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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作进一步探索的课题。人们常说，历史是一面镜子。因此，解决这一课题思路之一，就是要认真研究历史，从中吸取经验。如果把政治体制改革放到整个社会主义改革的发展过程中去分析、总结，历史告诉人们，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关键要处理好三个重大的战略选择问题。
一、政治改革在整个改革系统中的定位选择问题
政治体制改革如同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改革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政治体制不改甚至小改，新旧体制的转换难以成功
历史告诉我们，是否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能以改革者的好恶为取舍，政治体制改革有其客观的要求。其内在驱动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与发展的规律使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建立了一套体现了人民主权的根本原则的基本政治制度。但是，由于受多种条件的制约，社会主义民主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自然而然实现到最佳程度，人民行使权力和当家作主的问题并没有一劳永逸地得到解决。
第二，根除原有的政治体制弊端，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化、民主化和长治久安的要求。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大都来源于苏联的斯大林模式。因此，斯大林政治体制中的个人高度集权、以党代政以及践踏法制、漠视民主等现象都曾在各国有程度不等的反映。在实践中，各国为此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邓小平深刻指出，改革政治体制，从体制上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
第三，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的必然要求。传统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经济体制相互作用、相互关联地交织在一起的。从历史发展来看，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的建立先于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是在政治体制的影响和制约下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的高度集权与经济体制的高度集中两者是相互联系的。正是这种相互影响与作用，要求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从而为经济体制的改革开辟道路。否则，“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4页）
可见，政治体制改革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它要求我们像对待经济体制改革一样，从根本上改变存在弊端的政治体制，以解放生产力，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没有这样的政治体制改革，就不可能实现政治体制包括经济体制的转换。
政治体制改革不同于经济体制改革，它的风险性大，具有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等特点。这要求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既要积极，又要稳妥和谨慎
从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过程看，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是一个更加艰难和具有风险性的过程。这是因为：
从对旧体制的触及看，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都是一种利益的调整，是一种权力的再分配，但是，两者又有所不同。如果说经济改革是一种直接的经济利益和间接权力的再分配，那么政治改革则是直接的“本义”上的权力以至利益的再调整。因此，从政治体制改革自身来看，它牵动面广、敏感性强，每一项措施都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的事情。
从历史传统来看，政治思想领域受封建传统残余思想影响深。如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现象，以及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都与封建传统有深刻的关系。要打破这种习惯势力，难度非常大。
从外部的影响和渗透看，政治体制改革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这最易于为西方敌对势力所利用。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往往为外国势力的插手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苏联东欧改革失败的实践证明，西方社会主义国家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关心”和“热衷”的程度远远大于经济体制改革。
从社会稳定来看，政治体制的好坏及其改革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国家要实现长治久安，避免社会主义历史上曾出现的大动乱，最直接的就是从政治制度上予以保证。邓小平说过，“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
从政治体制改革在整个改革中的作用和功能看，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特殊地位和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作用，它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决定社会全面改革能否成功。就经济体制改革来说，政治体制不改革，或者改不动，不仅会阻碍经济改革，甚至会使经济改革陷入失败的命运。
正是上述这些特殊性，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所采取的战略、策略，要有别于经济体制改革。在战略策略上，既要全面确定和规范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又要寻找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在改革的方式上，既要把握好政治体制改革中来自基层对民主化的要求，又要从总体上把握自上而下的发动、组织和推行。社会主义的改革史表明，对政治改革这些特性的认识直接关系到政治体制改革乃至整个改革的成功失败。
中国在改革的过程中，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定位具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体现在实践中就是形成了两条基本方针。第一条是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实现现代化的同时改革上层建筑，1982年党的十二大进一步提出“要继续改革和完善国家的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1986年十二届六中全会提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坚定不移的四个战略方针之一，1987年党的十三大从实行党政分开等七个方面描绘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度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和目标，可以看出，中国20多年的社会主义改革，不仅把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既定方针，而且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意义逐步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
第二条是在党的领导下，有秩序地谨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针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条件，针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复杂性和敏感性，中国确立了“以稳为主”的方针，从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基本着眼点出发，邓小平深刻指出，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关系的调整，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出现了不少新情况和新变化，其中有些矛盾还比较突出。在这种既定的背景下，既要克服各种阻力，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又要审慎从事，克服急躁冒进的情绪，要有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
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选择问题
就政治体制改革来说，所谓目标模式选择，实质就是“民主化”的模式选择。政治模式的内涵通常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决定一个国家的国体和政体的基本政治关系和基本政治制度；二是这个国家的政治运作和政治行为的若干具体机制、方法和程序等。模式的选择就是对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两个层面的选择。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告诉人们，是否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关键就在于明确民主及民主建设的三个特性。
明确民主的制度属性：政治改革必须致力于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世界上没有抽象的民主，民主从来都是具体的、同一定的社会制度相关联的。在当代，存在着两种基本的民主类型，即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对政治改革的目标模式做出选择，首要的就是必须对两个民主加以比较和鉴别，在汲取借鉴资本主义民主中的文明成果时，必须摒弃其本质制度。
社会主义民主本质上是高于和优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新型政治制度。社会主义民主是绝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是广泛的、有物质保障的民主；是既反对官僚主义集中制，又反对无政府主义，能够使全体人民行使管理国家和各种社会事务的权力，使国家机关能够更好地执行人民的意志，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民主；是通过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来实现的民主；是实行公开性原则的民主。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民主所做不到的。因此，社会主义民主是作为国家制度的民主发展的最完备的形式，是人类历史上最高类型的民主。民主的基本制度和阶级属性要求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决不能照搬资产阶级的民主模式。
中国在政治改革中对坚持社会主义和完善基本政治制度的政治主张，始终是明确而一贯的。这可以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党的重要文献中体现出来。20多年来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任务，始终强调两点，一是政治改革必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二是政治改革必须是为了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两条规定了政治体制改革始终不能动摇的政治界限，又明确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方向。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中共十五大提出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更好地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维护国家独立、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就是要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以及独具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些制度是反映了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制度，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内核，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内容。邓小平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的那一套。”（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0页）
明确民主的体制属性：政治改革和借鉴资本主义的政治文明成果
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历史任务。社会主义国家在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在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的前提下，应该吸收和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有益经验。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条捷径。
在这个问题上，20世纪的社会主义政治改革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首先，新旧事物之间是扬弃关系，即批判的继承的关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探索和创造离不开对前人和他人积累的政治智慧、政治经验的参照与借鉴。社会主义民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在对资产阶级民主制批判的基础上的继承。列宁曾指出，“苏维埃的历史使命是充当资产阶级议会制以及整个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掘墓人、后继人和接替人。”（注：《列宁选集》中文第4卷，第198页）这里的“掘墓人”，就是指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根本区别，“后继人和接替人”是指这两种民主的继承性。民主发展的辩证法是这样的：从专制制度到资产阶级民主；从资产阶级民主到无产阶级民主；从无产阶级民主到没有任何民主。就是说，无产阶级如果不否定剥削阶级民主，自己的民主制度就不可能建立起来；无产阶级如果不批判吸收其他阶级民主制的有益因素，自己的民主制就不可能健康地发展起来。
其次，要打破一种意识形态的偏见。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一些人认为，可以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经济和技术方面的先进成果，但学习和借鉴西方民主政治的东西不行，因为前者一般不带有阶级性，可以利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后者属于资本主义上层建筑，是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手段，因而不存在我们学习和借鉴的问题。其实，资本主义民主具有双重性，它既是资产阶级控制国家政权的政治统治制度，又是一种工具性的社会治理形式。它通过对全体社会成员权利与义务的分配，来协调和维持社会群众内部的关系，保持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它贯穿和体现着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具有强烈的阶级性，但它作为与专制统治相对立的一种社会治理方式，又包含着民主政治的共同原则（如人民主权、平等自由、保障人权等）及其实现形式和方法（如依法治国、民主选举、多数裁决等），这后一方面的东西属于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积极成果，社会主义完全可以利用来为自己服务。
再次，借鉴不是照搬照抄，而是创新。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证明，即使是照抄同样性质的政治模式都不会成功，更何况是西方的经验与做法。总之一句话，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既要以博大胸怀，敢于借鉴和努力吸收世界一切文明优秀成果，又要善于借鉴和吸收一切文明成果，采取审慎的态度，取长补短，兴利除弊，更好地发挥我们自身的政治优势和优良传统，建立起比资产阶级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模式。
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模式的选择：必须从现实和本国实际出发
民主政治建设，不是抽象的、孤立的，必须具有充实的内容与坚实的基础，民主政治的发展也要受到许多条件的制约。正确认识制约民主政治的条件，很重要的是要把握民主的派生性和民族性的特性。民主的派生性源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设的关系。民主问题实质上也是一种上层建筑现象。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因果关系上讲，民主是经济基础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同时，民主化的程度、方式往往要受经济基础的制约，特别是受到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不一样，民族文化背景更不一样，这就是民族性。民主的派生性、民族性告诉人们：世界上不可能仅存在一种通用的民主模式，要谨防某些西方国家在全球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其多党议会民主模式；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改革的模式选择中要考虑本国制约民主化程度的经济发展水平，尊重民族文化传统以及人们的可接受性。一句话就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邓小平始终强调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进行政治建设。邓小平强调，确立政治改革的目标模式，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首要的就是要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生活的基本特性，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环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表明，一方面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民主政治建设不能偏离社会主义的原则与方向；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因此，民主政治建设不能不顾落后的经济文化条件而一味追求目前不可能达到的程度，企图在短时期内建设非常完善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不现实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不均衡。从不均衡的现实国情出发选择不均衡推进民主化的途径，确立政治改革的目标，这是中国政治改革的一条基本经验。
三、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选择问题
这里所说的时机问题，是指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两者的次序安排问题。经济政治改革谁先谁后，从社会主义改革史来看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它实质体现了对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两者的关系，以及改革总体规律的认识。从理论上说，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先后次序有三种方案：第一种是政治改革先于经济改革，第二种是经济改革先于政治改革，第三种是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同步进行。那么哪种方案是最优的呢？其评价的标准就是看哪种方案符合改革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各国的实际。实践总要比理论设想复杂得多，社会主义改革的过程，往往是难以简单地用某种方案来概括的。因此，我们应把政治改革时机问题放到客观实践发展中去考察，并从中总结经验教训。
总体上看，中国改革选择的是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政治体制改革服从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两者协调推进的道路。这种道路如果要以三种模式来套的话，总体上是经济体制改革先于政治体制改革，同时又存在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协调的一些因素。
之所以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服务于经济体制改革，并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这可以从实践中得到论证。中国改革的实践首先从农村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然后进入到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同时进行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在整个改革的过程中，坚持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因而，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保持政治秩序的相对稳定和政治体制的相对集中，充分发挥传统组织资源的积极作用，并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框架内逐步改革现行的政治体制，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是说，经济发展的需要支配着政治体制的变动。
之所以说中国的改革又是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协调进行，也有实践的依据。我国几乎同时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表述是“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这里没有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但实质是改革“生产关系”就是经济体制改革，改革“上层建筑”就是政治体制改革。1980年8月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虽然还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一词，但文章所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一词比一般的“政治体制”的概念更加切中要害。因此，该文实际上成为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全方位推进，邓小平敏锐地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问题。邓小平在80年代的中期，相当集中地从经济体制改革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驱动来谈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1992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目标的提出，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更为紧迫的要求。研究和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治体制的特征、模式和原则，构筑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新的政治体制，成为关系政治体制改革，也是关系实现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顺利转变的重大问题。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做出这样的选择，大体符合社会改革运动的客观规律。生产力的发展需要生产关系的调整，即经济体制改革，而这种调整又会引起社会的经济和利益的变化和发展，进而引起社会成员对于阻碍社会经济发展和新的利益要求得以实现的社会政治关系的变革和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改革应该是政治改革的先导力量。更重要的是，中国政治改革的道路还是在分析改革成本与风险的基础上做出的重大战略选择。实践证明，这是一种风险成本较小的、成功的方案。改革首先强化了经济上的激励机制，使社会从改革中获得了物质利益，增强了国家的综合国力和经济实力，从而使改革获得了社会意义和群众基础，获得了强劲的动力；这个道路充分利用和依靠党和政府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政治权威和政治优势，协调改革中出现的各种矛盾，组织各项改革措施，渐进地推进改革，从而能够在基本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进行改革，因此使改革成本和代价相比较是最小的；这个战略在保证社会制衡中心的权威不动摇的前提下，推进改革，使改革不迷失方向，保证了改革的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性质。
当然，正如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要经历一个较长的艰难的开创性发展过程一样，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讲，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主义传统源远流长的国度，建立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完成这一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将更需付出特别长期艰辛、百折不回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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