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的中国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实体论文,金融体系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在理论研究和经济实践中，金融体系被长期忽视。货币数量论始作俑者休谟提出“两分法”和“货币面纱”论，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互不相干，将货币摒于实体经济之外。这一思想主导了凯恩斯之前的经济研究，而且指导了经济实践。李嘉图时代英国发生“金块论争”，“通货主义”战胜“银行主义”，政府在经济决策上否认银行对实体经济的任何作用。19世纪初，维克塞尔提出“市场利率”和“自然利率”概念，最先打破“两分法”，将价值理论与货币理论相结合，开“货币经济学”之先河。至此，经济学者开始认识到货币对实体经济的作用。凯恩斯和弗里德曼进一步完善了货币经济学，从不同角度为政府通过货币政策影响实体经济提出了操作框架，深刻影响了现代西方诸国的经济政策（宋承先，1997）。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通过对价值与价格辩证关系的论述，在理论上正确地解释了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并对脱离实体经济的“虚拟资本”进行了开创性研究。
20世纪70年代前，受重视的是金融体系中的货币。而不是金融体系本身。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严重的金融压抑，金融体系发展滞后，金融体系被忽视并被严格控制。戈德史密斯、麦金农、格利、肖对金融压抑进行了研究，结论是：压抑金融体系制约实体经济发展，并开出了金融自由化的药方。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体系开始受到重视，发生在拉美国家的外部债务危机更加强化了这样的认识：为了给经济发展提供足够的资金，必须有一个功能良好、能动员国内资源的金融系统。对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的研究吸引了大批学者，形成金融发展理论。
金融发展理论对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与考证，其基本结论是：金融体系具有两个主要功能。一是确保有效支付系统运转，二是动员储蓄并增进储蓄向投资的分配效率（尼尔斯——赫米斯，2001）。发达的金融体系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约翰斯顿，桑德拉拉加，2000），实体经济是金融体系发展的基础。格林伍德、约万诺维奇(1990)和莱文(1992B)的研究从不同角度证明了这一点。帕特里克(1996)区分了“需求导向”的金融发展和“供给导向”的金融发展。认为，“供给导向”的金融发展对早期的经济发展有着支配的作用，经济发展趋于成熟，“需求导向”的金融发展就开始发挥作用（尼尔斯—赫尔斯等，2001）。
东南亚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创造了经济奇迹，其经济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金融体系（主要是银行体系）与实体经济的紧密结合。在金融危机爆发前，韩国和泰国的商业银行在金融机构中居支配地位，其它金融市场的发展缓慢。泰国证券市场的存量为GDP的10%，韩国证券市场存量占GDP的50%，但多数公司债券由金融机构担保。银行体系强大的储蓄——投资转化功能支持了东南亚国家的经济长期快速发展。亚洲金融其实是金融开放速度与次序不当导致的货币危机（约翰斯顿，桑德拉拉加，2000），危机后东南亚各国政府开始对金融部门进行重组，其中重组成功国家金融体系迅速恢复，支持实体经济再次起飞。比如，韩国经过一系列成功的金融体系的重组，重新建立起根植于实体经济的健康金融体系，银行业有了根植于实体经济的多元化业务模式和收入来源，不良资产率下降到4%以下。在强有力的金融支持下，韩国国内消费的强劲增长成功抵消世界经济下滑带来的负面影响，实体经济迅速恢复并开始快速增长。（注：引自：《财经》杂志，2002年5月22日，http://finance.sina.com.cn。）金融体系重组不够成功的东南亚国家，金融体系基本功能弱化，实体经济增长势头明显不敌韩国。东南亚经济奇迹和金融危机从正反两方面证明：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紧密结合中存在良性互动关系，强大的根植于实体经济的金融体系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俄罗斯在转型中经历了十多年的经济滑坡，GDP下降50%左右，从超级大国沦为二三流国家。这同样可以从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得到解释，与众不同的是，其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是脱节的。
俄罗斯的金融体系由证券市场和银行体系构成，二者都脱离实体经济，丧失基本功能，不能动员储蓄、配置资源维持支付系统，导致企业长期投资匮乏，流动资金短缺，甚至发生支付危机，出现“实物经济”和“物物交流”。（注：俄罗斯有关金融数据均摘自庄毓敏：《经济转轨中的金融问题——对俄罗斯的实证研究》，2001年）
俄罗斯的证券市场是在1991-1994年间建立的，伴随着私有化进程和政府筹集资金规模的扩大而产生和发展。其中政府短期债券市场成为俄罗斯最主要的资金市场，占全部证券交易规模的一半以上。在国内实体经济的投资风险很大的情况下，俄罗斯商业银行将政府有价证券作为首选的投资。相比之下，企业证券市场则规模小而不稳定。交易集中于少数企业的股票，不能成为国内企业资本筹集的主要来源。政府通过发行债券筹集到的资金大部分用于偿还旧债和弥补日常开支，极少用于对实体经济的资本投入。
俄罗斯银行体系与实体经济的脱节表现在多个方面：1991-1998年的改革期间，银行大部分资金参与证券投机和外汇投机，对实体经济投资下降76%。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银行为企业提供的流动资金贷款和固定资产投资贷款余额与GDP的比重通常在60-100%。在俄罗斯，这两项指标分别只有10%和1%。银行贷款利息收入最低只占其总收入的4.5%。
表1 俄罗斯商业银行资产占GDP比例(%)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2000
信贷投资占银行
22% 20% 18% 40% 44%
资产的比重
银行资产占GDP比重
68% 32%
25%
银行对实体经济贷款占
15% 6%
10%
GDP比重
表2 俄罗斯商业银行体系的收入构成(%)
1996年 1997年 1998年 1998年 1998年
1-2季度
3季度
4季度
贷款利息收入
3933
32 18
4.5
有价证券业务收入 4029
28 14
2.5
外汇业务收入
6 12
7 50
84
其他收入 15 26
33 18
9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金融稳定时期俄罗斯商业银行实现了相当好的经营业绩（见表3）：
表3 与实体经济脱节的银行业绩
俄罗斯
波兰
英国
美国
1997年银行税前资本盈利率
40%
50%
28%
26%
但是，银行业绩的基础——实体经济十分脆弱。当证券投机和外汇投机成为俄罗斯金融体系主要业务时，实体经济既不能从银行融资、也无法从资本市场融资，甚至缺乏必要支付手段，经济活动中大量存在物物交换，实体经济持续滑坡。俄罗斯表面“繁荣”的金融体系不但没能给实体经济提供基本支撑，反而将大部分资金从事投机活动，对实体经济造成事实上的损害。脱离并损害实体经济的金融“繁荣”是空中楼阁，无法长久。可以说，俄罗斯衰微的实体经济及其与金融体系的矛盾共同内生出俄的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只是导火线。
可见，在一个健康经济体系中，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紧密结合，不可分割。根植于实体经济。是金融体系发挥基本功能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前提；脱离实体经济，金融体系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丧失储蓄动员、资源配置甚至维持支付系统的功能，危害实体经济。
二、中国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脱节倾向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10%以上的速度高速增长，作为给实体经济发展的资金支撑，金融体系（主要是银行体系）贷款增长速度则保持在20%左右，金融体系的储蓄动员与投资转化功能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令人担忧的是，中国金融体系近年来出现了与实体经济脱节倾向，分别表现在银行体系、股票市场和货币市场上，并由此银行存差是“脱节”的重要表现（存差＝存款—贷款）。自1996开始，我国金融机构连续出现大量存差，并且数额不断加大，存款中用于支持实体经济的比例越来越少。银行存差转化为债券投资和央行存款，直接导致商业银行资产总额中债券和央行存款两部分比例高达25%左右（根据人民银行网站公布数据计算）。
表4 银行存差增长情况
年分
2001,10 2001,12 2002,6
2002,8
银行存差（单位：亿元） 2.8
3.13
3.7
3.9
数据来源：《中国证券报》，2002年9月12日；
《经济日报》，2002年9月3日。
表5 2002年8月全部金融机构存贷款情况（单位：万亿）
存款 贷款 存差
存款余额 同比增长
贷款余额
同比增长
3.9
16.2
17.8%
12.3
13.3%
数据来源：《中国证券报》，2002年9月12日。
银行存差的直接后果是：存款数量以贷款形式进入实体经济的比例越来越小，现阶段存款增量中只有不到六成转化为贷款。今年1-8月份，各项存款增加1.84万亿，各项贷款增加1.0655亿，在存款数量中只有不到58%转化为贷款，其余42%大约一半转化为债券（主要为国债）投资，一半转化为央行的存款（法定存款准备金和超额存款准备金）。并且银行贷款增长速度远低于其它资产增长速度。（注：数据来源：《中国证券报》2002年9月12日。）更有甚者，商业银行体系发放的贷款，也未必全部进入实体经济，吴敬琏指出，中央银行在2000年秋天发现了银行贷款违规入市这个问题，要求进行清理。违规部分到底有多少呢？最高的估计有6000～7000亿，低的估计有2000～3000亿（吴敬琏，2002）。
从“银行概览”（注：银行概览是中央银行按照国际通行做法，经过技术处理后反映一国整个银行体系的综合资产负债表，它能够提供有关整个银行体系的货币与信贷动态的完整数据。在银行概览的右边，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广义货币供应量，以及包括银行资本账户、外汇资产的计价变动和银行体系损益在内的其他项目净值。在银行概览的左边，则是国外净资产，以及包括对政府净债权和对非金融部门债权两个部分的国内信贷总量。）上。可以更加清晰地观察到中国商业银行体系与实体经济加速脱节的趋势。自1998年以来的四年中，银行体系对政府部门净债权（国债和央行准备金存款）以年均61.6%的增长速度增长（累计增长581.4%），远远快于对企业债权（贷款）年均10.4%的增长速度（累计仅增长48.6%），这充分说明全社会信用总量越来越向政府倾斜，企业的信贷量占全社会信贷总量的比例已经从1997年底的84.69%持续下降到2001年底的72.35%，下降了12个百分点（夏斌，2002）。银行体系对政府部门净债权与对企业净债权增长速度悬殊，其持续发展后果是惊人的。
按照上面增长速度，以2001年对企业债权72.35%，对政府净债权27.65%为基数，则五年后，银行体系对企业净债权为：
72.35%*(1+10.4%)＾5=1.1865
银行体系对政府的净债权为：
27.65%*(1+61.6%)＾5=3.0472
银行体系对企业净债权占全社会信贷总量比例为：
1.1865/(1.1865+3.0472)=28%
银行体系对政府净债权占全社会信贷总量比例为：
3.0472/(1.1865+3.0472)=72%
银行体系新增存款大部分转化为对政府的债权（国债投资或央行存款等），如此，至2006年，银行体系将基本脱离实体经济。
金融体系由银行体系和金融市场两部分构成。在理论上，银行体系不发达可由金融市场承担起储蓄——投资转化任务。中国股市却无法担此重任：其年均筹资规模仅1000亿左右，且与实体经济相关程度极低。中央银行一个课题组对中国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的相关程度做了一项实证研究（央行课题组，2002,8），发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工业增加值与同期沪深股市综合指数之间的相关度分别是负值和较低。其结论是部分货币需求并没有进入消费领域或实体经济。而是以信贷资金的形式注入股市了。据估计，近年来屯积在一级市场上的申购资金高达7000亿，若按70%来自企业计算，则有近5000亿。据业内的估计，违规人市的信贷资金规模在3000亿到7000亿之间。（注：参见韩志国：《高价减持国有股妨碍市场化进程》，《新证券》2001年9月3日。）这意味着在2001年，存差高达3万多亿的金融机构仅有的1万多亿的贷款增量中，约一半进入股市投机，进入实体经济的信贷资金仅5、6千亿。并且，2001年股市1252亿的筹资额中相当一部分以委托理财的形式参与股市投机。据此分析，2001年通过金融体系（银行体系和股市）进入实体经济的资金至多在6000亿左右。可见中国股市投机加剧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脱节。
表6 同业拆借市场与实体经济的脱离
商业银行净拆出资金 拆给证券公司资金 拆给证券公司资金比例
2000年 3228.4亿 2975.2亿 92.2%
2001年 4496.5亿 3459.3亿 76.9%
资料来源：夏斌，2002。
“脱节”还表现在货币市场资金流向上。从1999年8月起，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开始可以进入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2000年2月起，证券公司可以自营的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券作为抵押向银行借款。从此，货币市场交易变化大小与证券市场新股发行和市场交易活跃程度密切相关。从金融机构间的资金交易活动看，银行资金偏离实体经济活动的倾向日益增大。
在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脱节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严重依赖积极的财政政策，作为短期相机实行的财政政策出现长期化的趋势，承担起储蓄——投资转化重任。这使得存在严重缺陷的国债市场不堪重负，引发银行持债风险。
中国商业银行出现巨额存差始自1997年，而银行间债券市场也正是从1997年开始发展。通过银行间债券市场，政府将商业银行的一部分存差资金投入到实体经济。发展债券市场的目的是将银行闲置资金转化为投资，这决定债券市场参与者必然是以商业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债券的期限也多为长期（以便政府进行长期投资）。债券市场中国债占2/3以上，交易主体以银行为主（2/3以上）。但政府不是储蓄——投资转化的专业机构，无法真正取代金融体系的功能。因此，债券发行规模无法扩张太快，相对狭小的银行间债券市场和大量闲置的银行存差资金必然导致：一级债券市场中标利率不断走低，二级市场债券价格上升，债券收益率下降，商业银行持债风险无法避免。
三、加入WTO后中国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从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关系角度看，入世则可能加剧金融体系与实体的脱节，危及中国储蓄——投资转化的基础，需引起高度关注。
入世直接后果是外资金融机构进入。近年来实行金融自由化改革国家的经验说明，外资金融机构主要从事投机性的金融活动以获取短期收益，不会成为承担储蓄——投资转化中介。外资金融机构进入的一个重要效应是拓展金融投机的空间。资金在国际国内流动更加自由，投机收益诱使银行资金更多用于投机活动以取得更大回报。这虽然可以在短期内改善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但必然加剧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脱节。
2002年底，我国资本市场出台了QFⅡ和“关于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有关问题的通知”，同时CDR和QDⅡ也酝酿推出。CDR即中国预托凭证。海外企业（主要是香港企业）可以采取预托凭证的形式在中国内地股市上发行并上市。QDⅡ即认可本地机构投资者制度，指在资本项目未完全开放的国家，容许本地投资者往海外投资的投资机制，其主要作用是在防止外汇流失的同时为本地投资者打开海外投资之门。具体到我国，其主要作用是通过适当的金融机构让内地居民进入香港股市进行投资。通过以上制度安排，资本项目下的境内外资金流动更加便利。境外资金可通过合法途径加入中国资本市场投机。
外资进入在两方面加剧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脱节。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向证券投资转化。随着资本项目的放开。中国外来投资不仅在总量上会迅速增加，而且在结构上也将出现巨大变化，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对比重将大幅下降，证券投资相对比重将大幅上升（王松奇，2002），证券投机空间大大扩展。另一方面，资本市场上个股可能出现两极分化并助长投机。在中国境内的股票市场上（A、B股），目前上市公司已近1187家，其中200多家存在严重的经营问题，由于上市筛选和监管方面的缺陷，这类公司的数量还将不断增加，一旦外国的短期资本进入中国的A股市场，由基本面差异和投机资本推动导致的个股行情两极分化将日趋严重，刺激投机活动更趋剧烈（王松奇，2002）。外资对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的收购同样将助长投机。
外资金融机构在加剧投机的同时，会引入竞争。5年过渡期后，外资金融将全面获得国民待遇，面对有数百年发展历史的外资金融机构，中国金融机构无法与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金融竞争一方面会提高效率，推进金融市场化进程，另一方面竞争引起的负面效应也不容忽视。斯蒂格利茨(1994)认为银行业的竞争是一把双刃剑。银行边界缩小，引起竞争加剧，侵蚀利润，利润下降，银行体系变得更容易受到冲击，导致银行体系动员储蓄的能力弱化。银行资金短缺会引起对实际生产部门贷款数量的下降，弱化对实体经济的支持。银行竞争有一个最佳程度（尼尔斯——赫米斯等，2001）。过度的金融竞争损害金融机构的储蓄——投资转化功能，将给中国正在加速与实体经济脱节的银行体系雪上加霜。
在管理、体制、规模、产品结构、国际网络、财务实力等方面，外资银行具有中资银行无法比拟的优势。进入中国市场后，外资银行在致力于获取短期收益的金融投机的同时，会占领高端市场和争取优质大型客户。国内商业银行在与外资银行的竞争中，必然流失优质客户，产生挤出效应：即丢失优质客户之后，因中低端客户市场风险较大而缩减信贷服务供应。这种挤出不仅是优质客户的挤出，而且伴随着信贷萎缩、风险的集中和客户结构恶化。受挤出效应影响最严重的是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因其服务对象主要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和其它效益好、规模大的客户。必须首当其冲地面对外资银行的竞争。目前，四大国有银行的“惜贷”使其在金融机构新增贷款中的比重已经下降到43%，外资银行的挤出效应将导致其信贷进一步萎缩，与实体经济的脱节程度进一步加剧。
四、中国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脱节的机理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资本是稀缺要素，近年来中国的金融体系中却出现了大量闲置资金：或是在银行体系空转。或是参与证券投机，没有进入实体经济。一些学者分别从信贷管理体制、企业效益、金融体系结构做出解释。其实，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脱节的动因。应从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矛盾运动中去寻找。原来为贷款规模不够而烦恼的商业银行，在规模控制取消后，现在却开始为存款贷不出去发愁。这些现象，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不同组合造成的结果。
伴随经济改革，中国开始政府主导供给导向型的金融发展。中国的资源配置体制由政府中介转变为银行中介。供给导向的金融发展产生了体制内银行体系（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其信贷支持，对经济增长起到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国供给导向的金融发展始于1983年的“拨改贷”（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资金供应从无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此后，政府不再为国有企业提供主要的资金支持，国有银行（体制内银行体系）吸纳了大部分社会资金，并成为储蓄转化为投资的主要途径。软预算约束的国有银行体系与软预算约束的国有企业在体制上耦合并互补，贷款成为银行体系的主要资产，银行信贷成为企业主要资金来源，国有银行资产负债表开始迅速扩张。在这一时期，实体经济则处于短缺状态，通过建立更多的银行分支机构，可筹集到更多的资金，支持国有企业提供更多产出，缓解短缺的同时实现了实体经济高速增长。此时的银行体系的特征是“借差”（贷款大于存款）和“超贷”（突破信贷规模控制）。银行贷款的快速增长也形成了巨额坏账和风险，但被实体经济的高速增长所掩盖。
经过20余年的发展，中国实体经济发生重要变化：一是非国有经济的迅速扩张。二是经济成长趋于成熟，经济由短缺状态向过剩状态转变？增长速度回落。相对于变化了的实体经济，金融体系的发展则大大滞后：一方面，体制内金融体系主要为国有经济服务，在体制上与非国有经济无法耦合。随着非国有经济GDP占比不断提高，体制内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脱节日益突出。另一方面，经济过剩和增速回落，导致企业盈利机会减少，银行坏账问题变得突出，金融监管部门更多地强调风险控制与责任追究，甚至实行贷款终身责任制。商业银行由于收益与风险不对称，出现惜贷行为，不愿意支持风险较大的实体经济。商业银行体系以贷款的形式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的资金不断减少，资产运用越来越多地转向中央银行存款和债券（主要是国债）投资。
实体经济的变化要求金融体系做出相应调整，以实现二者的紧密结合。适应实体经济的重大变化，中国正在处于由“供给导向”转向“需求导向”的金融转型中。体制外金融机构的扩张和非正规金融（地下金融活动）都是需求导向型金融发展的产物。在“需求导向型”金融体系建立起来之前，转型中的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在体制和结构上的不相耦合，必然形成“脱节”。
五、对策思路与政策建议
加入WTO后，中国金融业最大的危机并不来自金融体系本身（注：王松奇(2002)认为“临界状态”内，中国不会发生金融危机。并将“临界状态”定义为两个约束条件：(1)由于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中任意一个银行资产都达一万多亿，即使一家倒闭也会引致系统金融危机，因此，一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也不可以在加入WTO后破产，这是第一个约束条件；(2)中国加入WTO并大规模开放银行业后，只要在中国境内开张的外资银行通过业务竞争，使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存量及增量负债对可流动性资产和总资产的支撑能力不受伤害，中国原有金融体系的支付危机就不会出现。），而是采自金融体系脱离实体经济，丧失储蓄——投资转化功能。
表7 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贷款增量占比逐年下降
90年代初 1997年 1998年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2002,3
89.8%
71.1% 60%左右 60%左右 60%左右 49%
43%
表8 中小商业银行与国有银行存贷款增长率比较
1998年—2001年 1998年—2001年 2001年
存款贷款净增长率 贷款净增长率 资本利润率
中小商业银行 102.78%
104.17%9.94%
四大国有银行 88.28%
不到64%3.03%
资料来源：央行课题组：2002年9月。
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储蓄——投资转化的主角是银行体系。近年来银行体系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银行体系的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贷款存量市场份额和增量的市场份额都在下降，其中增量的市场份额已不足一半。
体制外金融机构（注：我们将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以外从事存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称为体制外金融机构，包括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等。）成为支持实体经济的主要力量之一：
若以上表显示的中小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贷款净增长率代表体制外金融机构的贷款增长率，以2002年上半年体制外金融机构的贷款增量占57%，四大国有银行占43%为基数，则五年后，即2007年体制外金融机构与四大国有银行贷款增量占比情况为：
57%*(1+104.17%)5=20.2 占比为20.2/(20.2+5.1)，约等于80%
43%*(1+64%)5=5.1 占比约为20%
表9 浙江三家城市信用社被股份制商业银行收购前后比较
个体工商户
户均贷款额
50万元以下
大额贷款
占贷款户比例 贷款比重
被收购前 70%-98%
超过50%
被收购后 减少40%-80%
成倍增长
6.4%-30%
成倍增长
资料来源：《经济观察报》，2002年7月8日。
即，按1998-2001年的发展速度，到2007年，体制外金融机构贷款增量占比将达到80%，而体制内银行的贷款增量占比仅为20%。体制外金融中介成为间接融资主渠道。大力发展体制外金融机构是解决“脱节”问题的重要途径。
值得关注的是，体制外金融机构的发展中出现与体制内银行同化苗头。人民银行杭州中支的一项调查（见表9）显示，浙江省近几年的城市信用社的“整顿”，一些县城中的城信社（通常是较好的）以被股份制商业银行收购的方式退出了市场，其信贷运行发生了巨大变化。
这说明用大银行收购的办法改造城市信用社问题会导致体制趋同，不利于体制外金融机构与实体经济的结合。
体制外的各类金融机构是需求导向型金融发展的产物，与其所服务的实体经济紧密结合（或者说内生于所服务的经济），掌握大量关于当地和企业的隐性信息，起着其它金融机构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保持体制外金融机构的优势，要特别注意避免各类金融机构在体制上的同化和战略定位上的雷同。对银行体系发展中的体制同化问题应引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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