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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社会处于急剧变化的社会转型期，以美日为主的西方资本的输入和台湾社会日渐商业化的趋势, 使整个台湾的传统价值观念、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震荡。期间，农民经济的破坏更是给农民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台湾乡土文学小说家黄春明，在这个动荡的社会里，将文学创作的重点放在了社会底层的小人物身上。他着力描绘资本主义精神和物质文明同中国传统文化冲突下社会的种种矛盾，以及矛盾下地位卑微的“小人物”的困窘命运和无奈挣扎。黄春明在小说《癣》中，描写了刚离开乡土到大城市谋生的工人家庭生活的困窘，包括主人公阿发一家人备受“癣”的折磨却无没钱买药的无奈，夫妻两人面临生理需要与生育计划无法两全的尴尬处境以及在命运面前发出的种种宿命论等。“不想不提不碰就没事了。”小说的末尾对“癣”如是总结到，这里的“癣”并不单纯是生理上的，更是拷上时代枷锁的心上的“癣”，是贫穷、是性爱，更或者是宿命。
一、现实生活的癣——贫穷
阿发一家挤在狭小的空间里，靠番薯饭维持着日常的生活，甚至因为卫生条件极差，一家人都生了癣，穷困潦倒到连一瓶买药水的钱都没有。但在小说开头，却提到贫穷的男主人公阿发想买烟。阿发心里是明白的，对于他来说，烟是一种不应该去奢求的奢侈品。可是，他还是期许烟能带给他忘却现实的短暂快感，而女主人公则认为应该买锅。作者将烟与锅放在对立面，重点不是在于真的要选择哪一个，而是在于凸显在烟与锅之间挣扎的底层小人物的贫穷现状。“癣本来就是咱们穷人的亲戚。”“奇怪！就没见过有钱人长过癣，为什么癣药那么贵。”从小说里阿桂的口中可知，癣是穷人才会长的，它意味着贫穷。“不想不提不碰”的态度也许可以暂时避开癣，但是怎么都逃不开贫穷的现实。黄春明曾说：“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有贫穷不见得是可耻的事，可耻的应该是，不准许谈贫穷，贫穷得不到照顾。”（1）作者对于阿发的三不原则是不支持的，但他又是同情的。阿发作为最底层的小人物，贫穷令他做出了不得已的选择。
二、原始欲望的癣——性爱
在那个混乱的时代里，性爱是主人公阿发和阿桂夫妻困窘艰难的生活里，唯一负担得起的快乐。虽然家里只有一身床，五个孩子不得不和他们挤在一起，使得他们连最后的亲密空间都没有用了。但是，阿发和阿桂夫妇仍然会想在孩子睡着后，收获这份唯一的快乐。可是，在如此贫困甚至会更贫穷的状况下，夫妻俩在享受快乐的同时，如果再不节育的话，家里又添新丁，他们是无法负担的。于是，阿桂提出了装“乐善”来节育，却遭到了阿发的反对。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卫生所那位装乐善的医生就是阿生的大儿子，我怎不知道，无论怎样，阿桂是我阿发的妻子啊！”“他妈的，装就装嘛！不告诉我就得了嘛！我也不会知道。噢！不。不告诉我不就等于偷汉子……”阿发的内心甚是矛盾，他不是不知道装“乐善”的好处，但在他的传统观念里，妻子装“乐善”是对自己的羞辱和嘲讽。在维护自己的男性尊严以及解决现实问题的双重逼迫下，阿发对“癣”提出了“不想不提不碰就没事了。”的三不方法，亦是他最后想出的对“性”的策略。
性爱本来是一种人的原始欲望，但是它对于阿发来说，已经开始与生小孩划等，失去了原本的意味。阿发和阿桂在性爱与生小孩上的争论，其实是进一步凸了底层小人物生存的艰难，让人深思的是在原始欲望之上还有更多得不到维护的权利。在新旧文化交流碰撞的时代，阿发夫妻作为底层小人物是最心酸的，因为太渺小了，连最原始的欲望都受到了束缚和压抑。
三、时代镣铐——宿命论
不同于其他小说里主人公的“逆袭”思想，在时代的镣铐和现实的悲惨下。阿发一家逐渐走向了“宿命论”，即一个人完全无法控制其出生的时间、地点或环境，而这些因素是决定一个未来的先决条件，因此人一生的境遇是与生俱来的，无论好坏，人所能改变的是少之又少。比如，阿发和阿桂夸赞大女儿阿珠能干时，阿桂说到，如果它生在有钱人家，这个年纪还是离不开大人的照顾。当阿发答道：“这孩子除了歹命，其他哪一点比他们差，穷孩子能干的多啦！像我十三岁就能养我母亲，他们大部分都是靠祖公仔业过活，我们是靠自己流汗过活哪！”阿桂便说：“那是人家前生积德，有什么奇怪？”的确，在那个的时代，穷人子弟出人头地的机会很少，阿珠这类女性则更加，但其实阿珠的未来并没有定论，阿桂却以宿命论，预示阿珠的未来是早就注定的贫困。更甚，这种的宿命论思想已经灌输向了阿发和阿桂的孩子。例如，阿发一家以吃番薯饭为生，在三儿子迟迟不肯吃晚饭时，阿桂提到：“不吃，不吃就算了！你出生都到这里来就注定吃番薯，你这长鸡嘴还想吃好米。”人本不应该把宿命当做消极的借口，但阿桂的处境似乎又能让人理解她的宿命论。时代给阿发一家加上了沉重的镣铐，社会意识形态在民族、城乡和贫富等层面呈现明显的落差和剧烈的碰撞。变革与守旧，外来与传统，金钱与伦理道德等理念和思潮的差异和冲突，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充斥着社会各个角落，共同挤向阿发一家。底层小人物无力反抗生活的残酷，转而以宿命论进行麻痹和安慰，令人扼腕和同情。
小说的最后，阿发对生癣提出了“不想不提不碰”的应对策略，采取了一种鸵鸟的心态。“都是意识上突然抛弃一切现实的桎梏，转身跃进幻觉的世界而完成的。”（2）同对癣一样，阿发对宿命也自我麻痹，转向了幻觉的世界，以为不想不碰不提便什么事也没有了。因为一旦想起就会有所希冀，但自己又清楚明白那种希冀是多余的。在这样的矛盾之下，最受折磨的是自己。所以，在阿发看来，不想不提不碰便可幸免于难。但是，事实是否如此呢？就如阿发和阿桂在探讨是否装“乐普”时，阿发夫妇和孩子们的癣都发作了，他们根本无法控制那种瘙痒，全家都在不停地挠。癣只要在，它就是会痒的，生理上的癣是，心理上的癣只会更甚。
黄春明作为具有人道主义情怀的作家，借《癣》描绘出了社会转型时期，阿发这一类底层小人物的生活窘况，揭示了小人物的人性光辉，表达了对小人物的同情。他以真挚的人生态度为基础关心人、关心社会，留意到了被时代忽略的底层人民，留意到了“癣”。
参考文献：
[1]黄春明《一个作者的卑鄙心灵》，见庄明萱、阙丰龄、黄重添选编《台湾作家创作谈》,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5月版,第57页.
[2]乐蘅军《从黄春明小说艺术论其作品的浪漫精神》，见《中华现代文学大系评论卷》（一），九歌出版社，1989年，第412页.
论文作者:陈曦
论文发表刊物:《文化研究》2018年第7月
论文发表时间:201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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