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出场学研究的当代使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使命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问题反思”转向“出场学视域”
十余年来，我提出并在许多论著中阐释了有关马克思主义出场学视域的基本原则。作为贯穿研究的灵魂，本文旨在系统阐释“出场学视域”，进而深入探索马克思主义当代出场问题。之所以如此，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为了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当代出场问题的研究，需要从“问题反思”向“范式研究”转换。10年前，由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的《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是我第一部较为系统地探索马克思主义出场路径的著作。此前，为配合该书的出版，我于2001年秋在昆山阳澄湖畔召开的“长江三角洲第二届马克思哲学论坛”上首次做了有关“马克思主义当代出场路径探索”的大会发言，引起与会代表的关注。此后，我在首届中国哲学大会上发表了题为“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出场路径”的演讲，《哲学研究》2004年第10期刊登了该演讲的内容，得到了国内学者、特别是中青年学者的高度评价。近年来，人们对出场学的兴趣与日俱增，有关术语(如“出场”、“在场”及“出场路径”等)与研究范式也逐渐流行起来。但是，我应当承认，在这样一部原初开辟出场学的著作中，对马克思主义出场路径的探索还囿于应答时代挑战的“问题视域”，而没有深度地打开解答问题的“出场学视域”或研究范式，并加以更清晰完整的哲学阐释。其原因正如我一再指出的：提出马克思主义当代出场路径问题首先基于一个时代的挑战。“这是一个脱节的时代!”——《哈姆雷特》中的一句戏词，被法国后现代怪杰德里达用来指认一个并非完全没有戏剧性效果的事实：160年前《共产党宣言》宣告出场的“共产主义幽灵”，在新全球化时代的今天遭遇苏东剧变，使马克思主义当代性和在场性受到全球的严重挑战，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在被边缘化，甚至遭遇当代退场的危险。正因为如此，一种对“脱节时代”马克思主义命运的关注情怀，一种对马克思主义如何可能重新出场的“德里达之问”的解答完全占有了我的研究兴趣，因而使我对出场学视域和方法论本身的理解却产生了真正的“自我遗忘”。
马克思主义绝不是无根性封闭地自我仿真。追根溯源，马克思主义原初就是一种对资本批判的时代理论。马克思主义出场史，直接地说，是对新旧全球化时代变化史批判地反思的出场形态；在更本质层次上，是对资本全球化造就的历史场域的批判性精神再现。我们今天面临的所有问题本质上都依然是关于资本批判的科学性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宣告“炸毁”的资本外壳不仅依然在场，而且仍然在引领世界前行。相反，资本批判的话语及其后资本实践却在制度上遭受重大挫折。在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想家福山狂热的话语中，似乎“马克思已经死了，共产主义已经灭亡，确确实实已经灭亡了，所以它的希望、它的话语、它的理论以及它的实践，也随之一同灰飞烟灭”。如何在一个“脱节的时代”重新回答“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的问题，准确指认马克思主义言说新的时代语境，深刻反思当代问题谱系和理论前沿，“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马克思主义能否重新出场”、探索马克思主义出场路径和出场形态，就成为全球左派学者深切关注的时代聚焦点。究竟资本在当代是否改变了它的宿命而重新焕发为一种新的世界历史存在?从当年到当代，资本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改变?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一改变?这就是造就马克思主义所谓危局的根本原因。基于问题的严重性与紧迫性，解答方案也层出不穷：在批判前苏联僵化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模式、深度反思苏东剧变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出现了一大批新的林林总总的思想设计，从德里达对马克思遗产“幽灵复活”路径的“幽灵学设计”，到詹姆逊以“意识形态批判”和“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为中心的新马克思主义；从哈贝马斯以“交往行动”为核心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构想到德里克“弹性生产时代的资本主义批判”；从鲍德里亚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符号学解读”到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与新历史唯物主义”；大卫·格里芬对“美帝国”的重新批判到拉克劳和墨菲等人的形形色色的“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或“后马克思主义”等等。随着2008年以来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爆发，西方世界又惊呼“马克思的回归”，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学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Why Marx Was Right”)一书中重新阐释马克思对资本批判的真理价值。“作为有史以来对资本主义制度最彻底、最严厉、最全面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大大改变了我们的世界。由此可以断定，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一天，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消亡。只有在资本主义结束之后，马克思主义才会退出历史的舞台。”①
无论如何，尽管“反思”而出场的理论方案有内在自觉的思维范式，但是如波兰尼所说的：人们对问题的强烈关注所形成的“焦点意识”(问题反思)遮蔽了“支援意识”(研究范式或解答方式)，“问题中的哲学”遮蔽了“哲学中的问题”。《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也是如此。尽管该著作高度聚焦于马克思主义当代出场的各个重大问题域，但在研究范式上仅仅以新全球化时代“反思的问题学”出场，强烈关注出场问题的“焦点意识”显然被锁定在“反思的问题学”层面，因而对作为一个研究范式和解答方式的“出场学视域”有所遮蔽，问题导向掩盖了前提批判。事实上，如果缺乏深度的前提批判和方法论自觉，没有对一种反思范式赖以出场的历史根基的先在把握，对问题的反思就很可能是“外在的”而不是“本质性”的，还没有达到海德格尔评价马克思历史观那样，真正的现实问题在本质性那一向度上被打开，场域之在被“照亮”。马克思打开的资本批判之门，也只有在资本创新逻辑的场域被重新打开之时才能够被真正理解。场域打开的关键在于对资本创新的当代批判。没有资本批判就没有马克思。然而从当年马克思“资本批判”到今天的“资本创新逻辑”的当代阐释，这一跨越“历史间距”的全面阐释是非常重要的。当年马克思所宣告的“被剥夺”“被炸毁”“被敲响丧钟”的资本依然“持续在场”，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创新”。逐利本性推动着资本可以将一切能够赢利的要素和形式都资本化，因而具有不断创新、转换资本形态的变革功能。资本创新具有产业内部创新、创新产业、拓展区域等形式，从当年马克思面对的占主导地位的工业资本到金融资本，再到知识资本和文化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以及消费品资本等等。资本创新造就了新的历史场景。这是历史场域的表象化结构，也是资本拜物教的景观社会或仿真社会。虽然资本一般本性和历史二重性作用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资本创新和历史场景转换毕竟造就了资本时代的形态和特征，有着种种不同于工业资本主导时代的特质和功能。无论鲍德里亚等人如何用“仿象”来描述工业资本生产过程及其社会关系，但是当代历史场景依然是资本创新的产物。我们既不能用低于历史水平的教条主义对待当代，否认资本创新所造就的历史场景变化；也更不能跟着后马克思主义抛弃马克思的历史观的精髓。问题的解答归结为一点：就是需要有从当年马克思资本批判到当代资本创新之间的历史逻辑的深度阐释，进而呼唤当代的资本批判理论，即新的时代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出场。在马克思之后，从前的理论都只有断断续续的资本批判，如卢森堡、布哈林、列宁对帝国主义阶段资本逻辑的批判，拉美新马克思主义用“依附论”来描述的空间资本的批判，大卫·哈维对空间资本全球化的进一步批判，后马克思主义对于后工业社会中消费社会资本批判(鲍德里亚)、景观社会资本批判(德波)、文化资本批判(阿多诺、马尔库塞)、微观日常生活资本化批判(福柯、列斐伏尔)以及“弹性生产的资本主义批判”(德里克)。因此，全书的出场学视域关照，就是对资本创新逻辑批判的出场学阐释。资本创新逻辑及其批判，成为我们理解一切时代问题的核心。只有通过它，才能深度理解新旧全球化时代场域变化的本质；才能建立起一个出场学理解的坐标，从而去划分当年马克思和当代马克思主义并理解之间的出场差异；才能去界分当代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保守的马克思主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各自的坐标定位。而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任务就是批判地阐释资本创新逻辑，这本质上就是《资本论》的当代重写。正像《资本论》需要有一种“大写的逻辑”来打开资本形而上学的秘密一样，今天人们需要用出场学视域才能真正理解资本创新逻辑。没有一个正确的阐释范式与理解视域，就难以真正把握出场问题。随着问题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是频繁地使用专门术语和研究方法，越是可能在一系列涉及出场问题的理论、语词等基本指义上发生混淆。例如，学界对“出场”与“在场”、“缺场”与“空场”的所指不加区别，或者对“出场语境”、“出场路径”、“出场方式”、“出场形态”等基本概念缺乏一个起码的体认。问题研究召唤着研究视域的完整出场。问题反思的进一步深入需要一个准确而完整的研究视域。因此，如果说今天我们呼唤与《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有重大区别的话，那么就是在深化“问题反思”的同时向“研究范式”的全面转向，从一个聚焦于出场问题的“反思的问题学”转向全面自我理解、反省的“出场学视域”。近年来，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着力探索作为一个“出场学视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的本真意义。但是限于篇幅，还难以全面系统地阐释。因此，今天出场学研究的宗旨就在于，以“资本创新逻辑批判”为中心，全面阐释“出场学视域”的本真意义与基本框架。
第二，出场学研究宗旨也是更加准确而哲学地阐释马克思主义出场问题、创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的需要。一般来说，并不是所有“问题中的哲学”反思都能够直接达到对整个哲学研究范式的变革程度。只有那些反映一个时代的、整体性的问题群，才能成为研究范式“格式塔转换”的触发点。外在的反思没有触及事物本质性环节本身。内在的反思需要真正用本质性向度的打开来照亮事物的在场。“问题反思”只有到了没有库恩所说的“范式革命”思维进程就不再能前行的时候，才可能发生范式创新。出场学视域之所以出场，正是具备了这一时代性条件。资本创新逻辑、新旧全球化时代的转换逻辑、马克思主义从当年到当代转换的逻辑只有在出场学视域中才能被真正打开。正如我一再指出的：出场学视域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出场方式的深刻反思和“研究的方法论自觉”的产物。30年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本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语境中不断重新出场、与时俱进的过程。随着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等“改变世界”实践主题的不断转换，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化进程中的出场不仅“与时俱进”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时也唤醒了学界的“方法论自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的创新与转换。中国学界达成的一个基本共识是：对前苏联与中国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我们需要加以批判地否定的不仅是其见解与结论，而且包括其解答问题的僵化范式，因为教条的理论见解是其僵化的研究范式的结果形态。思想的解放、理论的创新不仅包括要破除一系列教条观点和结论，而且要转换研究方法、研究范式与研究视域。“与时俱进”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范式。按照库恩的见解，“范式”就是一种视野、规范、规则和方法论，它是一种见解、观点和理论的根基与灵魂。相对于理论结论或见解的变革而言，范式的变革是更为深刻与根本的变革。研究范式的创新与转换，可以带动整个理论视域、理论形态的变革与创新。因此，当代中国学界提出的教科书改革、文本学—文献学研究、与中西方思想的对话，问题的反思等等，都成为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毫无疑问，这些范式在多方面深刻破除苏联教科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僵化的理解方式，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深化与发展。但是，客观地评价这些研究范式，我们不能不看到，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某些领域、方面、路径的创新而达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意义的重新理解，它们之间还存在着矛盾，带有一个时期的历史痕迹，还没有达到“与时俱进”研究范式应有的总体高度。
“教科书改革”应当说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起步最早、成效显著的研究范式。这一范式在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观点、新理解、新运用方面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历史作用。但是，这一范式的最大缺陷就是容易“非历史”地对待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和思想，容易造成对“原理”的僵化理解。此外，“原理体系+事例”的叙述方式也不断遭人诟病。
因此，为了从历史发生的角度看待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思想的发展，主张“回到马克思”的学者批判以往教科书“非法(非历史)”引用文本的方法，主张从历史发生的角度，从文本学与文献学范式去重新解读马克思的文本，进而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本真意义。正如这一范式的提出者所说的：为了今天的理论创新必须“首先廓清理论的地平”，以时代的视野去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原初语境。②这一阐释范式借助于当代解释学的许多成果和方法，无疑是具有重要价值的基础性方法。但是，“回到马克思”的原初语境不可能仅仅通过回到马克思的文本考订与解读、仅仅通过文本学—文献学研究来达到。马克思的文本思想形态对出场语境与出场路径具有深度的依赖性，因而是历史的出场形态。要科学深刻地理解马克思文本思想，必须要穿越文本，深入背后去把握历史语境、出场路径与文本形态的关联。
此外，“重新上手”解读马克思的文本意义，需要获得一种时代的视野，而时代视野来源于当代实践与当代对话。与当代西方思想积极展开深入的对话，于是成为一种新的、探索马克思主义当代性与在场性的研究范式。本着“马克思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和“让马克思走入当代”的基本判断，这一范式的倡导者认为：通过与当代西方一系列思想的对话，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与在场性才能够彰显。③的确，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离开人类文明大道。不仅马克思的新世界观的诞生、而且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每一个重要发展阶段都需要借助于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各个相关领域展开积极思想对话来汲取一切优秀思想成果，实现自己的与时俱进。对话是打磨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锋的砺石。但是，对话需要历史的底板、时代的基础和实践的尺度。否则，对话就失去了时代真理的标准。从历史实践这一语境出发去理解对话和评判对话，建立与时俱进的理解范式，这就重新呼唤出场学研究。
以“问题反思”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同样需要出场学视域。这一范式涉及两个基本层面的相互关系：一是“问题中的哲学”，就是将时代实践问题转换为哲学问题；二是“哲学中的问题”，就是考察哲学的问题意识，看哲学如何反映、把握时代问题，并在哲学中加以解答。两者的结合，就是时代实践与哲学的与时俱进的关系，本质上就是如何从历史语境出发去看待问题与哲学的关系。这一研究，不能不使我们面对出场学。因此，出场学视域就是在总体上与时俱进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也应当成为其他的研究范式的进一步深化与拓展的必然产物。显然，这一重要学术创新的工作是对马克思主义出场问题研究的深化，难度也因此加深。如果说，在专门探索马克思主义出场问题的领域尽管需要创新的勇气，至少还有德里达等人“幽灵学逻辑”作为学术参考，那么，阐释“出场学视域”则需要做全盘的哲学思维方式和话语创新工作。我们需要的不是在原有阐释体系上的一点一滴的改良，而是整体视域、整体范式、整体思维和整体话语的转换，从而，这一阐释就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的重新出场。
第三，出场学研究包括两个核心范畴，也因此成为贯穿于研究始终的一对基本矛盾。“出场”与“差异”基于一个伟大而基本的“过程思维”：“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内在地召唤出场学视域。把在一个时代语境中形成的理论形态僵化为“永恒在场”的“终结真理”，这是一切旧形而上学的根本幻想。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意义就在于“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绝对的人类状态的观念”，要求理论必须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重新选择出场路径与方式，与时俱进地创造新的在场形态。因此，笔者提出马克思主义出场学视域，旨在探索在差异化的时代和空间语境中马克思主义如何不断选择自己恰当的出场路径、出场方式和出场形态，进而与时俱进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形态。
“出场与差异”成为出场学逻辑的内在理论张力。它意味着一种理论指向的转变。历史唯物主义曾经仅仅被当作唯一的“历史的科学”而在场。然而，狭义的马克思的历史观主要作为资本批判的世界观，对资本存在的本性、结构和全球在场方式做全面的批判，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成为马克思历史观出场的主要理论旨趣。然而，资本全球化不仅是一种历史的在场，而且在统治世界和转嫁自己危机过程中更延展为一种空间的存在。资本通过空间的全球扩张来力图摆脱自己的危机逻辑，从而使批判资本的历史唯物主义发生着空间转向：必须变成一种如大卫·哈维所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空间转向是资本创新的主要向度之一，从而使历史唯物主义变成“出场的”或者“场域的”唯物主义。历史在场域中，空间亦在场域中。所有社会关系和事件构成场域的内容。场域成为马克思主义出场语境。场域既是一种社会存在的结构，更是我们在场的立场、位置和方式。两重性的关系互动使我们出场，使马克思主义出场。而探索“出场与差异”就成为我们考量“场域”唯物主义变化的主题。
因此，在20世纪“场域”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应否出场、能否出场、怎样出场问题的主题，与来自三个方面的思想资源对接。
首先，历史唯物主义解释图式空间转向的当代对接。穿越文本和话语层次，今日的马克思主义更需要寻找场域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自己理论创新之根基。理论创新不仅需要思想的自由飞翔，更需要脚踏实地。作为历史和空间语境的统一，“场域”成为今日马克思主义出场的主要基础，直接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相衔接，同时又向前呈现出空间维度的理论时代的差异。“出场”与“差异”既是反复出现在马克思主义出场过程中的主题，也是一种必然出现的基本矛盾和内在张力，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地出场。一方面，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按照时代实践语境要求而不断地坚定地出场，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文明活的灵魂，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历史使命；另一方面，出场绝不是一劳永逸的行动，因为历史时代的不断变化总是不断挑战甚至摧毁过去的在场方式和在场形态，因时因地而不断出场，就是马克思主义改变世界的实践根本原则。每一出场又不可避免地具有差异性，差异性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出场的基本原则。自我同一性是在历史的和空间的差异语境中的本性复制。不断出场本身就是一种创新行动，是对过去历史地在场方式的否定与超越，同时又是在场要求的继承和延续。因此，德里达的“延异”就变成了一种马克思主义出场的差异性模式：不是幽灵学，而是出场学模式。每一个变化的历史时代和空间差异在造就马克思主义重新出场的必要性的同时就必然地造就其差异性条件。因此，探索“出场”与“差异”，就是探索马克思主义在时空差异语境中出场的逻辑。
其次，场域的展开直接超越现象学和哲学解释学，成为一种历史场域的构建。胡塞尔的现象学总是强调纯粹意识对周围世界的意向性生成、打开作用。海德格尔用Dasein强调在世之在对周围世界说来的生成。伽达默尔特别强调历史(效果史)对于理解的先在作用。然而，在他那里，历史是既成的而不是构境的。布尔迪厄以一个当代社会学家的敏锐强调“场域”在造就人们的社会分层和社会关系时的重要决定性作用，然而，布尔迪厄决没有将场域视为一个总体在场的哲学范畴。在强调交往和“关系主义”前提下，“场域”常作为一种资本权力支配下制约着行动者的实践前结构或客观“惯习”网络。“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是在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们强加于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之上的决定性因素之中，这些位置得到了客观的界定，其根据是这些位置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占有这些权力就意味着把持了在这一场域中利害攸关的专门利润的得益权——的分配结构中实际的和潜在的处境，以及它们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同源关系，等等)。”④资本支配下的知识场域可能就构成思想文化的决定性社会结构。但是，场域绝不仅仅是一种外在于实践主体的客观场，也不等于一种出场者的“场景”(幻像或仿真)。场景是场域的现象界，而不是场域的本真存在。在出场学看来，场域表现为一种历史主体或者思想出场的“场位”。“场”指总体的历史语境，“位”指出场者在这一历史语境中的具体方位，也同时包括出场者选择的立场。场位指一种思想得以出场的客观空间和主体位置(立场)。每一个出场者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构成的宏观语境中出场的；而每一个出场者都是在一定的历史空间中创造和选择一定微观位置(立场)。前者构成了出场者的历史制约性；后者表征了在历史制约条件下的可能的主体选择性。“场”与“位”是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没有“场”就没有“位”，而没有“位”也不能显现“场”的存在。“在场之在”的辩证法曾经因为历史指向的变化而变化，从作为抽象思辨对象的在场、“感性直观”对象的在场走向“感性活动”创造的在场，进而走向改变世界的历史深处。在当思辨终止的地方，历史才真正开始。然而，当我们唯物地打开历史大门、阐释历史、揭示思想赖以出场的历史语境之秘密时，“历史”本真意义并不必然地自明。正是在这一关键点上，马克思追问：历史究竟是一种现成在场、还是由人们的世世代代的感性活动构成的，因而是不断的出场过程?历史存在之“物”究竟是既成固化的在场，还是不断被实践构境的结构体?
马克思强调：历史场位不是一种外在于人和人的活动的在场，而就是由出场者的行动造就的历史语境或历史场域。这是出场者参与创造的对象化的历史境遇；而“置身”，就是出场者的出场在变革历史、创造场位的过程中进场，创造并进入场位之中的行动。“场位”与“置身”的相互作用恰好就是构境历史的实践。马克思将社会生活本质上看作是实践的，将人理解为“历史中行动的人”，从主体方面、从感性活动、从改变世界的实践方面去理解在场，历史场位因而就是人们世世代代实践活动的产物，也因此构成历史活动新的基础。从构境的场域观出发，我们才能真正进入实践的解释。
历史场位不是现存在场而是场位与置身之间辩证张力的构造体。没有感性活动、实践，就没有历史场位。因此，从来的在场都是一个独特的历史创造，它必须要从主体方面、从感性活动出发去理解。在场本质上不过是出场的结果形态。从实践出发去理解历史场位引出一个命题：人们怎样理解实践本性和结构，也就如何理解由实践、生产造就的历史场位。实践观与历史观之间具有高度等价性和对应性。长期以来，一个基本事实是：人们对马克思实践结构观具有截然不同的理解，因而，对在场、对历史场位的理解也就大相径庭，存在着客体向度、主体向度、主体际向度等不同的理解，最终指向交往实践观。
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超越客体论、主体论、交往关系论的在场视域，这就真正触及到出场者置身于历史语境和历史场位的本真意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系统地提出了交往实践的思想，并进而在《资本论》中系统地提出了劳动二重性的经济学原理，对历史场位做了深度的经济学—哲学批判分析。马克思从物质生产、工业和交往出发，探索历史的基础是“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历史场位原初起步于物质实践、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根源于人们的“能动的生活过程”的历史创造。历史场位本质上是交往实践，即多元主体间为了改造共同客体而结成交往关系的物质活动。
如果说，在场是一种交往实践构成的关系体系，那么，交往实践观甚至反对将交往关系、社会结构先在地固化为历史的本源，因而与哈贝马斯基于某种先验交往规则的“交往理论”、与广松涉等人将社会关系结构当作历史本源的“事的世界观”截然不同。历史场位固然是各种交往关系的总和，但是构成历史场位原点的不是交往关系，而是交往实践活动。出场活动就是交往实践活动。人们的交往实践活动构成了人们的历史联系，构境了他们的存在场位。交往实践活动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交往实践双向建构和双重整合，形成交往关系、交往场域和交往形态。
其三，场域研究也是当代社会哲学的共同聚焦点。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等著作中，与经典马克思的历史观展开对话，甚至批判(所谓历史唯物主义批判三部曲)，其反复探讨的主要问题就是现代性社会的结构化和再结构化与个人的主体性之间的关系问题。现代性是一种多元因素的社会结构化，其中包括了国家因素。从绝对主义国家发展为民族—国家，历史过程从裂变型、阶级分化型国家向高度统一型、主权型、全民型国家的转型。在现代化不同阶段上，国家形态各不相同。与此同时，现代性也绝不是以淹没个人的主体地位和历史作用为代价的。个人也从原有的生活场域中“脱域”出来，“再嵌入”一种以国家为本位的现代性场域之中。场域成为伴随个人现代性的不同阶段的社会空间。其实，社会结构与个人的相互作用方式就是场域、场位的存在。场域对于个人而言，既是限定性生活实践的空间结构，又可能是自己营造、能够体现自己价值向度的存在条件。场域对于社会结构而言，则是一种相互作用的结构化状态，它使所有的相互作用形成的社会关系通过这一结构而得以凝固，并成为下一轮相互作用的前在的舞台。布尔迪厄则在《实践理论大纲》(1977)、《教育、社会和文化的再生产》(1990)、《语言与符号权利》(1991)、《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1992)等一系列著作中反复关注场域，认为场域既是一种社会关系，特别是一种多元主体间的交往关系，更是资本角逐下的力的关系，当然也是个人或群体在场的社会空间。出场学高度评价这些研究，认为场域作为历史场位和社会空间的统一绝不是单向度的在场。交往实践不仅存在着规范向度，同时也存在着否定向度和辩证向度，三重地构建历史语境和历史场位。或者说，场位空间内在地显现为三维向度。首先，交往实践具有规范向度，造就历史的规范结构和规范场位。在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总是表现为这一规范的历史场位。然而，历史场位仍然存在着否定向度。它表现为生产方式多元差异的甚至是对立的意义结构，即多元之“位”意义的对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工业资本生产的现象学时指出：同一生产过程对于相关多元的主体具有对立的意义：对资本家说来是财富积累的过程，对于雇佣劳动者说来正是贫困积累的过程。同一历史内部呈现多元立场和对立意义，表现为一种根本的异化，这正是历史的否定向度。资本全球化到处产生二元对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富人和穷人；城市和乡村；东方和西方。对立意义、价值和否定向度呼唤双重的思想：为历史规范结构辩护的思想价值形成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而否定向度呼唤革命的阶级意识和价值灵魂。因此，实践和思想的双重向度正好构成交往实践的辩证向度，也因此是历史场位内在的辩证法。在这三重结构中展开的历史辩证法和空间辩证法，随着否定向度转化为新的肯定向度，历史场位就显现为一种时代性间距和差异性，出场者就具有了新的历史地平线；肯定—否定双重向度的空间分裂，马克思主义的出场，正是在这一系列历史和空间差异中实现的。
其四，场域也与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脱域相关。马克思绝不是第一个资本批判者，也不可能是最后一位。资本存在历史有多久，资本批判也就会持续多久；资本创新变化形态有多少，资本批判的种类也就有多少。正如伊格尔顿所说：“一个出色的‘反资本主义’的左派未必就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接受过给养。虽然我认为左翼中‘反资本主义’的主要声音来自马克思主义，但我不愿过多地拿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来说话。”⑤虽然后马克思主义仍然秉持对资本批判的立场，但是，他们认为由于历史图景和社会结构的根本变化，马克思几乎所有理论批判武器——从阶级分析方法到社会基本矛盾，再到整个宏观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都已经过时，所以必须要创造一套新的资本批判武器。当然，这一新批判武器是与场域相契合的，而“过时”的马克思主义原有批判理论则是不能满足时代场域的理论需要。时代场域成为判定后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思想之间关系的一个参照系，而如何理解场域就成为评价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关键。德里达的幽灵学、鲍德里亚的象征交换和消费社会，拉克劳和墨菲的新社会运动，都是借口时代场域——历史图景发生了根本变化，因而与马克思主义渐行渐远，最终走向后马克思主义。虽然“过时论”一直是许多企图修正马克思根本世界观的各种学说的共同借口，但是，后马克思主义却有时空场域的“新证据”。因此，当代马克思主义需要创新，但是创新决不能离开马克思思想的根本，而如何建立恰当的场域坐标，准确把握创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将场域阐释清楚，就至关重要。
深描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创新学术史的“方法论自觉”
用出场学视域聚焦和深描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学术史具有重大意义。当代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不仅形成了中国道路，也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前所未有的大繁荣、大发展。深度描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学术史图景，寻找其学术地理中的主要脉络和创新趋向，从中可以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的创新逻辑，可以向海内外全面展示和系统传播创新成果。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的宗旨在于用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在包括各门学术在内的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在于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不断开放的创新体系，在于总结探索在中国学术语境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深刻经验和创新机制。正因为如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需要着眼于“思想出场的逻辑”，着眼于中国历史语境变化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出场之间与时俱进的逻辑关系。这就需要一种出场学视域，即把所有思想史、学术史与真实时代之间本质性关系按照出场逻辑来阐释的方式。
系统梳理研究方式和发展脉络的多样性是必要的，但是各种方式的重要性程度决不是等价的。历史描述性研究是相对初始和基础的方式。由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以往主要散见于专题、人物、事件、活动、关系、文本解读等的分门别类研究中，历史描述性方法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收集整理所有的学术史料，然后按照时间顺序和学术编年方式将其转化为一种首尾一贯的通史描述。其间的基本特点，就是列数所谓相对重要的人物和著作的思想介绍，将学术史仅仅当作当年列宁所批评的“人名和书名”的历史，或者如柯林武德所批评的“剪刀+浆糊”的历史。这一历史只能达到马克思所说的“完整的表象”或“感性的具体”，而根本无法到达“理性具体”。分列的学术史描述(如哲学史、经济史等等)之间根本不见思想的流动逻辑。这一方式为历史学或中共党史出身的学者所偏爱，他们的研究方式即所谓黑格尔曾经指出的“外史”，其根本缺陷就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人物、著作、学术活动、学术事件、学术关系等等的描述是外在于思想的逻辑的。他们忘记了：学术史不同于存在史之处，首先在于它是思想史，本质上就是思想创新的逻辑在时间中的出场。这一研究需要按照思想的逻辑(“内史”)而不单纯是时间的逻辑(“外史”)来理解和阐释，需要穿透“完整的表象”和“感性具体”而达到“本质性结构”，然后才能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即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说史当作一个由若干本质性规定综合而成的“理性具体”来把握。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的方法是辩证方法一样，如果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专家，很难真正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内在逻辑。单纯的历史学研究如果不深度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其综合学术通史要么只能是“人名和书名”的历史，即成为一个盲目的“外在的路标”，要么就误解重重，成为一部误导读者的“史书”。由于学科背景的差距，除非通晓中国马克思主义各专门学术领域的大家，难以去贸然治综合通史。“外史”研究还有一个重大缺陷是：它将所有学科并列和分门别类地描述，而根本看不清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对于其他学科的龙头地位和前提性质，看不清只有深度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场史，才能真正理解互动关系和其他学术领域的“马克思主义转向”。更由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呈现历史的放射状态，越久远的发生点和早期阶段资料越简约，而越近当代越繁荣，知识创新呈现爆炸性增长，学术创新关系纷繁复杂，即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或经济学本领域的学者都很难将本领域内各种见解一一厘清，对于这一状况的描述，要想充当“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一个单纯的历史学者来说，几乎是难以做到的。如果强迫自己写自己根本不懂的东西，拼凑所谓“学术通史”，那么这就不单纯是“不合适”，而且几近“学风不正”。
对人物、著作、事件、活动等的专题性研究始终是深化综合思想史和学术史的最重要基础。但是思想史需要有一个总体的和综合的框架去理解和把握，否则永远会在这一领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传播史和理解史是各自从传播主体和理解主体两端去阐释思想的发展逻辑，在方法论层次上比单纯的“外史”描述要高明。但是两者都遭遇所谓解释学难题。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的客观解释学、海德格尔的主观解释学、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哈贝马斯的批判解释学、利科的结构解释学等等，可以呈现多元视域，选择视域不同，最终的阐释就不同。而针对这一切，能够给予解答的，又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学。结论就是，只能回到马克思的辩证方法。
直接通过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本质性环节——哲学史反思及其对于其他学术领域影响和互动关系的研究，去深度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内在思想灵魂的出场逻辑。而超越外史的一种重新书写方式，就是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法论自觉”——首先穿透“完整的表象”而达到抽象的规定——创新学术史所依赖的研究范式，把握学术史的范式图谱的构变，去深度理解和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学术史。“方法与对象”之间的解释学循环，最终需要范式图谱去解决。哲学范式总是时代思维方式的集中体现，是哲学见解、观点和理论创新的根基和灵魂，也是学术史坐标和图谱的轴心。由范式轴心而形成理论创新的坐标，坐标扩展而成为理论创新的学术史图景。各种范式视域差异，因而推动理论创新的功能各不相同。多元创新范式之间既竞争又互补，共同构成范式图谱，因而总体展现理论创新的学术图景。科学辨识各研究范式的基本特征、创新功能、历史成因、存在问题和学术地位以及与国内各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的学科风格甚至学派的关联，是深描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多元创新的整体学术图景的主要基础，也是认真总结其各自的理论创新经验，进一步推动理论创新、扩大创新的国际影响力的关键。只有认真考察各个范式以差异方式推动理论创新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发展图景之间的关系，才能把握这一时代创新的学术史，并根据马克思关于“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锁钥”的“从后思索”方法，基于当代范式图谱构变的高度，可以追溯、透视和总结近百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史。
出场学研究的当代使命，就是要深度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逻辑。为此，我们应当从方法论自觉的研究路径上加以开拓，把握以下三个任务。
第一，全面梳理和科学分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全面辨识八个研究范式各自的成因和演变史；范式的基本特征和构成要素；范式的存在结构，范式的创新功能和基本缺陷。其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在于：对各个范式的理论创新功能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对其范式发展的前景作出相对可靠的预测。
第二，全面分析各个学术图景和范式图谱构变相关变化。每一个时期都存在着起主导地位和支配地位的范式，构成了那一时期的理论学术发展图景的轴心；而轴心又生长出纵横两轴，构成那一时期理论学术图景的坐标；而围绕坐标形成的总体学术面貌，就构成了那一时期的学术图景。一旦轴心发生变化，则坐标相应变化，进而使学术图景发生相应改变。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曾经形成四大轴心范式，它们共同对应生成四个坐标和四个理论学术图景。轴心—坐标—图景转换称为构变，变化整体构成范式图谱，这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学术史谱系。因此，学术史就变成一种范式图谱的格式塔转换。这一谱系进而极大地影响了整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发展。虽然其他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领域的变化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图谱变化的同构、同态、同步的复制，但是大致对应关系是不难找到的。作为灵魂和本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图谱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学术领域创新史之间存在着高度的映射关系。在这一意义上，范式图谱研究是打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本质规律、创新发展逻辑的锁钥。在“从后思索”的意义上，也是理解近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创新发展史的锁钥。
第三，以马克思主义出场学基本视域科学揭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创新学术史。“出场学”，是指研究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逻辑的哲学范式。她以新旧全球化时代大转换为坐标，科学分析从马克思思想出场的“原初语境”到马克思主义当代语境的深刻变化，深度阐释马克思主义形态的出场对于历史语境、出场路径的依赖性，深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出场路径、方式和形态。对“出场语境”、“出场路径”、“出场方式”、“出场形态”等一系列基本概念作出十分准确的理论界定，这一范式坚决拒斥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文本学解读的教条倾向，从而将其看作是“随时随地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不断创新的理论。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各种研究范式的出场，乃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个理论创新，都是在一定的时代语境中、按照一定的出场路径、以一定的出场方式而出场的形态。相关学术的范式图谱构变史，就是与时俱进的出场史，它用两线(历史时代实践的线索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图谱线索)、四个模块(原初时代语境、当下时代语境，原初范式图谱、当下范式图谱)来深度解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演化构变的创新学术史逻辑，从而把学术史研究转化为一种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与时俱进的创新逻辑分析，使研究转变为一种科学。
注释：
①⑤[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扬、任文科、郑义译，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6～7、6页。
②张一兵：《马克思哲学的当代阐释——“回到马克思”的原初理论语境》，《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③俞吾金：《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2000年卷。
④[法]布尔迪厄等：《实践与反思》，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3～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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