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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8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02)06-0052-05
陈友仁（尤金·陈），英文名Eugene Chen，祖籍广东顺德，1878年出生于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南部的圣费尔南多镇，从小接受英国教育。1912年初，他为响应辛亥革命，回国效力，先后当过交通部的法律顾问和英文《北京每日新闻》的编辑，随后创办了英文《京报》。陈友仁政治观点鲜明，文笔犀利，特别是那些抨击北洋政府、褒扬南方政权的时事评论，使他在这时就与孙中山开始了神交。1917年底，英文《京报》因揭露北洋军阀而被迫停刊后，陈友仁即离京南下追随孙中山。从此，他一直伴随孙中山左右，成为其晚年不可或缺的助手。
一
孙中山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曾有过许多助手，从早期的陈少白、陆皓东到中晚期的黄兴、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和蒋介石，而陈友仁是1917年后才追随孙中山的，无论是时间还是资历，都不能和那些老助手相比。但他熟知英国等西方国家的法律，有高超的英语水平，洞察力也极敏锐，因此他一加盟即被孙中山委以重任，并一直随其左右，这是孙中山助手中比较特殊的一个。
陈友仁跟随孙中山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孙中山对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非常重视，期待能借此而废除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他对北京政府派遣的代表团不放心，对北京政府任命的南方代表王正廷也不满意，于是陈友仁就作为“欧洲和平会议专门委员”（注：《申报》，1919年2月28日。），前往巴黎，名义上是南方代表的顾问，实质上却“不是去参加和会，而是去监视中国代表团”的。陈友仁不负重望，在和会期间做了很多工作，“不但代表南方发表了许多公开声明，和举行过记者招待会”（注：《顾维钧回忆录》第1卷，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8～179页。），而且还为中国代表团起草了向和会提交的正式文件初稿（注：《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乔.厄.莫里循书信集》，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864页。），体现了国民党在外交事务中的积极作用；当收回山东主权无望时，他又提议中国代表团退出和会，以示抗议（注：陈一文（陈友仁嫡孙）：《陈友仁及其儿女们》，未刊稿。）。巴黎和会结束后，陈友仁就山东悬案向美国上议院发了一份长电，既诚挚地希望美国能助中国一臂之力，尽快修正对山东问题的处理，又委婉地批评威尔逊总统违背自己的诺言，视中国陷于窘境而无动于衷。整份电报有理有节，不卑不亢，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权，要求实现领土完整的强烈愿望。陈友仁的电报受到美国舆论的高度评价，指出“明哲之士眼光如炬，对于此问题固自有最高之见解，即如陈君代表中国之呼吁，以中国所受之不公道置诸世界和平受危害之后，实具有卓识。盖彼之呼吁以正义为先，而利益为后，诚有见夫大者”（注：《申报》，1919年7月31日、8月6日。），使国民党在对美外交中崭露头角。陈友仁的表现令孙中山非常满意，从此对他更信任了。
孙中山曾多次向西方国家求援，但屡屡受挫。陈友仁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关系，认为苏俄在外交上十分孤立，急需在中国寻找政治伙伴，而北京政府又不太可能成为它的联合对象，因此“国民党应该向俄国人寻求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援助”（注：陈丕士：《中国召唤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4页。），这对国民党和苏俄都是一种双赢的选择，陈友仁不但积极向孙中山建议，而且直接参与了孙中山“联俄”的过程。
1922年4月至6月，当孙中山与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就合作事宜进行会谈之际，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被迫避难永丰舰，陈友仁担当了孙中山和达林之间的联络员，使孙中山继续保持和苏联的联系。据达林回忆，“不久，我收到便条，要我速到东山。国民党积极的活动家之一、孙中山的密友叶夫根尼·陈（即陈友仁）在那里等我。——陈现在隐蔽在东山，每天夜里潜到军舰上去找孙中山”。他们见了好几次面，当达林离开广州前夕，“叶夫根尼·陈向我递交了孙中山给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的信。信是匆忙写就的，用的是一张从学生练习本上撕下的四裁的纸。”（注：（苏）C·A·达林：《中国回忆录》，第124、126页。）以往人们都熟知蒋介石冒险上舰保护孙中山，而陈友仁每天冒险往返东山和永丰舰，及时向孙中山汇报外界动态，却很少有人知道。
1923年1月18日傍晚，越飞偕同秘书和翻译，登门拜访孙中山，陈友仁作为孙中山的助手，也参加了会见（注：（美）韦慕廷：《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62页。）。1月20日，陈友仁代表孙中山到越飞下榻的汇中旅馆进行礼节性回访，并就双方谈判中的一些细节问题进行进一步磋商（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情报选译》，转引自《档案与历史》1986年第3期。）。《孙文越飞宣言》发表后，他又公开发表谈话，宣布孙中山最新的政治取向，指出“孙越谈话中所含政策之最后结果如何，将视列强对俄国及对中山之态度为转移。此项结果，可为中俄间之一种有益的合作，使彼等之物产文化供世界人类之用。反之，若列强继续敌视俄国及中山，则或将迫俄华两国成一坚固同盟，而从事于其他目的。”（注：（美）韦慕廷：《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第150～151页。上海《民国日报》，1923年2月11日。）
1925年3月，在孙中山病危之时，陈友仁代其起草丁著名的《致苏俄遗书》，再一次重申“联俄”方针。据汪精卫在国民党“二大”会议上说：“两张遗嘱都这样签完了之后，另外还有英文秘书陈友仁同志，起草致苏俄同志的一封信，由宋子文同志读了一遍，先生听过后，再用英文签字。”（注：《汪精卫在国民党“二大”会议上说明接受孙中山遗嘱经过记录》，载《中华民国史资料》上，第267页。王俯民：《孙中山详传》，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3页。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69页。）。
陈友仁不但在工作上为孙中山出谋划策，而且不惜倾其所有以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1920年初，陈友仁根据孙中山的指示创办了英文《上海时报》(Shanghai Gazette)，报纸继承了英文《京报》的传统，观点鲜明，时政性强，特别是他撰写的评论，见解独到，语言精辟，很快引起国内外知识界的关注，他也被舆论誉为“用英文写作的辛辣作家”。但是，不久报社的资金告急。为了解决《上海时报》的经费问题，陈友仁专程回到英国，说服妻子变卖特立尼达的全部家产，由此解决了《上海时报》的资金难题，而且还资助了孙中山一笔钱。他这种忘我的精神境界，使孙中山更加对他刮目相看。
陈友仁和孙中山从相识、相交到相知，俩人逐渐从助手和领袖的关系，发展为诚挚的朋友，那种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默契，使孙中山一直把陈友仁留在身边，委以重任。孙中山素有“航空救国”的主张，因此航空局长的职务就是举足轻重的。1923年9月原航空局长杨逸仙因公牺牲，孙中山立即任命不谙军事的“陈友仁为大本营航空局局长”（注：《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243页。）。1925年1月，孙中山在自知将不久于人世的情况下，任命陈友仁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北京分会委员。这个安排意味深长：由于陈友仁在国民党内的资历较浅，又一直在他身边当秘书，但他相信陈友仁具有担任重要职务的能力，因此这个任命其实是为日后陈友仁在国民党内地位的提升铺平了道路。后来情况的发展正如孙中山所愿，1926年1月，陈友仁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5月，他出任广州国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长，开始进入国民党的核心领导层。
二
如果说孙中山在世时，陈友仁对他倾力辅佐已颇为感人的话，那么当孙中山逝世后，他仍对其开创的事业忠贞不渝，则更让人肃然起敬。孙中山逝世后，他的助手们对“三大政策”的态度可谓泾渭分明，胡汉民、戴季陶、蒋介石、汪精卫等人，纷纷背叛“三大政策”，成为国民党右派；陈友仁却与宋庆龄、邓颖超一起，坚持奉行“三大政策”，成为坚定的国民党左派。
“联俄”是孙中山晚年重要的外交政策，也是陈友仁的一贯主张。但这个政策在国民党内一直存在分歧，孙中山逝世后，原先潜在的分歧进一步激化和公开化，反苏的行动也步步升级。首先，由陈友仁起草、孙中山临终前亲笔签字的《致苏俄遗书》，因遭到国民党内一些人的阻挠，未能与另两份遗嘱同时见报，而是3月14日在苏联的《真理报》上首先发表的。其次，孙中山聘请的顾问鲍罗廷，于1927年6月被武汉国民党中央解除了合同。最后，蒋介石、汪精卫等人竟然密谋杀害鲍罗廷。7月中旬，陈友仁收到了孔祥熙让他转交宋子文的一份密电，“请告出售人，商人同意按索价付款。盼如期发货。”（注：陈丕士：《中国召唤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4页。）他明白这商人是指蒋介石，被出售的商品就是鲍罗廷。事情十万火急，陈友仁决定让大儿子丕士担当“警卫”，尽快把鲍罗廷护送回国。正如陈友仁所料，汪精卫一面在武汉车站隆重送别鲍罗廷，一面密电冯玉祥暗杀鲍罗廷。据冯玉祥回忆：“我到郑州的时候，接到汪精卫从庐山来的电报，通知我鲍罗廷即将由汉口经过郑州回俄，请我把他扣留并杀之。我心里想的说，你要杀他，你自己何不在武汉下手？他显然学的曹操的作法，想杀祢衡，自己却不下手，把祢衡送给刘表，刘表又借手于黄祖而杀之。可是我决不是黄祖。”（注：冯玉祥：《我的生活》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63页。）幸好冯玉祥没理会汪精卫的电报，鲍罗廷才逃过一劫。
“联共”是“三大政策”的核心，是孙中山重整旗鼓的良方，陈友仁则是这个决策的积极拥护者。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公开反共，陈友仁却不改初衷，继续坚持“联共”政策。1927年7月14日，陈友仁在汪精卫召开的秘密会议上，明确表示他和宋庆龄都反对“分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总理手订的，有了三大政策，革命才能发展成今天的局面，抛弃三大政策必然要向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屈服……”（注：《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50页。）后来，陈公博也在其回忆录中证实“重要中央委员中有三个人不赞成分共，第一个是孙夫人，第二个是陈友仁，第三个是廖夫人……”虽然三个人不赞成，而大多数通过了。”（注：陈公博：《苦笑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96～97页。）但是，当时右派的势力占了上风，陈友仁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孙中山亲自建立的国共合作走向分裂。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后，陈友仁再次建议“联共”，并派大儿子丕士回国拜见国民党重要人物，恳请他们说服蒋介石，尽快建立新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以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多年后，邓颖超在接见陈丕士时，特就此事对陈友仁进行了充分的肯定（注：陈丕士：《中国召唤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69页。）。
“扶助农工”是三大政策的基础，也是孙中山对辛亥革命失败反思的成果。陈友仁对这个政策的解释很明智，即“中国无论是在社会结构还是在思想上，都还处于中世纪。但这古老的结构已不稳固了，它行将崩溃。问题是要找新的社会力量来支持建立新的社会结构，以使生活重新稳定下来。这些社会力量首先应是农民和工人。满足了这两个阶级的需要，社会基础才稳固。因为农民提供即使是原始社会也需要的粮食，而工人支撑一切有组织的生活，即所谓文明。因此，必须满足这两个阶级的基本需要。”（注：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千千万万中国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41～42页。）陈友仁认为工农群众不仅是国民党执政的社会基础，而且是对外交涉的强大后盾。他在担任广州政府外交部长期间，提出了“革命外交”（注：高承元：《广州武汉革命外交文献》，上海神州国光社1930年版，第144页。）的口号，认为不需要特别顾及过去的条约、协定与既成的事实，而应采取强硬的举措，借助民众运动的力量，以达成中国外交谈判的目的。1927年初，由陈友仁主持的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谈判，就是政府外交和民众运动相结合的成功范例。
三
陈友仁跟随孙中山的时间并不长，但彼此之间却如此亲密和默契；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孙中山逝世之后，陈友仁依然执着地高举着他的旗帜，坚定地奉行“三大政策”，原因何在？1944年5月22日，颜惠庆在陈友仁葬礼上所致的悼词，比较客观地点出了个中的原委：“综观先生之生平，与孙总理有极相似之处”（注：颜惠庆：《简述陈友仁生平》，《申报》，1944年5月23日。），也就是说他们的人生轨迹相似，这无疑是从本质上为他们的关系作了注解。因此，我们不妨就从这个视角，对他俩的密切关系作一下剖析。
第一，他们的政治抱负相同。孙中山曾是医生，陈友仁曾是律师，在事业和经济上都是成功者。但他们并不满足于个人的幸福，而是忧国忧民，把争取民族独立，实现民主共和作为人生的抱负。为了实现这个抱负，孙中山常年在外流亡奔波，宣传革命道理，筹集革命经费，最终积劳成疾，中年早逝；陈友仁毅然离别温馨的家庭，变卖全部家产，以报效危难中的祖国。为了实现这个抱负，他们以国家利益为重，个人则舍得一切，“认为做官是达到实现抱负的一种手段，”倘若“抱负不伸”，他们宁可“弃官不仕”（注：颜惠庆：《简述陈友仁生平》，《申报》，1944年5月23日。）。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为了推翻帝制，实现共和，让出了大总统的位置，专心搞实业；大革命失败后，陈友仁与背叛革命的汪精卫政府决裂，弃所有官职而不惜，秘密前往莫斯科。为了实现这个抱负，他们与时俱进，适时转变观念，顺应时代潮流。孙中山虽然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而当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后，他积极顺应历史发展，及时推出“三大政策”，建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陈友仁回国之初，曾经对袁世凯产生过幻想，应聘过总统府秘书处的秘书（注：《公共记录》，藏英国政府档案馆，由陈一文提供。）。但当袁世凯破坏共和，恢复帝制伎俩暴露后，他即迅速地从拥袁转向反袁，“在‘天威咫尺’之下，直言无隐，力斥其非”（注：万平近：《林语堂论中西文化》，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6页。），成为新闻界的反袁斗士，乃至最终投奔孙中山的门下。
第二，他们在重大决策上意见一致。孙中山晚年的最大决策就是联俄和联共，联俄可以获取外援，联共既可以取悦苏俄，又可借用共产党内的能人志士来发展壮大国民党，重建中华民国。陈友仁也认为联俄符合国民党和苏俄的双方利益，国民党可以就此获得苏援，苏俄则在中国找到了盟友，有助于改善其在远东的外交处境。陈友仁还期望通过联共，争取广大的工农群众，以夯实国民政府的根基，因此他“认为应同共产党合作并组织工农，”因为“中国要有一个稳固的政府，首先得满足工农最基本的要求。”（注：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千千万万中国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41页。）当然，从最新发掘的材料来分析，孙中山的联俄联共，实质上是一种策略，其目的是很明确的，即通过联苏这个外援和联共这个内援，改造国民党，增强国民党的实力，最终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在这个问题上，陈友仁和孙中山的基本立场也是一致的。他始终坚持联俄的宗旨就是为了苏援，大革命失败后，他曾与宋庆龄、邓演达赴莫斯科，争取苏联援助，以期推翻蒋、汪政权，建立国民党左派领导的平民政权。同样，他反对“分共”，也是出于维护“三大政策”的考虑，而并不是完全赞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因此他尽管坚持反蒋，但却没有同反蒋的共产党谋求合作，即使当他反蒋失败而无法在祖国立足时，也还是没有到共产党那里寻求出路。由此可见，陈友仁和孙中山一样，都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的政治理想始终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陈友仁之所以能在孙中山逝世后，依然坚定地奉行“三大政策”，一是出于对孙中山的忠诚，二是由于他认为只有贯彻这项政策，国民革命才有可能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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