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学术流派及其嬗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考古学论文,流派论文,中国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虽然中国现代考古学史上的种种学术流派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但是由于政治因素以及复杂的人事纠葛，往往成了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以至于人们在回顾考古学学术史的时候，大多是用形成、发展、进一步发展这些阶段性字眼来描述，而很少从学术流派角度加以探讨，更罔论触及这些学派本身兴替之原因。事实上，几乎在中国考古学发展的每个阶段，我们都可以辨识出具有自己鲜明特征的学术流派。之所以说它们构成一个学术流派，是因为它们之中的每一个，在考古学方法和技术上，以及在考古学解释上，都有自己的特点或者偏好。这种特点或者偏好，由各自独具的社会环境、历史传统、知识来源、个性特征等方面的因素所决定。其中社会环境是主要因素，决定了考古学尤其是考古学解释的一些最基本的特征。下面按照时代顺序来探讨一下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学术流派及其嬗变过程。
一、民国时期中国考古学的三个流派
民国时期的中国考古学，或者说中国人自己从事的考古学，至少可以分为三个流派。
第一是以李济为代表的“科学考古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后来成为他们的主要阵地。傅斯年是中国新史学和考古学的规划者，而李济则是傅斯年学术思想在考古学上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实践者。他们最鲜明的旗帜和特征就是“科学”，科学主义是这个学派最重要的宗旨，科学主义史学派别是后来人们给他们的定位。这些人多是欧美留学生，具有世界眼光和国际交流能力，同时大多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学兼中西，深味传统学术研究之价值，能够将科学与传统结合起来，形成具有自身内涵的中国考古学。他们都是热情的爱国者，又是崇尚人格独立、精神自由的独立知识分子，具有理想主义情怀和献身精神，这些都反映在其学术思想与行动中。当然，史语所考古作为一个开创性的学派，其丰富内容还远不止这些，值得人们做进一步研究和思考。这一派所开创的传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发展的主流，李济也是名副其实的“中国考古学之父”。①
第二是“传统考古派”，即中国传统学者所从事的考古。大概在当时人眼里，除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及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工作之外，其他机构和人员所从事的，都属于“非科学考古学”，或者说与金石学一脉相承的所谓“传统考古学”。其中最主要的是北京大学的考古活动，代表人物是著名的金石学家马衡。他们曾经创立了中国人自己最早的考古研究机构——北京大学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和中国考古学会，并且从事了一系列的考古活动。但是，他们在历史上留下的回声与他们当时的地位和声势并不相符。这主要与他们没有掌握所谓“科学考古方法”有关，但具体追究起来，与他们和日本人不成功的合作也有密切关系。除了北京大学国学门，这样的“非科学考古”机构和人员为数不少，包括北平研究院史学会、厦门大学国学院、广州黄花考古学院等等，当时知识界之所以如此热衷考古学，除了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之外，与学术界对田野考古治学价值的认识有很大关系。很多人在历史上留下了名字，其中最突出的一个人物是苏秉琦，他并没有受过像李济、梁思永那样的西方训练，在战争年月里孤独地整理陕西宝鸡斗鸡台墓地的发掘资料，却做出了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划时代的成就。
第三是马克思主义考古学。许多人可能不会承认民国时期存在所谓“马克思主义考古”。以田野发掘来衡量，当然如此，但是，如果从考古学解释的角度出发，应当说是存在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的。郭沫若、尹达都曾经以考古材料研究古代社会，实际上也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考古材料进行解释，这也属于考古研究的范畴。苏秉琦曾经说，“将马克思主义观点应用于中国考古学研究，几乎是和中国考古事业同步兴起的”。② 其意所指，正是郭沫若的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③ 出版于1930年，这是一部革命性的著作，不仅推动了史学革命，也推动了社会革命。同时，它也是对以史语所为代表的“科学主义”学术的一种反思。多年以后，新中国考古事业的领导人尹达还记得自己学生时代刚刚读到这部书时的兴奋心情。④ 但实际上这本书对田野考古发掘所谈甚少，主要使用的是铭刻学的资料。另外一部重要著作是尹达的《中国原始社会》，⑤这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为数不多的考古出版物，以考古资料研究社会性质问题。这种所谓的考古学解释方式在民国时期考古学中的地位和影响十分有限，并未介入学术主流。但是，郭沫若、尹达开创的这个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在考古领域影响的传统，建国后在意识形态力量之下，成为一个正统，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二、新中国考古前四十年：“史语所传统”与“中国学派”
从民国到新中国，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全面占领史学阵地，当然也包括考古学。从政治信仰和人生观念，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同程度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旧人物呈现出新面貌。这种变化给考古研究带来一种不一样的成就。
新中国考古学的基本特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社会主义服务，在这个共同特征下，主要出于不同的学术传统以及新环境、新思潮的影响，新中国考古学形成了两个主要流派，各自的代表人物是夏鼐和苏秉琦。张忠培曾经说过，这是影响新中国考古学的两个巨人。⑥
首先是以夏鼐为代表的“史语所传统”。夏鼐是新中国考古学的创建者和掌门人，掌管中国文博考古事业30余年，直到1985年去世为止。他是一位意志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位意志坚定的考古学家。之所以说他在学术上坚定，是因为他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有自己清晰的学术定位、完整的学科体系、具体成套的方法和作为佐证的一系列的成果，这些东西足以构成一个十分明确的考古学研究“范例”。夏鼐的考古学思想，主要来源于历史语言研究所，这与他的出身和经历有直接的关系。他自己曾经说过，新中国的考古学，实际上继承的是“史语所传统”。很多人研究过夏鼐的学术思想，而夏鼐自己的众多著作更是为此作了最好的注脚。不要说一些具体的技术方法来自于史语所，我们注意夏鼐考古活动和研究的一些最突出的特征，如以马克思主义指导考古研究，注重田野考古实践同时又吸取传统史学和旧金石学的传统，注重自然科学方法，注重中西交流史的研究，关注国外学术研究的新进展，注重实证不尚空论的治学风格。⑦ 除了第一点之外，实际上就是史语所学术精神在新形势下的延续和改造。张光直观察到，即使在意识形态干涉学术研究十分严重的年代，“资料、对资料的分析和政治术语共存于大多数考古发掘报告和论文中。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经纬分明，彼此之间的影响不大也不深”。⑧ 而据回忆，当年很多考古简报，受社会史研究风气的影响，往往在小结中多所发挥，而夏鼐作为考古刊物的主持者，甚不赞成，往往删去，尽力保持考古资料的客观性。⑨ 这些风格，无疑与傅斯年和李济所言“不尚空论”、“不做一切无味的发挥”⑩ 是一脉相承的，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对科学研究原则的理解和把握。
史语所考古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社会史研究上的薄弱，这与材料积累不足有关，但更与其“不尚空论”、注重实证研究的“科学主义”研究取向有关，即使夏鼐代表的改造过的新传统，在这一点上也没有很大的改变。而注重社会史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内容，是时代潮流和社会风气，所以与之并不完全合拍的“史语所传统”建国至今一直在这方面受到挑战，是有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和思想根源的。而以苏秉琦为代表的“中国学派”之所以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主流，则与对时代潮流的合拍或者说把握有相当的关系。
张光直曾经以提问的口气说，“有人说夏鼐先生在生前与苏秉琦先生之间对中国考古学的看法，有基本上的矛盾。如是事实，当如何解释？”(11) 之所以说这两个巨人之间对中国考古学的看法有根本差异，正是因为他们各自代表了不同的学术传统，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以学术界的通常说法，如果我们说夏鼐是一种所谓的“史语所传统”，那么苏秉琦可以称之为“中国学派”。(12) 后者自20世纪50年代末期起步，终于后来居上，成为统治中国考古学界的主流学派。(13)
“中国学派”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考古学界的主流派，有一个似乎很偶然的原因。因为这个学派的开创者苏秉琦是中国大学考古教育的主要创始人，是中国第一个大学考古专业——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创办人。目前，我国自20世纪50年代初期参加考古、文物、博物馆和大学教育的考古专业人员，基本上都是他直接或间接的学生。
但是，苏秉琦所谓“中国学派”的考古思想，之所以能够逐渐取代占据正统的“史语所传统”，开创了一个号称“苏秉琦时代”的“中国考古学新时代”，(14) 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主流，并非仅仅是受惠于人多势众、代代相传的大学考古教育，而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原因的。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分析“中国学派”的特征入手，并且与“史语所传统”相对比。
关于“中国学派”的特征，张忠培和俞伟超曾有全面的总结和说明。
这个“中国学派”，究竟有什么特点呢？
我们理解，第一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从考古材料出发，运用考古学的方法，仔细观察与分析考古现象所呈现出的矛盾，具体地研究中国境内各考古学文化所反映的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些内容的社会面貌及其发展阶段性：
第二是在科学发掘基础上，运用由中国学者所发展了的考古类型学方法，分区、分系、分类型地研究各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过程，通过考察中国考古学文化的谱系来研究中国这一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研究这一总过程中各考古学文化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的不平衡性；
第三是这种研究，以揭示历史本来面貌作为目的，对促进人民群众形成唯物主义历史观，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民族团结思想情感，有着重要的作用。
由这样的指导思想、方法论和目的性三方面结合在一起的考古学研究，正是新中国所特有的……
多少人的血汗浇灌，终于培育出了“中国学派”这一新种。(15)
苏秉琦代表的“中国学派”和夏鼐代表的“史语所传统”都号称是马克思主义考古学，这是时代赋予它们的共同色彩，但在具体治学路径和取向上有明显的区别。具体而言，“中国学派”最突出的特征有两点，第一是对类型学研究方法的特别重视，第二是对社会史研究的突出强调。这两者都是“史语所传统”的弱项，而这两点又恰恰非常符合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和以及时代潮流的需要，所以终于能够为中国考古学界大多数人所理解、接受和追随。
为什么考古类型学在中国会得到充分的发展，并且被提升到几乎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首先有技术上的原因，例如建立区域考古学文化的学术阶段性需要、科学技术手段的落后、考古人才知识结构的偏差、传统治学思维在考古研究中的作用、中国遗物遗迹的复杂性等等，都是可以讨论的话题。但是，对于“中国学派”的建立来说，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类型学在社会史研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且逐步深化，创造出了越来越新颖、越来越高级的研究范例，取得了重要成就。张忠培总结说“中国类型学研究已经在世界考古学中居于排头兵的位置”(16) 可谓并不为过。“中国学派”对社会史研究的重视，完全符合自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社会巨变之后的时代需要、学术潮流和大众心理，使它站在了考古学研究领域的制高点。而且它所关注的社会史研究的具体内容，始终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环境的变化而更新，符合时代潮流，故而引领学术进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一切，主要归功于苏秉琦的贡献。
相比而言，苏秉琦的学术有高度的独创性。不仅仅是学术观点上的创造，更有意义的是治学思路上的创新。与史语所的留洋派不同，虽然苏秉琦受过西方现代学术的熏陶，但是他实际上并没有受过系统的科学训练，却比史语所科学考古派更迅速而准确地摸到了类型学的门径，并且在越来越高的层次上取得了连续突破。
苏秉琦在民国时期对类型学的探索，已为考古界周知。这里重点谈一下苏秉琦50年代末期以后以考古类型学研究社会史的历程，这是他对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贡献，带有浓厚的本土性或者民族性色彩，为西方考古学中国化做了实质性的工作，实属苏秉琦学术最令人瞩目的一个方面。
从俞伟超、张忠培在《编后记》的追忆中，我们可以窥见这一历程的大致轨迹。这是一个将时代压力转化为动力，并进而推动学术发展的过程。
1956年以后，尤其是在1958—1961年的“大跃进”时期，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把青年学生的含有合理性的要求和脱离实际的空想，统统鼓动起来。就在苏秉琦先生主持考古教学工作的北京大学，一大批考古专业的学生提出了“建立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的口号，主张通过考古资料来研究社会关系及其发展规律。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们拒绝本学科的基本方法，批判类型学，以为搞陶器排队是“见物不见人”，幻想“以论代史”。在这场批判高潮中，苏秉琦先生首当其冲。(17)
这一段话交代的时代背景，包含深刻的历史原因。对青年学生的这种诉求，并不能够轻易加以全盘否定，类似的这种学术反思或者说反动，在考古学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曾经引发了变革，如前苏联的“苏维埃考古学”和西方“新考古学”的兴起。中国考古学在该阶段的变革，就是苏秉琦在类型学研究上的突破。《编后记》接着说，在大批判之后，苏秉琦先生始终抱着追求考古学发展的一片诚心，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寻找大批判中的合理因素。
就像他后来多次跟我们说的那样：“大批判以后，你们觉得没有事了，我却长期平静不下来。总是在想，过去的一套有哪些不足呢？如何才能达到大家的要求呢？怎样才能建立起正确的中国考古学系统呢？”长期的思索，执着的追求，使苏秉琦先生在50年代末期进行了用考古资料分析东周社会面貌及其变革的探索，60年代前半期进行了划分仰韶文化类型以及仰韶遗存反映的原始社会后期的社会变革的探索，总之，开始把类型学方法推进到可以进一步分析文化序列和为探索社会面貌作好基础准备的高度。经过“文化革命”的风浪后，他更找到了通过区系类型研究来探索以汉族为主题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这一重大课题。(18)
俞伟超、张忠培将苏秉琦以类型学为核心的考古研究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40年代以斗鸡台陶器和墓地为对象进行的较单纯的形态类型学研究；50年代末期进行了用考古资料分析东周社会面貌及其变革的探索；60年代前半期进行了划分仰韶文化类型以及仰韶遗存反映的原始社会后期的社会变革的探索；七八十年代达到顶峰，开始通过区系类型研究来探索以汉族为主题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这一重大课题。(19) 在这一梯度推进过程中，苏秉琦为考古类型学的发展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在考古学方法论上为中国考古在世界考古学舞台上赢得了一席之地。
俞伟超和张忠培对苏秉琦这一成就的最终认识是：
历史总是按辩证法的规律前进。一场批判类型学方法的高潮，促进了类型学方法的进步。苏秉琦先生正确对待了那种运动的两重性，推进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开始找到了运用考古资料来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的途径，把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阶段。这是唯物辩证法的胜利。(20)
虽然这段总结明显带有“过来人”的印记，但是核心认识却是一语中的：“找到了运用考古资料来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的途径”。
许多人对苏秉琦考古思想的认识，只停留在建立中国考古学文化的谱系这一点上，但这并不代表其学术思想的内在理路。苏秉琦的考古研究，核心内在诉求一以贯之，在于应用考古学方法进行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即所谓“修国史，写续篇”，所以其最终发展到所谓“文明论”，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问题，是一个顺理成章的必然结果。中国历史研究和考古研究以这些课题为重点，是社会环境变迁的结果，从这个角度而言，苏秉琦“中国学派”顺应时代潮流，取代“史语所传统”逐步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主流，如果说是时代环境和历史发展做出的必然选择，也并不为过。
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的新走势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学派”无可争议的鼎盛时期，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中国考古学的走势开始复杂化。即使原来极其团结的“中国学派”内部，也开始出现了激烈的争论。(21)
社会环境的变化对学术研究产生影响，特别是对考古学这样的基础学科产生影响，有一定的滞后性。特别是涉及考古事业管理者的政治态度，更是加剧了这种滞后。但在滞后之后，这些社会影响在考古学上终于明确地表现了出来。90年代的激烈争论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平息下去，但实际上中国考古学自此之后，已经呈现出很多新的变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西方考古学先进理念、方法和技术的介绍和引进，实际上已经大大改变了中国考古学正常的发展进程。即使如某些学者所说，当前的中国考古学总体来看仍然只是西方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水平，属于所谓的“古典”阶段，但是，中国考古学已经不可能会按照西方考古学曾经经历的常规轨道演进了。具体来说，虽然中国考古学现在仍然处于文化历史考古学的发展阶段，建立和完善各个不同地区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和发展谱系的任务远未完成，大量的基础研究仍在进行，很多的基本资料仍要积累，但是当前的考古学研究受到西方当代考古学成果的影响，已经不再是纯粹的文化史研究，在进行文化谱系研究的同时，人们也在积极进行关于人和人类社会等多方面的探索。考古学者们除了习用的地层学和类型学，也开始尝试运用西方的技术和方法，以达到多方面的研究目标。这种新的趋势，不仅使考古学研究目标和方法走向多元化，同时也加速了考古学基础研究的进程。可以说，中国考古学今天在保持文化历史考古学主要学科特征的同时，也加入了大量的过程考古学以及后过程考古学的因素，体现出中国考古学当前正在循着一条“超常规”的轨道向前发展的趋势。还需要说明的是，所有这些，并没有损害中国考古学的民族性和学术独立性，而是提高了中国考古的学术水平和国际影响。(22)
中国考古学在时代变迁影响之下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学术界已经有较多的评论和总结。如在2002年庆祝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系）成立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赵辉教授曾经作有主题为《考古学与历史的重建》的讲演，关于当前中国考古学所处的历史阶段，他说：“随着学科本身的发展，中国考古学已经基本完成了物质文化史构架的重建，进入了历史研究的新阶段。”至于中国考古学是何时完成“重建”，进入“新阶段”的？赵辉认为是在90年代左右，发生了一个大的飞跃，和国际水平日益趋近。(23) 在一篇名为《关于中国考古学发展方向的思考》(24) 的文章中，王巍把新世纪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概括为“科学化、现代化、国际化、大众化”，后来又精简为“科学化、国际化、大众化”。王巍虽然是随着大家一起来谈新世纪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的问题，但实际上却是对9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发展趋势的一种总结。
虽然我们还不能说自9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研究“范例”，更不要说构成了一个学派，但至少可以说它具有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特征，这些新特征足以使它与90年代之前的考古学研究形成阶段性区别，代表了一种新的学术潮流。
这股新潮流与“中国学派”相比，有一些非常突出的特点。其一，注重多元化方法，特别是科技方法，而并不仅仅是突出类型学和地层学；其二，研究领域更加宽广，不仅仅关注文明和国家起源问题，也关注生态环境、农业起源、人类行为等社会各方面的课题，不仅具有历史学研究的传统，也具有人类学的一些特征；其三，修正了80年代初期在“全盘西化”社会风气下的一些极端影响，对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模式不再盲目崇拜，而是加强了中国考古学自身的本位意识，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觉性，学界基本达成共识的一点是：吸收西方考古学的有利因素十分必要，而以西方考古学的标准来衡量和评价中国考古则完全是一个错误；其四，具有国际视野，对西方的学习和平等交流正常化，争取使中国考古成为世界考古学的一部分。从学术传统而言，这股潮流的成分来源十分复杂，主要是对“中国学派”和“史语所传统”的批判、继承和发展，也大量吸收了西方考古学的一些因素。但实际上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些新特征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过去“史语所传统”的特点，我们未必不可以说，这是“史语所传统”在新时代的复苏或者回归。
通过分析以上各个学术流派风格特征的形成过程和演变，我们可以对整个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过程有一个框架性的认识。民国时期中国考古学主要存在科学考古、传统考古和马克思主义考古三个流派，建国后至20世纪80年代，先后以“史语所传统”和“中国学派”为主流，90年代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呈现出新特点，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向“史语所传统”回归的倾向。总之，中国现代考古学自诞生以来出现的种种思潮和流派，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它们的兴替深刻地反映出时代的变迁和学术自身的演变。
［收稿日期］2009－06－10
注释：
① 张光直：《考古学和中国历史学》，《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3期。陈星灿译自：World Archaeology,Volume 13,No.2(October 1981）。后收入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② 苏秉琦：《中国考古学从初创到开拓——一个考古老兵的自我回顾》，载《考古学文化论集》（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371—372页。苏秉琦提到中国考古学产生之时的三个不同寻常之处：1.对金石学的继承；2.考古学创立早期代表人物的传奇经历；3.创立之初即有马克思主义应用。
③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
④ 尹达：《郭沫若与古代社会研究》，《尹达史学论著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15页。
⑤ 尹达：《中国原始社会》，作者出版社，1943年。
⑥ 张忠培曾经说，影响中国考古学基本过程的，并不是什么外来人物和思想，而是夏鼐和苏秉琦。见张忠培：《考古学当前讨论的几个问题》，载《走近历史真实之道》，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23页。
⑦⑨ 姜波：《夏鼐先生的学术思想》，《华夏考古》2003年第1期。
⑧ 张光直：《考古学和中国历史学》，《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3期。
⑩ 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载李光谟编：《李济与清华》，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6页。
(11) 张光直《序》，载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4页。
(12) 考古学“中国学派”的概念，是苏秉琦在1981年6月北京市历史学会举办的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六十周年报告会上首次提出。见苏秉琦：《建国以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299—305页。
(13) 俞伟超和张忠培在《〈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编后记》中有一段相当隐晦的话：“这个学科（中国考古学），犹如黄河、长江，由许多源头汇成。任何个人，不可能在各个方面都进行工作；但源头总是有大有小，有主有次。”曲折地表明了分别以夏鼐、苏秉琦为代表的两个学术流派的实际存在，以及它们在中国考古学学术发展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见《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第306页。
(14) 张忠培：《中国考古学的重要奠基人和中国考古学新时代的开创者》，《走近历史真实之道》，第59页。
(15) 俞伟超、张忠培：《〈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编后记》，《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第317页。又收入张忠培《走近历史真实之道》。
(16) 张忠培：《中国考古学的思考与展望》，《走近历史真实之道》，第241页。
(17)(18)(19)(20) 俞伟超、张忠培：《〈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编后记》，《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第317、317—318、317—318、317—318页。
(21) 相关的篇什参见查晓英：《20世纪末关于中国考古学走向的争论——以俞伟超和张忠培的观点为中心》，《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张忠培：《考古学当前讨论的几个问题》，《走近历史真实之道》，第218－225页。
(22) 陈洪波：《一部当代考古学的百科全书——读〈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有感》，《中国文物报》2005年12月21日第4版。
(23)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http://www.pkuarch.com/forum/viewthread.php?tid=345&extra=page%3D2
(24) 王巍：《关于中国考古学发展方向的思考》，《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