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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888(2002)02-0001-05
在文学史中,关于当代诗歌变革发端的起点,过去通常是把1976年清明节爆发的“天 安门诗歌运动”作为其标志的。但现在看来,这一说法已经缺少说服力。因为“天安门 诗歌运动”首先是一场反对“四人帮”的政治运动,是公众对文革灾难的一次自觉的反 省,而不是一次纯粹的诗歌和文学运动;其次,“天安门诗歌运动”所采取的诗歌形式 主要是古体诗在我国的“复兴”,人们之所以大都采用旧形式,是因为这种方式易于传 播沟通,易于产生所谓“兴、观、群、怨”的作用,从总体上看,它和当代诗歌发展的 方向尚有明显的不一致处;第三,“天安门诗歌”中虽然有不少作品表达了对文化专制 的痛恨和对民主进步的强烈吁求,但也还带有明显的上个时代的思想痕迹,比如对周恩 来的怀念也或多或少地带有文革个人崇拜的情感因素在内。从这几个方面看,“天安门 诗歌”并没有真正开启一个新的诗歌时代,它所包含的一些新的思想因素也未充分发育 。鉴于这一些原因,考虑当代诗歌的变革起点,应做更深入的历史探察。
一、传统、历史流脉和精神先驱
以更长远的历史眼光来考察当代诗歌变革发端的社会历史条件和背景,应同时看到两 个历史传统,这就是当代诗歌的两条历史流脉:一是与意识形态关系密切的“红色诗歌 ”,二是挨近个人心灵的民间“潜流写作”。红色战歌是文革和此前“十七年”诗歌的 主要形式,连最生活化的抒情诗也要施以革命的油彩,灌注进政治的主题。像闻捷的抒 情诗,在全部“十七年”诗歌中,闻捷的诗可以说是最具有浪漫的抒情色调的,细腻的 笔致,优美的语言,加上新疆边地民俗的生动的刻写,这一切都使他的作品具有了近乎 天然的浪漫主义特色,但在这样的作品末了,他也要加上一条政治的尾巴。就连老诗人 艾青的作品中也充满了言不由衷的政治意念。这样的诗歌概念——即同上流权力文化一 直保持密切关联的诗歌概念,一直影响到80年代初期许多年的诗歌写作。显然,这一“ 传统”是利少弊多的,但它从另一个侧面,也影响、培育和衍生了当代诗歌关怀重大主 题、传达人民心声、崇尚宏伟理念的特点。事物总是两面的。
第二个传统是一个过去未曾引起人们重视的、然而却是最重要的传统,即很早开始发 育、但一直潜流于民间隐而不显的、表达了独立于时代和意识形态之外的、并对之进行 了反思的、个体心灵的写作。这是一个需要认真加以清理和寻找的传统,一个没有被充 分阐释但却一直在起着最宝贵的作用的传统,当代新潮诗歌的精神并不是无源之水,它 的精神源泉与思想财富,首先是来自这些发育在地下的、充满了探求、怀疑、追问和叛 逆精神的民间性的写作。也正是这样的一些精神财富,才使得80年代而下的诗歌获得了 不断突破自身并向前发展的动力。
民间潜流诗歌写作的源头可以说是非常早的,早在60年代就已经初露端倪,如在1993 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在黎明的铜镜中·朦胧诗卷》中,就收录了贵州诗人黄 翔写于1962年的一首《独唱》,哑默写于1965年的一首《海鸥》,这两首作品均写于文 革之前。虽然就造成文学史的“事实”这一点来讲,他们的意义还不能充分地肯定,但 就作品本身来看,确已表现出了明显的迥异于时代政治的个人倾向。在60年代末期到70 年代初期,民间诗歌写作开始呈现出成熟的迹象,并已然形成了文学史的事实,出现了 食指这样传抄甚广、影响巨大的诗人,并出现了一个人员众多、水平很高的“白洋淀诗 歌群落”,他们的作品也在一定的范围内有较广泛的传播。其主要人物芒克、多多、根 子,以及与之有密切联系的江河、严力、赵振开等人后来都成了“朦胧诗”的前驱和骨 干人物,因此学界也取得了一个较为普遍的共识,将这一民间潜流写作和后来的“朦胧 诗”联系起来,称之为“前朦胧诗”。
食指的诗具有哀婉、忧伤、酣畅的艺术风格,同时富有激情,适于朗诵,也是他的诗 能够广泛传播的原因之一。食指是一个顽固坚持浪漫主义写作精神的诗人,其大部分作 品都表现了典型的浪漫主义风格与气质,这构成了中国当代诗歌的一个特殊现象,他的 诗从主题和写法上都不复杂,而且还可以说是十分地“简单”,但正是这表面看起来的 简单使他的诗歌具有了某种经典和规范的力量,因为这些诗作经由他悲剧性的生命人格 实践而得到了升华,获得了真正崇高和悲壮的精神内蕴;另一方面,食指诗歌的生命力 还来自他对情感世界的人性理解的立场,以及“高度个人化”的处理方式。这使他得以 超出时代之上,成为一个逝去时代的真正的天才歌手。
食指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有《相信未来》(1968)、《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1968)、 《鱼儿三部曲》(1967)、《命运》(1967)、《希望》(1968)、《寒风》(1968)、《烟》 (1968)、《疯狗》(1974)等。这些诗成为那个年代里一代青年人内心情绪的真实表达和 灵魂的写照。失败、痛苦、迷惘,与坚持、抗争、不悔的生活信念与生命理想,构成了 它们复合式双声部的悲壮主题,也构成了深沉的历史黑夜中明亮绚丽的精神光焰。这样 的主题与意境赋予了食指的作品以典雅高贵、浪漫哀婉的美学品质。另一方面,值得指 出的是,食指的许多诗歌中还表现了高出时代的可贵的现代性艺术探索,较多地使用了 象征、寓意、隐喻等手法,从而更加丰富了其作品的表现力。如《鱼儿三部曲》用冰层 下的痛苦窒息的鱼儿的形象,来隐喻文革中那些有思想受压抑的青年人的精神处境;《 寒风》用慷慨地散落了所有的白银,却又被冷酷的人们关在门外的“寒风”的形象,来 隐射那个诚实和善良遭受误解和轻蔑的不公正的时代;《疯狗》用一个被欺辱和被损害 的象喻来抨击专制和暴力对人性与人的基本权利的践踏,等等。还有的作品在表现方式 上使用了诉诸直觉与瞬间感受的手法,比如他的名篇《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这 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片手的海浪翻动。/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声雄伟的汽 笛长鸣。”
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
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
我双眼吃惊地望着窗外,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
这首诗强调了对时间和感觉的突然“切断”,突出了特定情景下复杂心理中的潜意识 内容。诗中的人物似乎是成千上万上山下乡奔赴“广阔天地”的知青的一员,但他面对 一个盛大的告别场面却别有一番悲凉的感受。作品以个人化的、瞬间和压抑的情绪,同 特定时代的主流精神拉开了距离,具有很强的“陌生化”效果。这些陌生而新鲜的、异 样而不那么正统的思想与艺术特征,在青年人的心中产生着强烈的震动,成为继起的年 轻诗人宝贵的思想与艺术资源。
与食指大致同时期的,还有一些“现代诗人”,在杨健著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 学》(朝华出版社1993)一书中记录了他们的名字和写作活动:“张郎郎、牟敦白、董沙 贝、郭世英等人。1965——1966年期间,郭路生曾出入于牟敦白家中的‘文艺沙龙’。 其成员有:王东白、甘恢里、郭人勋。”在郝海彦等人编的《中国知青诗抄》(中国文 学出版社1998)一书中收入了他们的部分作品,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的诗作传播范 围较小,影响不大。
稍晚于食指,在河北白洋淀地区插队的知青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写作群体——“白 洋淀诗歌群落”。这一群落的形成时间大约在70年代初,“在1973—1974年之间最终汇 流于‘现代主义’旗帜之下”。[1]据知情者回忆,大致有这样一些成员:
“白洋淀诗群”,是指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期(1969——1976),一批由北京赴河北 水乡白洋淀插队的知青构成的诗歌创作群体。主要成员有芒克、多多、根子、方含、林 莽、宋海泉、白青、潘青萍、陶雒诵、戎雪兰等。此外,还应包括虽未到白洋淀插队, 但与这些人交往密切,常赴白洋淀以诗会友,交流思想的文学青年,如北岛、严力、江 河、彭刚、史保嘉、甘铁生、郑义、陈凯歌等人。后者也是广义的“白洋淀诗群”的成 员。[2]
“白洋淀诗群”不但继承和发展了食指等前躯的诗风,持守了时代主流之外的个人独 立思想,坚持了怀疑与逼问的精神立场,而且从整体上使诗歌艺术超越了浪漫主义,从 而使新诗中断数十年的现代性进程得以续接和修复,使现代主义艺术倾向的诗歌在一代 青年中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后来“朦胧诗”的多数成员都曾受惠于此,“朦胧诗” 本身也可以说就是这一群落的很自然的延伸。
“白洋淀诗群”虽然成员众多,但这一群体仍然有一个实质上的核心,这就是插队在 同一个村子的芒克、多多和根子。芒克是在白洋淀落户最早、呆的时间最久的知青(196 9—1976),早在1971年,他的《致渔家兄弟》就在知青中间传抄。1972年以后,他写下 了许多具有现代色彩的作品,如《城市》(组诗,1972)、《天空》(组诗,1973)、《太 阳落了》(组诗,1973)等。他的诗比之食指更加强化了现实理性思索的内容,同时也更 加注重意象、象征方法的使用。如《城市·之一》:“醒来,/是你孤零零的脑袋。/夜 深了,/风还在街上,/像迷路的孩子一样,/东奔西撞。”再如《太阳落了·之二》: “太阳落了,/黑夜爬了上来,/放肆地掠夺,/这田野将要毁灭。/人/将不知道往哪儿 去了。”在芒克那里,贫困、没落、僵死、绝望的动乱年代已完全被置于理性思考和批 判的视野,并且他还表现出强烈的抗争精神:“这正义的声音强烈地回荡着:/放开我! ”《太阳落了·之六》)
芒克的诗色彩阴冷,已出现比较奇警怪谲的意象,以阴暗的隐喻与象征的笔法建立了 自己质地坚硬而变幻多端的艺术风格与个人化的语意世界,如这样的意象:
太阳升起来
天空——这血淋淋的盾牌
——《天空·11》
当秋风突然走进哐哐作响的门口
我的家园都是含着眼泪的葡萄
——《葡萄园》
但芒克也有他的沉实和明澈的另一面,大地和农事使他对自然和劳动充满了理解与亲 和的情感,他也写下了许多歌颂土地、劳动和自然景色的作品,多多曾称他为“自然诗 人”和“自然之子”,这一方面表明他是一个从未被社会所扭曲的纯洁而本色的诗人, 同时也概括了他作品的另一个重要的内容特征。不过,芒克的这类作品并不留意于对自 然事象的描摹,而完全是格言式的抽取与概括。许多诗只有两三句,如《灯火》:“整 齐的光明,/整齐的黑暗。”多么富有奇警撼人的启示力量!有的也充满醉人的柔情,如 《遗嘱》:“不论我是怎样的姓名,/希望把她留在这块亲爱的土地上。”有的甚至只 有一句,如《酒》:“那是座寂寞的小坟。”《诗人》:“请带上自己的心!”这些作 品都是一些苦难社会中的“启示录”,它们那深刻、奇警和新鲜的话语,会给那个时代 的人们带来更多的精神启蒙力量。
多多于70年代初开始写作,同芒克一样,他也执着于社会思索与现实批判的主题,但 却更为展开和具体,如他的《当人民从干酪上站起》(1972)、《祝福》(1973)、《无题 》(1974)等,都以犀利的笔锋直接涉入关于专制/自由、暴力/人性、迷信/光明的思考 ,对“革命”名义下残忍而愚昧的行为进行了有力的抨击:“歌声,省略了革命的血腥 /八月像一张残忍的弓/直到篱笆后面的牺牲也渐渐模糊/远远地,又开来冒烟的队伍”( 《当人民从干酪上站起》)。“从那个迷信的时辰起/祖国,就被另一个父亲领走”(《 祝福》),这样的诗句,不啻是一只只火把,照亮了那个年代里一只只愚昧的眼睛。
根子是一个诗歌的奇才,他的诗所传不多,但却显示出“先知式”的特立独行的风格 和异乎寻常的成熟,1971年他19岁就写下了他的名作《三月与末日》,并“一口气”写 了一系列的长诗,但这些作品大都失散未传,今能见到的只有前者和另一首长达150行 的《致生活》(1972)。
《三月与末日》不仅是这个年代、而且也是此后许多年里最富现代性特质的一首诗作 。它不仅是对现实的一种尖锐深刻的诘疑和批判,而且还蕴含了一个过早成熟的天才少 年对荒谬的精神处境中人生的荒谬体验,以骇人的冷酷,赋予了“春天”这一习惯性的 希望与欢乐的象喻以虚假性、欺骗性的内涵,从而拆除了一代人关于青春、现实、未来 和理想的欢乐理念,拆除了人们所习惯的时代的虚妄颂歌:“三月是末日/这个时辰/世 袭的大地的妖冶的嫁娘/——春天,裹卷着滚烫的粉色的灰沙/第无数次地狡黠而来,躲 闪着/没有声响……/我看过足足十九个一模一样的春天。”根子对春天的这种理解,很 像是艾略特的《荒原》中的句子:“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哺育着/丁香……”这样的 理解方式表明了根子摆脱精神奴婢的决心。因此,便有了如此令人震惊的诗句:“我是 人,没有翅膀,却/使春天第一次失败了。”“人”在这里被再次擦亮了它蒙尘已久的 内涵,这是人文主义的人,是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大写人,是五四文学中曾经为启蒙思想 者痛声疾呼过的人。根子的成熟达到了可怕的程度:“心是一座古老的礁石,十九个/ 凶狠的夏天的熏灼……/十九场沸腾的大雨的冲刷,烫死/……今天。暗褐色的心,像一 块加热又冷却过/十九次的钢,安详、沉重/永远不再闪烁。”
“白洋淀诗群”中的重要成员还有方含、严力、林莽等。
另外,这个年代的“主流”写作中也出现了有意义的转机,如在形式变革方面很有贡 献的依群(齐云)。他的作品虽然是与上述诗人截然不同的“红色诗歌”,但他出色的才 华,高度个人化的写作方式,以及更重意象的修辞风格,使他成为了如多多所言的“形 式革命的第一人”[3]。这是他的《巴黎公社》中的第一节:“奴隶的歌声嵌进仇恨的 子弹/一个世纪落在棺盖上/像纷纷落下的泥土”
呵 巴黎 我的圣巴黎
你像血滴 像花瓣
贴在地球蓝色的额头
……
一切都表明,从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是一个长期以来受到不应有的忽略的重要年代 。它不仅孕育了当代中国诗歌变革的精神与思想资源,而且直接孕育了它的雏形,在历 史的黑夜与边缘处续写并修复了现代新诗一度被中断的“传统”。没有这样一个基础, 诗歌在80年代的变革和进步是不可想象的。作为一个在边缘处存在的诗人群落,他们的 意义已不在于在表层上同时代政治的对立,这种对立事实上是很弱小和缺少实际意义的 。真正的意义在于他们找到了一个现代诗人应有的写作立场,这就是存在于时尚的红色 主流文化之外的个人化写作立场,这不仅使他们找到了可以清醒地思索现实问题的角度 与视点,而且也找回了诗人作为人文知识分子的最重要的传统,这是扭转当代中国诗人 多年来写作的政治迷失的关键所在和真正开端。
另一方面,艺术的冒险和前卫精神也是使他们的诗歌充满活力的重要原因。对艺术因 素的注重,包括依群的“红色诗歌”在内,对审美艺术经验的个人化处理,再加上善于 运用意象、象征、隐喻等现代艺术因素,使得他们的作品充满了陌生和新鲜的色调与魅 力。这同后来崛起在70年代末的朦胧诗更是一脉相承的。
上述历史渊源对当代诗歌来说无疑是最重要的,但是,它并不是唯一的发展向度。因 为当代的历史是一个多元并存的局面,主流政治与文化也在发展嬗变,并对文学和诗歌 发生着依然巨大的作用。另一方面,“新时期”的政治与社会变革是逐渐的,它不可能 同诗歌艺术的前卫性变革完全同步,因此,诗歌与社会政治之间的关系仍比较复杂。由 这些条件所限定,第一,上述诗歌传统引发了当代诗歌的变革,而且事实上已经形成了 一个精神的制高点,“朦胧诗”不过是它们的扩展与延伸罢了;第二,比较“主流”的 社会政治性的“新现实主义诗歌”写作仍占很大比重,并且更具有现实的合法性;第二 ,上述格局决定了80年代而下诗歌“民间”与“主流”二元并存的局面,并且表现出越 来越倾向于前者的趋势。
二、当代诗歌变革的分期
关于当代诗歌变革的历史分期,历来有各种不同的分法。比较客观地看,大致可以分 为四个阶段:一是裂变和孕育期(1978年以前),可称作“前朦胧诗”或“前新诗潮时期 ”,它向前可以上溯到60年代,重要的诗人与创作现象有前文所述的文革中的地下诗歌 ,食指、“白洋淀诗群”、其他地下沙龙诗人等。另外,重要的诗歌现象可包括“天安 门诗歌运动”等。
第二个时期是生长期(1978—1985),这是一个由“朦胧诗”和“新现实主义”诗歌并 存共生的时期,由于社会政治文化变革的渐进性,所以相比之下显得“前卫”和激进的 “朦胧诗”的政治合法性成了一个问题。关于诗歌变革的方向性问题、关于诗歌的审美 性质与写作立场的问题、关于诗歌的艺术形式的诸多问题,都发生了激烈的论争,“朦 胧诗”在理论上遭到了激烈的批判。在这一时期,由文革后“复出”的老一代诗人和一 批刚刚成长起来的年轻诗人所共同构成的“新现实主义”写作占据了比较有利的位置。 “归来的歌”、反思与改革主题、有限的现实批判主题,都曾引起过较为广泛的社会反 响。艾青及落难的“七月派”、“九叶派”诗人,公刘、流沙河、白桦、邵燕祥等建国 后成长又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一大批诗人,雷抒雁、骆耕野、叶文福、张学梦等 一批新崛起的政治抒情诗人,他们共同构成了这一时期庞大壮观的诗歌阵容。另外,还 有一些追随“朦胧诗”的脚印、同时又成长于校园的青年人,他们在朦胧诗的情感方式 上又嫁接了某些温情主义和认同现实的东西,杂糅成了一种颇为流行的“生活抒情诗” 体。上述二者是这一时期诗歌的主要角色。
在1985年前后,还出现了以杨牧、周涛、章德益等为代表的“西部诗”,“西部诗” 是个很特殊的现象,既有同江河杨炼为代表的后期朦胧诗相似的文化色彩,又有同新现 实主义接近的主流时代精神,所以曾轰动一时。
第三个时期是蜕变期(1986—1989),这是一个最突兀、最变动不居的时期。原有的二 元并存的格局被打破,“朦胧诗”刚刚确立起来的比较优美和谐、注重形式的审美风尚 受到一批更为年轻的诗人的挑战,一个“平民主义”的时代到来了,他们称文革前的红 色写作为“第一代”,“朦胧诗”为第二代,而他们自己则为“第三代”。“第三代” 是在“朦胧诗”的基础上出现的,有其逻辑和历史的必然性。后期朦胧诗由于审美态度 上的唯美主义和“文化乌托邦”的贵族趋向,使诗歌完全非世俗化了,成了远离现实语 境、缺少当代“及物性”的智慧游戏和精神自怜;加之在80年代中期,当代中国文化又 经历了一个大的裂变和进步,人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审美领域的分化和新变 已势在必然。第三代诗人以逃亡者和叛逆者的面目出现,正是要打破朦胧诗所形成的新 的垄断和平衡,实现艺术的多元化。
从各方面看,第三代内部存在着分歧对立和良莠混杂的复杂局面,关于它的理论争论 一直未能停歇。其内部的特征亦不能以一个简单的“反文化”来概括,各种文化与审美 向度都在孕育和发展,既有反文化的一派,也有结构主义、存在主义、女性主义等等新 的理论背景,出现了“女性诗歌”、哲学与神话意义上的宏伟史诗、以及海子现象等等 。一个放射、扩张和多元的局面形成了。
80年代末,随着社会政治的震荡和文化上出现的转折,当代诗歌过于激进的变革时期 结束了,相应地出现了一个比较平静和沉闷的时期。诗歌只在一些个别的向度上有所发 展,如热闹一时的“新乡土诗”等,但从整体上看,其审美趋向是比较暧昧的,所以缺 少强劲的内在精神支撑,也就很快停滞了。
第四个阶段是弥散期(1989——),也是当代诗歌出现大的变革之后的一个自省与消化 期,一个融合、吸收、调整和整合的时期,一个相对沉寂和“无主流”的时期。市场经 济的发育和大众文化的膨胀,使诗歌不再居于被关注的中心位置,因而它通过大众媒体 给人造成的印象是一种接近于“消亡”的状态。但事实上90年代的诗歌恰恰在平稳和沉 静中迈进着,发生着诸多内在的潜移默化。概而言之,有这样几点:一是广泛的民间化 动向,诗歌不可遏止地走向了社会和文化的边缘,成为民间性的精神存在,“好诗在民 间”已成为大家的共识;二是在艺术上趋于成熟,形式、语感、文体的诸种因素较之80 年代都有了很大的改进,出现了一批成熟的诗人,艺术上精致的诗歌文本,西川、欧阳 江河、王家新、钟鸣、柏华、陈东东、翟永明、臧棣、韩东、于坚、伊沙等,都已成为 较为广泛认可的成熟和富有个性的诗人;三是在世纪末出现了内部的分化:1998年以后 呈现互相依存又有冲突的两个流向——它们分别被称作“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 ”,这当然是当代社会新的复杂语境造成的,日前这一分化还在延伸继续。
一个新的时期也许正在孕育,因为自从1999年之后一代新人已经以崛起之势出现在诗 坛上,这就是被称做“70后”的一代。他们以更加亲和日常生活的姿态、以更“底线” 的道德理念、更平易甚至更粗鄙的美学观、更口语化和随意性的语言方式进行写作,从 总体上看,他们适应了方兴未艾的网络新媒体的传播特性,有效地降低了诗歌写作的“ 难度”,并由此形成了他们自己的诗歌新美学,产生了一系列关于诗歌生产与传播消费 的效应。从个别最具有“代表性”的写作群体(如以《诗江湖》和《下半身》等民刊为 主要载体的一群)来看,他们在“新生代”及其继承者(如伊沙)的破坏性的“解构主义 写作”的基础上,更加以嬉戏式的姿态出现,几乎对所有过去通常认为的“禁区”都予 以无顾忌地瓦解破除。他们似乎比以往任何人都更彻底地表明了他们要终结统治了人们 几千年的写作理念的决心——即废除通过写作来建立功勋以进入权力(或精神)的庙堂的 传统的“心理制度”,而把写作变成一种无目的和无责任的纯粹的精神游戏与娱乐。这 当然是值得人们警惕和思考的,但也许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因为在网络信息时代, 传播媒介工具的高度发达和自由化、游戏化的运作方式,网络作为“高科技的民间社会 ”的自身特性,使得人们已经难以靠传统的道德理念去对诗歌写作这种非常个人化的文 化生产进行规约。这样的一个趋势已经引起了诗界中人的关注和争议,不知道这是诗歌 的福音呢还是“末日”?至少从目前看,“70后”的诗歌写作还是给诗坛带来了空前的 活力。
三、总体评价问题
现代性变革中的当代诗歌从总体上讲是成就巨大,应该说达到了新诗史上的最高水准 ,虽然在社会影响的程度上由于种种原因有所降低。在这一问题上近年来一直有很大争 议,但当代诗歌艺术上的成熟是谁也无可否认的。历史地看,它表现出了这样一些特点 :一是极其强烈的现代性的价值与美学向度。由于当代社会历史进程几度出现曲折,诗 歌的现代性特征被削弱甚至中断,但在这种短暂的中断之后,马上即为更加强烈的现代 性焦虑与运动所替代,当代诗歌在80年代以来所走过的急速变革之路,甚至包括在90年 代末期发生的“民间”与“知识分子”派的分立与论争,甚至近一两年中崛起的“70后 诗歌写作”,都是这种现代性向度的“惯性表现”。现代性的恢复给诗歌带来的首先是 个体人格、个人作为诗歌的主体这样的基本原则被重新确认,诗歌的知识者的立场、边 缘与弱势群体的立场、社会良知的立场、个人的自由的抒情立场都逐渐得以恢复;诗歌 写作不再是工具和附庸,而成为社会批判、文化探求、心灵表达、语言探险的自由和自 在的方式,诗歌的无限可能性与多元性不断获得探索中的认证;艺术上,所有的现代性 因素都已成为“合法性”因素,渐次得以引入,从朦胧诗的象征主义,到第三代的现代 主义(类似“达达”和“未来主义”)、结构主义、“反文化”、新历史意识、女性主义 ,再到90年代更加彻底的“解构主义”的写作(如伊沙以及之后的“70后”诗人)等,诗 歌的变革之路已经走出了迢迢的旅途。
另一方面,诗歌还不堪重负地承担了非常关键的推动社会变革和文化进步的任务,诗 歌变成了引导社会文化思潮与整个文学思潮进步的急先锋,在这方面可以说是贡献尤其 大的。诗歌所实现的突破已成为全社会和文化界正普遍享用的精神成果。“前朦胧诗” 和“朦胧诗”在历史的阴暗岁月里对上个时代的批判,后期朦胧诗在80年代中期引导的 文化寻根思潮,“第三代”所敏感地表达的文化转型的信息,它所承载的多元的思想与 文化资源,它对社会主流文化的反抗,对丰富的新的价值观念的强化了的表达,它在90 年代所持续担承的文化与精神殉道者的悲壮角色,对商业文化的批判,对大众消费思想 的抗拒,对存在的哲学追问与对生存境况的悲歌质询,乃至对自身的解构与批判,都是 任何其他文化形式都无法承担的。不仅诗歌本身以此持守了崇高的文化品质,而且在全 社会的意义上传播了新思想和新观念。
再者是民间和边缘化运动。这是一个包含出走与回归、进步与自我复位的双重命题的 过程。高居于政治的庙堂,虽然使诗歌处于全社会关注的中心,但也从根本上限定了诗 歌的自由发展,扭曲了它作为艺术的本来面目,当代诗歌用它不无悲壮的努力,拆除了 它自己的这一处境与地位,在80年代初它是反抗权力政治的中心,在80年代中期是拆除 精神贵族式的新的文化权力,在90年代是彻底回归民间,向权力文化、商业大众文化告 别,在寂寞中持守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自由写作的姿态。这当然包含了痛苦,并被社会 和媒体视为“死亡”、“消失”和“不景气”,但的确这又是诗歌真正的原点和起点, 是回到了它最古老的和自然的状态。在这一自然的处境中,诗歌将真正成为存在于心灵的艺术,并在新世纪里开辟出属于它自己的存在空间。
收稿日期:2002-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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