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统一战线的奠基之作——纪念邓小平《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发表3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民政协论文,战线论文,新时期论文,之作论文,周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911(2009)03-0024-05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辉煌的成就。究其成功之原因，在各种起作用的“合力”中，有一个因素就是统一战线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统一战线的学说，使我国爱国统一战线在各个方面都出现了生机勃勃、兴旺发达的局面。这种新局面的开拓，追根溯源始于邓小平1979年6月15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开幕词，即《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今年是这篇光辉著作发表三十周年，重温它倍感亲切，更加深化了对其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认识。
一
《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如同一切重要历史文献一样，它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乃是时代的产物，反映了人民的要求，是邓小平在历史转折关头对政治问题深思熟虑的结晶。其中所体现的时代精神，正如恩格斯主张的那样，即“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1]。因此解读这篇著作，必须联系于当时特定的历史语境。
从1976年到1978年，我国处于粉碎“四人帮”之后的徘徊状态。可以用“积重难返”和“百废待举”来形容。千头万绪，究竟从哪里抓起呢？邓小平从全局考虑出发，认定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严重破坏的有两件事情：一是执政党的思想路线；二是统一战线工作。因此，他一方面抓对“两个凡是”的批判，推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全国大讨论；另一方面就是从落实政策入手，把统一战线工作当作政治大事来抓。这两个领域的拨乱反正，对我国走出“文化大革命”困境和开拓历史新时期，起到了相得益彰的作用。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开始，林彪、“四人帮”就打着反对“投降主义”、“修正主义”的幌子，推行极“左”路线，疯狂诋毁和破坏党的统战工作。1966年8月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陈伯达和江青就发难要“炮打统战部”。中央统战部很快就被打成“修正主义司令部”，被扣上“执行投降主义”的帽子，被诬蔑成是“牛鬼蛇神的庇护所”、“资本主义的复辟部”；广大统战系统的干部被攻击为“资产阶级代理人”、“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遭受残酷的打击；广大知识分子、工商业人士、宗教界人士、民主党派人士和海外侨胞中的很多人受到批判，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人民政协工作则处于瘫痪状态。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使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工作遭到一场空前浩劫，后果极其严重。
邓小平经过反复权衡，以抓教育战线、科技战线和工商业界的拨乱反正为突破口。1977年5月，他发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谈话，指出“要重视知识，重视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要承认这些人是劳动者。”[2]同年8月，他在《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中重申，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无论是从事科研工作的，还是从事教育工作的，都是劳动者。”[3]同年9月，在《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中，邓小平彻底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旗帜鲜明地指出“‘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4]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进一步批判“四人帮”对科学技术的破坏和对知识分子的迫害。针对“四人帮”叫嚷的“知识越多越反动”，鼓吹“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一类谬论，他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脑力劳动者在我国已经成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5]。1978年4月，他《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对上述观点进行阐述。
在邓小平的主持和积极推动下，教育界和科技界的拨乱反正得以较早的进行。其它领域落实政策的工作就被适时地提上日程。1979年2月3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建议为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摘掉“执行投降主义路线”帽子的请求报告》。邓小平这时候特别关注工商业界的落实政策。1月17日，他接见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等工商界领导人，发表《搞建设要利用外资和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的谈话。他亲切地说，“听说你们对如何搞好经济建设有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很高兴。今天就谈谈这个问题”；社会主义建设“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6]。后来邓小平正确评价，“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他特别指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万恶的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十年里，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被迫停止活动，很多成员遭到了残酷迫害，绝大多数人经受住了这场严峻的政治考验，仍然坚信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动摇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这是难能可贵的”[7]。
然而，尽管统一战线的拨乱反正工作不断取得进展，在落实各项政策时当时阻力仍相当大，许多人还心有余悸，依然受到“文化大革命”思维定势的束缚。形势迫切需要就一些根本的重大问题作出阐明。这就构成了《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的具体背景。以往人们比较多地注意到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对统一战线领域的拨乱反正则重视不够。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研读邓小平当时的一系列谈话和文章，可以发现他对这两方面的拨乱反正是同时抓的。
二
如果说《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是我国社会转折客观逻辑的需要。那么，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邓小平能够将这种历史逻辑自觉地揭示出来呢？这与他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转折或关键时期，一直保持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高度重视，并且形成了许多很有价值和颇有特点的基本观点有关。邓小平具有这方面的政治智慧和高超能力。这无疑为他发表这一讲话提供了可能和支持。鉴于此，我们就需要从邓小平统一战线理论的内在思想逻辑来把握这篇著作。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转化。毛泽东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阐明在主要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重要性，认为它带有“推动全国建立统一战线政权的性质”[8]。为了积极而正确地贯彻这一主张，邓小平发表了一系列文章。1941年4月，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中他指出：“党要有意识地去发展民主政治的斗争，首先要纠正某些同志中的武断不民主的错误，要使非党干部敢于讲话，讲所欲讲，敢于工作，不对我疑惧。做到这一步，那不仅民主政治开展有了内容，而且政府威信和工作效率都会大大提高起来。”[9]1943年2月，在《根据地建设与群众运动》中，邓小平特别论述了“发动群众与巩固统一战线”的关系。他要求在抗日战争时期，必须注意把“如何发动群众斗争约束于统一战线范围之内的问题”，强调指出，“只有当我党能够及时掌握与恰当纠正‘左’的现象时，‘左’才是不可怕的，如果让‘左’的东西发展到破裂统一战线的地步，那就是值得可怕的。”[10]
1949年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一次重大转变。1950年6月，邓小平在《克服目前西南党内的不良倾向》中，专门将“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当作需要通过整风克服的不良倾向之一。他说，毛主席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认为，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是否在革命战争胜利后就可以抛弃统一战线呢？不能够的。过去需要统一战线，今后同样需要，不仅需要，而且还要进一步巩固”。他从政治高度阐明：“统一战线是马列主义战略策略原则的具体运用，它的本质就是团结大多数，孤立敌人”；“统一战线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如果在共产党员中不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的工作将受到很大的损失”[11]。1951年3月，邓小平在《全党重视做统一战线工作》中强调，统一战线工作必须加强，“首先就要把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原则性弄清楚”；“统战工作一直要做到社会主义社会以后”；统一战线工作不只是“分化敌人”，这是策略性的，“但更主要的是它的战略性，就是要广泛地团结”；“加强统一战线是我党长期的工作，并涉及各个方面，不仅仅是统战部门的事。各个部门都有统战工作。”[12]要努力培养统一战线工作的专家。
1956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再次发生根本转变，全面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认识必须跟上形势的变化。1956年9月，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我们的国家的状况完全不同了，即不但“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而且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任务”。党的状况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已经在全部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13]执政以后更加要谨慎，不要以为有了权就可以为所欲为，那样就非弄坏事情不可。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党外的民主人士“能够对于我们党提供一种单靠党员所不容易提供的监督，能够发现我们工作中的一些我们所没有发现的错误和缺点，能够对于我们的工作作出有益的帮助。”[14]1957年4月，邓小平又在《共产党要接受监督》中强调：“我们党是执政党，威信很高”。“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党应该特别警惕”[15]。党要领导好，就要受监督。所谓监督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是党的监督；第二是群众监督；第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邓小平认为，有了以上这几方面的监督，“我们就会谨慎一些，我们的消息就会灵通一些，我们的脑子就不会僵死起来，看问题就会少一些片面性。共产党员谨小慎微不好，胆子太大了也不好。一怕党，二怕群众，三怕民主党派，总是好一些。谨慎总是好一些。”[16]所以说，“有监督比没有监督好，一部分出主意不如大家出主意。共产党总是从一个角度看问题，民主党派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出主意。这样，反映的问题更多，处理问题会更全面，对下决心会更有利，制定的方针政策会比较恰当，即使发生了问题也比较容易纠正”[17]。
从以上简要回顾中不难发现邓小平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不仅仅维护和执行了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而且作出了自己的许多独特贡献。诸如，他认为实行党的统一战线，既要反右又要反“左”；统一战线不仅是策略性的，而且是战略性的，本质是实行广泛的团结；统一战线具有长期性，革命需要统一战线，建设同样需要统一战线；党执政后要更加谨慎，要接受监督，其中包括民主党派的监督，这样可以少犯错误，避免犯大的错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既是对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坚持，更是邓小平统一战线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创新。
三
《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在对统一战线工作进行拨乱反正的前提下，作为开创我国新时期统战工作和政协工作的纲领性文献，语言十分简练，内涵却十分丰富和深刻。三十年过去，实践检验这确实是一篇奠基之作。它具有根本性和长远性的指导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明确指出我国的统一战线“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从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在各个重大历史时期提出的政治纲领和主张，直接决定着统一战线工作的灵魂。例如，1923年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创了国共合作的新局面；1935年底的中共瓦窑堡会议，明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45年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纲领；1949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制定了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基本途径；1956年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初步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提出正确纲领固然不容易，坚持正确的纲领也不容易。中共八大制定的基本正确的纲领，后来没有能够得以贯彻，很快被“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纲领取代。我们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统一战线也受到限制和破坏。
《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是邓小平1979年6月在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的开幕词。在此之前，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面对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难局面，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彻底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吹响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号角。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正确纲领，赋予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工作以新的生命力。邓小平在开幕词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这次会议，是在中共中央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后召开的。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要进一步动员、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一切爱国力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18]。
统一战线工作从来都是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一部分。“我们的国家进入了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心任务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革命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19]这就为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工作界定了活动的时空条件，搭建了大有作为的实践历史平台。邓小平的讲话充满了唯物史观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精神，历史条件变了，人们的认识也要随之变化，否则就会落后于时代的需要。从此以后，我国统一战线工作的显明特征，就是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结合，不断研究新时期的需要，不断进行思想和工作中的创新，不断地实现与时俱进。
这个“新的历史阶段”究竟是什么呢？这就必须规定它的具体内容。邓小平的讲话从共同目标和任务两个方面加以阐明。他高瞻远瞩地强调，我国新时期最大的政治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目标的正确规定意义极其重要。正如江泽民指出：“所谓统一战线，其实质就是要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实现全国各民族、各党派、各阶层、各方面人民最广泛的团结”[20]。目标决定任务，邓小平在讲话中接着指出：“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21]。后来，他又把这一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具体化为对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工作的要求，即要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服务，为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服务，为维护世界和平服务。三十年来我国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工作，因为认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不放，努力自觉地服务于这一大局和中心任务，所以取得显著的成绩。
第二，为提出“爱国统一战线”奠定了国情根据。
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我国的统一战线是“革命的统一战线”。1956年以后，根据国内发生的变化，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制定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但是后来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一波接一波，知识分子归宿于资产阶级，民主党派看成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党，使统一战线工作陷入绝境。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人士、工商业者、海外侨胞等统一战线对象，其中相当一部分变得谨小慎微，那种与共产党之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情况越来越少；执政的共产党也不像过去那样虚怀若谷、择善如流，听不进不同意见，以致连续出现工作中的重大失误，最后导致“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
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邓小平在《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中，对长期禁锢人们思想和行动的上述观点进行了拨乱反正。他从三个层次逐一加以阐明：首先是阶级状况分析。明确指出“我国的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22]。工人阶级领导地位大大加强；农民已经成为集体农民；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资本家中有劳动能力的已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各民族团结互助主要不再是阶级问题。紧接着是，在对阶级状况根本变化基础上的民主党派的分析。邓小平不仅肯定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的重要贡献，而且对民主党派的性质作出新的科学的判断：“现在它们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23]最后就是，建立在以上两种分析基础上的统一战线性质的科学分析。邓小平得出结论说：“上述各方面的变化表明，我国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24]。从对我国阶级状况根本变化分析，上升到对民主党派属性判断，再发展到对新时期统一战线对象和性质的界定。邓小平在开幕词中完成了统一战线拨乱反正和开拓未来的双重历史使命。
邓小平的论述，为“革命统一战线”转变成“爱国统一战线”奠定了坚实的国情根据。这是了不起的突破。第一，统一战线彻底摆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束缚。对象上出现了两个联盟的新格局：大陆范围内以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为政治基础，团结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爱国者；在大陆范围以外以爱国和拥护祖国统一为政治基础，团结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两个联盟带来新时期统一战线团结内容三个方面的丰富：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基础，促进国内人民的团结；以拥护祖国和平统一为基础，促进大陆同胞和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的团结；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基础，促进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的团结。这就使爱国统一战线具有空前的广泛性和包容性。
第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得以健康存在和发展。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都已成为各自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爱国者的政治组织，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政治力量，不再被视为处处提防的异己力量。这样“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才得以顺理成章地发展成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才得以上升为国家意志，被写入我国的宪法。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工作从此出现崭新的局面。
第三，将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工作提高到民主制度建设的高度。
邓小平认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并且强调要加强民主的制度建设。他在讲话中说：“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人民政协是发扬人民民主、联系各方面人民群众的一个重要组织。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继续需要政协就有关国家的大政方针、政治生活和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各项社会经济问题，进行协商、讨论，实行互相监督，发挥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作用”[25]。他主张要“广开言路，广开才路”；“让各方面的意见、要求、批评和建议充分反映出来，以利于政府集中正确的意见，及时发现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把我们的各项事业推向前进”[26]。
邓小平的讲话，明确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人民政协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它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和国家学说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创造产物。1979年10月，邓小平又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27]。三十年的实践说明，在这个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民主党派不是在野党和反对党，而是同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友党和参政党。人民政协则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实现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合作的重要组织。团结和民主是其两大主题；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是其主要职能。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协协商制度要不断加强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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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确实是一篇奠基之作。它值得我们不断地加以学习和研究。邓小平在讲话中最后说：“在新的历史时期，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任务是十分光荣的，工作是大有可为的”[28]。让我们记住这一嘱托，努力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进一步做好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工作，在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作出更大的贡献。
收稿日期：2009-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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