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东欧剧变的原因、教训与价值评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欧论文,苏联论文,剧变论文,教训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苏联社会主义的建立是人类努力的英雄史诗传奇。”[1]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岁月里，东欧各国与苏联连成一片，形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但是，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各国相继发生了震撼人心的剧变。十余年来，人们对苏联东欧剧变的原因、教训及价值评判的探讨一直在进行之中。
一
苏联东欧剧变伊始就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迄今，国内外发表了大量论著，对于苏联东欧剧变进行分析、研究、探讨。当然，不同的人们从不同的阶级立场、不同的审视角度、不同的利害关系出发，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可谓众说纷纭，见仁见智。(注：主要观点参见刘昀献：《10年来中外学者关于苏联演变原因的述评》，载《河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文章指出，10年来中外学者有关苏联演变的根本原因的观点，有代表性的主要有12种：“乌托邦说”、“原罪说”、“葬送说”、“和平演变说”、“民族矛盾说”、“上层自决说”、“经济没有搞好说”、“斯大林模式说”、“错误路线说”、“意识形态说”、“抛弃说”、“历史合力说”。另外，郭欣根：《苏联解体原因的十种观点述评》，载《高校社科信息》2002年第4期。文章指出，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不解之谜，并对学术界关于苏联解体原因的十种观点进行了评析。这十种观点是：“外因论”、“苏共中央罪责论”、“斯大林体制错误论”、“特色文化缺失论”、“民族政策失误论”、“生产力发展滞后论”、“政治腐败决定论”、“多因素综合论”、“政治、经济、民族问题三因素决定论”、“悖反科技革命论”。)
我国学者对苏联东欧剧变原因和教训的研究，是随着苏东演变征兆的出现、苏东演变的进行和苏东剧变的完成而逐渐展开并不断深入的。
第一阶段：我国领导人对苏东演变的思考和预见。早在1982年，邓小平就曾指出，看来世界社会主义，目前处于一个低潮时期，什么时候走出低谷很难说，这就要看我们中国了，苏联看来不行了[2]。1989年9月，他又指出：“西方世界……希望苏联、东欧都乱。美国，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美国现在有一种提法：打一场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资本主义是想最终战胜社会主义，过去拿武器，用原子弹、氢弹，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现在搞和平演变。”[3](P325—326)“东欧、苏联乱，我看也不可避免，至于乱到什么程度，现在不好预料，还要很冷静地观察。”“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的旗帜倒不倒，苏联肯定要乱。”1989年11月，他进一步指出：“东欧的事情对我们说来并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3](P340)
第二阶段：1990年下半年，学者们主要是跟踪苏东演变的过程，以介绍、分析苏东党和国家正在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为主，此间发表的论著初步涉及到对其原因和教训的研究。
第三阶段：当苏东剧变的尘埃落定，人们在震惊之余，开始对苏东剧变的原因、教训进行多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探讨，越来越多的文章见诸报刊，各种著作相继出版。
第四阶段：在世纪之交，人们不再局限于就事论事，而是联系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新理解、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新认识、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一些结论的重新思考，以更加宏观、广阔、长远的眼光来审视苏东剧变的原因和教训，探究其对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命运前途的启示和影响。这一阶段发表、出版的论著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新的进展，整体研究水平有了新的提高[4]。
恩格斯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5]。在苏东剧变十余年后的今天，站在21世纪之初所能达到的高度，我们认为，必须用历史发展的“合力论”作为研究苏东剧变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方法，同时，苏东剧变的深层根源还“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6]，还应该放到时代的大背景之下和历史发展的长过程之中来研究。
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进行分析，苏东剧变的原因主要有：
(一)经济建设没有搞好。这并不是说其经济绝对没有搞好、始终没有搞好。苏东国家曾在经济建设上取得过令人瞩目的成绩，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苏东国家的经济出现停滞，与西方发达国家间的差距逐步拉大。经济问题引发了日益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人们对共产党、社会主义逐渐失去了信心。
(二)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没有搞好。这不仅成为反对派和西方资产阶级多年来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口实，而且导致在共产党被赶下台的关键时刻，大多数群众没有起来保护共产党，而是采取了冷眼旁观甚至跟着反对派走的态度。
(三)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没有搞好。这主要表现在，苏东各国共产党不善于正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没有建立起保持高度团结统一的中央集体领导核心，党风严重不正、官僚主义盛行、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滋长，等等，从而使党组织逐渐失去了先进性，并进而导致了共产党政权的自我毁灭。
(四)民族问题没有处理好。民族问题是苏东剧变的纽结。苏联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种复杂的民族矛盾由来已久。在苏联演变的过程中，长期以来潜在的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化，大俄罗斯主义与地方民族分离主义相互作用，大大加速了苏联走向解体的进程。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其他多民族国家，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类似情况。
(五)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没有解决好。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极端：一是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固守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一系列僵化甚至是扭曲的认识，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二是在改革中实行所谓的“新思维”，用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作为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造成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引发了国内全面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使局势日益恶化以致不可收拾。
(六)推行霸权主义对外战略所带来的恶果。苏联长期推行大国主义、大党主义、霸权主义的对外战略。其结果，一是向东欧各国强制推行苏联模式，严重脱离东欧各国国情，人民心生不满，从而导致东欧各国执政党的社会基础脆弱；二是为了争夺世界霸权，扩军备战，消耗了大量的国力，加深了国内的经济危机；三是为了争夺势力范围，到处插手地区冲突，甚至公然干涉别国的内政，派兵入侵别国的领土，严重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
(七)对社会主义改革的领导、决策出现失误，乃至偏离正确方向。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初衷是要通过改革来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但是，在改革过程中，尤其是改革遇到挫折时，他们并不是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兴利除弊，而是使改革步入了歧途，即从纠正阶级斗争扩大化走向否定阶级和阶级斗争、从改革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走向推行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从实行党政分开走向取消党的领导、从改革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走向实行以私有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从力图摆脱传统的苏联模式的控制走向完全投向西方的怀抱、从批判历史上的错误走向完全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八)西方的“和平演变”是苏东剧变的外因。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一直面临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包围、策反颠覆、武装干涉甚至发动侵略战争。但是，这些手段都没有能够消灭苏东社会主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依恃其经济和科技优势，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遇到困难之际，转而使用和平演变战略，从外部有力地推动了苏联东欧剧变的进程。对于东欧各国来说，演变的外因还有苏联的影响。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后，要求并积极促进东欧各国进行符合其“新思维”的“改革”，甚至直接插手东欧的内部事务，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的事变都有苏联的背景。苏联的所作所为，对东欧的剧变起到了西方所起不到的作用。
必须指出的是，十余年来，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于苏东剧变的原因提出了各种看法，侧重点各不相同，但实际上并不互相排斥。我们既要坚持多重性原因的“合力论”，又要坚持“重点论”。但是诸多研究中，到底哪种因素是更带有根本性的、决定性的因素?或者说导致苏东剧变的最主要原因究竟是什么?使诸多因素形成“合力”的“粘合剂”又是什么?至今众说纷纭。对此，曾参与策划瓦解别国秘密战略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彼得·施魏策尔在《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一书中也指出：“苏联从世界地图上被抹掉”，“导致苏联解体的最主要因素到底是哪些呢?是国家意识形态的破产吗?是由于共产主义违反人性而命中注定要失败吗?是苏联经济的钙化与生锈最终使其不堪重负而发生内部爆炸，如同一个不结实的屋顶因不堪积雪的重压而轰然倒塌一样吗?历史学家们可能对这一问题争论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7]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档案的陆续披露，对苏东剧变的研究肯定会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实。只有找出最为重要的原因，我们才能总结出真正应该吸取的教训，才能真正避免重蹈前车之覆辙。
二
恩格斯曾告诫社会主义者，必须从亲身经验中学习，从本身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列宁同样教导共产党人，对于迫切的问题不要逃避，不要掩盖，要直截了当地提出来，从本身的痛苦经验中、从失败的经验中学习。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也指出：“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挫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3](P383)与苏东剧变的原因相对应，苏东剧变的教训也涉及到从国际到国内、从理论到实践、从经济到政治、从宏观到微观、从基本原则到具体政策等各个领域、各个层次。
总结历史的教训会转化为现实的理论财富。苏东剧变之后，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人要从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严重曲折的教训中引以为鉴，并多次论述了苏联共产党执政长达74年后垮台的教训。他说，根本的一条，就是不能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能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能始终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锦涛同志也明确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包括苏东在内的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执政几十年的老党、大党，先后失去了政权，有的甚至走向衰亡，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分析这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教训，有几点启示是重要的：第一，执政党要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必须坚持改革创新，随着时代的步伐不断前进。要目光远大、开拓进取，绝不能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只有顺应历史潮流，坚持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进行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党才能始终保持生机和活力，增强吸引力和凝聚力，才能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保持主导地位。第二，执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行动纲领必须顺应民心，反映广大人民的愿望和要求，要执政兴国、执政为民。任何执政党的根基都在于人民群众的支持。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性因素。只有始终致力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促进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努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执政党才能为群众所拥护，国家才能长治久安。第三，执政党必须注重自身建设，善于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认识自己、加强自己、提高自己，经受住长期执政和社会变革的考验。一个政党或团体，在它夺取政权的时候，因为万众一心，不怕任何艰难困苦，于是“其兴也浡焉”；一旦政权在握，便高踞于民众之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所面临的就不仅仅是拒腐防变的问题，还有提高领导水平、执政水平，提高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等重大课题，这些问题回答、解决不好，就会是“其亡也忽焉”。一个党要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长久地发挥核心领导作用，必须加强自身建设，特别是要加强党的团结和统一，从实际出发改进领导方式、组织方式、活动方式和工作方式，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第四，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还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基础，坚持民主集中制，建设一个团结、坚强、稳定的领导集体，建设一个组织严密、纪律严明并具有强大号召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组织体系，建设一支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高素质的干部队伍[8]。
纵观苏联东欧执政的共产党的兴衰成败，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教训主要有：
1.在指导思想上，执政的共产党要善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时代、国情、具体实践结合的过程中，以创新的精神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和时代化。
2.在组织和制度建设上，执政的共产党必须根据形势的变化和要求，不断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健全党内民主和监督机制。
3.在作风建设上，执政的共产党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勤政为民的原则，坚决反对腐败现象和既得利益集团出现。
4.在领导方式上，执政的共产党必须适应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研究执政的基本规律，不断改进和完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
5.在适应生产力要求上，执政的共产党必须尊重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规律，始终把握先进生产力发展趋势和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强国富民为己任。
6.执政的共产党必须高度重视并慎重稳妥地处理民族、宗教等问题。
7.执政的共产党必须掌握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任何削弱、放弃党对军队、警察等强力部门的绝对领导的行为等于自毁政权柱石、自毁长城。
8.执政的共产党不仅不能忽视而且必须警惕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
9.执政的共产党要处理好农民问题和知识分子问题。
10.执政的共产党必须有一套切实可行并得到人民拥护的外交政策。(注：参见中直机关工委研究室：《正确认识世界上一些执政的共产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红旗文稿》2003年第2期、第3期；季正矩：《苏联共产党兴衰成败的十个经验教训》，《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年第1期。)
三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是20世纪发生的一件影响异常巨大的事件。苏东剧变十余年后的今天，我们从世界历史、世界政治格局、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原苏东地区的社会发展等不同层面进一步探讨苏东剧变的性质和影响，形成了如下基本的价值评判。
(一)苏联东欧剧变并不是社会历史的正常发展，而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世界上出现的独特的历史现象。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由低级到高级、螺旋式上升的。苏东剧变则是一场引起社会制度性质改变的剧变，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一次大的逆转。对此，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3](P382—383)但是，“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3](P383)他多次引用世界史中的一些实际例子来论证这个论断，他说：“有长期封建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法、德、日、意的发展，也都有过重大的曲折和反复(英、法出现过反革命复辟，德、日、意出现过法西斯统治)。”[9]邓小平这一论断的方法论意义在于：苏东剧变典型地体现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道路的曲折性，这一“代替”是有条件的，即“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
(二)苏联东欧剧变打破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平衡，世界格局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和未知因素增加了。苏东剧变后，原来以亲美或亲苏为标志的“简明化”的国际关系格局变得复杂起来。在冷战掩盖下的种种问题日益凸显，诸如西西矛盾加剧、南北差距拉大、地区热点发生转移并增多、民族冲突和宗教冲突升级等等。最值得关注的则是“多极化”与“单极化”的较量。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谋求建立独家支配和主宰的“单极世界”，成为美国日益显露的战略追求。然而，经过2001年“9·11”恐怖袭击和阿富汗战争、2002年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伊拉克战争，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指出，美国“先发制人”的新战略最大的失误在于过分迷信和依赖于武力，而世界力量格局已成“三维”棋盘：第一层是军事力量，美国“一超”；第二层是经济力量，美国、欧洲、日本、中国，已成多极；第三层为跨国力量，形态更加复杂。美国目前几乎只关注棋盘顶部的军事力量，忘记了自己只是“三维”棋盘中的“一维”棋手：“当你在三维空间中做游戏，如果只关注国家之间军事力量的对比，而不注意其他两个层面以及三个层面之间的纵向联系，你肯定会成为输家。”[10]
(三)苏联东欧剧变使传统的社会主义成果丧失殆尽，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遭到前所未有的严重挫折。但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低潮并不就是死潮，它的困境并不就是绝境。苏东剧变在给社会主义带来新的挑战的同时，也提供了新的机遇。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剧变，使苏联东欧一整块社会主义阵地丧失殆尽。但是，世界上的敌对势力消化苏东剧变带来的一系列困难和矛盾，也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为存留下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越南、古巴、朝鲜、老挝等，通过吸取苏东剧变的教训，各自总结本国社会主义历程中的得失成败，与时俱进，致力于改革和革新，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世界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产党人，根据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也在坚持不懈地推进社会主义运动的进程。原苏联东欧地区的共产党人在遭受挫折之后，也在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发展道路。西方社会民主党人起初对苏联东欧剧变持幸灾乐祸的态度，但是，它很快也开始进行反思。
(四)苏东剧变给这一地区带来社会的动荡与分化、国家的分裂与重组。苏东地区原有的9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苏东剧变后变成了27个至少在价值取向上已不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在经济上，它们逐步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在转轨的过程中，所有国家的经济都出现了严重衰退，先后走过了混乱——滑坡——谷底——回升的历程。在政治上，它们逐步向多党制的、以三权分立原则为基础的西方式议会民主政治体制过渡。大多数国家的政治转型在其初期是以疾风暴雨的形式展开的。多党制、三权分立、议会民主、民族分离等一时间主导社会思潮，社会政治领域的冲突异常激烈。目前，这些国家向资本主义民主制的转变已基本完成，政治多元化原则、三权分立原则已通过宪法和法律得到贯彻。但是，按照宪法规定实施真正的民主体制还将有一个过程。同时，由剧变所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如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加剧；贪污腐败比比皆是；人们的政治热情趋于冷淡，政府的政治威信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等也日益令人担忧。
总之，十余年过去了，原苏东地区最为剧烈动荡的阶段已经结束，大多数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框架已初具规模，但转型过程还没有最后终结，影响这一地区经济、政治走向的不确定因素仍然很多。对于这一地区的各个国家来说，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将是极为关键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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