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跨世纪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国际投融资战略问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投融资论文,跨世纪论文,发展进程论文,战略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利用外资是发展中国家加速完成其工业化进程，实现赶超战略的重要手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世界公认的成绩，这是与充分有效地利用外资密不可分的。从现在起，到21世纪头10年，我国将进入的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时期。在新的时期来临之前，我们面临着如何进一步利用外资、提高国民经济资源配置效率的战略抉择。深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外资发展变动的性质及其深层原因，正确判断我国所处的利用外资发展阶段，确定未来利用外资发展战略，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一、我国利用外资所处发展阶段分析
（一）利用外资发展阶段的理论
依据利用外资规模、对外投资水平、资本流动平衡状况，国际上一般将利用外资分作四个阶段：不成熟债务国；成熟债务国；不成熟债权国；成熟债权国。表1 是国际资本流动分析中经常运用的三个跨国资本流动的成长阶段模型。其中第一列为英国经济学家邓宁70年代提出，主要用于分析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阶段之间的联系。第二列、第三列基本相同，偏重于对债务（间接投资）的分析。三个模型大致概括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在国际资本跨国流动中的地位特征。经济最不发达国家通常处于邓宁的第一、二等级（人均GNP400美元以下）和债务周期中的不成熟债务国阶段。这些国家储蓄能力有限，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严重的“储蓄、外汇双缺口”，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弱。而处于发展链条另一端的则是最发达国家构成的第四等级即“成熟的债权国”。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从实现工业化意义上看，必须完成从第一等级（或“不成熟债务国”）向第四等级（或“成熟债权国”）方向的转化。
表1 不同发展阶段的跨国资本流动模型
邓宁"直接投资发展阶段"世界经济85发展报告
0～400美元a.利用外资有限
(第一等级)b.没有对外投资
c.对外净投资为负,
但不大
400～1500美元
(第二等级)a.利用外资大量增加 a.贸易逆差
b.对外投资低水平b.利息支付净流出
c.净对外投资为负数 c.净资本流入
并且上升
d.债务上升
1000～4750美元
(第三等级)a.对外投资开始加速
a.贸易逆差下降,开
始顺差
b.投资动力: b.利息支付净流出
*垄断c.净资本流入下降
*失去区位优势产业d.债务上升,上升率
递减
c.拥有区位优势的产业 a.贸易顺差上升
仍在吸引外资b.利息支付净流出减少
d.资本流动平衡并 c.净资本流出
开始流出d.净外债下降
2600～5600美元 对外净投资是正数a.贸易逆差下降,再
(第四等级) 转为逆差
b.利息支付流出转为
净流入
c.资本流出放慢
d.外国资产的净积累
a.贸易逆差
b.利息支付的净流入
c.净资本流量减少
d.净国外资产头寸缓慢
增长或稳定不变
萨缪尔森 债务阶段划分
a.贸易逆差 不成熟债务国
b.利息支付净流出
c.净资本流入
d.债务上升
a.贸易逆差下降, 成熟债务国
开始顺差
b.利息支付流出
c.资本流动大致平衡
债务减少国
a.贸易顺差不成熟债权国
b.利息支付流
出转为净流入
c.资本净流出
d.外国资产的
净积累
a贸易逆差 成熟债权国
b.利息支付的
净流入
c.净资本流量减少
d.净国外资产头寸
缓慢增长或稳定不变
注：三个模型在阶段划分上不是严格对应的，起码在邓宁模型与后者之间。但邓宁第三阶段与后两个模型的成熟债务国（含债务减少国）基本上对称。二者的重要特点都是资本的流动大致平衡并开始有流出。
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显然已经跨过了0～400美元的第一等级阶段。因而，对于分析确定我国所处的利用外资发展阶段来说， 具有实际意义的是400 ～1500 美元的第二等级（不成熟债务国）至1000～4750美元的第三等级（成熟债务国和债务减少国）区间。
从不成熟债务国（第二等级）到成熟债务国（第三等级），再到债务减少国，大致有如下特点：（1）利用外资：初期大量增加， 随后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数额，后期有所减少。（2）债务：初期加速上升， 以后其上升率递减；后期净外债下降。（3 ）利息支付净流出：前期较少；随着偿债率高峰期来临，净流出加快；后期净流出减少。（4 ）对外投资：初期处于低水平，净对外投资为负数并上升。后期对外投资开始加速（投资动力：包括控制和垄断受资国市场、转移投资国国内已失去区位优势的产业等），拥有区位优势的产业仍在吸引外资。（5 ）贸易：初期为逆差；随后贸易逆差下降，进而开始顺差；后期贸易顺差上升。资本流动：初期净资本流入；随后流入下降；或资本流动大致平衡、开始流出；最后净资本流出。
上述三个跨国资本流动的成长阶段模型所描述的，仅仅是从不成熟债务国到成熟债务国，再到债务减少国过程的外在特征。导致上述变化的内部因素通常要由“双缺口（储蓄缺口、外汇缺口）”的理论加以说明。
根据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任何一种经济要持续稳定地发展，必须保持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平衡。从总供给看，国民总收入等于消费、储蓄和进口之和，即：GNP=C+S+M；从总需求看， 国民总支出等于消费、投资和出口之和，即：GNP=C+I+X。因此，从理论上讲， 国民总收入应等于国民总支出。即：C+S+M=C+I+X。简化后得出：I-S=M-X。
但实际上，发展中国家通常是难以平衡的。一方面表现为社会总投资大于国内总储蓄，即：I-S〉0，出现“储蓄缺口”；另一方面，表现为进口大于出口，即：M-X〉0，出现“外贸缺口”。
正在实现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从不发达状况进入经济起飞阶段时，这两个“缺口”有逐步扩大的趋势。一方面投资需求旺盛，而内部积累能力有限，储蓄严重不足，使“储蓄缺口”扩大。另一方面，对国外先进的产品和技术需求旺盛，而出口创汇能力不足，导致“外贸缺口”的扩大。两个“缺口”的出现和发展，最终会导致高财政赤字、高外贸赤字和高通货膨胀。如果压缩投资就会降低经济发展速度；如果削弱进口则会延缓工业化进程，只能维持一个低水平的平衡。
弥补这两个“缺口”的唯一方法是适当利用外资。外资作为一种外部的追加资源，可以作为国内“储蓄缺口”的补充，维持适当的投资规模；可以弥补“外贸缺口”，保持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引进必要的先进技术和生产设备。重要的是，通过外资投入，可以带动技术投入，实现工业化进程中的结构转换和产业升级，提高本国的国际竞争力，由靠外资“输血”变为自己“造血”。这一目标一般是在由不成熟债务国到成熟债务国，再到债务减少国过程中实现的。
随着一国的经济发展走向成熟，国内储蓄率水平逐渐提高；随着该国的结构转换和产业升级，以及本国国际竞争力的提高，长期的贸易逆差也会随之转为顺差。特别是进入到重化工业化阶段后，出现了储蓄率急剧提高的趋势，国内储蓄完全可以满足投资的需求，甚至出现国内储蓄率高出投资率的情况，对外资的依赖就会逐步减少，最终会转变成资本输出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都是在工业化任务完成、经济进入成熟阶段时，由资本流入变为资本输出。
（二）正确判断我国所处的利用外资发展阶段
我国利用外资所处阶段是同我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紧密联系的。由于具有二元经济所特有的复杂性，我国利用外资发展阶段也表现出双重特征。一方面，我们仍然保有不成熟债务国的基本特征，或者说，我国所处的利用外资发展阶段仍未发生质的改变；另一方面已经开始具有了成熟债务国的一些重要特点，已经开始了向成熟债务国的转变。简单地认定中国目前处于不成熟债务国阶段或处于成熟债务国阶段，必然容易导致利用外资发展战略选择的失误。
1.我国仍然保有不成熟债务国的基本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外资的发展状况，表现出明显的不成熟债务国阶段特点：
如果从经济发展和资金条件看，我国人均GNP水平很低、 大量劳动力剩余、资金总量仍是不足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农村中还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一般估计在1.2亿左右； 而城市地区在低失业率的表面现象之下就业不充分的情况也还很严重，据估计国有企业冗员的比例高达15%以上，绝对人数也在2000万人以上。要实现如此多的人在非农部门就业，对资本的需求会是十分巨大的。由于目前我国还没有把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充分就业作为一个政策目标，所以对资金需求的测算是大为低估的。据有关专家的测算，要缓解未来20年到30年的就业压力，“九五”期间的资本缺口平均为15%到20%。包括基础设施（交通、通信及其他公共设施）、能源、住房及文化教育等方面仍很落后。所以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来看，我国都是处于资本短缺的阶段。
从利用外资的绝大多数表征上看，我国无疑目前还处在不成熟债务国阶段及邓宁第二等级（400美元至1500 美元阶段）位置上——处于完全的净资本流入阶段：利用外资大量增加，债务上升，利息支付净流出，对外投资规模很小，净对外投资是负数并且上升。
首先，利用外资大量增加，净资本流入上升至一个较高的水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外资的规模迅速扩大（见图1）。 中国很快成为国际直接投资与债务大国。从人均的受资水平来看，进入90年代增长势头很猛，我国从低于中等负债低收入国家的水平，已越过了重负债低收入国家，接近中等负债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但是，考虑到我国人均收入水平有被低估的因素，我国仍应在中等负债国的范围内，我国仍然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见图2）。
从利用外资发展状况看，大致以1992年为界，明显表现为不同的发展特点。1992年以前实际利用外资额较低，各年外债和外商直接额均在100亿美元以下，且间接融资明显高于直接融资。1992 年以后实际利用外资额出现迅猛增长的势头， 且直接融资已大大高于间接融资（见表2）。
第二，利用外资发展状况还表现在还本付息的变化状况。90年代以前中长期债务还本付息支出较少，90年代之后，随着利用外资水平的迅速提高，债务的还本付息支出也快速上升。同时，近几年，外商投资企业资本汇出已出现成倍增长的情况。红利的汇出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据有关部门测算，“九五”期间外商直接投资共有300 亿美元红利。我国离外资利息支付净流出减少阶段尚有一段距离。
表2 人均受资水平
实际利用外资金额总计 总人数人均受资水平
(亿美元) (万人) (美元/人)
1985
46.47 1058514.39
1986
72.58 1075076.75
1987
84.53 1093007.73
1988 102.26 1110269.21
1989 100.6
1127048.93
1990 102.89 1143339.00
1991 115.54 1158239.98
1992 192.02 117171
16.39
1993 389.61 118517
32.87
1994 432.14 119850
36.06
1995 481.33 121121
39.74
第三，从外资来源结构看，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外资流入的来源主要是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外贷款，其他形式的流入的比重较小。若从收入水平角度进行国际比较的话，除了外商直接投资，其他形式的人均外资流入，无论是绝对额还是比重上，均低于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水平，特别是吸收的股票、证券投资和官方捐赠（见图3）。
发展最快，或者说已经超前发展的是外商直接投资。我国的人均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已经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80年代外商在我国直接投资主要是以新建企业方式，即以货币资金与实物投资的方式新办“三资”企业。90年代以来，外资在我国的直接投资方式有所变化，开始向投资收购兼并现有国内企业转变。
第四，从外资投向看，不成熟债务国的特点也很明显。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组装类等制造业、资本收益率高的房地产及服务业领域。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交通、通信及其它公共设施）、能源、基础原材料、农林牧渔和科教文卫等行业。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一直保持着以第二产业为主体的态势。进入90年代，特别是1992年后，投向第三产业的资金迅速增长，交通运输、房地产、信息咨询、广告制作等领域开始引入外商直接投资，金融保险、商业零售等领域开始允许外商试办企业，邮电、通讯业亦开始对外商直接投资开放。
从外债余额的行业分布结构看，外资主要用于能源、交通和原材料等基础产业。各年中，这三项比重均在70%以上，机电轻纺的份额微乎其微。多年来借入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的比例较大。例如1988年，扣除其他项后的外债余额中，能源、交通所占的比例在52%以上，农林牧渔业仅占3.6%，轻纺、电子亦不过7%。进入90年代后，这种格局稍有变化。与“七五”时期比较，“八五”期间，用于交通的资金从13.5%上升到21.0%，原材料从19.5%上升到23.4 %， 投入能源的资金比重为28.7%，比“七五”略有下降。农林牧渔业、轻纺、电子的资金投入所占比例提高不大。
外债总体上表现为利用外资初级阶段的特征，仍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80年代末90年代初，逐渐显露新变化。外债已经出现更多地用于机电轻纺等产业趋势。这将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出口的较快增长，利用外资正在向新的发展阶段过渡。
2.我国已经开始具有了成熟债务国的一些重要特点
目前在我国出现的成熟债务国的一些重要特点主要表现在目前的双缺口平衡方面。在经济起飞阶段，发展中国家要想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储蓄外汇两个“缺口”有逐步扩大的趋势。为了保持宏观经济平衡、加速结构转换，外资流入出现加速趋势，净资本流入迅速扩大。换言之，在这一发展阶段，“两缺口”的扩大与资本净流入的增加是同步的。但同上述发展的一般进程相比，在我国却出现了极为独特的高储蓄率、高外汇储备的“双高”背景下的利用外资扩大的现象。
其一是高储蓄率（见表3）。 我国的储蓄率无论是从国际标准来看，还是同国内投资率相比，都是不低，甚至可以说是很高的。从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我国经济的总体储蓄水平不断上升。在整个80年代，我国国内总储蓄率水平一般年份维持在33%～34%左右，而1990年就上升到37.9%，1993年又上升到41.7%，1994年进一步上升到42.7%。根据世界银行1994年统计，目前世界上国民总储蓄率超过40%的国家只有新加坡，1992年为47%。我国的国民总储蓄率目前已高居世界第二位。
其二是对外贸易状况好转和高外汇储备。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的迅速增长，我国外汇储备迅速上升。当然，外汇储备上升应具体分析：（1）我国与国际通常的口径是有差异的。 其大多数外汇结存很难用以支持人民币汇率；（2 ）主要产生于资本帐户项目的净流入而不是一般帐户（贸易）的净流入；尽管贸易平衡时好时坏，外汇储蓄仍在持续大幅上升；（3 ）较高的外汇储备是在实施紧缩背景下形成的，由于最终需求相对不足促使许多企业不惜代价到国外找市场，同时紧缩也抑制了进口需求，导致用汇量减少，形成了较大的外汇储备规模；（4）社会安定的需要。 如为保证做为世界金融中心的香港顺利回归，“九五”还应适当增加外汇储备。
表3 国内储蓄率变动 单位：%
国内储蓄率国外储蓄率总储蓄率
1978 37.90 0.32 38.33
1979 35.70 0.48 36.19
1980 34.61 0.33 34.94
1981 32.49 -0.23 32.26
1982 33.73 -1.66 32.07
1983 33.83 -0.84 33.00
1984 34.47 -0.02 34.46
1985 34.34 4.17 38.51
1986 35.44 2.52 37.96
国内储蓄率国外储蓄率总储蓄率
1987 36.77－0.10 36.67
1988 36.34 1.03 37.37
1989 35.89 1.13 37.02
1990 37.96 -2.79 35.18
1991 38.23 -2.90 35.32
1992 38.32 -1.07 37.26
1993 41.50 1.97 43.47
1994 41.40 -1.37 40.03
1995 42.24 -2.74 39.51
注：表中总储蓄率、国内储蓄率、国外储蓄率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计算而得。其中，总储蓄率＝总投资率，国内储蓄率＝1－总消费率，国外储蓄率＝总储蓄率－国内储蓄率。
国民总储蓄率的提高和外汇储备的增加（即所谓的“双高”现象），对于我国在跨国资本流动中的地位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它使我们有可能相应地减少对国外储蓄的依赖，缩短从不成熟债务国向成熟债务国和债务减少国的转换进程。
3.我国所处的利用外资发展阶段仍未发生质的改变，但我国已经开始了向成熟债务国的转变，已处于成熟债务国的进入门坎阶段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双高”并不意味着我国目前已跳出了不成熟债务国阶段，利用外资可以收缩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目前的高储蓄率及高外汇储备有其形成的特定原因和条件，是一种低人均收入，进而低资本积累能力条件下的“双高”。我国“两缺口”能够迅速弥补，并在一定时期形成了“双高”格局，这是同积极利用外资分不开的。
表4对外贸易状况 单位：亿美元
出口总额 进口总额 外贸差额
1980年 181.2200.2 -19.0
1981年 220.1220.2 -0.1
1982年 223.2192.9 30.3
1983年 222.3213.9
8.4
1984年 261.4274.1 -12.7
1985年 273.5422.5-149.0
1986年 309.4429.0-119.6
1987年 394.4432.2 -37.8
1988年 475.2552.8 -77.6
出口总额 进口总额 外贸总额
1989年 525.4591.4 -66.0
1990年 620.9533.5 87.4
1991年 718.4637.9 80.5
1992年 849.4805.9 43.5
1993年 917.4
1039.5-122.1
1994年 1210.1
1156.9 53.2
1995年 1487.7
1320.8 166.9
1996年 1511.0
1388.0 123.0
表5国家外汇储备 单位：亿美元
年份 197919801981198219831984
国家外汇储备 8.40 -12.96
27.08
69.8689.01 82.20
年份 198519861987198819891990
国家外汇储备 26.44
20.73
29.24
33.7255.51 110.93
年份 199119921993199419951996
国家外汇储备 217.13 194.43 211.99 516.21 735.97 1050.0
目前形成我国高储蓄率的原因中有若干不合理的因素存在。在我国目前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下，储蓄与积累主体已经转向居民户部门。居民户部门的收入与分配情况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储蓄率影响很大。而在这一领域，目前还存在有很多问题。首先是收入分配向城市倾斜，多年来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一直大大高于农村居民。这种分配格局的深层原因是，在国民经济的二元结构条件下，传统经济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的发展差异。传统经济部门因其生产的收入需求弹性不足、劳动生产率上升率低及大量有待转移的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将处于不利的收入分配地位。这种状况导致了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而较高收入的城市居民因处于相对超前的消费结构转型的积蓄期，具有较高的边际储蓄倾向，从而形成了较高的储蓄率。在另一方面，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近年来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日益突出。据银行的一项典型调查来看，较少的高收入户占有了金融总资产的相当大的一部分。目前，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还在急剧上升。由于高收入者有较高的储蓄倾向，所以这种分配格局导致整个储蓄率的上升。
上述过大的收入差距导致两方面的严重问题：首先是公平问题。这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乃至社会发展稳定，是任何政府都不容忽视的问题。今后规范个人收入、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个人收入差距过大，特别是城乡收入过大的问题将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这意味着收入分配会适当向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低收入者倾斜。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高储蓄率。虽然我国的储蓄率仍然会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但这些政策的效应是趋向降低储蓄率的，不能不予以考虑。其次，更重要的是，收入差距过大形成的高储蓄率还使我国在就业，特别是吸纳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方面付出代价。尽管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作为发展中国家主要特征的二元结构问题却没有得到根本性地改观。我国农村中还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而城市地区在低失业率的表面现象之下，就业不充分的情况也还很严重。战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表明，在完成重化工工业化以前，二元结构强度仍将呈提高趋势。
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情况来看，如果没有因外资流入直接或间接创造的就业机会，我国经济结构二元矛盾给收入分配和就业方面带来的压力将很难解决。1992年底，我国在外商投资企业就业的人员总数约为600万人，占全国从业人员的1%，占全国职工总数的4%。到1994 年底，就业总人数上升到了1400多万人，已占全国从业人员的2.3%， 占全国职工人数的9.4%。可以看出外资在就业增量中的作用增大。1992 年到1994年间，外资创造的就业机会占到总从业人员增长量的40%，可以说外资在我国就业的增量结构中已经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国有部门基本上提供不了新的就业机会的情况下，继续扩大发挥外资的作用，对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另一个角度说，如果脱离利用外资这一因素，我国很难维持目前的高储蓄率局面，即便维持了，也将在公平进而在社会安定方面付出极大的代价。
以上分析可看出，从经济发展和利用外资的绝大多数表征上看，我国目前无疑还处在不成熟债务国阶段及邓宁第二等级（400 美元至1500美元阶段）的位置上，处于完全的净资本流入阶段。但是，从储蓄率、贸易规模进出口平衡及外汇储备角度看，我国已经超前达到成熟债务国末期的水平。所以，综合上述情况，我们认为，我国所处的利用外资发展阶段仍未发生质的改变，但我国已经开始了向成熟债务国的转变。换言之，中国目前大致应处于成熟债务国的进入门坎阶段。
我国要想走出成熟债务国阶段，一般认为要大致满足三个条件（参见表1）：贸易进入稳定的顺差时期；对外投资开始加速； 国内剩余劳动力基本被工业化进程吸纳。
目前，第一个条件已经形成较好趋势，第二个条件已经启动。这两方面的情况说明，我国经济的改革开放，使原有的资源禀赋的潜力获得了充分地发挥，随着国际竞争能力的的较大幅度增强和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我国在国际资本流动中所处地位有所提高。而第三条的实现，对于我国则是较难的，最乐观的估计也要在未来15年（2010年）以后实现。到那时，国内剩余劳动力基本被工业化进程吸纳，中国才有可能渡过成熟债务国阶段。
二、新阶段的主要任务及面临的矛盾与挑战
（一）我国跨过成熟债务国阶段所面临的机遇
从国内外条件来看，目前我国正面临一个迅速跨过成熟债务国阶段的历史机遇。
1.国际资本市场对于我国筹集资本比较有利
（1）国际资本市场的扩张。进入90年代， 国际资本市场的扩张速度加快。1990年至1994年国际资本市场累计融资总金额达3.38万亿美元，年平均6700多亿美元，大大超过80年代后半期（1985～1989年）的年平均融资金额3110亿美元的规模。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存量在80年代以来累计近3万亿美元，90年代前半期（截止到1995年底）全球存量达2.75万亿美元，平均年新增2500～3000亿美元。到本世纪末，这一势头仍将继续保持下去。
（2）国际资本市场的利率水平降低。与90 年代的国际资金流速加快、规模扩大相对应，90年代利率已从80年代的高水平下降，实际利率水平已降到70年代初期水平。1982年以来，由于债务危机的出现，西方国家利率逐步下调。1987年10月西方股市大危机后，各国加快下调利率的步伐。尽管以又出现了利率升降上的小波动，总的看，世界利率水平是下降的。以具有代表性的伦敦银行同业拆放利率（LIBOR ）变动为例，从80年代至今，利率水平下降了50%左右，整个利率水平稳中趋降（见图4）。目前，多数工业国家的利率都处于较低水平上， 考虑到近年来工业国家为刺激经济复苏而大幅度降低利率或贴现率，工业国家的总体利率水平仍可望有所降低，从而促进国际资本市场筹资成本的下降。
2.从国内条件看，我国已经具备在更高层次利用外资的有利条件
（1 ）我国在经历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到现代市场经济的巨大社会变革过程中，保持了社会安定和经济稳定；改革开放确立的的外交方针政策提供了一个有利于国内经济发展的和平环境。
（2）国内市场极具潜力。随着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均GNP迅速提高，国内消费需求日益扩大并逐步提高档次；需求结构的变动要求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这给能够带来先进的管理和技术的外资的进入提供了条件。大量外资希望能够参与分享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
（3）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了一个较稳定的高储蓄时期。 未来时期看，有多方面的因素都有利于使目前的高储蓄状况保持一段时间。这包括国内经济和收入水平的快速稳定增长、二元结构下的收入分配机制、体制剧烈变动期的不确定性、国外资金的大量进入、及东亚历来的高储蓄文化传统等各方面的因素。高储蓄率带来了高投资能力和新的投资需求。
（4）高外汇储备，有利于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工艺设备， 减轻债务负担。
（5）建国以来， 我国已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重化工工业基础和门类较齐全的工业体系；拥有较多的中高级技术管理人才和极为丰富的、接受过基础教育的廉价劳动力资源；近十年来，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获得了显著的改善。这些条件，提供了一般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所不具备的发展投资环境。
（6）我国利用外资的资信条件较好。正如上面曾谈到的， 我国经济的总体发展环境是有利于吸引外资的。这是我国资信条件的基础。我国的各项偿债风险指标都低于公认的风险值，偿债记录优良。从外资流入迅速增加的情况看， 我国的资信条件无疑排在发展中国家的前列。 1993年我国实际吸收275亿美元，居发展中国家第2位；1996年达417 亿美元，居世界第2位（美国第1位）。
（二）我国跨过成熟债务国阶段所面临的挑战
可见，我国跨过成熟债务国阶段具有许多有利条件。问题在于，在有利的条件下，我们能否保持利用外资过程中的主动地位，积极主动地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前面提到，我国要跨过成熟债务国阶段，必须满足减少进口、扩大出口，贸易进入稳定的顺差时期及对外投资开始加速增长这两个条件，以使资本净流入一步步缩小，进而变为资本净流出。而实现这两个条件的必不可少的前提仍是提高我国经济自身的“造血”机能，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的任务将取代弥补资金缺口的任务而成为利用外资的主要目标，这是成熟债务国阶段与不成熟债务国阶段的最重要的区别，也是新阶段我国利用外资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具体的说，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我国利用外资外商直接投资比重过大，难以完全适应发展新阶段的要求
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是新阶段我国利用外资面临的最大的挑战，而能否选择最适当的利用外资方式则是这一挑战最集中的体现。国际竞争的胜负结局，最终要落实在市场的主体——企业身上。在某种意义上说，利用外资成功与否的标志已不在于利用外资的规模的大小，而在于是否有利于我们本国的企业在高附加值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领域、强产业关联效应的产业领域由劣势转为优势。为此，要鼓励既保证我国本国产业资产权益的，又有利于对引进先进技术、管理方式、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国际融资方式，以提高国内工业的竞争力，防止国外资本对国内市场的控制和垄断，并以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去拓展和扩大国内产业的国际市场。只有这样，才可能实现未来阶段我国工业化的双重任务，对外资依赖逐步减少，最终转变成资本输出国。这显然不是外商直接投资方式可以承担得了的。
一般地说，利用直接投资会导致国民收入较多的流出。因为，对于国外投资方来说，直接投资作为股权投资，其投资风险明显大于间接投资，特别是在一些现代经济体制不健全的国家和地区。所以，直接投资一般需要高于间接投资的预期收益率。加之直接投资利用跨国经营中的内部化供需关系，转移定价“高进低出”等手段逃避税收、获取高额利润的现象普遍存在，会使受资国在国际间的利益分配上长期处于不利地位。外国资本的大量利润汇出转移，实际是一种长期性的国民收入流出，高增长未带来国内相应的收益，导致国际收支恶化。这方面在巴西等拉美国家是有教训的。
当然，在不成熟债务国阶段，直接投资的积极的一面一般要超过其负面作用。首先，直接投资在解决我国亟待解决的国内资金不足问题方面是一种较为有利的形式。直接投资同间接投资最重要的不同之处是，间接投资尽管也关心借款人所开设的企事业的盈亏成败，但它对借款人企事业的盈亏成败并不负责，而且不论成败它都要根据借贷合同，到期收回本息。受资方要承担全部的还债负担与投资风险。直接投资则要直接参与生产经营，对投资项目的盈亏成败负连带责任——有限责任或无限责任。因此直接投资是一种没有或很少外债负担、投资风险共担的利用外资方式。直接投资对于一个资金较缺乏的国家有较高吸引力，是弥补国内资金不足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其次，这一时期的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是东亚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东南亚华人资本。由于其产品进入国内市场受国内政策等因素的限制，自身又有比较熟悉的国际市场渠道，主要用于出口。加之其投资的资本技术含量不很高，因而对国内企业的直接竞争压力不大。
然而，目前阶段，情况出现了较大变化。
首先，国际直接投资（包括东亚新兴经济体的投资）的投资指向出现了明显的瞄准我国国内市场的趋势。随着我国投资软硬环境的迅速改善，随着国内市场的进一步开放，这种趋势将越来越明显。同时在方式上，已从一般的项目投资扩展到对企业甚至全行业的控制性的并购。来华收购国有企业的外资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具有投机性的金融资本。一般控股后不参与企业经营管理，而是利用原企业的资产（特别是商标、信誉、市场占有率等无形资产）条件及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在境外注册公司上市或转买债券基金会，以此套利。在国外注册上市后，一般可以获得数倍于收购成本的超额回报。另一类则是以跨国公司大财团为主体的产业资本，通过投资控股，控制中国市场份额。而这又同我们新阶段利用外资重点（从弥补资金缺口向提高国际竞争力转移）的要求发生冲突。
其次，关贸总协定即现在的WTO组织已将开放贸易原则， 从传统的货物贸易扩大到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及与贸易相关的投资领域。我国正在争取加入WTO， 目前我国常见的合资企业出口条件和产品国产化率条件，肯定要受多边及双边协定的限制。这无疑会加重上述矛盾和冲突。
另外，目前外商直接投资引起人们关注的问题，主要是投资的资本技术含量低及导致环境污染等方面，以及外商直接投资所形成的这种产业结构并未与我国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调整规划相衔接问题。由于大量中小直接投资进入中国带来一些问题，同时，直接投资在引进先进技术、促进产业升级、提高国际竞争力等方面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国内一些方面提出，限制中小规模直接投资，更多地吸引具有上述优势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对此，必须慎重决策。其实，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政策不能简单地与国内产业政策等同，直接投资在新阶段可能引起的最严重的问题是：引进了外资，却削弱了国内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丢失了市场。
战后，跨国公司的引人注目的发展已成为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现象。跨国公司无论是在资金、技术及其研究开发能力方面还是在管理、生产与分配所必须的其他服务手段方面拥有巨大的优势，既使在发达国家也是一般私人直接投资所无法相提并论的。跨国公司投资对我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冲击远大于中小外国投资者。
跨国公司的国外投资，是其全球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全球战略的核心部分包括：（1）利用其对先进技术专利、品牌、 管理能力的垄断地位和资金能力抑制和封杀竞争对手，尽可能大的扩大其拥有的市场份额。（2）在技术转让方面， 跨国公司投资建立的子公司不可能在资本输入国积极开发技术和产品，母公司把最新技术和产品的研制权牢牢地控制在手上。只有当受资国可以从其他途径（受资国自己开发或跨国公司别的对手愿意提供）获得其所拥有的技术时，跨国公司才有可能向受资国子公司转让；同时，采取产业移植的办法，结合出售设备，分期、分批地转让，以尽可能延长其技术独断地位；持有转让技术的子公司仍要保持在受资国市场的优势地位。更核心的技术则视情况尽可能保留在母公司。（3）当公司产品遇到受资国严重贸易壁垒时， 通过在受资国投资设厂，绕过贸易壁垒，向其市场渗透。（4 ）利用母公司和国外子公司间的内部贸易转移定价。内部交易价格在一定程度上不受市场供求法则制约，而是根据公司全球战略由公司决策层制定。用低出高进的定价，逃避公司所在国税赋，减少受资国合资者分红，压制工资增长，以提前收回投资；或低进高出，在市场上排挤竞争对手。
目前，跨国公司已开始大量进入中国，不少地区也在积极吸引跨国公司的投资。跨国公司的投资作为外国直接投资的一种形式，对于弥补资金短缺当然是有积极作用的（尽管这种直接投资对解决就业的作用甚小）。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跨国公司的进入有可能会对中国的经济安全性产生不利影响，导致我国的关键行业被国外资本控制问题，有可能把本国尚处于幼小阶段的产业扼杀在成长过程中，从而抑制本国经济在这些行业的发展，最终导致本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下降。这在目前发展阶段是十分令人担忧的。
从国家政策角度看，国家鼓励外商直接投资投向基础设施、农业和贫困地区开发等领域。但从目前情况看，效果并不十分明显，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调控导向十分困难。这些领域吸引的直接投资所占比重一直比较低。从行业角度看，截至1994年底，在已批准设立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中，74%为工业项目，14.3%为房地产、服务业项目，2.5 %为农林牧渔业项目，基础设施项目不到10%。农业领域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一直处于徘徊状态，其占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比例始终未超过2%，1994 年更降至1.2%。主要的原因是，上述行业的投资回报率低， 与外商投资的初始动机不相符和。从政策调控方面讲，要想利用直接投资，政策的成本就高，需要更多的优惠或财政性的投入手段。对此是否有必要仍是问题。
2.间接投资的投向有待调整
应当说，间接投资对受资国国际竞争力的直接影响相对直接投资来说要低得多。间接投资是债权性投资，不拥有对企业的控制权。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来自通过投资获取利差，投资国与受资国在投资过程中的投资目标冲突不大。受资国可以根据自己的产业规划，技术升级战略购买本国所需的关键的生产技术（包括Know How）、工艺设备，投资完成后的生产经营过程可以由本国企业自己独立控制。发展国际资本市场的间接融资有助于实现目前阶段利用外资的主要战略目标。国际经验：凡是在国际经济竞争力方面提升迅速的国家，基本上都是以利用间接投资方式为主要途径。
国际间接投融资的特点是债权人对债务人的资金使用及其盈亏成败不负责任，不论盈亏成败它都要根据债务合同到期收回本息。受资方要承担全部的还债负担与投资风险。在利用国际间接投资方面，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避免出现债务偿还困难。我国不少利用国际间接投融资的项目单位或企业的决策管理水平低、经营效益差。债务偿还问题可能成为未来困扰我国利用国际间接投融资的主要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将这种国际投融资真正用于提升我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产业，这主要指的是我国的高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高附加值产业、出口创汇产业和高产业关联度的产业。从而从根本上提高利用外资的效益，提高自身的造血机能。
目前我国利用国际间接投融资这些方面的问题依然较多：首先，目前的国际间接投资过于向基础设施、基础产业方面倾斜。一国的投资发展环境很重要，但增强国际竞争力最终还是要看投资方向能否有助于本国的关键产业部门的成长。目前的国际间接投资过于向基础设施、基础产业方面倾斜，这种投向格局固然可以缓解基础设施紧张对经济发展造成的瓶颈制约，却摆脱不了所投入的产业不能直接创汇或经济效益低，从而难以确保项目自身总体还贷的困境。其次，外国政府与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在国外借款余额中所占的比例仍较大。外国政府与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在投向、币种等方面的限制性较强，债务负担并不轻。一是，一般要求投向基础设施、环保、教育卫生和扶贫等非盈利项目，而不是投向提高受资国国际竞争力（尤其是与投资国工业有竞争）的领域。二是，绝大多数政府贷款，一般都有限定在出资国采购物资的条款，供货商报价又往往偏高，其综合成本并不比从国际资本市场融资低。三是，外国政府与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的币种选择余地较小，有较大的汇率风险。我国现有的国外贷款项目发生偿债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借款单位未能料及近十多年来日元的大幅度升值。再次，国有企业的机制约束和管理不善，也对利用国际间接投融资产生很大的不利影响。
3.证券方式国际间接投融资比重不足
国际证券市场融资所利用的是国际资本市场各类金融投资者的资金，而且多以投资基金的形式进行。 这类资金规模极为庞大。 据对全球28个国家共同基金的初步统计，其拥有的金额高达54000亿美元， 远远超过实业投资者的资金。融资证券化标志着传统的信贷融资相对收缩，规模下降；跨国银行从事越来越多的证券业务，成为证券市场上的主要承销者和买卖者，同时也是证券发行的安排者和管理者。证券方式国际投融资一般采取间接投融资的形式，其投资目标主要是获取利差，而不是占领和控制市场。这一方式的利用外资具有筹资主体主动、筹资对象广泛、筹资用途灵活的长处。同时，它又兼有直接投资的特点，筹资主体的债务负担较轻、偿还期限较长。
从我国的情况看，证券方式的国际间接投融资的突出优点是有利于目前规模已十分巨大的存量资产的调整和盘活。据统计，截止1995年底，全国仅国有资产总量已达7.3万亿元，这还仅仅是全国32 万多家国有企业的账面值，还不包括土地、无形资产及其他国有资产形式如基础设施等等。利用证券方式的国际间接投融资，有利于对庞大的国有存量资产开展资产经营、调整存量结构、提高资产运营效率；有利于解决配套资金不足这一阻碍扩大利用间接投资的问题；与此同时，按国际惯例重组我国企业资产，也符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方向。
扩大利用证券方式的国际间接投融资，对我国来说，既具有巨大的潜力，又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分析，一般的说，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一国以证券方式的国际间接投融资占其净资本流入的比重，呈逐步上升的趋势。但从我国外资流入情况看，证券方式国际间接投融资比重，远远低于相同收入水平的国家。所以说，我国利用证券方式的国际间接投融资应具有巨大的潜力。但在开发这一潜力过程中，我们将面临许多的风险，主要是：（1 ）由于我国产权市场尚不发达，资产经营者缺乏“财产权的约束”，价格信息不灵，几乎没有无形资产概念。外商在我国产权市场发育很不健全的情况下，在涉外并购交易中谋取暴利，损害国家及国内企业的利益，导致企业并购过程中国内企业资产流失。（2）证券方式的国际间接投融资变现性强、 流动性大。如短时期内国外资金涌入涌出的规模过于庞大，对中国宏观经济的总量平衡将会产生一些不利影响。对此，下面讨论的问题中还要涉及。
4.外资流动对我国短期宏观经济的稳定有一定影响
近年来，我国利用外资规模迅速增加，这既有外部原因，又有内部原因。从国内角度看，经济的快速发展、资金的紧缺及较高利率水平，与平衡贸易的促进出口贸易政策相连系的人民币不断较大幅度贬值趋势，国内各方面为吸引外资而实行的“超国民待遇”引资政策，这些都为近几年来外资进入中国的规模超速增长创造了内部条件。
资本跨国流动影响一国短期宏观经济稳定的最危险的因素，就是带有极大的投机性的国际游资。在过去的10年里，主要用于银行储蓄、债券、商业票据及各类期货等流动性很大的短期国际资本（又称国际游资）在国际资本市场中的影响力显著增长，干扰资本市场稳定，导致国际金融的震荡。
在我国近年来增加的外资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就是这种短期的、趋利性和流动性极强的国际游资。尽管我国目前并未开放资本市场，人民币仍然是非自由兑换货币， 但国际游资仍是有渠道可进出我国。 1994年我国外汇体制实行重要改革，外汇管制较以前大为放松，人民币实行经常项目下有条件可兑换。外商企业在现行外汇制度下享受保留现汇账户的特殊待遇。银行对售汇的范围和数额规定，并不十分明确；另一方面，国家对外资企业借入外债一般只实行事后登记制度。银行对偿还境外外汇贷款的限制较少，外商企业可以通过其自有的现汇账户汇出国外。当然，国际游资在目前条件下，还不可能对国内宏观经济的稳定引起象墨西哥危机时那样大的冲击。
短时期内规模庞大国外资金涌入涌出，对中国宏观经济的总量平衡总会产生一些不利影响：
第一，这种短期内外资大量涌入往往会造成外汇储备骤然增加。目前外汇储备已超过1400亿美元。导致国内总的资金供应量过多，推动国内盲目扩大投资。同时连带在股票、债券、房地产、期货等领域产生泡沫经济现象。
第二， 外资的大量进入增加了我国政府的宏观调控的实施难度。1993年以来，为了抑制通货膨胀的经济过热，国家采取了提高利率、控制贷款规模，减少货币发行量的紧缩银根措施。但是，外资的大量进入却抵消了这些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效果。外汇储备与出口售汇的压力导致国内货币供应量不断扩大，通货膨胀难以抑制。当经济处于不景气时期，需要宏观管理当局放松银根，下调利率时，游资则会因境内利率不高而出现抽逃，使这时的宏观政策无法达到扩大需求的目的。
第三，增加了人民币汇率的不稳定因素。过多的外资流入会造成人民币汇率不正常的攀升，对贸易出口产生抑制作用。
总的来说，目前我国利用外资面临着诸多的挑战。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全球最好的投资环境，正如我们前面的分析指出的那样。外资的大量涌入说明了这一点。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们的民族产业能不能从我国的投资发展环境中获得应得的利益，对我们不能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果不能根据变化了的条件适当调整利用外资格局，我们可能会失去完成跨越成熟债务国阶段的机会，难以完全适应发展新阶段的要求。
三、今后15年我国利用国际融资的战略调整
（一）我国现阶段利用外资的总体战略目标
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其利用国际资本流动的目标的侧重点肯定会不同，进而决定了政府战略与政策框架方面的差异。处于不成熟债务国阶段的国家所要重点考虑的是如何更多地吸引外资以解决投资不足和就业问题；处于成熟债务国（及债务减少国）阶段的国家更多要考虑引进先进技术与管理，提高国际竞争力问题；处于“不成熟债权国”以上阶段的国家则是如何有效利用剩余资金，保持技术上的垄断地位，利用受资国低廉的土地、劳力资源及打开受资国国内市场等问题。
中国利用外资的目标是，近期要走出成熟债务国阶段，摆脱“储蓄缺口”；最终要成为资本充裕的国家。与目前所处发展阶段相适应，我国利用外资的战略目标，有如下几点。
1.解决国内资金不足
我国目前仍未完全解决不成熟债务国阶段的国内资金不足问题，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必须坚持利用外资的方针。正如我们在前面的分析中指出的那样，国内就业不充分，储蓄不足，存在着大量资金缺口，这是目前乃至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我国制定利用外资政策目标是首先要考虑到的因素之一。因此，从中长期发展角度看，对利用外资的方针不应限制和收缩。
2.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
未来15年，中国正处于完成由不成熟债务国向成熟债务国转变的进程。决定一国在国际资本流动中所处地位的根本因素是该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提高我国经济竞争力的任务将逐渐取代弥补资金缺口的任务，而成为利用外资的主要战略目标。这是我国能否完成由不成熟债务国向成熟债务国阶段顺利转变的关键。显然，要满足前面提到的贸易进入稳定的顺差时期及对外投资开始加速增长这两个条件，必不可少的前提仍是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为此，要鼓励对引进先进技术、管理方式，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有利的国际融资方式。同时，利用外资培养提高国内工业的竞争力，防止国外资本对国内市场的垄断。
3.坚持出口导向的方针，防止外资企业过度挤占我国的国内外市场
利用外资政策必须结合出口导向的外向型发展战略，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通过利用外资，扩大贸易出口能力，扭转贸易逆差，贸易净出口逐渐扩大。贸易净出口的扩大一方面增加了足以置换外资的资本净流入，抵销了利用外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一方面又进一步扩大了利用外资的能力。反过来，又强化了获得贸易净出口的能力。这种相互推动的外部积累机制，将促进我国在人均收入水平很低的条件下加速起飞，顺利进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国际经验证明，出口导向战略结合利用外资，是处于经济起飞阶段国家或地区摆脱“二元结构”导致的发展困境和顺利完成经济起飞的主要原因。
4.提高国内市场竞争压力，引进现代企业机制和管理经验，促进国内要素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发育，提高宏观管理的效率
5.保持短期宏观经济平衡
上述目标中最重要的是前两个目标。随着时间的推移，提高我国经济竞争力的任务将逐渐取代弥补资金缺口的任务而成为利用外资的主要目标。在选择利用外资方式时，必须围绕不同发展阶段的主要战略目标设计政策。
（二）经济发展新阶段中利用外资战略与对策
1.积极发展在国际资本市场的间接融资
积极发展在国际资本市场的间接融资有两方面含义：尽量提高间接投融资在整个利用外资中的比重，特别是证券方式国际投融资的比重；国外政府与国际金融组织优惠贷款在整个利用外资中的比重将逐渐减少，商业性投融资比重逐渐加大。发展在国际资本市场的间接融资应有下列内容：
（1）逐步提高国际商业贷款的比重。间接投资中，政府贷款、 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的增长放慢、使用条件越来越苛刻。如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的利率结构如下，约40%为无息贷款，25%左右为中息贷款，35%左右为接近市场利率贷款。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的提高，获得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条件逐渐硬化，综合借款成本将较以前不断提高。我国大量使用非市场化的、带有优惠性外资的阶段已过去。
同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相比，国际商业贷款有下列优点：第一，筹资方式灵活。筹资者可以根据各自的用款需求，采取不同的融资方式。第二，资金投向限制少。贷款方注重的是借款方的资信和偿还能力，因而借款方可以自主地支配资金使用。第三，附加条件少。如不要求披露借款方国家的重要经济发展信息，不限定采购方式等。以上特点有利于我们引进先进的技术、工艺和设备，推动产业升级和产业调整，提高国内企业和国家整体国际竞争力。但是，由于国际金融市场的利率汇率变动较大，国际商业贷款仍有很大风险，因此在使用上必须坚持以下原则：第一，自借自还、自担风险。第二，坚持用于生产与开发领域，用于投资项目的必要的技术、工艺设备的引进，用于出口创汇项目；不能用于进口消费品。第三，保证投资有高回报率和创汇能力，争取在债务偿还前提下的赢利和扩大再投资。第四，未经国家批准，不能用于倒换人民币。第五，加强全口径管理监控。
（2）根据具体条件积极使用国外政府与国际金融组织优惠贷款。由于经济实力的提高，我国大量使用国外政府与国际金融组织优惠贷款的阶段已过去。借用政府贷款的难度加大，成本提高、贷款量减少。尽管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很难用于提高竞争力，条件优惠的国外政府与国际金融组织优惠贷款仍应积极使用。
（3）配合国内企业机制改革， 推进债务人主体结构逐渐向商业银行及企业倾斜。韩国在引进技术上的特点是：首先由政府出面获得大量的低利率、还贷期长的国外财政性贷款。韩国利用外资中的公共借款比重1962～1964年已达37.2%，1982～1984年达到60%。然后，通过政府严格管制下的银行系统向重点行业、重点企业（主要是财团大企业）提供长期优惠贷款，购进国外先进技术，推动重化工业的发展。与韩国不同的是，更多地利用商业性融资可能是我国更可行的选择。
（4 ）外债使用重点逐步向关键行业的关键技术及设备的引进倾斜，提高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5）加强利用国际间接融资特别是商贷借用的风险控制。 鼓励利用国际间接投融资向出口创汇产业倾斜，建立利用国外贷款的偿债基金，提高利用国际间接融资的还贷能力。加强对货币调期、利率调期交易等衍生金融工具的研究和使用推广，相机调整债务的币种、利率和汇率结构，减少融资成本、转换支付方式和规避币种、利率和汇率风险。
2.继续积极谨慎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总体上看，国外中小资本流入符合中国利用外资的目标，是利大于弊的。除了前面谈到的提供国内需要的资金和经营管理、减轻国内剩余劳动力压力以外，同大的跨国企业的对华投资相比，其优点还在于：第一，由于投资项目及企业规模较小，它不足以形成对国内某行业的垄断性控制；第二，新兴工业化经济的这些转移产业原有的市场主要集中在北美和欧洲，因而现有的这些转移到中国大陆来的三资企业主要是作为出口生产基地，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等资源。它们对国内市场的控制作用有限，而对出口贸易的推动力强。当然，我们也应看到，随着这类投资的增多，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如投资资金不到位问题，“高进低出”转移利润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劳动保护不善及一些投机资本炒国内金融、房地产和期货市场问题。这些问题基本上可以用加强管理，完善市场，完善法律的办法加以引导解决。在目前我国正存在资金缺口和严重就业问题的条件下，对中小投资，继续持鼓励、支持的态度。对前一时期外资引进中暴露的问题则要重视，力争使外资利用规范化，与国际惯例靠拢。
但是，需要逐步改变依靠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的作法。在引进外资初期，由于经济尚未进入高速增长阶段，国内体制和宏观经济环境对于国外投资者来说都不稳定，实行某种程度上的“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是不可避免的。目前我国已经踏入成熟债务国的门槛，国内投资环境对国外投资者极具吸引力，因而有必要逐步改变现行的主要依靠税收等优惠政策吸引外商投资的作法。用加快法制建设维护投资引资双方的合法权益、提供符合国际惯例的依法管理平等竞争的市场条件、保持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等规范化的政策手段，为国外资本流入提供长期稳定的投资环境。
对跨国公司，在政策选择上应注意以下几点：
（1）尽量不使跨国公司拥有企业的控制权，限制股权比例。 发展中国家一般要求低于50%。我国则应根据合资公司的合伙人数量，拥有相应的控制经营权的控股比重。除了面向出口的行业外，限制跨国公司的独资子公司在中国设立。
（2）利用法律与行政手段， 防止跨国公司在关键行业的垄断地位，特别是在微电子、汽车、化学药品等高新技术与支柱产业。对易于形成垄断和兼并且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行业，如国防、航空、航海、通讯、金融保险等服务业部门则不许进入。
（3）以间接利用外资或国内筹资手段， 支持国内具有竞争力的企业与跨国公司竞争。在这一方面，加速国内大中型金融、贸易及生产企业的经营机制转轨，具有十分迫切的现实意义。
（4）调整征税方法，健全审计制度， 加强对跨国合资企业的财务管理和监督。可采取“比较定价”的原则，参照市场公平交易价格，审核跨国公司内部交易的定价合理性，防止“转移定价”对我国经济利益的损害。
（5）继续实行贸易开放政策。 对跨国公司企业坚持出口导向的贸易政策，对已出现跨国公司垄断趋势的高贸易壁垒的行业，如我国计算机、汽车行业，适时调低关税及非关税保护，加强该行业的竞争性，防止这些跨国公司过多利用我国贸易壁垒获得不合理的利益。
3.外商直接投资的投向管理政策
外资投向的结构性政策无疑要兼顾国内产业区域政策的目标，与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协调一致。然而，由于外资投向问题涉及外国的资金所有者的投资经营动机及资本收益等利益的分配问题，对外资投向（结构）政策必然要有其特殊的政策目标，这就是必须保证在使用外资（特别是在特定的产业和区域使用外资）时，不会对我国的经济独立、经济发展及各种经济权益的安全性产生威胁。限制或鼓励外资投向的政策标准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第一，禁止类产业；第二类为限制类产业；第三类为鼓励类产业；第四类是中性（即不限制也不鼓励）类产业。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主要是股权型的投资即绝大多数类型的直接投资（独资、合资、控股、并购等）。间接投资由于投资人不参与企业生产经营，受资国可以完全控制其投向，因此，间接投资的产业政策应基本同国内资金使用的产业政策方向吻合。但是由于间接投资涉及还本付息的债务负担及汇率等风险问题，对那些投资风险大的行业或项目，对偿债能力有限的债务人则要限制使用。
真正应该加以重点限制外资直接投资的工业应是那些正处于生产率上升率高、收入需求弹性大，动态比较费用低，而目前又处于幼稚工业状态的国内先导和支柱性的产业。如汽车、航空等运输设备制造、微电子产业及其他一些国民经济重要的基础产业（设备原材料企业）等和一些高科技产业。这些产业尽管目前供给不足，缺乏技术，但是关系到国家经济独立和国际竞争力，应限制外商以独资或控股的方式进入。这些行业的发展，应当如同我们前面提到的那样，主要利用国内资金或间接的国外资金，保持国内资本对这些行业的绝对控制。所以，建议对目前的外商投资的限制性政策的范围做较大调整。（1 ）注意区分国内产业政策与外资投向政策的界限，放开对正形成充分竞争的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的限制。（2 ）严格控制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幼稚工业领域的进入，保证国家经济独立和国际经济竞争能力的培育。（3 ）限制的标准和方法主要是防止外商在这些领域形成垄断，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或寡头垄断市场中要保证国内资本在企业中控股并占据行业主导地位。（4）对引进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上述领域，尤其要审慎小心， 防止出现被垄断的现象。（5 ）随着国内企业的成长以及上述行业逐渐成为竞争性市场结构，再逐步放开外商进入的限制。在鼓励的产业系列中，应特别鼓励出口创汇产业，而无论其是利用方式是直接或是间接；规模是大或是小。
4.培育并逐步开放国内资本市场，积极利用国际资本市场的间接融资手段筹集资金，逐渐与国际市场融合接轨
（1）在国际间接投融资方面，要有步骤地发展、 使用多种新型国际投融资方式，特别是证券融资。要鼓励国内企业在境外发行债券或在国际资本市场直接上市。
（2）有条件地，逐步开放国内资本市场。 国内资本市场已经在逐步开放。应当看到，外商进入国内资本市场、收购国内企业对于发育和完善市场体系实现生产要素合理流动，盘活亏损企业闲置的存量资产，减轻各级财政负担都是有积极意义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外商收购，作为一种特殊的股权投资方式，也会给我国经济运行带来新的问题。
在政策上应注意：
（1）防止外商利用我国产权市场发育很不健全的情况下， 谋取暴利，损害国家及国内企业的利益。由于我国产权市场尚不发达，资产经营者缺乏“财产权的约束”，价格信息不灵，几乎没有无形资产概念。在这种情况下，涉外并购交易容易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因此，应实行金融市场优先面向国内开放的政策。加速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和产权制度的改革，推动国内产权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同时，严格对外商并购的行政审批，以减少因目前市场不完善，法律不完备导致企业并购过程中国内企业资产流失。
（2）大力发展中介机构。 鉴于我国目前对于介入企业并购特别是涉外并购的中介机构，如：现有的商业投资银行、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还比较少，比较落后，已有的机构目前尚难开展企业并购业务。要大力发展这类中介机构，培训有能力策划并购、资产评估、熟悉合同法及有关法律事务的专家。
（3）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 在目前社会保障体系尚待建立的情况下，国家制定必要的并购后安置原企业就业人员的法规，防止外商将就业包袱甩给中方或甩给社会。
（4）从长远看，最重要的是贯彻国家产业政策、 防止外商借并购形成对国内行业和地区的垄断，尽快制订外商并购方面的反垄断法。
5.积极利用外资的同时，保证经济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的协调
（1）控制短期外债和证券投资的流入，保持合理的外资结构。 一般地说，直接投资和中长期借款比较稳定，短期外债和证券投资则极易受国际金融市场状况的影响。吸引国外短期证券投资不可过量，否则一旦外资抽走便会产生对国内宏观经济平衡的严重冲击。
（2）在目前阶段，资本项目仍应严格加以管制， 禁止投机性套利资本的流入。一般套利资金投资的离不开一个开放的资本市场。在目前国内资本市场不成熟、相关法规不健全的条件下，应严格禁止外资进入国内股票（A股）市场和国债市场。
（3）完善国际收支统计。建立对短期资本的流入流出监测体系。在短期资本流量过大时，可考虑开征惩罚性税收，以减缓国际游资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冲击。
执笔：杨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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