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与理论—文化研究：分裂还是融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文化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些年来，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文化研究都在不断升温，给文学研究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结果。首先是文学批评的对象与范围扩大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模糊了。许多过去传统文学批评不屑一顾的东西，如侦探小说、科幻作品、哥特式恐怖故事等等，现在都成了研究的热点。而另一方面，过去所谓文学经典的地位却在下降，一枝独秀的局面不复存在。且不说经典有时被通俗文化阐释得面目全非，就是这样与非文学文本平分秋色，本身对经典的价值也是一种贬损。
所以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或审美批评与社会—历史—文化批评是走向分裂还趋于融合？多年以来人们感到这种对立的存在，但它们是否有可能在新的条件下统一起来？
文化批评从很大程度上说与文学理论的兴起密切相关。所以这种对立还隐含着具体作品研究和理论研究在方法和倾向方面的对立。自五、六十年代起，英语国家开始译介欧陆的新理论，比如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和德国阐释学、接受美学等。到了七、八十年代，这些理论便进入大学课堂，正式学院化、学科化了。在“理论的时刻”降临之后，许多批评家对传统文学研究提出了质疑。什么是文学成了问题，文学研究的对象需要重新加以界定，而文学批评所关注的问题也在不断变化。比如传统的作者研究就受到了当代主体理论的挑战。1968年，罗兰·巴尔特发表《作者之死》一文，并产生很大影响。作者作为个人存在的理论基础，即笛卡尔以来的先验主体理论受到抨击。与作者观念相关的表现主义，印象主义也受到自新批评之后最严厉的批判。再如作品与现实的关系问题。索绪尔以来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家认为，语言不是表达思想的工具，语言也不反映现实。相反，现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语言系统对其分割、划分，即对其结构化的结果。〔1〕因此，对生活事件的理解，就不能保证对作品意义的把握。除了这两个文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之外，新理论对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建立起来的文学观念，如“想象”、“整体”、“有机性”、“形象”、“形式”、“多义性”等等均提出了挑战或新的理解。虽然文学理论是新兴学科，但理论著作汉牛充栋。到后来，理论本身也被看成是具有某种语言风格等审美特征的“作品”，成为研究对象。1982年出版的一本书《美丽的理论：当代文学批评中的话语形象》宣称，理论著作为我们展现了一种形象的景观，理论已经变成了一种话语形式。我们甚至可以不去过问问题及其答案，理论本身就提供了某种语言游戏和思想乐趣。〔2〕
但是，就在文学理论向文学研究不断渗透，理论思潮不断扩散，“理论大战”不断升温的时候，英国学界仍然涌动着一股能量巨大的潜流。这股潮流从表面上看不事喧哗，但有一种内在的坚定与执着。这就是F.R.利维斯的“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或者说是他从马修·阿诺德那里继承的文学信念：即当一个社会中宗教、哲学不能提供人类生存的意义和价值的时候，文学便取而代之，成为信仰、道德和传统价值的基础。利维斯把这一观点应用于具体的文学研究，规定了一系列英国文学经典的范围。从乔叟到玄学派诗人到华滋华斯，从奥斯汀到乔治·艾略特到D.H.劳伦斯，利维斯为我们勾勒出一幅“英国文学的认知图”。〔3〕这幅认知图所代表的是一个纯文学的堡垒。 利维斯从中读出了对工业社会、物质文明、实用主义、低俗文化的反抗。他读出了文学的思想价值、情感的社会意义。他倡导文学的审美经验。“生命”、“体验”、“复杂性”是他常用的批评概念。文学是“被感受到的”，是诉诸直觉的，是“活生生的”对生活的理解。在平庸的世俗生活和实用的商业社会中，只有文学是一块净土，它提升人的生存价值。
利维斯的思想和文本分析方法影响了不止一代人。雷蒙·威廉姆斯在七十年代说，在英国小说的研究领域，“利维斯完全胜利了”。“无论你和谁谈起英国小说，包括那些对利维斯有敌意的人，他们实际上都是在重述利维斯的英国文学史观。特雷·伊格尔顿在《文学理论引导论》（1983）中也认为，“不论《细察》杂志是成功还是失败，……在今天的英国，学英国文学的学生，不管他们知道与否，都是利维斯主义者。”〔5〕然而， 这位塑造了几代人文学趣味的批评大师从来不奢谈理论。三十年代中期韦勒克曾经要求利维斯明确他的理论立场，用“更抽象的”术语“保卫”他的批评实践。利维斯拒绝了这一“理论化”的要求。他说，哲学与诗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事物。哲学是“抽象的”，而诗是“具体的”。“诗歌中的词语并非要求我们‘思考’和判断，而是要求我们‘去感受’或‘投入’—使文字中的复杂体验得以实现。”〔6 〕批评活动就是要从作品中获得具体的反应和完整的体验。
这一立场就是文学研究中的审美立场。它强调具体的文本及其构造，强调文学的内在价值，强调对作品的细读和直接感受。它强调文学的特殊性：即文学文本区别于其它文本，纯文学区别于通俗文学，经典区别于畅销书的审美特质。文学有它自身的规律性。非文学文本比如传记材料，历史材料以及其它文化形式只有在帮助我们阐释和理解文学作品和再现审美体验时才有价值。这一思潮广泛流行于大学英语系的教学之中，也在文学辅导丛书如著名的《鹈鹕英国文学指南》（Pellcan Guideto English Literature,1954—61）中体现出来。 这一审美倾向因其贴近文学阅读实践而影响广泛。不仅如此，利维斯的追随者也经常对新的理论和批评方法提出质疑和批评。鹈鹕丛书的主编鲍里斯·福特（BorisFord）在1990年《伦敦书评》上撰文对莎士比亚研究中的“文化唯物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等等时髦批评方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我丝毫不以为这些人的文章传达出对莎士比亚的感受，或者重述了作品的含义。也许他们从来就认为，老师帮助学生欣赏莎士比亚，让学生为莎士比亚所感染，让学生理解戏剧和诗歌形式如何产生出这种感受等等，这些事都与他们无关。”〔7 〕这些批评使得许多理论家不得不为文学理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进行辩护。 拉芒·塞尔登在《当代文学理论导读》（1993）一书的序论中花费很大篇幅阐述文学理论的必要性以及自六十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的学科化过程。〔8 〕伊格尔顿在《文学理论导论》的前言中也阐述了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并认为文学理论并不比其它学科难，他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清除关于理论的神秘感。他说，“我试图使这一学科……得到普及。”〔9〕
从上述现象看，在英国的文学研究领域可以说形成了两个阵营。〔10〕一派博学严谨，功力深厚，崇尚经典；另一派思维敏锐，视角新颖，倡导文本的外部研究和新方法。这两种倾向的对立不仅反映在理论层面上，也反映在学院的机构层面上。最突出、最轰动的例子就是1980年的“麦凯布事件”。科林·麦凯布（Colin MacCabe ）是一个极有才能的批评理论家，从事结构主义、符号学及电影理论方面的研究。但是他希望留任剑桥大学讲师并申请永久教职的时候被拒绝。因为利维斯的母校对麦凯布的学科持有明显的否定态度。《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出了一个专号讨论一事件的背景，并给理论家们以解释的机会。评论者在介绍麦凯布时说他的理论具有结构马克思主义色彩，其来源是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的学说，实际上属于后结构主义学派。这一解释反而使普通读者更加困惑。而且似乎也证实了麦凯布的学问有些离经叛道。总之这一事件显示了传统批评家的实力。他们成功地阻止了所谓“理论的入侵”。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学理论作为学科不仅建立而且完善了起来。在许多大学里，文学理论已被列入必修课，此外在理论派这一阵营，有些人近些年来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抨击经典作品研究，这更导致了对审美研究方法的争议。上述的理论研究与作品研究的对立又以新的形式体现出来。英国曼彻斯特都市大学教授安东尼·伊索普（Antony Easthope）在《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1991）一书中从托马斯·科恩的知识结构革命的角度论证了文化研究取代文学研究的合理性。他认为文学经典规定了一个局限性很大的读者群。利维斯在《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1929）一书中认为，在任何时期“对艺术与文学的欣赏都依赖于极少数的人。”他们不仅能够欣赏但丁和莎士比亚，而且能够保持准确的判断，因为在他们身上保存了优秀的人类经验。伊索普指出，这一精英文化是以“大众文明”为代价的。“人类经验”是以通俗文化为对立面，以“他者”为先决条件的。正是这种“高级”文化与“低俗”文化的二元对立，产生了纯文学研究，也产生了纯文学研究的对象——系列经典。所以，所谓伟大的文学传统，是当前精英文化结构的产物。伊索普还指出，从利维斯到伊格尔顿以来这五十年间，“现代文学研究经历了一个被发明、被制度化和危机的过程。而现在它正转化为某种其它的东西，即文化研究”。〔11〕在英国文化委员会出版的一个刊物上，伊索普甚至提出了“文学之死”的论点。他说，所谓经典并非从来都是伟大的，它是某种思想、理想、生活方式的产物，它有一个发生、发展和衰亡的过程。在当今通俗文化流行的时代，“无人能够证明某部作品（如《哈姆雷特》）就一定比另一部作品（如杰弗里·阿切尔的小说）要好。”〔12〕
显然，伊索普代表了文化研究的某种极端立场，那就是用通俗文化彻底同化经典。这种倾在当今中国文艺界也有表现，特别是在戏剧方面对外国经典作品的重新排演中很突出。据说现在舞台剧《浮士德》已经加进了摇滚乐。此外北京人民艺术剧院94年底上演的《哈姆雷特》也是面目全非了。演员们都“穿着当代中国老百姓的服装……灰扑扑地站在我们面前。”评论家指出，“演员身份不确定，使他们丧失了个性，呈现平面化，而整出戏也十分暧昧。经典意义上的莎士比亚名剧，无形中已被瓦解”。〔13〕实际上这是以通俗文化的名义对经典进行有意识地破坏。从这个角度看，《哈姆雷特》确实与通俗文艺无甚区别。它与英国演员劳伦斯·奥立维尔和中国配音演员孙道临所创造的《王子复仇记》已毫无联系。经典意义上的莎士比亚已不复存在。
虽然伊索普站在通俗文化的立场否认经典有需要商榷之处，但是他的观点也指明了一个事实，就是经典不是纯粹的客观物，不是永恒不变的客体。它只是某一特定时代、特定文化、特定读者群的产物。它只存在于某种文化氛围和对它的接受过程之中。这里涉及到一个理论问题，就是经典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学价值、审美趣味、艺术特色并非存在于作品之内，而是存在于作品之外。早在六十年代，巴尔特就指出，“一部文本的整体性并非存在于它的源头，而是存在于它的终端。”〔14〕这就是说，作品的结构、整体性等等形式因素也只能存在读者的阐释过程。伊格尔顿则从更高的层次上概括这一现象。他认为，审美是一种意识形态。按照阿尔图塞的观点，意识形态是给人们的生存赋予意义的活动，是一种社会实践。因此，审美评论仍然是一种社会政治评论。
当今的文化批评家正是从这一角度切入文学研究：从认识论转向实践论，从本体论转向方法论，从内部研究转向外部研究。既然文学的审美价值和作品的含义都是相对的，那么我们需要探讨的就是这种价值、意义得以产生的条件。我们的注意力不仅要放在美学和阐释学方面，还要放在这种审美趣味、阐释方式的社会文化基础方面。我们不仅要研究文本和形式，还要研究这些形式构成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很早就有文化批评的实践。瓦尔特·本雅明在三十年代就预见了艺术特性的消失。他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1936）一文中指出，由于对艺术作品大规模生产和复制，其神秘性、特殊性以及独创性都淡化了。因此，笼罩在艺术作品之上的神圣光环也就消失了。作品的生产方式、传播方式和消费方式不能不深刻地影响作品本身。所以文学作品不可能象过去那样为我们的生存和生活方式赋予那么深刻的意义。在古代，掌握了文字就是掌握了真理。在中世纪的西方，能够阅读圣经就可以与上帝直接通话。在中国，过去有珍惜字纸的习惯。文字是十分神圣的，不可随意丢弃。所以，由于印刷条件的落后，由于稀少，或者由于读者只是一小部分精英分子，文字、书籍、文学作品便拥有了巨大的人文价值。反过来，作品又给读者的生存以意义。工业化时期艺术作品的大规模生产改变了这一现实，而当今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更影响到文学领域。在计算机领域，人工智能正在向神经网络技术发展。那么随着计算机逐步向人的智慧靠拢，人也就越来越象一架机器。此外文学信息的贮藏和检索也在经历着一场变革。现在古代希腊文学和拉丁文学的全部作品、词汇考证，现代译文、译细地图以及考古场所和发掘细节都进入了光盘。在英国文学领域同样的工作也在进行。许多作品已经可以在机器上阅读。更有甚者，现在机器还可以进行创作，有了新的文学体裁叫计算机小说（Cyberpunk fiction）， 即运用计算机将事件、人物重新组合而成的有情节的作品。〔15〕这说明一种对文学进行机械化生产的可能性。当年本雅明曾梦想写出一篇完全由引文构成的论文，而这种幻想正在变成现实。
那么这种高技术的发展是否对文学的面貌和阅读的性质产生影响呢？生产工具的改变必然影响产品的性质。阅读方式的不同也会影响对作品体验。乔治·吉辛曾经希望在乡间的小屋里静静地读荷马。他说最好在“一年中给我六个月……，在村舍的屋檐下读荷马”。〔16〕这种阅读和我们今天在都市中的阅读恐怕感受不会一样。那么未来在计算机上检索式的阅读感觉可能就更不一样。杰姆逊说同一个形象在电影里出现和在电视里出现性质是不同的。电视是家庭的一部分，是属于个人的。在这种条件下，形象与我们的距离感就消失了，其神秘感也就淡化了。它变成了本人的一部分。〔17〕对于文学作品来说，信息索取的简便化，阅读困难的克服，距离感的消失，也将使文学最后的光环淡化。这一点使人想到黑格尔当年关于“艺术的终结”的预言。因此伊索普的“文学之死”也是某种逻辑推论的结果。
以上简略介绍了本世纪中叶以来英国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变革以及两种研究方法——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各自的特点。那么这种对立的状况是否会继续下去呢？有些论者认为，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这种对话、争论是有益的，各自都从对方中吸取有益的成分。而使两者截然分割开来，孤立起来是有害的，而且从长远看也是不可能的。〔18〕其它论者则积极寻找第三种选择，希望能够超越前两者的局限。〔19〕就我国当前的学术界和社会状况而言，我们与西方后工业化时期既有差别又有联系。我们与西方现代主义时期颇为相似，新的秩序尚待建立。而这种对规范、秩序的渴求正是形式主义滋生的土壤。所以，无论从哪方面说，审美研究都会有其社会文化价值。关健的问题在于，这种传统批评是否能够吸收和融合新的理论，面对当前文化批评的挑战。
在这方面，杰姆逊的批评实践可以给我们不少启示。在他的著作中，文学经典与文学理论，审美价值与文化批评并非分道扬镳；相反，他是在不脱离文本和形式的情况下发展一种社会—历史—文化批评。用他的话说就是从形式而非内容回到历史。他的《政治无意识》（1981）正是贯彻了这一原则。特别是在他对康拉德作品的分析中，这一学术理想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康拉德是一个印象主义作家，他的作品目的在于“通过文字的力量使你能够听见，使你能够感觉，而最主要的是使你能够看见。”〔20〕此外，康拉德作品的叙事结构在现代主义文学中也是独树一帜。杰姆逊指出了康拉德在早期商业社会中的感受和困惑，以及资产主义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对他的艺术世界的影响。他的作品不仅显示出了审美的特色，也显示出了社会历史文化的意义。正是通过大量的形式分析和审美研究，文学作为社会的产物以及与社会千丝万缕的联系更得以详尽、充分的证明。
那么，杰姆逊的研究有哪些方法论的意义呢？至少应该有两点。
第一，在文本研究与理论研究这一关系轴上，杰姆逊是通过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来倡导他的理论的。其实许多大理论家也有具体的文本分析行世。如巴尔特对巴尔扎克《萨拉辛》的分析，弗洛伊德对《哈姆雷特》的分析，拉康对爱伦·坡《失窃的信》的分析。但这些分析实际上都是理论教条的说明，也可以说都是非审美的。这是他们理论的自然延伸，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美学，只有理论意义而无实践意义。而杰姆逊则具有“自下而上”的美学的色彩。无论是《政治无意识》，还是《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1991），他都是通过具体的作品，文学现象，文化现象说明他的理论，形成一套体系。
第二，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这一关系轴上，杰姆逊还是站在了审美研究的立场。伊索普单纯从文化研究的立场抨击经典作品研究，当然有其反中心、反权威的意识形态背景。但其结果不仅是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对立，而且是后者吞并前者以降低文学的价值。杰姆逊可以说是提升了文化的价值，对文学与文化都从审美的角度看待。这种观点是受了法国理论家德波和鲍德里亚尔的影响。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晚期，形象无所不在，形式因素充斥日常生活，这是资本积累的结果。杰姆逊认为康拉德的印象主义也渗透了消费文化的因素。这实质上是通过审美研究社会，而非借文化中的非审美因素否定文学。
最后要说明的一点是杰姆逊的审美研究与利维期的审美研究有很大不同。可以说利维期探讨的是审美的“正面”价值。审美作为一种生活和社会的理想，作为资本主义商业社会的对立面而被颂扬。杰姆逊所发现的则是审美的“负面”价值，它不仅不是商业文化的对立物，而且是消费文化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它是消费文化侵入人的感性之后的结果。因此，审美渗透了资本主义的逻辑，反映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消费关系。不过，这种审美与社会文化的一致性反而使人们对审美难以作出明确的评价和泾渭分明的褒贬。一方面，形象、形式、审美与资本的罪恶，实用主义的社会条件形成反差和对比，充满艺术的魅力。另一方面，作为资本积累的产物，审美在社会批判的锋芒下也不会幸免，必然涉及对自身的批判。杰姆逊在评价后现代主义文化及其审美因素时颇多暧昧之处，也许正是这种评判本身所具有的内在矛盾性的表现。
注释：
〔1〕关于语言与现实关系的详细论述， 参见凯瑟琳·贝尔西的《批评的实践》，胡亚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53—63页。或Catherine Beilsey:Critical Practice,London:Methuen,1980,pp.37—47.
〔2〕Elizabeth Bruss:Beautiful Theories:The Spectacle ofDiscourse in Contemporary Criticism,Baltmore and London; JohnsHopkins UP,1982.
〔3〕F.R.Leavis:The Great Tradition,Penguin,1962.TerryEagleton: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Oxford:Blackwell,1983,pp.32—33.
〔4〕转引自Raman Selden and Peter Widdowson:A Reader's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3rd ed .,London:Harvester Wheatsheaf,1993,p.21.
〔5〕Eagleton,1983,p.31.
〔6〕F.R.Leavis:"Literary Criticism and Philosophy" ,inK.M.Newton,ed.,Twentieth—Century Literary Theory:A Reader,London:Macmillan,1988,p.67.
〔7〕转引自Richard Bradford,ed., The State of Theory,London; Routledge,1993.p.145.
〔8〕Selden,1993,pp.6—8.
〔9〕Eagleton,1983,vii.
〔10〕许多学者都指出了这两派的对立。 Richard Freadman 和Seumas Miller 在Re—Thinking Theory(Cambridge:Cambridge UP,1992)一书中把这两派概括为“Two Paradigms”， 即以利维斯为首的审美派和以伊格尔顿为首的理论派。这里强调的是文本研究与理论研究的对立。K.M.Newton在“Aesthetics,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Teaching ofEnglish ”（见Bradford,1993）一文中则强调利维斯审美研究与近年的文化研究的对立。
〔11〕Antony Easthope:Literay into Cultural Studies,London:Routiedge,1991,p.5.
〔12〕见British Council的刊物Literary Matters,Sept.,1993,No,14,p.7.并参见《外国文学评论》对“文学之死”论争的介绍， 1994.No.3,第135—136页。
〔13〕《文艺报》，1995,3.18。
〔14〕Roland Barthes:"The Death of the Anthor",in Newton.1988,p.157.
〔15〕Bernard Sharratt,"Cybertheory" ,in Bradfad,1993.p.8.
〔16〕George Gissing:Letters of George Gissing:To Membersof His Family,ed.by Algernon and Ellen Gissing,London:Constable,1927,p.167.
〔17〕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第168页。
〔18〕K.M.Newton,"Aesthefics,Cultural Studies and theTeaching of English" ,in Bradford,1993,p.158.
〔19〕Freadman and Miller,1992,pp.195—210.
〔20〕Joseph Conrad,"Preface to The Nigger of the'Narcissus'",in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nre,5th ed.,p.1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