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吸纳外援、对外援助的外交关系——以邓小平的援助理念及其援助实效为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援论文,实效论文,中国论文,视角论文,外交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般认为，对外援助是发达国家（援助国）在进行战争这个外科手术行动之后所采取的康复治疗活动。当然，其对象主要是与发达国家本身的战略利益直接相关的发展中国家（受援国）。援助的内容不仅涉及资金、技术、设备等硬力量方面，而且管理经验和人文观念等软力量也随着硬力量的转移而流动和扩散，援助的主动权被牢牢控制在援助国手中。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通过分析国际格局及其发展形势，审时度势，在坚持对外关系和对外援助的基本原则基础上，利用改革开放的契机，积极主动地争取、吸纳外援，开展了多边外交与广泛合作，为中国的发展赢得了稳定的国际环境并带来了现实的利益和效果。
一、关于对外援助的释义
制度化的对外援助是指二战以后发达国家对国外采取的援助政策与援助实践[1]（P28）。它是“相互依赖、共同合作中国与国之间联系、沟通和交流的渠道”，反映了“全球化的趋势和性质”[1]（P8）。它对于科学把握新世纪的国际关系、 客观评价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非常重要，也是南北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在南方和北方之间转移的‘硬力量’（如资金、信息、技术等）和‘软力量’（如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对于南方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价值和意识形态的转变与取舍，乃至对于整个世界发展的走向”，都无时无刻不在表征着战争之后国际政治的多变以及国际关系的繁杂这一事实。所以，有著名学者作一比喻，假如“战争是外科手术”，那么外援就是“术后的康复治疗”，如果没有术后的给养和治疗，“手术的结果很可能与战争发动者的愿望相悖。”[1]（P9） 德国的军事战略思想家克劳塞维茨曾说过“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形式的继续”[2]（P22） （这里当然包含战争——政治或外交——外援间的神秘关系），那么在今天可以表述为“战争是外交的延续，外援又是战争的延续”[1]（P9）。这在二战后以至今天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检测。我们可以回想二战及之后的援助范例《马歇尔计划》，20世纪末的科索沃战争及之后的《东南欧稳定公约》的援助计划，以至由9·11 恐怖袭击事件引起的阿富汗战争以及战后的各国慷慨解囊的援阿项目。这些在政府援助下的战后“康复治疗”，无不反馈其国际政治延续的实质，只是今天的战争与战后援助问题增加了“规范化的绅士风度”（即需要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程序批准），一改过去的赤裸裸的“无序流氓行为”（即没有国际权威机构约束和主导的外交行为）。
关于对外援助的术语，各国各个国际组织有不同名称：如美国在多数文件中使用“对外援助”（Foreign Aid）；北欧国家则倾向于使用“发展合作”（Development Cooperation）；多数欧洲国家和国际多边组织倾向于使用“发展援助”（DA）或“官方发展援助”（ODA）； 经合组织在冷战后向东南欧国家援助倾向于使用“官方援助”（OA）。而一般认为对外援助涵盖面最广，包含以上所有形式的援助拨款。
关于对外援助的释义和分类，东西方学者关于对外援助的剖析和看法是不同的。美国国际政治学者汉斯·摩根索认为，对外援助的本质就是政治性的，因为其目标是促进和保护国家利益。他把对外援助的形式划分为：人道主义援助、生存援助、军事援助、名望援助、贿赂援助、经济发展援助。人道主义援助和生存援助表面上看是非政治性的，它包含国际道德原则；军事援助实质上渗透着军事战略；名望援助不包含发展的意义；经济发展援助是转移资金和服务的意识形态。总之，对外援助的本质是内化于国家政治与国家利益之中的。而肯尼斯·华尔兹阐明：无政府状态下各国的目标是树立霸权和建构安全，那么对外援助就是霸权工具。他认为，军事援助是为了获取安全，经济援助是争得盟友，最终实质是建立“合适的世界秩序”，当然，它也是排斥和遏制共产主义的工具[1]（P29，14）。
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的阐释：对外援助分为对外发展援助、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和军事援助等不同性质的类别。实施外援的主体不仅是发达国家的政府，发达国家集团、国际组织乃至非政府组织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然，官方发展援助在数量上是战后发达国家对外援助的主要部分。欧洲问题研究专家周弘按照援助体的来源把对外援助分为多边援助、双边援助、非政府援助等形式。多边援助由多边开发银行和多边援助机构提供，双边援助由援助国和地方政府提供，非政府组织援助除了其原有资源以外，还受到多边援助机构和援助国政府的资助。二战之后，以《马歇尔计划》为标志的双边援助和以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个主渠道的多边援助为发端，双边援助占对外援助总额的60％—70％，而大国一般倾向于提供双边援助。比如，美国提供的双边援助占美国对外援助总额的75％，法国占73％，日本占68％，德国占65％，丹麦占59％，意大利占25％。其中，双边援助即政府援助占主要份额[1]（P9—10）。
二、中国接受外援、对外援助的历程和邓小平关于国际援助的外交理念
中国建国以来，在对外援助方面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1949年至60年代初。中国在“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下，接受了20世纪规模最大的援助。从经济到技术，从管理到理论，从政府机制到教育结构。因此，在苏联的援助下，中国的经济结构、重工业基地、管理会计制度、政府体制、教育体制及课程设置等很快形成规模，中国为接受这一规模援助后来承负的代价也非常沉重。
第二阶段，是“文革”时期，即6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政策主调是拒绝外国援助，强调民族独立。当时强调并恐惧“依附论”，即认为外贸和外援是发达国家维系与第三世界之间半殖民地关系的手段，因而把援助拒之门外。同时，中国抛弃了受援国角色的同时，扮演了援助国角色，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小规模援助，如为非洲援建铁路。中国因躲避与发达国家接触，错失了全球化进程中获益的机会。
最后一个阶段即70年代中期，尤其改革开放之后也就是在邓小平拨乱反正，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这一主题之后，通过开展多边外交吸引外援、广行经贸往来，融入了国际社会。涉及的内容和要素有经济援助、技术援助、社会援助、教育和人道主义援助等等。在“硬力量”引进的同时，“软力量”也随之流动，因此中国的现实体制和价值观，都受到挑战，也一度陷入了“体和用”的争论。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一国发展的软力量并不可忽视，这也是本文偏重分析和探讨援助理念的原由。关于侧重邓小平的外交理念先做以下分析：一般考察国家的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首先要根据对所处的国际形势的特征及其发展趋势的判断来制定，往往并不注重他们的外交思想及其文化基础，而是侧重于他们的实力地位和实际行为。然而包括西方学者在内，谁也不能肯定地说，仅仅研究国际体系及结构对某国外交的影响和制约就能够提供对该国外交政策的完整解释。因此，邓小平作为开掘建立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广泛领域受援关系的实践者，其援助思想很值得我们探究。当然他是对时代特征即和平与发展的总趋势作了总的估计和概括之后，做出了开展对外开放和对外援助关系的决策。因此，从理念到思想再到现实，不仅在现实利益的基点上担当了受援国的角色，也在规范、伦理、实践上触及了援助国角色。这种双管齐下的外交战略使中国走上了复兴与繁荣，使中国从国际体系地位的边缘跃为世界舞台的主角之一。因而可以说，邓小平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在“大胆吸收资本主义一切文明成果”、“放胆”吸纳西方对外援助项目的过程中，或者在践行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进行了深刻的思索，形成了他关于对外援助的思想渊源或外交理念。
首先，在相互依赖的世界中，基于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邓小平塑造了积极主动避免对抗的外交思想。一方面，这一外交理念是有宗旨和原则的：即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对外援助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坚持人民利益原则等等。另一方面，彰显积极主动、搁置矛盾的外交主旨。例如他分析了中国的立场和位置：“中国属于第三世界”[3]（P56），但不能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永远归于不发达国家行列，“中国不应当永远做第三世界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不是中国的国际地位的最后定位。”[4]（P63—64） 即从政治意义上说，“中国现在是，而且在将来发展起来后也应当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站在第三世界国家一边。”但是，“中国不应当以永远是第三世界国家为荣。”即从经济意义上说，“中国不可能，不应当，也不能够永远是一个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4]（P64） 1975年、1986年邓小平两次指出，中国要经过30—50年的努力，使中国“接近发达国家水平”[5]（P323）。
因此，要与发达国家缩小差距，应把握机遇主动吸纳促进中国发展的外援。正像有人比喻的那样，要想获得狼的本领首先要“与狼共舞”。因此，积极主动争取外援参与国际事务与合作，不但可以获得本国急需的生产要素等资源，更主要的是因为，大多发展援助在相互依赖的今天是以合资与合作的形式外化的。合作中相互依赖不断增强，各国都认识到博弈中要尽可能获取双赢而非两败俱伤。邓小平较早认识到，积极合作比“惶恐”备战更能抑制战争、争得和平、发展经济，搁置敌对与积极主动的外交思想更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长远利益。更为重要的是，对外援助一般是发达国家战后“康复治疗”的外交行动，主动权控制在发达国家手里，而邓小平不但主动去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而且把对外援助灵活地掌握在发展中国家自己手中——“借力生力”，回击对方柔中带刚、绵里藏针。因而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借用了”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人才、市场、经验等最精华部分，中国改革发展中所需的以上各生产要素70％—80％都来自于发达国家，对外贸易主要也是同发达国家进行的。邓小平在阐述中国外交战略中表示：“为了发展的需要，我们还是应该同他们建立良好的国际关系，实际上我们也是这样做的。”“我们有信心，……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这是可能的，我们也是这样努力的。”[6]（P22） 好比这样一个通俗的比方，要想趋寒应利用外力取热，这比加穿棉衣能更快达到取暖的目的。因此，在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中实质蕴涵着这样的外交理念：即在相互依赖、相互合作的国际发展格局中需要灵活变通外交战略，把握机遇，积极主动，争取和平外交。
其次，邓小平关于国家利益的战略思考，体现了他的现实的外交理念。邓小平在1989年10月31日与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谈话中，明确地使用了国家利益的概念，他指出，“我非常赞赏你的看法，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用这样的思想来处理国家关系，没有战略勇气是不行的。……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3]（P330） 即便发达国家作出的种种发展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实质上也是为其战略利益和政治利益服务的，邓小平早有明示：“……历史最终会证明，帮助了我们的人，得到的利益不会小于他们对我们的帮助。至于政治上战略上的意义就更大了”[3]（P80）。
而中国现实的国家利益就是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中国最高的国家利益可以概括为中国的发展或中国的现代化，而其他的国家利益如维护世界和平、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以及国家统一和尊严等等都从属于这个最高的国家利益。因为，国家的发展和现代化“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7]（P163，248—249） 邓小平曾表示，除非爆发大规模战争，否则就应该横下心来一心一意搞建设。外交外事活动的基本方向，要为中国建设四化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提供更好的外部条件，开创新的外交格局。因此也可以说，和平与发展是中国的最大的最根本的国家利益。聚焦于发展问题，邓小平认为，“越发展和平力量越大”。“如果下一个世纪的五十年里，第三世界包括中国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整个欧洲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我看那时候可以真正消除战争的危险”，“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对亚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都是有利的”，“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如果说中国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的力量的话，现在这个力量还小。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3]（P233，104—105）。这充分体现了一国国内与国际经济社会发展的相互依赖和互动。一国的发展问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的发展问题就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问题，即南北问题。邓小平在80年代初就开始关注并多次指出：“国际社会虽然提出要解决南北问题，但讲了多少年了，南北之间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并且越来越大。”“发达国家十一、二亿人口的继续发展，不可能以第三世界国家三十多亿人口的继续贫困为基础。”“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问题不解决，第三世界的发展，发达国家的继续发展，都不容易。”“总之，南方得不到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北方就没有出路。”[3]（P20，56，96，106） 北欧的发展合作经验可证明：没有反作用力的发展合作，并不能保证发展的成功，因为利益只有在均衡的条件下才能达到最优化的组合。北强南弱的局面并不能保证双赢[1]（P27），当然最终会影响发达国家发展的良性循环。这里，也可看出，邓小平从另一角度认识到相互依赖的国际环境下是中国（包括其他国家）发展的重要机遇期。
其实，曾在二战刚刚结束之际，发达国家就已经认识和预见到这一点，于是不仅推出了挽救西方资本主义的马歇尔计划，而且也设计了向发展中国家援助的“第四点计划”。对于欧洲和日本来说，马歇尔计划相当于给它们进行了大输血，得到的美援大部分用于购买美国货，正好解决了美国从战时经济转入和平经济可能发生的衰退问题，为美国二十年以后的繁荣打下了基础[8]（P326—327）。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虽然包括农业、健康、教育、缓解饥饿等广泛领域，并声称是“用我们的科学进步和工业发展的实惠，促进不发达地区的改善和发展。”但美国1961年的《对外援助法》的援助条件中规定：发展援助的对象是那些对地区有稳定作用的国家。因此，即使美国的发展援助也不是为了世界经济的发展而是为其国家利益、政治安全、全球战略服务[1]（P167，183，192）。尤其20世纪末和21 世纪初的科索沃战争和9·11恐怖袭击之后的阿富汗战争，美国分别对其进行积极援助，更表明了美国的战略利益所在。所以，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真正的发展援助还有待澄清与关注。据资料统计，20世纪80年代末各国军费开支总额高达11000多亿美元[6]（P34），这个数字与二战之后援助国对外援助数额大体相当（10000亿有余）[1]（P9—10）。如果进行数字的对接和比照，可发现发展援助的和平环境上空被军备消耗与威慑等乌云亦步亦趋地笼罩着，这样的结果只能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距逐步拉大。另外，发展中国家外债总额已由80年代初的6300多亿美元增至1998年的24000多亿美元。非洲和拉美地区某些国家的外债总额，已经达到或超过其国民生产总值。1998年，发展中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率由上年的4.8％下降到2％。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经济援助，比上年减少11％，下降到10年来的最低点。因此，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问题一个都没有解决。”[6]（P38）
邓小平主张获取真正实效的国家利益在于双赢战略，无反作用力的对外援助，不仅不能达到双赢，对受援国来说，在“外援伴随干预”潮流中会淹没受援国。因此，国家利益战略思索不仅是发展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战略安全和国家主权的护持问题，正像邓小平所说，南北关系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又是政治问题[3]（P56）。
第三，邓小平的对外援助战略的理念含有道义色彩。邓小平从毛泽东、周恩来那里继承了反对霸权主义、倡导和平外交、支持和援助任何国家的反帝反殖的革命斗争等正义的外交思想。正像康德表述的“黄金律”一样，“永远把别人当作目的而非手段来对待”“把人的德行当作本身是正当的，而不仅仅当作实现目的的手段，当做绝对命令，而不仅仅是有条件的命令。”[9]（P59） 在国家的对外关系中，亦如此理。邓小平声明：“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一贯的，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话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话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7]（P415） 邓小平从国家的主权原则以及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不畏强暴，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对于国际上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于大国沙文主义，敢于批评，敢于伸张正义，主持公道。同大国打交道，落落大方，不卑不亢；同小国打交道，尊重对方，平等相待，以理服人，在国际关系中信守承诺，说话算数。当然邓小平外交理念的道义色彩也不失策略上的以和交友、少露锋芒。如1989年之后，他强调，中国与那些搞霸权的国家还是要友好往来，不随便批评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中国“要少管别人的事”。不谋求势力范围，不搞集团政治，不干涉别国内政，不扛大旗，不当头头。由于“现在国际形势不可测的因素多得很，矛盾越来越突出。过去两霸争夺世界，现在比那个时候要复杂得多，乱得多。中国要做到谁搞霸权就反对谁力量不够。”因此，应该“冷静观察”、“韬光养晦”“埋头苦干”[6]（P101—107）。也就是说，在中国实力还不足以主导正义潮流之时（但绝不是不主张正义），不为外部的刺激而锋芒毕露，也不为一些称赞而陶醉现状。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西方对华制裁的图谋没有得逞就是明证。
三、邓小平对外援助外交战略的实效
邓小平的对外援助战略的内容及成效，要分为受援和援助两方面。改革开放后的国际交往中，中国更多的是扮演受援国这一角色。因中国开展多边外交，接受了以发展援助为核心的援助项目，从援助主体来说，即有双边援助，又有多边援助和非政府组织援助。在发展援助中，中国搭乘国际机制这辆“便车”，减少了交易成本，引导多边援助和非政府援助为我所用。尤其是，在政府援助之外，吸纳社会组织的对外援助，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直接和间接的助推作用。一位瑞典国际开发署的主管官员说，“如果所有的受援国都能像中国一样，动员他们的社会去发起，并且利用外来援助为自己国家的发展事业服务，那么发展合作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互利合作。”[1]（P26） 当然，对于中国来说，也存在有效利用和服务公益的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后，因多边外交政策的采纳，多数发达国家和其他多边援助组织纷纷向中国开展了援助和投资项目。中国利用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的贷款、证券投资等其他形式的外资累计达1400多亿美元，年利用外资额已连续多年居发展中国家第一，世界第二。20年以来，累计从国外引进技术2.8万多项，合同金额达1113.79亿美元。中国进出口贸易额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上升到1998年的3240亿美元，增长了14.7倍。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由1978年的第30位跃升为第10位；贸易伙伴由1978年几十个发展到227个。截至1998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达1450亿美元，居世界第2位[6]（P190）。
单拿日本来说，尽管日本的对外援助的理念体系经历了发展援助——战略援助——政治影响援助等理念的变化，但是从官方援助来说，中国仍然是得到日本援助最多的国家。中国接受的外国官方援助中日元贷款占40％以上，提供的对华日元贷款总额按承诺值计算已达26509亿日元。因此对于中国的能源、资源开发等基础产业，交通、运输、通讯等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农林、城建、环保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众多大型项目的详细资料可参看表1[1]（P253）。
由表1可看出，日本对华援助的主要焦点和领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上，这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而且，这些发展援助项目被编入中国的国民经济五年计划，保证了项目的有效实施。
表1 第一次至第四次对华日元贷款一览表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前3年） 第四次（后2年）
1979年12月
1984年3月 1988年8月
1994年12月1998年11月
大平首相中曾根首相 竹下首相
村山首相 小渊首相
4项（铁路2、港口2）；商 7项（铁路、港口、电话、电
40项（电力、铁路、港口、
40项（公路、港口、水利、
品贷款1项.
力）；追加9项；资金还流1
机场、公路、通信、城建、
机场、通讯、电力、基础设
（共5项）项. 农业等）；资金还流2项；
施、农业、环保）
共17项）
追加8项. （共40项）
（共50项）
1979—1983年1984—1990年 1990—1995年 1996—1998年
1999—2000年
（提前1年于1989年完成）
3309亿日元；
5400亿日元；
8100亿日元
5800亿日元
3900亿日元
项目贷款2009亿日元；
项目贷款4700亿日元；
商品贷款1300亿日元
资金还流700亿日元
3％
1984年3.25％
1998年前：
1985—1986年3.5％
标准利率2.3％
1987年3％
普通环保2.1％
1988—1989年2.5％
特别环保0.75％
1998年：
标准利率1.8％
普通环保1.3％
特别环保0.75％
缓付期10年
缓付期10年缓付期10年
缓付期10年缓付期10年
偿还期限30年
偿还期限30年
偿还期限30年 偿还期限30年
偿还期限30年
另外，日本对华官方援助中，也有一些“纯粹”的援助项目，如“中日友好医院”（160亿日元）、“中日青年交流中心”（101.1亿日元）、“中日友好环保中心”（约100亿日元）“敦煌石窟文化遗产保存研究展览中心”等。截至1998年底，日本对华无偿资金援助总额为1112.84亿日元，技术合作总额为1089.47亿日元。今后，日本仍会以“援助、投资、贸易三位一体”的方式进行对外援助，而对于中国来说，日本的对华援助绝不是单纯的经济合作问题，实质上是实现中日关系在新世纪新的和解与发展的重要的动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如加拿大、德国、西班牙、芬兰等国纷纷把中国作为发展援助的重点，据《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1996年报告》的统计；1994年—1995年，在OECD/OAC援助的国家中，中国获得援助的数额最多，占4.1％，名列各援助国榜首[1]（P275—276）。
多边组织的援助如欧共体的对华援助及其发展合作关系逐渐成形。中国与欧洲经济共同体于1975年5月6日建立正式关系之后开始了双方的正式交往。1983年11月1日，中国与欧洲煤钢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建立了正式关系，至此中国与欧共体实现了全面建交。1985年，中欧签订了《中国与欧共体贸易与经济合作协定》，欧共体与中国的发展合作以及欧共体的对华援助步入了正式轨道。欧盟委员会于1996年构建了《欧盟对华战略》，其中系统陈述了“摆脱贫困战略”、“推进公民社会战略”、“扶助中国工商业战略”以及“促进改善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这些成为欧盟对华发展合作援助的导向。而且欧盟委员会认为对华援助应配合中国的改革进程，强调要集中和有效地利用援助资金，将资金投放于能够产生显著效用和有后续价值的项目。从1986年至1998年，欧共体的对华援助承诺额共计4.59亿埃居，占该时期欧共体对亚洲援助承诺额的8.1％。从世界范围看，中国在欧共体的受援国排序中占第45位，1999年欧共体对华援助承诺额为6500万埃居。见下表[1]（P538—540）。
表2 欧共体的对华援助 单位：百万埃居
年份
承诺额
年份
承诺额
1986
51993
19
1987
12
1994
38
1988
29
1995
61
1989
49
1996
75
1990
23
1997
59
1991
21
1998
62
1992
8
资料来源 European Commission/ODI database 1999.
欧盟对华援助在90年代主要项目涉及人力资源开发、法治与良好治理、经济改革、环境保护、农村和农业发展、人权、欧－中小项目基金等方面。由此可看出，自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西方国家不再视中国为危险敌人纷纷对华援助，而国家利益和安全战略始终是其起主导作用的出发点和标准。如日本、德国等国二战后失去了传统势力范围，为抢占市场与其他发达国家竞争而大量增加对华援助。又如美国虽然在二战期间和战后提供过军事援助和自然灾害紧急援助，但是当共产主义在中国即将变成制度时，美国加紧了对中国台湾的援助，以组建它的亚洲安全战略。从1946年到1997年，美国对中国台湾的经济援助仅占总额的34％，而军事援助却占到了66％。其中，军事援助的贷款只占总量的14％，赠款的比重却占到了86％。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宣布：如果没有美国遏制共产主义的基本国策，“没有美国的外援，许多国家今天都已经变成共产主义的傀儡国。”[1]（P199—200） 因此美国的双边援助也是其对外政策的工具，最终为其全球战略服务。
总结中国对外援助的经验和成效，作为受援国，邓小平主张一是开展多边外交，构建与其他国家或多边组织以发展援助为核心的援助与经贸关系，正像中日之间倡导和践行的“援助、投资、贸易三位一体”[1]（P231） 的合作关系一样，不仅要吸引官方援助也应倡行民间合作，以促进国家的经济开发、技术引进和经济增长。而同时也要反对干涉内政和主权的援助以及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军事援助等。
二是强调重视处理独立自主与对外援助的关系。邓小平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而“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在改革开放中，应处理好独立自主与接受援助的关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意味着闭关自守，不意味着一种保守主义[3]（P3，78—79，265）。因此，应倡导把对外援助升华为互利合作，各国利益相互协调，在合作中发展，反对依附论。
三是强调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即要构建互利合作、共存发展的多极世界而非强权主导的世界格局和秩序。他指出，建立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基础上的旧秩序，使贫国愈贫、富国愈富，贫国和富国的差距越来越大，是发展中国家发展和进步的最大障碍，因此应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邓小平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最经受得住考验”、“最具有强大生命力”[3]（P96，97，282，283） 的国际关系准则，显然这种主张并不像西方世界秩序论者所倡导的：即通过国际机构和国际多边协议、条约和规则来协调彼此的冲突和利益，而是需要众多的国际关系角色长期努力、逐步完善，其过程本身和宗旨离不开合作、和平、稳定和发展。
中国作为援助国，邓小平主张在对外援助中，中国不谋求私利，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根据形势的发展，我们在总结对外援助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新的援外原则，继续向周边近邻和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经济援助，同时开展经济、技术合作，促进全面发展，树立国际友好形象。如对阿富汗的历史上和今天的人道主义援助；对支持巴勒斯坦为民族权利而斗争进行的物资援助；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所给予的多边和双边援助；对非洲国家的多渠道、多层次的援助与合作等。1997年，中国同非洲国家的贸易总额达56.7亿美元，比1979年的1.26亿美元增加了44倍。我国在非洲已设立了10个投资开发贸易中心。总体来说，截至1997年底，中国援外项目实行合资合作方式，并配合外交工作，援助国家达144个，项目1531个。中国海外投资遍布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至1998年底，中国境外投资企业达5666家，其中贸易性投资企业3000多家，中方投资额为63.3亿美元[6]（P137，138，192）。
中国在邓小平所倡导的国际援助外交理念下获得的援助成效斐然。在未来应聚焦于发展问题，继续开展多边外交，积极主动地争取外来援助。并与其他倡导和平的国家、国际行为体一起创造和平、合作和发展的可能与机遇，减少发展的障碍，倡导构建互利合作的制度，使援助更趋实效。挪威学者奥拉夫·斯多克提出：发展援助的人道主义原则应坚持：（1）将解脱全球的贫困和促进第三世界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看做是本国的义务；（2）坚信一个更加平等的世界是最符合西方工业国家利益的；（3）假定履行这些国际义务与保持民族经济和社会福利政策的社会责任是相匹配的[1]（P17）。在未来的发展援助关系中，这几方面很值得我们思考和参阅。
鉴于未来相互依赖、共存竞争的国际形势，对外援助应以发展援助为核心，搁置不同价值取向、不同文明、不同制度的差异，把握外来援助、发展经济的机遇，坚持一定的外交理念或外交哲学，确保国家安全的前提下接受外来援助。同时对其他落后国家倡行实质性的发展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和威信。国际各种行为主体、国际关系角色都应该为适应这种趋势而力促国际秩序和格局以制度化和程序化。正像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的：“……我们将……以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妥善解决分歧。”“……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10]那么，在未来认识和处理国际关系中，邓小平的外交理念与外交哲学将得到表征、延续与发展，并为中国带来更有价值的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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