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不懂爱情
◎文/北京·从维熙
说起来真像是一场梦，说得确切一点，那是我的一场童真年代的“糊涂梦”。
11月16日上午，肇庆市西江沉船人命搜救及防污染扩散应急演习在肇庆市金沙咀广场对开西江水域举办。此次演习主要模拟一艘浓硫酸罐装船与乘载30名乘客渡船发生碰撞，造成9名乘客落水、船舶燃油和浓硫酸均存在泄漏的风险，随后涉事船舶“粤肇庆渡026”“粤肇庆槽333”船员通过12395水上搜救电话向肇庆海上搜救分中心报告险情求救。
我于1946年从农村到北平求学，插班于西四北小学六年级。一天，我们正排队准备进课堂时，站在我后排的同学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我不知何意，便回过头去好奇地寻找笑源。就在这时，一位名叫刘惠云的女同学，朝同学们大声喊道：“笑！有什么好笑的，人家是从农村来北平求学的，你们就……”我立刻不安起来，因为全班只有我一个人来自乡下，难道同学们是在笑我？果不其然，当我把目光投向同学们时，后排的男同学都在对我嬉皮笑脸。女同学虽然大都把视线转向别处，但也有忍不住掩面而笑的。我正不知所措时，刘惠云的声音又响了起来：“从维熙同学，他们笑你裤子后边破了一个小洞，你放学回家后缝一下就行了……”我脸红了，顺手一摸，立刻抬不起头来了——因为在农村我们习惯于不穿内裤，显然是露出了臀部，才引起同学们的嬉笑。我从小自尊心很强，因而当时晕头涨脑，不知如何摆脱困境。最后，还是教我们国文课的关老师把我叫进办公室。我说我要请假回姥姥家，让姥姥缝补我的裤子。关老师剪了块胶布，贴在我裤子的破洞之处，然后拉着我的手，一起走进教室，让我跟她去上语文课。讲课之前，她批评了嘲笑我的同学，表扬了刘惠云的果敢。大概是为了树立我的自尊，关老师说我虽然来自农村，但作文是班里的标杆云云。从这天起，我知道了穿内裤的必要；从这天起，我牢牢记住了一个名字——刘惠云。男同学在私下耳语时，都不称呼她的名字，而称呼她的绰号“刘白美”。
小学毕业，我到了东城内务部街的二中去读初中。在同班同学中遇到同乡学子谭霈生，我曾向他倾吐过这段丢人现眼的少年经历，以平息内心之痛。当时，我没有想到男女之间的任何事情，只是当作我的一次耻辱，直到我再次碰到她，才感到她对我的一片真情。有一次，学校去颐和园春游，胸前戴着女三中校徽的一队女生从我们身边经过。我刚迈过颐和园大门高高的门槛，就听见一声呼喊：“喂！前面走的是从维熙同学吗？”我听声音有些耳熟，回过头来一看，脸立刻红涨起来——呼喊我的竟然是曾为我打抱不平的刘惠云。
我走出队列，心跳如同擂鼓地说：“是你，你考上女三中了？”
在我和她握手的刹那间，我朝队伍望去，看见同班同学都在回头看着我们俩，我顿时不知所措了。无奈之际，我失礼地说：“同学们都在等我，我得去追赶队伍了，再见……”说完，我转身就跑。她在我身后说：“我知道你在二中上学了，我会给你写信的，你要注意查收信件……”一幕颐和园巧遇的戏剧，虽然匆匆收场，但接下来上演的“糊涂梦”，更使我内疚至今。
目前有很多高校仍然使用着以前的不同级别的原则，在一所学校内有着多个不同的行政级别，而且还有着很多部门，划分得过于细致，同时学校内的超市、学生公寓和医院等机构都被纳入行政机构中，使得机构职能重叠严重，权责划分不明，而且人员常年都处于只增不减的状态，使得机构的管理难以达到预期效果，而且在决策力和执行力时，由于机构和人员过多而严重分散，导致办事效率差。一般很简单的小事都会牵扯到很多机构部门，而各部门间又权责不明，合作不够协调，导致出现极大的物力和人力资源的浪费。
脑卒中又被称为脑血管意外或脑中风,是临床中死亡较高的疾病之一,对人们的生命安全造成严重的影响。患有该病的患者易发生半身不遂、语言障碍、口眼歪斜等后遗症,对该病后遗症的治疗,也是治疗脑卒中疾病的必要过程。处理好脑卒中后遗症,能够减轻患者的痛苦和家庭的经济负担,具有重要意义。中医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历史中遗留下来的瑰宝,中医药利用现代科技在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也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春游归来不久，我当真接到她的一封来信，信封上标注的地点是西四北大红罗厂她家的地址，信中除回忆同学友情之外，还约我有时间和她一块儿去看一场电影。她说不用我回她的信，请用电话回答她的邀请，她在信尾留下了她家的电话号码。我虽然属于不开窍型少年，但毕竟在北平耳濡目染了几年，仅从她家中装有电话，就可以断定她是官宦家庭的娇女——因为在1947年，电话还是个稀有物，同学们家中装有电话的几乎没有。当时我就读的二中，只是传达室装有一部供学生使用的电话。
她两步追了上来：“你上男二中了？”
她说：“当年我之所以为你鸣不平，是因为我感到你比城市的学生真诚。”
2)压裂改造效果取决于压裂工艺与地质条件的配伍性，射孔方式、射孔位置、压裂规模、压裂液、压裂施工排量及压力控制、净压力与隔层应力差等影响压裂波及邻井的主要工程因素。
虽然此时天气还很凉，但我的额头还是滴下汗珠，正当我用袖口擦汗的瞬间，她伸出手来低声说：“让我们握个手吧，我们还没握过手呢！”
两校同学对我们侧视而笑地走了过去，我和她便落在人流的后边。不知为什么，我不敢直视她，因为当天她脸颊嫩白，脖子上围着一条玫瑰红的围巾，与穿着一身黑色学生装的我，仿佛来自两个不同的世界。我向她表达了迟到的谢意：“在小学时，感谢你为我这个‘小土包子’说话！”
我记得给她回电话时，拨号的手一直在哆嗦。她在电话中显得异常兴奋，约我星期日在西单商场旁边的蟾宫电影院见面，那儿正在上演美国电影《出水芙蓉》。我立刻一头雾水，因为从我来到北平之后，还没有进过电影院。怎么办？不答应，对不起她的真情；答应下来，又觉得胆怯。因为在童真年代，异性对我来说是充满了神秘感的不可知物。最后，我还是鼓足勇气说了声“好”。但应约之后，我便后悔了。我虽然身在名校二中，但是除了作文达标，代数曾得过零分，是班里理工科的低能儿，这不是“黄土”混充“朱砂”吗？
无奈之际，我只好又去求救于同乡学友谭霈生。他说他在颐和园看见过她的身影，人长得漂亮不说，还曾对我有过恩惠，我没有理由逃避。我请求他陪我一起前往蟾宫电影院，我再给他买一张电影票，为我壮胆。霈生说：“这不是给人家下不来台吗？人家看中的是你，我去只会扫人家的兴，而成为你们俩中间的‘绝缘体’。我不能去！”我缠着他死活不放，最后，他出于乡友之情和少年时代的好奇，极为被动地答应在星期天与我一起奔往蟾宫电影院。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俩出现在她面前的情景。她蛾眉高挑，生气地说：“票是事先买好的，现在没有票了，你们俩进去看电影吧，我家里还有事！”说罢，她便转身走了。我的一场“糊涂梦”到此收场。
后来听说在北平解放前夕，她随父母去了台湾。岁月如白驹过隙，一晃六十多年过去了，我和谭霈生今天都已浪里白头（他曾任中央戏剧学院教授，已退休）。当我们俩通电话时，我还不忘提及此事。我说：“你没忘记我的那场‘糊涂梦’吧？”他答：“怎么能忘记呢，不怨天，也不怨地，怨我们在童真年代不懂爱情，我去了，真的充当了‘绝缘体’，欠下了人家的一片情！”
也算是命运的巧合吧，生活给了我一个补过的机会。1988年年初，台湾诗人痖弦把一封向我约稿的信函寄到了中国作协，当时他主编台湾《联合报》副刊，说要在春节期间刊出大陆作家的专版，希望我能尽快给他写一篇文章。我苦思冥想了许久，突然忆起少年时不懂爱情的往事，便写了篇名为《寄梦》的文章给《联合报》。其文意是向我少年时代的刘惠云同学问好，祝福她事业有成，并有个美满幸福的人生。到了1998年，中国作家一行出访宝岛台湾时，我还不忘询问痖弦此事，他说《寄梦》的文章发表后，没有收到相关的信息，很可能她已离开台湾，到不知哪个国家去了。我说：“不论她飘到哪儿，都像她的名字一样，是一片关爱弱者的祥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