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印关系的负面因素分析
李兴明 刘万义 张婧宇
(陆军工程大学石家庄校区 河北石家庄 050003)
【摘要】 随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执政和以莫迪为总理的印度新一届政府执政之旅开启，两国关系发展站在了新的起点，大家充满了期待。中印两国亦做出了积极努力，以双方高层的频繁良性互动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征程。然而，自2015年下半年起印度一度提出一系列让中国难以接受的诉求，加上其在外交方面的屡屡受挫，中印关系开始呈下滑趋势。2017年的中印洞朗对峙更是使双边关系走到了自1962年以来的极低点。但是，冲突过后，印度方面紧接着是极力缓和中印关系，自2018年2月底以来，印度政府主动调整对华政治立场，积极响应中方关切。是什么因素使印度对华态度如此变幻莫测，其究竟存在哪些深层次原因？本文力图通过解析印度对中国态度的辗转反侧来分析影响中印关系长期稳定发展的各方因素，为更好地把握中印未来关系发展趋势提供参考。
【关键词】 中印关系；边境；发展；稳定；合作
就印度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后与新中国的关系来说，在七十余年的发展交往中可谓是跌宕起伏，既有政治分歧又有边境问题争端，发生在边境线上的武装摩擦不断，双边关系既稳定又脆弱。作为亚洲大陆上接壤的两个超级发展中大国，随着两国经济发展渐进佳境，建立中印命运共同体关系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究的问题，它不仅关涉到中印两国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民福祉提高，还联接着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然而，由于印度在发展两国关系问题上始终放不下历史包袱，对中国发展与南亚其他国家关系问题上总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在中印合作问题上既把中国作为建立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合作伙伴，又作为处处防范的竞争对手[1]，这些往往让印度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做法矛盾重重，使中印关系复杂、敏感且脆弱。
一、英国殖民者留下的边界问题
中国和印度是亚洲最大的两个文明古国，自古以来以喜马拉雅山脉为天然屏障，两国从未发生过边界争端问题。但是自近代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英国殖民者的扩张思想，为中印两国的边境问题埋下了伏笔。印度沦为殖民地后，英国殖民者继续在南亚地区扩张，19世纪就发起过对尼泊尔和阿富汗的侵略战争，对中国这片沃土自然也是虎视眈眈。此时沙皇俄国在中国西北地区的蚕食使英国感到不安，也企图对新疆一带进行蚕食，却没有付诸行动。当俄国占领伊犁后，英国人对其觊觎已久的阿克赛钦地区采取了行动。由于阿克赛钦地区一直在中国控制下，英国人便先在地图上划了一条自己满意的图线，并且标注了未定国界的标记，这条线就是所谓的“约翰逊线”。1897年1月，英国情报官员阿尔达向英国政府提交了关于修改中印边界的备忘录，将中印西段边界划至中国境内的昆仑山一线，中印间阿克赛钦地区的归属争议由此产生。1904年9月，侵略西藏的英军代表荣赫鹏与中国西藏地方代表签订了《拉萨条约》（即《英藏条约》），企图以此排挤中国政府对西藏地区的主权，为其染指西藏提供条件。清末民初之际，为能在列强瓜分中国的激烈态势中占得先机，1913年10月6日，由英国一手操办的中、英关于西藏的会议在印度西姆拉召开。1914年4月，英国代表与西藏地方代表背着中国政府代表在德里，以秘密换文的形式签订以喜马拉雅山脊分水岭连接线作为边界线的决议，即《西姆拉条约》。中方历届政府均不予承认。这是因为，西藏作为中国固有领土，地方政府无权单独与英方签署任何协议；其次，英方划定的边界线与中印传统的习惯线南北相差近100公里，中国的藏南地区也一并被划入印度版图，严重侵犯了中国领土主权。西姆拉会议是英当局试图以会议形式为其分裂西藏地区、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加以合法化的粉饰。《西姆拉条约》标志着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的问世，中印东段边界问题自此出现。[2][3]
二、民族情绪不容忽视
印度政府是民选政府，所以印度领导层的决策一定程度上反应的是印度民众的意愿，一方面领导层借煽动民族情绪来提高自己的支持率，另一方面也会顺应民意来维持自己的领导地位。因而印度人民对中国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印关系的和谐发展。55年前的边境冲突，使印度人的自尊心遭到极大挫伤，从此中国人就成为了印度的死敌，无论中国做什么，印度人都会认为是在针对他们。由于宗教信仰以及地区问题，印巴两国人民互相仇视心理严重，而巴基斯坦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伊斯兰国家，中国长期向其出售武器，贷款，帮其搞基建，发展经济。敌人的朋友就是敌人，中国和巴基斯坦的这层关系更是引发印度人民对中国的极度不满。印度与中国同为两大东方文明古国，刻在骨子里的大国情怀使他们难免会产生攀比心理，加上中国当前经济国力的迅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攀比心理引发嫉妒情绪，从而在各方面诋毁中国，通过各种手段伎俩来寻求心理上的平衡。对于《战狼2》《红海行动》等中国电影的恶意影评，抵制中国产品等以及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丑化拒绝无不是嫉妒心理在作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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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发展威胁论
印度的决策层认为，中国的强大和崛起可能影响印度的国家利益，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严重威胁了印度的战略安全。印度的核试验就是以中国威胁为借口进行的[4]。尽管其总理和外长都曾在公开场合声明“中国不是印度的威胁”，希望“寻求同中国建立友好、合作、睦邻和互惠的外交关系”，但其内心深处把中国视为“最大潜在威胁”的阴影一直挥之不去。这种看法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也使印度国内改善对华关系的努力大为减弱，对进一步改善和发展双边关系带来消极影响[5]。从印度国防发展建设也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印度一直视中国为最大的潜在敌人。印度陆军建设的一个主要方向是以中国军队为假想敌的中印边境地区军备建设。随着西方国家恶意炮制和渲染“中国威胁论”，印度对中国的和谐发展保持强烈的警惕和防范心理。一方面，印度陆军不断在中印边境地区增加兵力，构筑工事，修筑桥梁道路，强化山地作战和补给能力。印度陆军的12个山地步兵师就有9个布置在中印边境，其用意和心理可见一斑。另一方面，印军将装备部队的先进武器优先配备列装在中印边境，包括大地Ⅱ战术弹道导弹、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以及M777A2和配套的激光惯性火炮定位定向系统等，以提高陆军的纵深打击能力。印度军方的种种行为无不在表明，在印度看来，中国始终是敌人。
四、西方国家的干预
中国经济国力的快速发展给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周边国家带来了巨大压力，西方发达国家一度吹捧资本主义是最完善的社会制度，可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所取得的成就已经让他们寝食难安，对于资本主义国家而言，一个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必将给他们的所谓完善的社会制度带来巨大冲击。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快速发展的中国是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敌人，他们都不愿意看到中国发展。而此时印度的崛起和发展给他们在制约中国快速发展的途径上带来了一枚绝佳棋子，因此，西方国家不断利用媒体等多种手段，不断污蔑、诋毁中国，对印度威逼利诱，刺激印度人民的民族情怀，让其充当制约中国发展的马前卒，中国周边国家也极力拉拢印度来共同抑制中国，甚至不惜破坏现有国际规则与体制来迎合印度[6]。而印度对此也乐此不疲，因为印度想要迅速发展，借助发达国家的财力、物力以及科学技术是一个很好的途径，以对中国的一些不友好行为作为砝码来向发达国家获取所需，见效显著。2017年的“洞朗对峙”就是发生在莫迪总理访美期间，目的就是为了在与特朗普会面时能够持有更大的交易砝码。
五、大国梦受挫迁怒
印度历史上，没有一个王朝曾实现完全统一整个印度，无论是孔雀王朝、笈多王朝还是莫卧尔王朝。而自17世纪英国殖民者统治印度后，100多年时间内，一个空前强大的殖民地帝国形成[7]，受殖民主义思想影响，印度逐渐形成了以国家、霸权等身份来看待自己的大国情节。在印度独立之前，尼赫鲁就曾许下要当“有声有色”的世界大国的宏愿[8]。独立以后，印度一直幻想有一天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第六常任理事国并希望中国明确支持其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此前美国和俄罗斯都曾公开表态支持（起码表面上是支持的）。但是在2018年1月初的联合国大会上，投票得出的结果令印度第一轮就被淘汰，连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都无法触及，这让印度非常气愤。出任常任理事国和拥有核武器是现今世界大国的标志，1998年印度核实验使印度的大国信心倍增，而2016年印度申请加入核供应国集团遭到中国反对（印度未参加《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更使得印度对中国怀恨在心。在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地区，印度自诩为天然盟主，一向把南亚看作是自己的“后院”，在这片印度“势力范围”内，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该地区事物[9][10]。2015年6月23日至24日，印度媒体接连报道中国在联合国阻挠印度制裁巴基斯坦的请求。印度认为，巴基斯坦释放了2008年策划孟买恐怖袭击案的嫌疑人拉赫维，要求联合国制裁委员会根据1267号决议制裁巴基斯坦。但这一提案遭到了中方的阻止，中国的理由是“印度提供的信启不足”[11]，这一事件使印度国内反华呼声高涨。同年9月尼泊尔通过新宪法后，印度却支持尼泊尔马德里人的政治诉求，采取“半禁运”的方式使得尼举国陷入油气荒，致使尼泊尔“弃印投华”，转而与中国签订协议输入油气，接受了来自中国援助的汽油。显然，此举让印度不满，毕竟“伤害”了印度的南亚霸主地位[12]。2017年8月3日，印度新德里电视台报道称，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再次以“技术性搁置”阻止印度将武装组织“穆罕默德军”定义为恐怖组织列入制裁名单的申请[13]（该组织与巴基斯坦中央政府关系紧密，而且只袭击印度军营，不伤害平民）。印度反华情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六、结语
世界正处于变化和转型过程中，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关系多元化背景下，新兴国家的崛起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相对衰落，正在催生一个以多极格局为基础、多种行为体共同参与塑造的一个新世界。未来的中印关系可能会成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这是越来越多人认可的一种观点。印中关系充满竞争与合作，但始终能够维持斗而不破的局面，这是两国政府处理双边关系日益成熟的表现。在过去，中印关系对两国的重要性都不大，在整个20世纪，中印间的贸易和人文交流水平，对两国来说重要性并不突出。但是现在，中印关系对两国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的重要性同时上升。没有中国的支持或认可，印度很难拿到进入世界权力中心的入场券；没有印度的支持或配合，中国推行相关合作倡议的成本会大幅上升。中国与尼泊尔、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的合作项目所发生的波折，背后都有印度那双隐形的手。甚至在中国与巴基斯坦之间的一些重大合作项目所面临的挑战中，人们也可以感知到印度的影响[14]。2017年的洞朗对峙将中印关系再次拉到了极低点，但是随后印度即转变对华政策，这其中除了受美国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影响外，对中印关系的重新审视也使印度再次走上了与中国和谐发展的道路上。在印度政府的积极引导之下，印度媒体在涉华报道上也从炒作“龙象之争”，转为倡导“龙象共舞”[15]。这为双边关系的转变和向好发展准备了舆论基础。同时，印度还加强约束政府官员参加达赖活动。在这样相对有利的舆论氛围下，印度加大了与中国之间的高层往来，并得到中方的积极响应，双方高层互动逐渐进入良性发展轨道。印度的积极举措展现了改善印中关系的巨大诚意。作为回应，中方也加大了对印外交工作的重视力度，除了显著加强双方高层次官员交流的力度外，还在一些国际事务，例如对非洲合作问题上，与印方开展协调等。总之，中印之间要想建立睦邻、合作和互惠的良好关系，实现“龙象共舞”，避免洞朗对峙类危机再现，双方唯有始终坚持“中印互为发展机遇”“中印互不构成威胁”这两大基本原则，始终坚决抛弃“零和博弈”思维定式，并努力尝试在两国利益交汇区共建“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共享秩序[16]，才能为两国，为亚洲甚至世界的持久和平与发展做出地区大国应有的贡献。
然而，在笔者看来，从我国现行法的相关规定和精神来看，对我国现行土地用途管制权概念的扩大解释似乎并无必要。换言之，将我国现行土地用途管制权的调整范围，严格限制在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层面上，而不包括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城镇建设用地等其他类型的土地用途之变更，应是廓清之一权力内涵的理性选择。具体理由如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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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莫迪棋失一着 尼泊尔“弃印投华”[EB/OL]．2015-11-6[2019-3-26]．http：//roll．sohu．com/20151106/n425516374．shtml．
[13]中国军队的克制不是没有底线！印遭中方力怼：真珍视和平就撤军 [EB/OL]．2017-8-4[2019-3-26]．http：//news．ifeng．com/a/20170804/51560733_0．shtml．
[14]中国若反对印度就拿不到世界权力中心的入场券 [EB/OL]．2018-3-30[2019-3-26]．http：//news．ifeng．com/a/20180330/57182436_0．shtml．
[15]朱文博：印度媒体一年来涉华报道的变化[J]．世界知识 ，2018(9)：32-33．
[16]胡键：新型国际关系对传统国际关系的历史性超越 [J]．欧洲研究 ，2018(2)：1-18，165．
作者简介： 李兴明（1988．04-），男，汉族，辽宁葫芦岛，陆军工程大学石家庄校区，主要从事军事装备保障和管理研究。
责任编辑/周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