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联合体（平台）的形成和演变——以台湾和中国大陆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联合体论文,台湾论文,为例论文,中国大陆论文,平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或国际竞争能力。日本、中国台湾、韩国等后发达或新兴经济体当初在面对技术力量薄弱和科技人才匮乏时，都曾通过建立研发联合体(R&D consortia)来促进官产学研合作创新，从而在较短时间内实现技术追赶，提升技术自主创新能力，进而推动产业发展和经济腾飞[1]。
仿效日本，中国台湾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摸索具有台湾特色的研发联合体，在90年代全面发展；这极大地促进台湾IT等相关行业的快速崛起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在中国内地，科技部于2003年提出了建立公共科技服务平台（以下简称“平台”）的科技政策。平台本质上也属于研发联合体，由科技资源优势明显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等组成，其主要目的是通过整合各单位的优质科技资源，从整体上改善技术创新的基础设施和条件，提供公共的科技创新服务，建立一个有利于产业和企业技术创新发展的良好环境。自2003以来，中央和全国各省市陆续建立了一批平台，其在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现[2][3]。
本文以台湾研发联合体和大陆公共科技服务平台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在各自的环境和体制下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揭示其形成和动态演变的规律和特点，希望能给技术追赶型国家（地区）建立研发联合体方面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1 台湾研发联合体和大陆平台的形成与发展
虽然台湾研发联合体和大陆平台的本质属性相近，但是由于两岸经济、制度体系和技术力量环境的差异，它们的建设和发展过程各具特色：台湾研发联合体经历了从技术模仿到技术自主创新的转变，而大陆平台从一开始就立足于技术自主创新，强调创新环境建设，为产业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技术支撑环境。
1.1 台湾研发联合体
(1)形成动机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台湾不得不从以娴熟的低廉劳动力在制造业获得相对优势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为靠高新技术来推动经济增长，以维持经济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台湾也加强科技研发机构的投资建设，如1973成立的工业技术研究院(ITRI)，它是应用技术的辐射中心，是本地企业的技术后盾。尽管如此，台湾总体技术水平远不如发达国家，严重缺乏核心技术[4]，产业和学术界的技术力量都比较薄弱，同时主要以中小企业为主，缺乏足够的科技资源和自主创新能力，再加上科技资源主要聚集在公共部门机构（如工业技术研究院等）。因而，仅仅依靠企业自身的力量进行技术创新比较困难，必须借助公共研发机构的力量形成研发联合体，这是当时台湾实现技术提升和追赶的最佳选择。
(2)功能定位
从80年代早期开始到90年代中期，台湾为了尽快缩短其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先后成立了一批研发联合体，走技术模仿和引进之路。研发联合体基本上锚定一项特定产品、技术开发或标准制定，主要集中在与IT相关的产业，如个人电脑、微处理器和多媒体，以及一系列的通讯和数据转换系统及产品。在此期间，研发联合体的功能定位是：公共部门（主要是经济部和工业技术研究院）联合行业协会，组织相关企业组成研发联合体，着眼于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学习、吸收和扩散[5]，如图1所示。
图1 台湾研发联合体的功能定位
自9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台湾经济的发展和产业技术的提升，总体的功能定位也从以前注重技术引进和模仿向注重新技术的研究开发转变[5]。由此，研发联合体的功能定位也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学习、吸收和扩散，而是对于产业领域中的共性关键技术和新技术，组织相关力量进行开发[6]。另外，大学作为重要的基础研究单位成为研发联合体的主要参与成员之一，形成了以大学为基础的科技园、工业技术研究院和企业之间的合作研发方式[7]。这种新的发展模式主要体现在生物技术、光电技术等一些高技术领域。
(3)典型案例——NewPC(1993-1997)研发联合体
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国际市场（IBM和Motorola联合开发了PowerPC微处理器技术）和台湾地区企业力争进入PC产业的双重推动下，工业技术研究院的电子和通信实验室(CCL)向IBM和Motorola发出请求，希望他们把PowerPC微处理器技术许可给台湾的部分企业，并以IBM和Motorola进入台湾市场作为交换条件。1993年6月，CCL与IBM达成合作意向，随后在11月，CCL和40家企业正式成立NewPC研发联合体。工业技术研究院充分发挥桥梁作用，IBM和Motorola向台湾地区企业的技术转移是通过与CCL签订“一次搞定”(once-off)许可协议，从而避免与许多台湾企业签署协议。在当时，该研发联合体的目标就是为了尽快研发出以PowerPC技术为基础的产品，使台湾企业顺利进入个人电脑制造产业。与以前的LaptopPC研发联合体相比，NewPC研发联合体从事计算机系统价值链上更多环节的研发活动，包括芯片、组件和软件等[5]。因此，NewPC研发联合体在组织结构上也比以前的那些联盟更复杂，其结构如图2所示。从1993年到1997年短暂的4年时间里，该研发联合体取得了显著成绩。到1997年3月，两家台湾公司（Umax和Tatung）开发出基于PowerPC技术基础上的产品，同时还获得了Apple、IBM和Motorola公司开发的与PowerPC兼容的软件许可权。很多企业开发生产了许多赢利的产品，不管是以PowerPC为基础的产品还是复制Apple的PowerBook。总的来说，该研发联合体提升了台湾PC产业的国际形象和技术水平。
图2 NewPC研发联合体
资料来源：J.A.Mathews/Research Policy 31(2002)633-651
1.2 大陆平台
(1)形成动机
自改革开放以来，大陆经济取得长足发展，举世瞩目，但是产业的层次和技术水平仍有待于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相对比较薄弱，核心技术非常缺乏，同时组织部门隔阂，阻碍产学研合作[2]。究其原因，现有科技创新体制的不合理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主要表现为：一方面虽然当前我国的科技基础条件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科技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科技人员队伍不断壮大。但是，科研设施投入分散，重复建设，科技资源的利用效率不高，缺乏资源的共享机制；另一方面大量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限于自身条件，单个企业创新的成本很高，影响了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有效开展，从而制约了产业的技术水平的提升和后续发展。解决上述问题，需要提供一个有效的制度性安排，以实现三个目的：一是有利于创新资源的集聚和共享，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二是促进产学研合作，形成科技创新合力；三为广大企业提供公共的科技创新服务，降低企业的科技创新成本。公共科技条件平台的建设，就是这样一项创新的制度性安排。自2003年以来，全国各省市积极响应中央号召，根据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成立了解决行业共性技术需求，为企业和社会提供公共的科技创新服务的平台。
(2)功能定位
平台着眼于国家（区域）技术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为企业创新活动提供一个良好的技术支持环境。平台通过有效整合创新资源，将政府的资助、高校及科研院所的科研能力以及企业的生产制造研发能力联合在一起，完成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项目研发，提供公共技术创新服务，从而整体上提升行业和地区技术创新能力水平。具体来说，平台在技术创新过程中提供以下创新服务（如图3所示）：在产品构思阶段，进行信息咨询服务，促进企业形成良好的产品概念；然后在产品研制过程中，提供一些行业关键、共性技术，以更好满足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对共性技术的强烈需求[8]，为企业提供研发所需要的仪器设备条件，或者为企业提供直接的产品设计服务；产品成型后可以为企业提供产品性能的检测服务；在进行批量生产及后续的商业化过程中，为企业解决特定的问题，以及提供员工的技术培训等系列服务，使产品成功推向市场。
(3)典型案例——浙江省集成电路设计公共技术平台
浙江省是国家科技部批准建设的七个国家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化基地之一。集成电路产业在浙江省发展势头强劲，设计技术和产业化水平一直居全国同行的前列，总产值、企业数量及专业人才大致都占全国总量的十分之一左右。但是，浙江省集成电路设计产业的发展也面临一些问题，比如，企业规模小，以中小企业为主；缺乏人才、技术、研发能力和必要的仪器设备；研发的投资力度不够；共性技术的供给严重不足等等。在这样的背景下，2004年年底正式成立“浙江省集成电路设计公共技术平台”。该平台由杭州国家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化基地有限公司及其控股的杭州国家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浙江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联合建设，平台的主要任务在于满足企业最迫切的共性技术需求，开发一批具有发展前景和竞争力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为企业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撑、技术服务、技术交流、人才培训和信息服务等公共科技服务，从而降低企业的入市门坎和设计成本，提高其设计水平和设计能力，最终提升行业自主创新水平。平台的结构可以分为三层：核心层、紧密层和会员层（如图4所示）。核心层由上述4家共建单位组成；紧密层由一些具有一定研发能力的企业组成；会员层由广大企业组成，特别是急需科技创新服务的中小企业，企业的会员费是平台运行的主要资金来源。四家共建单位建立平台管理中心，并各派专门人员长期入驻平台管理中心，在组织上形成整个平台的统一对外窗口，平台管理中心以公司的形式运作，开展各类技术服务。
图3 大陆公共科技服务平台的功能定位
图4 浙江省集成电路设计公共技术平台
2 研发联合体（平台）的形成和演变——三螺旋创新模型视角
如前所述，台湾研发联合体大致经历了从技术模仿为主到技术自主创新的转变，而大陆平台的成立从一开始就强调技术自主创新。我们禁不住要问，同是为了实现技术追赶，为什么台湾研发联合体和大陆平台的功能定位会存在差异？台湾研发联合体和大陆平台为什么会形成各具特色的发展之路？本文将从三螺旋创新模型的视角给出解释。
三螺旋创新模型（如图5所示）揭示了学术界、产业界和政府三方在创新过程中的相互关系。这三种创新主体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代表这些主体范围的每个螺线都获得更大的能力进一步相互作用与合作，支持在其他螺线里产生的创新，由此形成持续创新流，共同发展[9]。台湾研发联合体和大陆平台就正是学术界、产业界和政府三方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项制度性安排，即图5中的阴影部分。
图5 三螺旋创新模型
资料来源：亨利.埃茨科威兹，《三螺旋》第17页，东方出版社，2005.
2.1 三螺旋模型分析研发联合体（平台）的形成与演变
(1)台湾研发联合体
根据台湾研发联合体的形成与演变，我们可以把发展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技术模仿为主，第二阶段则强调技术的自主创新，如图6所示。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当时台湾的学术界和产业的技术力量比较薄弱（圆圈面积小），而且彼此之间的合作也不多，所以政府、学术界和产业共同作用的重叠区域比较小。这就表明仅仅依靠学术界和产业的力量来提升台湾的技术创新能力比较困难，有必要借助政府的力量和通过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来快速学习和掌握技术，工业技术研究院作为政府力量的执行机构在当时技术的引进、开发和推广应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上，最初的一些研发联合体，希望寻求一些共性技术上的突破，追求很高的技术目标，但大都没有取得成功，这就促使之后的研发联合体采取针对特定技术的引进和学习战略[5]。经过大约20年的技术追赶，在90年代后期（即第二阶段），台湾已成为相对发达的地区，学术界和产业的技术力量得以增强（圆的面积变大），彼此之间的合作增多，图5中的重叠区域自然也变大了。从长远看，台湾有必要依靠学术界和产业的自身力量来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优势，而不能依赖于技术模仿。在图6中，代表政府的圆圈上移了，这表示随着学术界和产业的力量变强，政府的作用变弱了，如工业技术研究院的作用仅是组织和协调项目研究，而不是像第一阶段中那样承担项目研究的所有任务，很多研发活动放在参加研发联合体的成员企业中。这一阶段中，企业的角色也发生变化，不再是被动的技术接受者，而是合作伙伴或共建单位，显示了其在研发联合体发展中的主动性[5]。同时，越来越多的大学参与了研发联合体的建设，政府的参与程度也随之降低。因为三螺旋的创新源泉包括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和横向相互作用，强调政府、学术界和产业三方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替代另外两方的职能，否则三螺旋创新模型的创新优势就发挥不出来。
图6 台湾研发联合体的形成与演变
(2)大陆平台
前面已经指出，大陆科技体制不合理是影响技术创新的主要因素之一，如果用三螺旋模型来分析的话，我们可以得到图7中虚线所示的情况：科技资源分布分散且不平衡，科技资源较多集中于学术界，产业界的科技力量相对薄弱，并且彼此之间的合作不够紧密导致图中重叠区域非常小，然而政府具有较强的资源调配能力。所以，发展公共科技服务平台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现有的科技资源和体制的现状，通过科技体制创新，提供一个良好的产业技术创新环境，有效地促进官产学研合作，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当代表学术界的圆圈右移和代表产业的圆圈左移时，政府、学术界和产业之间的共同作用区域变大（图7中阴影部分的面积变大，实线所示）。科技资源可以更多地向共同作用区域分配，从而减少重复建设。随着平台的发展，学术界和产业的技术力量变强，相互作用区域变大，政府要充分调动大学、科研机构和相关企业的积极性，自身的作用应该慢慢减弱，充分发挥三螺旋创新模型的创新优势，这也是当前大陆平台的未来发展趋势。
图7 大陆公共科技服务平台的形成与未来演变
2.2 台湾研发联合体和大陆平台各自形成与演变的主导逻辑
通过上述三螺旋模型的分析得知，一个国家（地区）所特有的政府、学术界和产业之间的相互作用网络决定了研发联合体（平台）的功能定位，进而形成不同的技术发展主导逻辑。台湾研发联合体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尽管经历了从技术模仿向技术自主创新的转变，但始终注重以围绕特定的技术为目标从事相关的创新活动，我们把这种发展的逻辑称为技术驱动的主导逻辑；相反，大陆平台则注重制度的改革和创新环境的建设，这种发展的逻辑称为制度驱动的主导逻辑，如图8所示。前者可以在较短时间内，集中利用有限的科技资源，实现某些特定领域内的技术赶超；而后者从长远利益出发，注重技术创新的基础条件建设。其实，两者相互联系，相互补充。一方面技术创新需要一定的制度支撑环境，这样更有利于提高创新能力，实现可持续的创新；另一方面，在强调制度创新的同时，也应注重技术导向。对于大陆平台而言，需要进一步明确平台未来的技术发展目标和定位，这样更有利于促进平台各合作单位之间围绕明确的技术发展目标进行紧密的合作，形成强大的创新合力，更好地发挥平台的作用。所以，对于台湾研发联合体和大陆公共科技服务平台，整合这两种发展的主导逻辑，兼顾短期和长期效益，对其未来发展更为有利。
图8 研发联合体（平台）发展的主导逻辑运行结构
3 结论与启示
台湾和大陆为了优化科技基础设施和提升国家或区域技术创新能力，陆续建设了独具特色的研发联合体和公共科技服务平台。但是，由于两地区经济、技术和体制环境的差异，台湾研发联合体和大陆平台采取了不同的功能定位，前者围绕特定的技术目标，从技术模仿转变到技术自主创新，形成了以技术驱动型的主导逻辑；而后者从一开始就立足于技术自主创新，强调制度和创新环境建设，通过整合分散的科技资源，促进产学研有效合作，承担关键共性技术攻关，为广大相关企业提供公共的科技服务，从而技术创新提供一个良好的支撑环境，这种发展的主导逻辑是制度驱动型的。根据三螺旋模型的思想，政府、学术界和产业之间的相互作用网络决定了研发联合体（平台）的功能定位，从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技术发展主导逻辑。最后，本文提出未来两种主导逻辑的融合是未来发展的趋势。这一结论对于台湾和大陆，以及其他技术追赶型国家和地区的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们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技术追赶型国家（地区）应根据自身的学术界、产业和政府三方的不同情况，设计出合理的研发合作创新策略，发展相应的研发联合体（平台），实现技术的追赶和自主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