港，华汉文化事业公司1990年版。
⑤曾在香港《星岛日报》、美洲《世界日报》连载，后由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85年出版。
⑥《星岛日报》1990年11月22日至1991年11月21日连载，作者署名为侯智潢。
⑧《联合文学》1986年4月号。
⑨徐行：《令人失望的九七小说》，《香港文学》1986年6期。
⑩王仁芸：《1997与香港文学》，《香港文学》1985年第1期。
(11)郑树森：《香港文学·殖民地文学·香港九七以后》，台北《幼狮文艺》1994年6月号，第34-35页。
(12)郑镜明：《基本法与文学》，《明报》1987年5月6日。
(13)(15)(16)(19)牛克思：《香港作家十大作家团体的政治背景》，《香港笔荟》第2期（1993年12月）。
(14)周谷人：《从“作联”成立看中共统战手法》，《信报》1988年2月3日。
(17)曾敏之：《作联会讯》创刊词（1988年）。
(18)香港，获益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5年5月版。
(20)梁冠丽：《艺展局允协助文艺界组织选举，五年计划咨询文件笼统遭抨击》，《香港联合报》1995年8月5日。
(21)香港，《华侨日报》1994年12月15日。
(22)《明报》1995年1月17日。
(23)《明报》1995年1月27日。
(24)《星岛日报》1995年4月29日。
(25)“七侠荡”专栏，1995年1月21日。报名待查。
(26)“七侠荡”专栏，1995年1月18日。报名待查。
(27)(32)《信报》1995年5月10日，第23版。
(28)《香港联合报》1995年1月10日。
(29)《明报》（？）1995年1月4日。
(30)《明报》1995年。具体时间待查。
(31)马建：《再现的生活与生活的再现——香港商业消费文化短命的虚幻》，《过渡》试刊之一（1995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