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批判的哲学境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境域论文,哲学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8862(2006)05-0028-06
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经济批判和哲学批判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的哲学批判确立了“感性活动论”，奠定了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的革命性变革，构成马克思经济批判的理论基点。马克思的经济批判是其哲学批判所形成的感性活动论原则的展开，也是对哲学批判的丰富和发展。正是作为经济批判理论基点的哲学批判，使得马克思的经济研究成果超越了同时代人的理论高度。所以随着时代的发展，“资本原则”在广泛的领域和多样的形式上实现全球性扩张，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前理论界大多以“资本逻辑”或“资本原则”作为理论基点阐释马克思的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思想。尽管这种努力彰显出《资本论》的当代意义，但是如果停留于马克思的经济批判，不理解马克思经济批判的哲学基础，那么马克思的经济批判对“资本原则”形而上学本质的深度呈现将被遮蔽，进而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历史哲学维度就将消失不见了。这将导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被误解为是对“资本原则”的道德控诉和对共产主义的理性主义勾画。
一 作为经济批判基点的哲学“感性活动论”的确立
综观马克思的思想历程，他的哲学批判发端于《莱茵报》末期对“物质利益困惑”的思考，这种困惑来自于马克思所信奉的哲学原则和经济现实的冲突，所以马克思最初的经济批判首先采取了哲学批判的形式，这就是马克思这个时期作品中多次出现的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这不仅是因为这个时期马克思缺乏必要的经济学知识准备，更是由于马克思深刻地意识到：在黑格尔的法哲学中，“政治国家是脱离市民社会的一个抽象”①，“政治生活就是人民生活的经院哲学”②，“整个法哲学只不过是对逻辑学的补充”③。因而，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思考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不仅在经济批判的意义上“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④，而且更应该在作为经济批判前提的哲学批判的意义上，上升为对黑格尔逻辑学的批判。由此出现的乃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作为经济批判理论基点的“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这一哲学批判的重要性在于：它直接衔接着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积极成果——“感性对象性原则”，同时又本质地包含着对费尔巴哈哲学的内在超越——把能动的创造原则注入“感性对象性”，从而通过“感性活动”重新规定了辩证法的存在论根基。
费尔巴哈宗教批判的真正意义乃是对作为神学最后理性支柱的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作为这一批判积极成果的“感性对象性原则”，直接确立了对象、客体之为“感性对象性”存在的唯物主义根据，把人类感觉的类存在和类性质以及与人类感觉的类性质相应的整个感性自然界当做实体，从而取消了一切脱离人的感性存在的纯粹的“物质实体”。这是唯物主义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突破。但是，正像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批判费尔巴哈时所指出的那样，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依然属于“旧唯物主义”，即“直观的唯物主义”，因为他“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⑤。
尽管《手稿》时期的马克思还没有直接意识到“感性对象性原则”的内在局限性，但当马克思洞悉到黑格尔哲学主要成果的时候，他已经在辩证法的存在论根基上说出了费尔巴哈所不理解的东西。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做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做失去对象，看做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⑥ 这就意味着当费尔巴哈仅仅把“感性对象性”设定为感觉和直观的时候，马克思却把“感性对象性”上升到“对象性活动”的高度。因而，当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性”把人类感性实体化，把类直观实体化，而人作为类直观的主体依然是纯思之主体的时候，马克思却“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当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性”“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的时候，马克思却把通过工业而形成的自然界看做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⑦。在这里，马克思借助黑格尔确立了费尔巴哈还完全不了解的人类历史维度得以打开的存在论根据——“对象性活动”。但是，马克思同时指出：在黑格尔那里，他的“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为历史的运动所找到的不过是一种“抽象的、逻辑的和思辨的表达”，因为“黑格尔惟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⑧。因此，黑格尔的否定性的辩证法既包含着伟大的历史主义的批判原则，又隐藏着一种“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⑨。
由此，确立全新哲学之存在论根基、实现哲学革命的全部根据就在于：为“感性对象性”注入“对象性活动”的能动的创造原则，并把“对象性活动”理解为感性的现实活动——“感性活动”。正是作为马克思全新哲学存在论根基的“感性活动”的发现，使得马克思挽救了黑格尔哲学的伟大成果，并潜在地但也是决定性地超越了费尔巴哈的哲学境域，人类历史的真正历史维度、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所实现的作为历史科学的全部创制即将由此展开；也正是作为马克思全新哲学存在论根基的“感性活动”，提供了科学解读马克思在《手稿》中最初开始的经济批判的理论基点。
二 经济批判是马克思哲学批判的展开
马克思的经济批判最早开始于《手稿》中的“异化劳动”学说，并在随后的理论探索中表现为对“异化劳动”、“资本关系”本质来历的追问。但是，合理解读和客观评价马克思经济批判的钥匙却是发端于《手稿》并随后推进的哲学批判，是作为这一批判积极成果的“感性活动”。
1.“感性活动”论是合理解读马克思“异化劳动”学说的理论根据
“异化劳动”学说是马克思在《手稿》中最初展开的经济批判的主要内容，这一批判的深刻之处决不在于单纯地陈述一系列“劳动异化”的经济现实，而是在于追问作为“异化劳动”根基的“本真劳动”以及“异化劳动”自身的根源。正是在这里，马克思经济批判之超越同时代人的理论高度开始呈现出来；但也正是在这里，发生着对马克思“异化劳动”学说的最严重的误解。在马克思看来，如果异化世界的本质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否定形式，那么人的本质的积极的、肯定的形式就是“自由自觉的劳动”。在此，一个普遍性的误解就是：作为人的本质，“自由自觉的活动”乃是对人的本质的抽象设定；因此，马克思依然整个地停留于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理论境域。故而，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学说所展开的“经济批判”纯粹是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
我们认为，造成这种误解的根源乃是由于它完全不理解作为《手稿》核心部分的“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不理解作为这一哲学批判最重要成果的、同时也构成马克思新世界观存在论根基的“感性活动”。一旦把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引入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学说，我们就会看到：当马克思把“自由自觉的劳动”作为人的本质的积极的、肯定的形式的时候，在这里出现的不过是一个最为真切的事实：人的本质乃是劳动的对象化过程，在任何情况下，作为人之本质的劳动的对象化过程都是绝对必要的。即使工业直接完成着人的非人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形式，但它同时也是以感性的、对象的形式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本质力量；当马克思由劳动产品的物的异化、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和人同自己类本质的异化中，合理地推论出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异化的时候，当马克思指出“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⑩ 的时候，马克思已经间接地说出了一条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劳动创生社会关系，劳动创造了人类历史，而与“异化劳动”相适应的必然是社会关系的异化。在这个意义上，“自由自觉的劳动”不仅不是任何可能意义上的抽象设定，反倒正是它才真正构成人类生存的现实根基和人类历史的现实前提。从这样的根基与前提出发，对“异化劳动”的历史主义阐释才是真正可能的。
因此，当我们把马克思的哲学批判以及作为这一批判积极成果的“感性活动”作为透视马克思“异化劳动”学说的理论基点，把“对象化的劳动”、“自由自觉的劳动”看做马克思初步奠定的哲学存在论根基的“感性活动”的经济学表达的时候，“对象化的劳动”、“自由自觉的劳动”已经根本不再是费尔巴哈式的抽象的人本学设定，而是恰好构成经济批判视野中人类历史的现实根据，并呈现出马克思“异化劳动”学说的全新理论境域。
2.对“异化劳动”本质来历的追问也有赖于“感性活动”原则的建构
通过“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以及作为这一批判积极成果的“感性活动”，马克思超越了对“异化劳动”的直观描述，洞悉到作为“异化劳动”原初形式的“对象性的劳动”、“自由自觉的劳动”。同样，马克思对“异化劳动”之本质来历的分析也必得有赖于“感性活动”原则之作为人类历史前提的完整理论建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次明确地把现实个人的“感性活动”作为人类历史的前提，并由此初步铺陈出人类历史的宏大叙事，而在这之前马克思还不能真正回答“异化劳动”的本质来历。
对此，马克思有着非常明确的意识。他指出：“我们已经承认了劳动的异化、外化这个事实，并对这一事实进行了分析。现在要问，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这种异化又怎么以人类发展的本质为根据？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异化劳动同人类发展的关系问题，也就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许多东西。……问题的这种新的提法本身就已经包含问题的解决。”(11) 当同时代的浪漫主义者把私有财产作为“异化劳动”根源的时候，马克思却深刻地指出：“与其说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不如说它是外化劳动的结果。”(12) 私有财产不过是“外化劳动的物质的、概括的表现”(13)；当同时代的人们对“异化劳动”进行着单纯的伦理批判和道德控诉的时候，马克思却借助哲学批判的积极成果发现了作为人类发展本质和根据的“自由自觉的劳动”。如此一来，“私有财产”的根源就变成了“异化劳动”的根源，而“异化劳动”的根源就变成了“异化劳动同人类发展的关系问题”，即变成了作为“人类发展的本质”、人类历史根据的“感性活动”与“异化劳动”的关系问题。尽管《手稿》时期的马克思还不能解决这一“关系问题”，但他认为“问题的这种新的提法本身就已经包含问题的解决”，即已经包含着解决这一“关系问题”方向——把在哲学批判中已经初步呈现的、作为“人类发展的本质”和人类历史根据的“感性活动”，巩固地确立为全新哲学的存在论根基，并由此展开为一部人类的历史；“异化劳动”将是这部人类历史的一个必然环节，并在“感性活动”的历史铺陈中展示出自己的本质来历。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原来已经呈现但马克思还不自觉的与费尔巴哈哲学的界限开始凸显出来，并通过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以“感性活动”为基石开启了全新的哲学境域；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感性活动”则凝结为作为人类历史根据与前提的“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据此，历史之为历史的存在论根据就在于：个人把自己与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不在于他们是纯粹的“意识主体”，也不是作为单纯生物个体的生命存在，而是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历史不是一个生物物种的历史，而是“现实个人”的历史；作为“现实个人”的历史，历史不是思想史，而首先是生产史。因此，历史运动的本质乃是“感性活动”对于社会的生产，即人们不仅在劳动中生产出物质生活资料，而且生产出人与人之间的物质联系方式，也就是交往方式。
正是在本真地呈现人类历史的现实根基并本质地呈现一切社会关系感性起源的基础上，马克思解答了困扰已久的“异化劳动”之本质来历的历史难题——“分工包含着所有这些矛盾”(14)。在马克思看来，“自发分工”是感性劳动即“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发展的必然环节；而“自发分工”直接意味着，“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发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15)。因此，“异化劳动”的本质来历乃是“自发分工”以及由于“自发分工”所导致的“感性活动”的分裂。由于这一重要的理论发现，作为“外化劳动的物质的、概括的表现”的“私有制”的本质来历也历史地呈现出来：与“自发分工”所导致的感性活动的分裂、异化劳动的生成相适应的，必然是人与人、人与物之间异化的分裂的交往方式，即所有制关系，并由此诞生出一部分人使用和支配另一部分人的劳动的权力，诞生出积累起来的劳动对现实的活劳动的统治权，即作为社会权力的私有制。
对此，马克思明确指出：“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因而也产生了所有制，它的萌芽和原始形态在家庭中已经出现”(16)。在马克思看来，决不能把私有财产的权利“归结为纯粹意志的法律幻想”，“仿佛私有制本身仅仅是以个人意志即以对物的任意支配为基础的”(17)，私有财产的社会权力发源于因为分工所导致的“感性活动”的异化，一切政治权力、法的权力不过是对私有财产的社会权力的理性表达(“意识形态”)。但是，在以往的理性科学中，这种理性的表达却充当了社会权力的起源与根据。以“感性活动”，即“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作为人类历史前提的马克思历史科学的独创，就是要洞悉社会权力之理性起源的神话本质和理性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幻性，本质地阐明“异化劳动”、“私有制”、“社会权力”的感性起源。
3.“感性活动”原则是马克思分析“资本关系”本质来历的理论前提
马克思历史科学的创建，为经济批判工作的继续推进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平台。这一工作的继续推进表现为如下理论追问：随着分工的进一步扩大，私有制的权力表现为“资本”的权力。“资本关系”是如何生发出来的？这是一个对资本主义本质来历的历史性追问。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资本关系起源于劳动力转变为可用货币购得的商品，而由于这一历史运动必然导致货币的资本化，在这里出现了马克思对资本关系的历史必然性的指认。马克思概要性地指出，“资本关系”的本质乃是抽象劳动对具体的感性活劳动的统治，人类感性力量和感性财富的发展以劳动抽象化的方式来实现，在这里出现的是马克思此前对“感性活动”与“异化劳动”之历史关系的推进了的表达，是对资本的形而上学本质的确认。马克思认为，蒲鲁东主张通过资本的平等化，即通过把抽象劳动的权力平均分配到每个社会成员身上，以消灭资本关系，这种“社会主义”不过是幻想一个没有资本家阶级的资本社会，在这里出现的是马克思对超越资本关系出路的根本思考，即只有消灭抽象劳动的社会权力，只有劳动的抽象化及其积累不再作为一种脱离个人的一般社会力量继续存在，也就是消除“自发分工”，扬弃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关系，本真地呈现“感性活动”的历史根基，才能从根本上清除资本关系对人类的统治，达成“自由自觉的劳动”。
由于奠基于“感性活动”的历史科学的建构，“自由自觉的劳动”已经不再是浪漫主义的幻想；同样，由于马克思早在《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经指出了“异化劳动”、“私有财产关系”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异化劳动之作为扬弃异化劳动前提的历史必要性，即“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18)，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19)，这样，马克思对如何本质地超越资本关系思考也决非浪漫主义的空想。所有这些理论思考，最后都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为《资本论》的写作做准备的一系列经济学手稿中，凝结为对资本主义的本质来历和人类历史命运的科学论说。
三 哲学批判作为马克思经济批判境域的当代启迪
马克思哲学批判与经济批判的内在关联，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经济批判的当代性意义有重要的启迪。
首先，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全面展开对“资本关系”的“经济批判”的时候，在这里直接出现的是对由“资本逻辑”所直接生成的“资本关系”的批判，内在展开的却是对“资本逻辑”、“资本关系”深层根源的指认——由于“自发分工”所导致的“感性活动”的分裂，即抽象劳动对具体的感性活劳动的统治。如果说“资本关系”直接地生成于资本的逻辑，那么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理论”则揭示了“资本逻辑”本身的本质来历。正是“劳动二重性理论”衔接着马克思的“感性活动”理论，呈现着“资本逻辑”的形而上学特质，并使得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逻辑”直接派生出的“资本关系”的批判，构成马克思历史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深刻领会马克思对“资本关系”的深层批判指向——本质地展示现代资本文明的虚无特质。现代文明直接奠基于统治人们生活各个层面的“资本原则”，当马克思把“感性活动”确立为人类生活与人类历史根基的时候，资本的形而上学出身就已经初步显现出来了，即“感性活动”的分裂以及由于这一分裂所造成的人类感性活动的力量和感性财富的发展以劳动抽象化的方式来实现，以至于劳动的抽象化及其积累作为一种脱离个人的一般社会力量获得了似乎是独立的、但实质上乃是虚幻的生命力量，人类真正的感性生活却隐没不见了。
其次，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直接派生出的“资本关系”的批判，本质上乃是哲学批判的经济学表达。因此，马克思对“资本关系”的批判，就决非在纯粹经济学领域内和纯粹经济学意义上发起的对资本罪恶的道德谴责和对超越资本关系的浪漫主义幻想，而是“历史科学”、“经济哲学”或“历史哲学”的科学构建，是对人类历史的科学叙事，是对人类前途和命运的科学思考；并且，只要“自发分工”还是人类分工的基本形式，只要抽象劳动还是感性劳动的本质表达，只要资本关系还是统治人类生活的基本原则，马克思对“资本关系”的批判就依然具有不可背离的当代性意义。
再次，马克思“经济批判”的哲学境域也告诉我们：如果抛弃马克思对“资本原则”形而上学本质的阐明，仅仅通过经济学的语境透视马克思的哲学批判与经济批判的关联，仅局限于经济学的视域对“资本关系”的现代性性状进行纯粹经济学的描述，那么我们就没有在马克思已经对“异化劳动”、“资本关系”所做的直观但却淋漓尽致的描述之外提供更多的东西；由于“资本原则”的形而上学本质，我们所面对的“资本关系”的当代性病症决非是一个可以用经济学理性所设计的种种方案加以克服的偶然错误，这些理性主义救治方案才真正是浪漫主义的空想。
注释：
①②③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343页；第283页；第264页；第54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第8页。
⑥⑦⑧⑨⑩(11)(12)(13)(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163页；第128页；第163页；第162页；第97页；第102页；第100页；第102页；第117页。
(14)(15)(16)(17)(19)《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1961，第26页；第27页；第26页；第62、61页；第29～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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