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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十几年，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得到迅速发展。截止1995年底，我国外商投资项目超过23万家，实际投资营运的约有12万家；协议金额3958.6亿美元；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有1331.5亿美元。1995年统计，外资企业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4.5%，向国家上缴税收近700亿元人民币，有1700万从业人员， 产品出口额达468.8亿美元，占全国出口额的31.5%。可以看出， 我国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外商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日趋增强，外资企业逐步溶入我国的经济、社会生活中，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与我国经济发展形成的区域不平衡一样，利用外资在项目数量、资金密度和产业构成上由东向西呈现出差距增大的态势。据统计，1995年止累计直接利用外资东部1150.9亿美元，西部81.4亿美元，西部约占东部的7%。这样的差距， 对于“九五”以至今后一段时间内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将是十分不利的。因此，有必要加快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的步伐，缩短差距，弥补西部建设资金的匮乏，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为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一、加快利用外资的可能
二战以后的世界经济发展史告诉我们，资本要素超越国界限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转移和重新配置，使得各国比较优势得以充分利用和发挥，进而推动经济发展，这是当代国际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也证明，一个开放的中国，才有可能真正地实现经济的振兴。西部地区应该顺应对外开放的大趋势，并以其广袤的土地，众多的人口、巨大的市场、富集的资源提供良好的外资进入和发展成长的条件，为加快利用外资创造现实的可能。
从国际资本直接投资的动机看，西部地区存在的比较优势，有利于加快吸引外资。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小岛清认为，国际间资本直接投资的动机有三种类型，一是自然资源导向型，是指油田、矿产品、农林牧渔等自然资源对外资的吸引，外商投资的直接指向主要表现为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二是市场导向型，是指市场容量具有的开发潜能导致的以开辟市场为目的的直接投资；三是生产要素导向型，是指因劳动力成本、土地开发成本等相关要素成本低廉的因素对外资的吸引。可以看出，无论哪种类型表现出来的投资动因，国际资本的流动总是以最为有利于资本的增值、获得比较利益最大化的地区为投资的首选地。近年来东部现有资源等生产要素负载的加重，增大了获取比较利益的阻力，为西部吸引外资提供了机遇。
其一，自然资源。西部地区的自然资源优势表现在：西部占有全国煤炭保有量的57%；可开采水能容量的76.9%； 铜资源储量占全国46.4%；铝资源储量占全国的52.8%；锌资源储量占全国62.9%，以及农林牧渔资源构成了西部自然资源富集的特征，形成了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极其有利于实现资源与资金（技术）的互补，加速资源开发。其二，市场容量。西部地区人口3.4亿， 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市场相对广大。而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和人均收入水平以及人口总量的不同，造成的现实差距，形成了未来西部市场较之东部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和开发的潜能。其三，生产要素。西部拥有庞大的可供产业发展的劳动力后备队伍和一支实力雄厚的科技队伍以及为数众多的经过几十年锻炼和培养的产业工人。此外，西部地区人口密度低，人均拥有的土地面积较东部高，大量闲置的“处女地”尚待开发。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都较东部低廉，这些生产要素对外资的吸引力应该说远大于东部。由此可以认为西部自然资源的优势明显存在，将成为外资向西部逐渐转移的动因之一。
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看，加速开发西部地区的政策，有利于加快吸引外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及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指出：“从战略上看，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并继续发挥优势，这是一个大局，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发展到一定时候沿海多做一些贡献支援内地发展，这也是大局，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从“九五”开始，要更加重视支持内地的发展，实施有利于缓解差距扩大的政策，并逐步加大工作力度，积极朝着缩小差距的方向努力。”如优先在西部地区安排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引导资源加工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西部转移，鼓励外资更多地投向西部等。中央的这些加快西部发展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在“九五”期间及今后较长的一段时期内，会给西部吸引外资带来一些积极的变化。一是加快发展西部政策的实施，加速了外资由沿海向内地转移的进程。尤其是近年来国家投入巨额资金在西部进行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一大批能源、交通、通讯的重点项目相继建成，西部的几条对经济发展有战略影响的横贯东西的铁路干线贯通，包括欧亚大陆桥、宝中铁路、南昆铁路等，极大地改善了西部投资硬环境，创造了利用外资的新条件。二是伴随着西部不发达地区的开发，现有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遗留的资源配置失衡和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技术设备落后、活力严重不足的状况，给外资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和新的层次上进行资源的重新配置提供了较大的空间和更多的投资机会，开拓出新的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
从利用外资出现的新形势看，正确利用跨国公司投资的特点，有利于加快吸引外资。1992年以来，我国利用外资出现了两个重大变化，即外商（包括港澳台）直接投资金额第一次超过了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的进入。报载：世界最大的500家工业及服务性跨国公司中， 已有半数到我国大陆投资，其中有60家在大陆建立总部。跨国公司的进入对我国经济发展来说，总体上是积极的，要充分利用跨国公司所形成的竞争压力和投资特点，推动西部经济发展。跨国公司投资的主要特点是利用雄厚的资金技术实力运作资本产权，购并我大中型国有骨干企业，或控股经营某一行业的龙头企业，或在国外上市集资，形成资金优势，进行股权扩张，因而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生产力。这些特点与西部地区调整产业结构，国有企业进行大规模技术改造，产品的升级换代等经济转型的内在要求相适应。首先为西部现有国有企业以机器、设备、厂房、土地等作价出资，实行嫁接改造，冲破存量资产的僵滞状态，盘活资产存量，提高资产利用率，实现资产增殖，创造出新的转机。其次为西部数量众多的中小国有企业采取“股、关、转、合、租、停、破、卖”的方针，通过合资、合股经营，加速产权制度改造步伐，使其成为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提供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等要素介入的可能。再次为西部的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国民经济支柱部门等重要领域中占主导地位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寻找一种既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又不改变其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产权结构提供可参照的思路。然而，西部地区正在形成和面临的这种有利于加快利用外资的新形势和新机遇，也将会受到来自三个层面的挑战。一是政策优惠引力弱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国民经济与国际经济接轨，外资由“贵宾待遇”转向“国民待遇”。国家将逐步调整对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如取消外资企业设备进口免税待遇和相当部分的税收减免优惠，使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竞争条件趋向平等一致。二是西部周边国家和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增大。在一段时期内，东部地区利用外资的有利态势不会根本变化，利用外资将重点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进行突破。西部周边国家的扩大开放形成外资流向多极化，这种资金分流对于西部利用外资造成一定的压力。如与广西毗邻的越南，短短的几年内，利用外资由只占广西的十分之一，一跃为数倍于广西。与云南、西藏、新疆、内蒙等省毗邻的泰国、缅甸、印度、巴基斯坦、哈萨克、吉尔吉斯斯坦、蒙古等周边国家，也在寻求和扩大利用外资。三是对西部民族工业的冲击。外资的进入并存着竞争与互补，尤其是跨国公司进军西部时，在某些产业领域内的竞争远远大于互补，这对于西部建立时间并不太长，基础并不坚厚的一些产业，如电子、机械、轻工、原材料等行业有可能在冲击下举步维艰。
二、加快利用外资的对策
西部地区利用“九五”期间国家产业政策倾斜提供的发展机遇，选择符合西部实际的对策，加快利用外资是大有可为的。
（一）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为加快利用外资提供先导条件。利用外资是邓小平同志回顾和总结了我国近代史上闭关自守造成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停滞落后的教训，总结了关起门来搞建设难以发展的教训，特别是总结了“文革”时期固步自封，自我孤立而酿成灾难性后果的深刻教训以后提出来的。改革开放18年里，利用外资方面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绩充分证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的建设必须利用外资。然而，利用外资是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一种运作方式，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价值规律。这就决定了外商投资必然是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的，外资的投向可能与我们的产业政策和经济区域平衡发展的愿望不尽一致，有时甚至会表现出与愿望背道而驰的结果。特别是当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的比较优势和经济效益尚未充分显现和增强的时候，人们不禁要问：是我们利用外资还是被外资利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提高认识，坚持以“三个有利于”作为衡量和检验利用外资工作好坏的标准，坚定我们利用外资的信心。因此在利用外资的指导思想上要实现两个转变。一是利用外资从单纯依靠政策优惠向依靠良好投资环境转变。实际上真正有实力、有眼光、有头脑的外商，着眼的是投资的地区是否具有市场潜力和公平竞争的环境，而不是眼前的优惠和暂时的利益。西部一些省区利用外资的成功例子说明，哪里环境好，哪里就有希望成为投资热土。二是利用外资从单纯追求数量向选择重点、注重实效转变。西部地区利用外资中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外资项目平均规模较小，科技含量较少，产品档次低，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利用外资指导思想上的急功近利有关。要把利用外资当作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来抓，尊重经济规律，努力做到利用外资项目引进一个，办好一个，逐步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和实效。
（二）拓宽领域、方式多样，为加快利用外资选择正确导向。国家1996—2010年发展纲要中关于开发西部的发展战略和对西部实行政策倾斜所确定的外资导向的行业目标和区域目标，为西部利用外资提供了良好的产业政策条件。第一，要积极鼓励并引导外资投向电力、公路、铁路、机场、航道、港口、桥梁、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这既与西部加速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战略相连接，又与国家对扩大利用外资形式上有利于发展西部资源优势的产业政策相适应。第二，要加大利用外资嫁接改造国有工业企业的力度。搞活国有企业是我们世纪之交的重大而又艰巨的任务。针对目前西部相当数量的国有企业存在资金不足、技术老化、产品陈旧、运转艰难和欠帐多包袱重的情况，根据可能利用外资的对象、规模，合作意向和目的，在保证国有企业资产得以保值增殖的前提下，可采取与外商共同投资改造一个车间，一条生产线的“单枝嫁接”，或多个车间多条生产线分期分批与外商合作的“多枝嫁接”，或整个行业整个工厂与外商合作的“整体嫁接”。还可以选择一批基础条件和经济效益好的大中型企业与国际公司、大财团进行“高位嫁接”。促进西部地区传统产业的进步和支柱产业的形成。第三，要大力拓展农业利用外资的渠道和领域。因应现代农业投资回报率较高的特点和西部发展现代农业所具有的土地、光热以及巨大的生物潜力，吸引外资促进西部传统农业加速向现代农业转型的历史进程。一方面要利用西部国营农场较多、土地宽广的条件，吸引外资介入土地、劳动力、资金技术等农业生产要素的合理重组过程，进行高水准、高起点的连片种植养殖的综合开发，提高土地的产出率和农产品商品率。另一方面，以西部的名、特、优、稀的农产品为龙头，利用国外的农业种养和加工技术进行集约化的规模经营，促进外向型农业产业群落的形成。第四，针对外资要求资本扩股进而谋取更大控股权积极性日甚的情况，对涉及国计民生的支柱性产业、带垄断性和国防性质的产业，公众利害关系大的公共事业，应对股权比例加以合理界定，甚至限制外资进入。
（三）优化服务，加强管理，为加快利用外资创造良好环境。从“九五”开始外商投资从量的扩张进入质的提高阶段。因此，要尽快制定、完善和修订现有的外商投资的法律、法规，包括关于外资企业内部管理、政策扶持、监督管理以及法律责任等内容的有关条例。一方面，要依法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针对当前存在较多的对“三资”企业乱收费、乱摊派和敲诈勒索现象，下大力气改善投资环境。同时要服务于外商，取信于外商，要象办自己的企业那样办好外资企业，主动为外资企业排优解难，为外商创造良好的生产经营环境。另一方面，还要依法管理外资企业，教育外商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守法经营。对外资企业存在的偷税漏税，不正常亏损，劳资纠纷和环境污染等问题，理直气壮地管理监督和认真加以解决。事实证明，越能提供一个管理有序的环境，就越能说明我们的政策稳定，社会安定和政府有威信，也就越能增强外商投资的信心，越有利于加快利用外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