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弃与厘定：生态哲学价值取向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透视论文,价值取向论文,哲学论文,生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代人类赖以生存和得以发展的需求能否获得满足的曲折坎坷的征途上，有两个观点值得引起特别注意和高度警觉：一是“唯科学论”，二是“唯生态论”。本文旨在通过对这两种极端片面的价值观的剖析、批判与扬弃入手，反证当代生态哲学价值论的成立，并初步厘定生态哲学的价值取向：生态哲学是改变人类单纯片面征服、改造、索取和统治自然的哲学，为能动地利用、合理地改造、科学地保护和精心地建设自然的哲学；是改变只有物质资料生产、人口自身生产等两种生产的哲学，为既注重物质资料生产和控制人口自身生产，又格外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生产的哲学；是在人类已经实现了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向人类文明的更高层次——生态文明挺进的哲学。
一、“唯科学论”的误识及其矫正
所谓“唯科学论”，就是指单向片面地以“征服、索取、改造和统治自然”为科学技术的本质特征和价值目标的传统科学技术观。它与近代科学富有影响的代表人物牛顿、培根、笛卡儿的机械论哲学不无历史的渊源关系。在机械论哲学视野中，自然界是惰性的、被动的、机械的物质实体，是“物格化”的世界。在其影响下，近代自然科学冲破了自古以来人们对“神格化”的自然力量的崇拜、恐惧和敬畏的精神藩篱，拨开了宗教意识给自然界蒙上的泛灵论和神秘主义迷雾，将自然界视为可用技术手段加以剖析、“拷问”乃至驾驭和奴役的对象。诚然，近代科学技术为人类从自然的压迫和摆布下解放出来，取得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唯科学论”却走向了极端，步入了误区。
首先，“唯科学论”对包括社会在内的整个自然界持有片面的“征服主义”观点。人类“脱离”自然界而成为它的“对立面”之后，还必须同自然界打交道，获得其生存和发展的物质生活资料。这里的问题在于，自然界不仅不会自动满足人类的需要，而且还以其强大的力量制约着人的行动，要求着人的服从，并以其“得天独厚”的先在性、“不可逆转”的铁律性、生态危机的严重性和社会矛盾的尖锐性诫示着人类，因而人们就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征服自然、统治自然且敌视自然、“教训”自然的历史文化和价值取向。“唯科学论”怂恿了人类对周围世界是其不遗余力地、乃至变本加厉地“征服”“索取”的对象这样单向片面的价值取向恶习。真个地“来而不往”、“取而不予”。恩格斯指出：“如果说人类靠科学和创造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他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①]事实的确如此，当人类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征途上凯歌高奏、所向披靡之时，自然界也以种种报复与重重惩罚做出了“相应”的、“灵敏”的反应：烟尘弥漫、污水横流、沙漠肆虐、森林锐减、土地贫瘠、草原退化、海洋中毒、城市下沉、癌症猖獗、灾害频仍、物种灭绝、酸雨侵袭、人口暴增、废渣泛滥……大有征服自然者反被自然所征服之势。
其次，“唯科学论”对包括社会在内的整个生态系统持有绝对的“中心主义”观点。多少世代以来，人们误认为自然界对人类的慷慨是无限的，尤其是进入工业文明之后，“唯科学论”又为自己征服自然的“累累硕果”所陶醉，误以为人类是自然界乃至社会的可以随意施虐、肆意掠夺和任意摆布的主宰。不错，人类凭借实践创造、理性智慧和技术能力一跃而成为生物界独一无二的“超级明星”，凭借“聪明”的大脑、“灵巧”的双手、“宽厚”的知识、“独特”的文化和“发达”的科技，成为生态系统乃至整个自然界中占据着绝对优势的万物之灵。“唯科学论”恰恰对人类自我崇拜、自高自大、自以为是、唯我独尊的“中心主义”的生成和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助纣为虐的作用。诚然，“人类中心主义”有它存在的某种历史合理性，它对弘扬人的主观能动性、主体创造性、主动进取性，从而使人们从自然界的严酷压迫和绝对支配下解放出来，实现人的应有价值，不无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然而，这本应是绝对以尊重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有序运作规律为之前提条件的。历史发展到今天，当代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和社会发展须臾不能避开的生态系统的退化这一严峻现实，不能不迫使人们反思“人类中心主义”所带来的极为严重的负效应。时代呼唤并敦促人类应该而且必须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误区。英国著名历史学家A.J.汤因比博士深刻而尖锐地指出：“我们所面临的人为各种罪恶，都起因于人的贪欲性和侵略性，是自我中心主义的产物。因此，根治这些罪恶的办法必须从克服自我中心主义去寻找。”[②]其实，人类是自然界的主体，并且仅仅是“主体”而已，而决不应该也不可能是自然界的“主人”，自然也只是一种客体存在，不应该也决不是人的奴仆和玩具。“主体”的意义只表明了一种关系和人的重要，而这种关系并非是诸如统治与被统治、主人与奴仆的关系，而只能是“谁也离不开谁”的平等关系，它并非包含和暗涵人类具有某种主宰自然的特权。人类对于自然生态系统中优于其他生物物种的只是他们的主体能力而决非主人权力！
再次，“唯科学论”对包括社会在内的整个自然界特有实用的“利己主义”观点。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生态系统的价值被严重忽略，人们为了谋求自身的眼前局部的利益，片面追求物质财富，滥用、浪费有限的资源，以至以邻为壑损人利己不顾全大局。单向地征服和改造自然乃至为所欲为甚至胡作非为，一味地追求索取，甚至搞掠夺式的雁过拔毛、竭泽而渔直至杀鸡取卵，最后将自然界洗劫一空。只顾眼前不问将来，只为自己忘了子孙。如此急功近利损公肥私，缺乏远大的目标和战略的眼光，势必导致或带来生态资源的毁灭性破坏和环境系统的灾难性恶化，也势必导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知识文教有关的精神需求被严重忽略，脑体严重倒挂，人格被扭曲变形，人际关系紧张，社会秩序混乱，社会风气败坏，唯利是图、唯钱是趋、贪得无厌、一切向钱看的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念恶性膨胀，人整个地变成了庸俗的经济动物和金钱的奴隶。
不仅如此，“唯科学论”还撇开生态问题产生的社会因素和社会根源，盲目片面地崇拜科学技术的力量，严重忽视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价值的存在，严重忽视人类在合理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下利用科学技术的力量，既改造又改善、既利用又保护、既索取又建设自然的价值取向。这和我们今天宣传和坚持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是格格不入的。在我看来，“唯科学论”有着明显的误识，科学技术似乎只有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和索取自然的功能，而在保护自然、改善自然和建设自然中却无能为力。笔者无法苟同这一观点。有道是“解铃还须系铃人”。鉴于当代生态环境系统的恶化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张化，人类应该而且必须引导科学技术“绿化”、“生态化”！
二、“唯生态论”的失误及其矫正
所谓“唯生态论”，乃是指为了生态的平衡而退回原始自然，放弃工业化，放弃发展，离开改造自然而空洞地抽象地谈论保护自然的又一种极端片面的价值观念。
“唯生态论”产生于本世纪中叶全球范围生态环境危机以及对这种危机的反思的思潮中。所谓“悲观派”的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就是最具典型意义的代表。“增长极限论”的代表人物D.米都斯等具体预测了人口、粮食消耗、工业化、污染和自然资源消耗的增长情况，发现“每年它们以数学家称为指数增长的模式增长着”[③]；他们得出的结论之一便是：“如果在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方面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上增长的极限有朝一日将在今后一百年中发生。最可能的结果将是人口和工业生产力双方有相当突然的和不可控制的衰退。”[④]为了避免这种可怕的灾难性前景，他们提出必须毫不含糊地“给世界人口和经济增长强加上一个制动器”[⑤]，使全球进入“均衡状态”，那就是一个“不增长状况”的人类社会[⑥]。他们认为这是近乎唯一的选择。
英国生态学家戈尔德施密特认为，只有恢复原始的生活方式才能保障人类继续生存下去；狩猎和采集果实是人保障与自然界的正常的相互关系的唯一活动方式[⑦]。福莱斯特认为，必须暂时停止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和放弃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⑧]。总之，“唯生态论”认为，发展总会带来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具有因果的必然性，因为生态环境是自然界按自身规律经过长期演化形成的，它的形成具有自然性，它的形态具有自然态，任何改变它形成上的自然性和在形态上的自然态，都应被视为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因此，“唯生态论”主张为了摆脱生存危机，拯救人类，只有放弃造成生态危机的工业化，倒转生产，停止发展，回归自然，才是唯一的出路。
正像“唯科学论”片面地盲目地崇拜科学技术“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而走向反面一样，“唯生态论”由于片面地盲目地脱离改造自然，空洞地抽象地议论保护自然，一味地为生态而生态提出所谓“停止发展、回归自然”，从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第一，“唯生态论”产生“悲观主义”。“唯生态论”只注意到了限制增长的自然因素，避开或撇开了恰恰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限制增长的社会因素，即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等。人与自然相处，通过合理的劳动实践既向自然界索取，又向自然界给予补偿，本是无可厚非的。只是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扩张，使得人类有节制的争取，扩张为全球规模的全面掠夺，从而大大地超出了人类生存需求的范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追求资本无限增殖的本性和价值取向，决定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占有贪得无厌永无止境，对生态资源和能源的疯狂掠夺变本加厉、不择手段，甚至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不仅如此，他们还转嫁由此而产生的生态环境污染，直至实行生态殖民主义政策，大大加剧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环境的危机。“唯生态论”不顾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无视生态问题产生的阶级实质，而提出的所谓停止发展退回自然的论点，无所作为悲观主义的论点，统统都是错误的。因此，要真正解决生态问题，还需要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从而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条件下实现“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⑨]
第二，“唯生态论”衍生“倒退主义”。如果说以罗马俱乐部的“增长极限论”为内容的悲观主义是“唯生态论”的具有典型意义的观点的话，那么杰里米·里夫金、特德·霍华德合著的《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以下简称《熵》）以“历史衰亡论”为内容的倒退主义，是“唯生态论”颇具世界观意义的代表作。《熵》虽颇多惊人之笔，发人深思，但把熵增原理称为熵定律，并将其奉为“整个宇宙的最高的形而上学定律”[⑩]，却是不恰当的。因为自然界熵的变化至少包括：a.近平衡态孤立系统的熵变现象，这类现象服从熵增原理；b.远离平衡态开放系统的熵变现象，这类现象可用耗散结构理论或协同学抽述；c.吸引占主导地位的物理系统的熵变现象，这类现象可用“黑洞”型的熵理论来表述。因此决不能将熵增原理无限放大，拔高到主宰一切的地位，当作“人类一切活动之基础”(11)，这是一种极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诚然，当代面临的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确严重，不可掉以轻心，但解决的办法并非《熵》所主张的那样放弃理性、否定科技、回到原始停止发展。国际有识之士呼吁“贫穷是最大的污染！”停止发展就意味着倒退，它将带来比发展带来的问题更为严重的恶果，尤其是对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贫穷与发展不足，恰恰是这些国家产生环境问题的最为重要的根源。
第三，“唯生态论”滋生“自然主义”。在“唯生态论”看来，人是自然界的消极对抗者，人的活动不仅毁坏了自然界，而且加速人自身走向最终灭亡的困境。这对提醒人类的生态意识不无意义。但是，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人与自然界就不可避免地相互作用，从而引起一系列的变化。要保持自然界的“原生”状态一来不可能，二来也没有必要。在我看来，人类明智的选择应该是利用和创造有利的生态资源条件加速发展，改造和修正不利的自然环境条件，寻求发展，实现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恩格斯在批评自然主义的历史观的片面性时深刻地指出：“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12)如果为了生态而生态，就像为了科学而科学一样，归根到底丧失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态价值而“自戕”，这就是活生生的辩证法！
三、生态哲学的主张及其价值取向
由于人类片面征服自然、急功近利，单向改造自然、唯利是图的理论与实践作祟，尽管早在1866年德国动物学家海克尔就提出“生态学”术语，1935年英国植物群落学家坦斯利就提出“生态系统”概念，全球生态退化、环境恶化的情势并没有由此而好转，而是有增无减、与日俱增乃至变本加厉。到了本世纪中叶，生态危机的严重情势引起了生态科学、环境科学的长足而迅速的发展，生态学几乎涉及、渗透到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的所有学科领域，生态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相结合而分支出来的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如雨后春笋可谓五花八门。而生态危机恶化的严峻现实与人类生存发展实践的拓展深化，亟需从哲学思维高度，作出具有当代水平的宏观、深刻、全面、系统的应答。
在我看来，生态哲学产生于生态环境系统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紧张化，以及由此导致的生态科学、环境科学的深化、拓展化和人类生存发展需求的强化、迫切化。但是问题在于，生态哲学并不简单地否定包括现代技术在内的人类物质生产力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推动作用，而只是反对“唯科学论”单向地片面地对生态环境的过度开掘，反对在当代人与自然关系上的某些严重失衡。它并没有抽象地否定人对自然的改造，它承认改造自然是保护自然的前提和基础，改造和保护自然都是为了人类更好地生存发展需要的满足。更深层次的问题还在于，如果没有人类世世代代的改造自然的艰苦卓绝的奋斗，人类将永远无法在自然界的强大制约下站立起来！然而，进入当代，当我们冷静地厘定人类自己的思维，完全可以清醒地认识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已进入足以毁灭自身数十次的时代，尤其是经过近整个20世纪的大发展，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空前增强，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如果人类再不冷静而清醒地重构自身的价值坐标和价值取向，不啻于自掘坟墓！由此看来，生态哲学只是在生产力发展以庞大的科学技术为主导时期，由于科技的急剧发展和高新技术评估的困难，致使现代人类对生态环境的适应速率远远跟不上世界的变化速率，从而造成的人与自然关系的严重失衡和特定倾斜中，发现了人对自然改造能力——技术的过度滥用，并且仅仅为反对这种滥用提供生态哲学世界观、方法论。
在理论和认识层面上，我们要彻底摒弃危害大自然和有害生态环境系统有序运作的理论和认识。地球是我们的故乡，生物是人类的朋友。应加强舆论宣传和监督，促使生态环境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变成社会成员的一种社会公德意识；让公众意识到，浪费有限的资源，破坏有序的环境尤如干断子绝孙的坏事一样，是极不道德的行为，变生态资源和环境保护为公众的自觉、自律、自组织行为。此外，充分认识到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巨大价值，诸如：孕育人类的价值；供给人类各种资源的价值；休息娱乐和美学价值；科学研究的价值；稳定生态系统的价值；还有诸多未被发现或未被开发的价值等。总之，当代和未来要求人类在理论认识上、观念思维上来一个根本的变革。
在研究和探讨层面上，我认为在进一步全面深入地研究已有的生态经济学、生态法学、生态伦理学等新兴学科的基础上，应着力创建“生态科技学”和“绿色发展学”。传统的“唯科学论”的科技观，单向片面地以征服改造自然为科学技术的本质特征和价值目标，它以“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长、高消费、高污染”为恶性特征，以牺牲生态环境的有序循环和子孙后代的生活空间为沉重代价，把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引入死胡同。在生态哲学指导下的“生态科技学”、“绿色发展学”一改这一格局，它把满足社会成员物质与文化的丰富需求以及每个人精神上、体质上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生产的主要价值目标。它研究无害生态环境的生态科技，特别是高技术的“绿化”，它引导现代科技发展的“生态学化”这一时代方向，从而真正实现“没有破坏的发展”(13)。
在实践和操作层面上，将环境保护从生产的末端提升到生产的起点，并贯穿整个生产过程，换言之，把生态利益引入生产过程确实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具体地说，就是把资源的天然价值打入成本之中，变无偿使用为有偿使用。同时，把经济活动对环境的破坏（负价值）打入生产成本之中。用扣除生态破坏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来准确表明真实的国民生产总值；用劳动生产率、资源低耗率、污染治理率综合表征真实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等。在操作上，要建立自然资源和环境核算体系，即充分考虑自然资源与环境核算问题并把它有效地纳入国民核算（SNA）体系。如我国开展的《自然资源核算及其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课题研究，已于1990年提出一个初步方案，其中包括把自然资源核算纳入国民财富核算，并同国民生产总值（GNP）、国民生产净值（NNP）及资本形成联系起来，把自然资源再生产活动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利用单列的投入产出表反映自然资源产业部门与其他产业部门之间相互依存的经济联系等(14)。
生态哲学作为从世界观、方法论高度，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普遍规律的科学，并不主张离开改造自然而一味地空洞地谈论保护自然，使保护自然成为失去真实含义的无效活动，而只是反对单向片面地为生态的平衡而放弃工业化，停止发展、退回自然，从而丧失人类生存发展的真实基础的“唯生态论”。生态哲学主张改造自然的科学性和保护自然的必要性，力主改造自然和保护自然的有机统一的价值取向。
改造自然的科学性是指人们在实践中以生态哲学为指导，探索通晓生态环境演变规律，认识生态环境结构与功能，维护生态环境的生产能力、恢复能力和补偿能力的前提条件下，对自然实施有效而科学的改造，既满足当代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各种需求，又不对人类及其子孙后代在更高层次的生存与发展构成任何威胁。保护自然的必要性是指由于当代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不协调，现实的生态退化、环境恶化的态势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构成了现实的威胁，人类为此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人类为了摆脱和超越这一威胁和困境，亟需对自然环境实施有效而必要的保护，乃至精心的建设。唯其如此，人类在当代才有出路，人类的未来才能充满希望。改造自然与保护自然的统一性，是指人类如果单方面的重视改造自然而忽视保护自然，或单方面的重视保护自然而忽视改造自然，都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换言之，都不能满足人类生存与社会发展的需要。
生态哲学价值取向还表明，人类的一切实践活动既依赖于人类社会自身，更是绝对地依赖于他所生存发展须臾不能离开的生态环境的，为了使社会生产实践活动持续地和永续地发展下去，人类除了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口自身的生产外，还应该而且必须不断地再生产满足自己的生存与发展需要的生态环境，即生态生产。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明确阐发过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口自身生产这两种生产的理论，在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也的确还没有明确提出生态生产概念，也未曾系统研究生态生产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这种思想观点。
马克思在全面地揭示动物的生产与人的生产的基本区别以及造成这种区别的内在原因时指出：“诚然，动物也进行生产。它也为自己构筑巢穴或居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所做的那样。但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则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则甚至摆脱肉体的需要进行生产，并且只有在他摆脱了这种需要时才真正地进行生产；动物只生产自己本身，而人则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与自己的产品相对立。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15)此其一。
马克思说：“土地是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源泉”，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立足空间，是一切物质生产的首要条件。恩格斯说：“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16)马克思说：“经济的再生产过程，不管它的特殊的社会性质如何，在这个部门（农业）内，总是同一个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17)此其二。
其三，“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8)历史已逼近21世纪，为了人类及子孙后代的生存与发展，我们应该而且必须加强并加速生态生产理论的研究。从现实与未来的走向审视，生态生产亦已经提到人类的议事日程，刻不容缓！
生态哲学正是产生于人类生态生产与生态文明的前夜。
人类从自然界“分化”出来后，由于发明了农业生产技术，出现了农业文明；由于发明了蒸汽机等技术，导致了工业文明；由于当代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时代呼唤着无害生态环境生产技术的出现，更呼唤着人类终将迈进一个更高层次的文明——生态文明来代替现在的工业文明。至此，我还要着重说一句，我对国外学者对未来社会文明的概括，如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文明”、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文明”，奈斯比特的“信息社会文明”等种种预测与概括均不敢苟同。我认为他们的理解虽有其合理的乃至精辟的一面，但对未来文明的概括和理解均受传统观念的制约和影响，没有走出和超越工业社会文明根深蒂固的巢穴！事实上，在我看来，生态文明是对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扬弃和否定之否定，因而它正确而深刻地反映了当代人类的企盼和未来社会文明的走向。
第一，科学技术的“绿色化”和生产技术的“生态化”。“绿色”是生命的象征，是生态系统平衡有序的化身。科学技术的绿色化的实质是一种可保持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科学技术体系，它强调生态资源的合理开发、综合利用和保护增殖，强调发展清洁生产技术和无污染的绿色产品，提倡文明适度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科学技术绿色化是在生态哲学指导下生态文明对未来科技为社会和自然界服务的方向性引导，促使生产技术逐步转向节约生态资源、保护环境系统、提高经济效益、满足社会需求、优质高效完美的生产体系。总之，一切有害生态环境的生产技术将逐步受到限制直至淘汰，而无害生态环境生产技术将得到重视直至推广，人类将进入“没有破坏”的“绿色”的发展阶段。
第二，经济活动的全面化和人与自然的“伙伴化”。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发展经济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手段，保护生态环境与发展生产福利有其目的的一致性。生态文明要求着人类对生态系统的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进行宏观有序的调整和卓有成效的控制。人类物质生活资料和人口自身的再生产过程与自然生态环境亦即人类生存发展的生态环境再生产过程将保持输出、输入的动态平衡。生态哲学的价值取向不仅十分关照和关注这一点，同时还能够历史地分析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和转换的必然性，换言之，承认就对人而言，自然“从敌人到榜样，从榜样到对象，从对象到伙伴”的历史的动态关系(19)。而生态哲学恰恰是要求经济活动的全面化和人与自然关系的“伙伴化”。
第三，发展观念的综合化和需求满足的丰富化。传统发展观缺乏生态价值观念，因而在处理生产发展与生态优化、经济繁荣与环境改善问题上无能为力，在协调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问题上无所作为。而生态文明客观地要求传统发展观、价值观应由单纯追求经济价值目标转向全面追求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三位一体的综合价值目标。为此，生态哲学格外注重从世界观、方法论高度提醒和加强人的生态意识，提倡和发育人的全球观念，提高和维护人的生存质量，提升和强化人的发展能量。它以全球的永久和平、世界的全面进步和人类的持续发展为最高目标和价值取向，满足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生态系统的价值，从而归根到底实现人类的丰富多彩而真实持续的价值。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2页。
[②]《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52页。
[③][④][⑤][⑥]D.米都斯：《增长的极限》，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中译版，第23、19—20、228、197页。
[⑦][⑧]H.π.杜比宁、I.B.普拉托诺夫：《生物界辩证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中译版，第346、353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7页。
[⑩](11)杰里米·里夫金、特德·霍华德：《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219页。
(12)(16)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09、149页。着重号均为引者所加。
(13)莫斯塔法·K·托尔巴：《没有破坏的发展》，《世界环境》中文版，1983年第1期。
(14)引自王春光：《我国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出路》，《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6期。
(1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0—51页，着重号均为引者所加。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98—399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
(19)汉斯·萨克塞：《生态哲学：自然—技术—社会》，东方出版社1991年中译版，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