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晓蔚[1]2002年在《南京市农民收入增长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农民增收问题一直是农村发展问题的核心之一。南京市面临最近几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逐年下降、与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拉大以及与苏南农民收入水平相距较大的情况，增加南京农民收入将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成为农村发展的重点和难点。本文利用实证分析和回归分析的方法，判断了南京农民收入的基本态势、剖析了农民增收缓慢对南京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利后果、分析了影响农民增收的内在机制，结合分析结果和实际情况，提出了农民增收的措施建议。 本文在对南京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实证分析中，首先对南京农民收入增长的数量进行了分析，包括收入增长的总体水平和收入结构的变动态势，然后对农民收入的增长进行了质量分析，包括通过比较基尼系数来分析农民内部的收入差异、通过对江宁、江浦、高淳、溧水、六合五个郊县的农民人均收入水平和结构的对比，分析了南京郊县之间的农民收入的差距、通过比较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析了南京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水平差距、通过将南京与苏州、扬州、淮阴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较，分析了南京与周边地区农民收入水平的差异。 本文通过建立线性回归模型，对影响农民人均农业收入和人均非农业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回归的分析，得出重要的影响因素。从影响南京农民人均农业收入的因素来看，南京农民人均农业收入与农产品的投入产出比、政府的支农支出和粮食作物产量占主要农产品产量的比重表现出高度的正相关，而与人均土地资源呈较高程度的负相关。从影响南京农民人均非农业收入的因素看，农民文化素质的高低、农村人口向外迁移、农村二、叁产业的发展与南京农民人均非农业收入都具有很高的正相关性。 最后，文章通过前面的实证和回归分析结果，并结合南京农村的实际发展情况，从政府和农民自身两个方面，提出了南京市农民增收的对策建议。
范金, 任会, 袁小慧[2]2010年在《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与科技水平的相关性研究:以南京市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本文采用动态经济计量方法研究了南京市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与科技水平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发现:第一,提高科技水平与增加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之间互为因果关系;第二,在提升家庭经营性收入方面,技术效率优于科技进步,但二者结合效果更加显着;第叁,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对增加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影响呈现出先抑后扬特征,且长期具有持续稳定的高效显着性正效应;第四,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波动性在农业生产前期主要源于科技叁项费投入,而后期则是农业机械化水平。
张玉洁[3]2007年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民迁移模式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村劳动力逐渐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种必然趋势，也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农业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随着乡村工业的发展、城镇非国有部门的扩张和就业政策的松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不断扩大。然而由于长期的城乡隔离导致农民要真正实现向城镇的迁移仍然十分艰难。在农民实现就业结构到定居状态的转变过程中，出现了个人迁移和家庭迁移这两种主要的迁移模式。在目前农民实现个人迁移逐步向家庭迁移的过渡阶段，研究两种迁移模式的差异及决策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江苏省是城镇化发展较快的省份，而南京市作为省会城市，更是吸引了周边地区的农村劳动力进行转移。2005年，南京市城市化率水平已达到76.3％，位居江苏省首位，并大幅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在宏观政策方面，江苏省的户籍和就业制度改革起步较早，很大程度上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解除了制度约束。本文以转移至江苏省南京市的农村劳动力为调查对象，在调查数据的基础上，运用劳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将个人迁移和家庭迁移的农民进行了对比，分析不同迁移模式在个人特征、迁移收益、迁移成本、自我评价等方面的差异，并对影响农民选择不同迁移模式的因素进行计量分析。通过对两种模式的比较发现，与个人迁移相比，家庭迁移的农民一般年龄较大，婚姻状况为已婚，受家庭束缚大；在城市的收入较高，但生活成本大；对自身目前的生活状态更加满意，且更愿意留在城市永久居住。为了进一步考察影响农民选择不同迁移模式的因素，本文采用了二元Logistic模型分别对总体样本、男性样本和女性样本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年龄对于总体样本和男性样本选择家庭迁移都具有正向的影响，家庭总人口数和家庭类型对于迁移模式的选择无显着影响，学龄子女数是对农民选择家庭迁移具有重要影响的家庭特征因素，尤其是对于女性样本来说，有学龄子女的农民更倾向于选择家庭迁移；已迁移时间和迁移收入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民选择家庭迁移具有正向的作用。最后，根据上述分析结果，结合本地实际情况，提出了促进家庭迁移，加快城市化进程的政策建议。
宋尹璟[4]2006年在《南京市新农村建设指标体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中国成立之后，政府相继提出了实现现代化、小康社会和全面小康社会，但是，由于我国存在的二元经济和叁农问题，使得农村成为实现现代化和全面小康社会的关键和难点，为此，中共十六大五中全会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要求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改革开放以后，南京市的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的发展，1996～2005年的人均GDP保持着15％的增长速度，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仍存在着粮食生产增长缓慢，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情况，需要根据南京市的具体情况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内涵广泛的概念，有必要建立可以衡量新农村建设水平的指标体系，从而为南京市的新农村建设指明方向，因此，构建符合南京市发展情况的指标体系具有积极意义。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分析新农村建设的内涵和理论基础；介绍南京市的具体情况并分析了南京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影响因素；利用专家打分基础上的层次分析法(AHP)，设计出南京市新农村建设的指标体系，确定目标值；根据1996～2005年10年的数据，2005年南京市、上海市、徐州市、南通市和常州市的数据，从纵向和横向的角度对南京市新农村建设情况进行分析。并得出以下结论：1．1996～2005年这十年间，南京市农村建设指数、生产发展、生活质量、社会事业呈现曲折上升的趋势，而村镇建设指数则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其中，生活质量和社会事业子系统增长比较缓慢。2．南京市2005年新农村建设实现程度为76.7％，距离2010年新农村建设的目标还有一定的距离。3．从南京市和其他城市的横向对比来看，南京市新农村建设水平要好于徐州和南通市，但是相对于常州市和上海市则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具体表现在与上海相比社会事业子系统差距最大，和常州市相比生活质量差距较大。对南京市新农村建设贡献率最大的是村镇建设子系统。最后，根据以上分析和结论，对促进南京市新农村建设提出了相关建议。
张勇奇, 湛中林, 周方元[5]2017年在《增加农民财产性与转移性收入对策解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促进农民增收是解决"叁农"问题,缩小城乡差距的核心与关键。南京市高度重视农民增收,特别是"十二五"以来,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连续多年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幅。但由于多重因素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较大,农民增收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仍将是南京农村发展的重点和难点问题。经济新常态下,农民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增长,将逐步成为农民收入新的突破口和增长点。一、南京农民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增长特点
张瑛[6]2007年在《南京市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环节，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既是中国农村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又是广大农村居民的迫切需求，也是中国政府在新世纪所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目标实现的需要。它对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南京市作为省会城市和沿海较发达地区，当前正按照“富民强市，加快发展”的要求，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全面推进小康和现代化建设，适时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越来越显得紧迫而重要。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总体框架下，本文在分析南京市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变迁和社会保障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基础上，通过国际农村社会保障状况的比较，提出了重新构建南京市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模式的思路，进一步完善南京市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最终实现城镇一体化。本文包括八个部分：第一部分，引言。阐述了研究背景，介绍了研究目标、方法和研究思路。第二部分，社会保障相关理论。提出社会保障的内涵、起源、构成和主要功能。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社会互助、个人储蓄积累保障等。第叁部分，国外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比较与借鉴。对世界上存在的四大典型模式进行了分析，各国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具备了自己的特色。给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提供了一些启示。第四部分，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目标和设计思路。提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目标、发展理念和原则。第五部分，南京市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变迁。主要阐述南京市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变迁过程中，相关政策和法规的变化，提出目前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尚未解决。南京市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既不平衡也不健全，制度体系本身存在缺陷，造成这种现状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政府对城市和农村实行了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投入明显偏低，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平与效率。第六部分，南京市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遵循着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得原则，政府统筹、多方负担，坚持城乡统筹发展，坚持健全体系与突出重点相结合，从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障制度、失地农民保障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四大制度入手，从保障对象、保障方式、保障标准、资金来源等方面提出建设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构想，并且从经济发展水平、农民收入水平、财政支出的承受能力、公平与效率等几个方面对可行性进行了分析。第七部分，南京市农村社会保障管理体系建设。从行政管理、法治管理、财政管理、监督机制四个方面采取配套的政策措施完善南京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建设，第八部分，研究结论和政策运用。总结了本文所要得出的结论，进而提出完善南京市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政策建议。
戴佳容[7]2009年在《青海省农民收入增长问题研究》文中认为经过改革开放叁十年的努力,我国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连续迈上几个大台阶。农产品供给,由长期短缺实现到了总量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根据农产品供求关系的变化,农业发展由主要受资源约束转变为由资源和市场双重约束,出现了农产品难卖,价格下降及农民收入增幅趋向缓慢的新趋势。在大多数农民已经跨越温饱阶段,农产品供给保持基本平衡以后,如何解决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已经成为急需解决的突出问题。农民收入增长对青海省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然而,与全国、西部地区相比,青海省农民收入的增长比较缓慢,这成为青海省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如何改变这一现状己成为青海省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青海省农民收入增长问题既具有全国农民收入增长问题的普遍共性,同时也受青海省独特的地域因素、经济条件和客观环境的影响。因此,解决青海省农民收入增长问题要从农民收入增长的普遍规律中得到启示,研究出适合于青海省环境的农民收入快速增长的路径与对策。论文运用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叁个部分进行研究。论文首先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现状问题进行了研究,包括收入增长的总水平和收入结构的变动,青海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比较,青海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全国、西部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较。其次对影响青海省农民收入的因素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最后,文章从六个方面提出了进一步促进青海省农民收入增长的对策建议。
石蕾, 王少康, 李华银, 万晓静[8]2016年在《浅析农业机械化与农民增收关系——以南京市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农业机械化是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可缺少的关键因素。积极采取有效手段,大力发展农业机械化,减轻农民的劳动强度,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农机作业水平,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本文结合南京地区的农业机械化及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研究了农业机械化和农民收入现状,分析了农业机械化在农民增收中的作用,及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发展农业机械化促进农民增收的建议。
黄凤[9]2013年在《新型农民创业主体培育问题探讨》文中认为创业是经济发展和百姓致富的永恒动力。改革开放后,农民的创业热情得到有效激发,家庭承包经营迸发活力,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极大地改变了农村发展和我国整体经济状况。近年来,农民创业再度受到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重视,这既有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农民工大量返乡的背景,也有上世纪末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背景,还有全民创业的背景。把农民作为创业的特定主体展开系统研究,对于促进农民成功创业,改善农村民生,发挥农民在新时期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结合创建首批国家级创业型城市,南京市进一步采取了“农民创业主体培育”等一些新的政策措施,越来越多的农民通过创业走上了致富之路。但是与浙江、苏锡常等先进地区比,仍然存在创业人数少、创业规模小、创业水平低等问题,在农民收入结构中,投资性、财产性收入比重明显偏低。这也是南京市农民收入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与先进地区农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重要原因。农民收入偏低的严峻现实,迫切需要各级政府加大扶持农民创业力度,打开农民增收的新突破口。概况起来讲,南京市新型农民具有身份的多重性、结构的层次性以及意识的非农性的典型特征,了解新型农民的典型特征是对新型农民创业主体的培育路径进行分析和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本研究的从理论上分析了农民创业的影响因素和一般规律,在对南京农民创业主体培育工程试点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针对南京市农民创业主体在创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对新型农民创业主体的培育路径进行了探讨。笔者从农民创业的界定着手,概括了农民创业的主要观点；着重分析了农民作为创业主体的优劣势和新型农民与传统农民的差异性,研究总结了南京市农民创业主体培育的现状与特点,分析了其具体做法和取得的主要成效,并指出了所存在的不足之处。结合南京市郊县农民创业主体培育试点的实证材料,总结了新型农民创业体系培育的路径,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新型农民创业主体培育的路径,指出扶持农民创业的政策应围绕特色产业抓创业,围绕初始创业抓扶持,突出“主体、实体、载体和联合体”等四体,着力提高创业主体的经营管理能力,增强创业实体的创新发展能力,完善创业载体和联合体的综合服务能力；通过推进农民创业辅导、完善创业金融支持体系、落实创业补贴、推进创业公共服务、推广创业示范等五大政策培育新型农民创业主体。
李功奎, 宣亚南[10]2003年在《加入WTO对南京市农民增收的影响与对策分析》文中提出本文在对南京市农民收入现状和特征分析的基础上 ,从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就业两方面分析了加入WTO对农民增收可能带来的影响 ,并探讨了南京市农民增收的可能途径与对策措施
参考文献：
[1]. 南京市农民收入增长问题研究[D]. 蔡晓蔚. 南京农业大学. 2002
[2]. 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与科技水平的相关性研究:以南京市为例[J]. 范金, 任会, 袁小慧. 中国软科学. 2010
[3].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迁移模式的比较研究[D]. 张玉洁. 南京农业大学. 2007
[4]. 南京市新农村建设指标体系研究[D]. 宋尹璟. 南京农业大学. 2006
[5]. 增加农民财产性与转移性收入对策解析[J]. 张勇奇, 湛中林, 周方元. 江苏农村经济. 2017
[6]. 南京市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D]. 张瑛. 南京农业大学. 2007
[7]. 青海省农民收入增长问题研究[D]. 戴佳容. 西北民族大学. 2009
[8]. 浅析农业机械化与农民增收关系——以南京市为例[J]. 石蕾, 王少康, 李华银, 万晓静. 农业开发与装备. 2016
[9]. 新型农民创业主体培育问题探讨[D]. 黄凤. 南京农业大学. 2013
[10]. 加入WTO对南京市农民增收的影响与对策分析[J]. 李功奎, 宣亚南. 南京社会科学.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