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认论文,民主论文,地位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主社会主义还有一个名称叫社会主义民主主义。鉴于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主张暴力革命和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共产主义者和主张在资本主义体制内通过和平的渐进的改良道路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派别即改良主义者都使用过民主社会主义的名称，因此需要特别说明，本文所指的民主社会主义，特指从拉萨尔思想、费边主义、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伯尔尼国际、维也纳国际、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到社会党国际各党所主张的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
一、“一个主义”，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
1879年马克思恩格斯曾在《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中对改良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观点提出过尖锐的批评。一战前后，列宁也与改良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进行过激烈的斗争。一战以后，走暴力革命道路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和走议会道路的瑞典社会民主党、英国工党先后获得了执政或联合执政的机会，有了实践自己的政治主张的机会。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越来越多的走暴力革命的政党和走议会道路的政党先后上台执政或与其他政党联合执政。这为两大思想体系在实践中一决高下提供了可能。经过二战以后的曲折发展，两大思想体系的政党在单独执政或与其他政党联合执政中，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也都发生过失误。二战以后，民主社会主义的主要政治舞台西、北欧都先后建立了“福利国家”，社会政治相对稳定。这使国内外一些人对民主社会主义历史地位的评价日趋肯定，甚至有人认为民主社会主义具有普世价值，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盼望中国有朝一日也“换上社会民主主义的瑰丽颜色”。[1]《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刊登了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文中以罕有的语言肯定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贡献”：“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化解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共戴天的仇恨，化解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不共戴天的仇恨，使社会主义运动成为和平、理性的进化过程。社会民主党人成功创造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框架内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过去我们局限于暴力革命的狭隘经验，指责他们是‘修正主义’，现在看来应给这个修正主义恢复名誉。因为社会民主党人不是对资产阶级没有斗争，不是单方面让步，不仅‘修正’了社会主义，而且‘修正’了资本主义，”[2] 并指出民主社会主义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统”。[3]“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民主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民主社会主义。”[4] 谢文一经刊登，立即在我国理论界引起轩然大波。奚兆永、武兵、林伯叶等学者先后在网上撰文批评谢文的主要观点。2007年3月17日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和上海大江书社共同举办了“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问题”座谈会。与会人员也都对谢文的主要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和评价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笔者认为，在评价民主社会主义的时候，应该客观全面地看它的功过是非。客观全面地看，民主社会主义对战后欧洲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起到一定的进步作用，但不能把它的作用估计得太高。欧洲的经济、政治、文化基础不是一般发展中国家可以企及的，欧洲在发展机会上有“制高点”效应，不能把“制高点”效应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功效混为一谈。共产党国家的兴起从左翼帮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忙，使他们手中掌握了迫使国内右翼保守势力让步的“国际筹码”，并得以在执政时较少受到阻力地贯彻本党的政策主张。最后，共产党执政国家探索新道路过程中的失误从反面衬托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成就。另外，我们在看到战后民主社会主义所取得的“福利国家”建设的成就的同时，还应看到它的缺陷和在历史上的各种不良记录。
二、改良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成就
（一）推动西、北欧国家普遍建立起“福利国家”
改良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致力于推动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并利用斗争所取得的政治民主化成果，进一步推动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特别是西、北欧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在二战以后，在凯恩斯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的指导下，利用选举上台执政的有利时机，大力推动“福利国家”制度建设，改善了中下层民众的生活水平，缓和了社会矛盾，并进而为西、北欧发展创造了稳定的社会政治条件。在当今世界，民主社会主义之所以具有吸引力，主要的原因就在这里。
战后西、北欧国家何以能够建立起“福利国家”？仅仅是民主社会主义发挥了“神奇功效”？还是有更多的因素在起作用？这是涉及对民主社会主义历史地位评价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之一。建立“福利国家”制度首先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西方国家建立“福利国家”的物质基础从哪里来呢？从历史基础来看，这些国家在二战以前大都是世界上比较发达的国家。国家的经济、技术、教育、管理基础比较雄厚，尽管除瑞典等北欧国家而外，大多数国家遭受了二战的重创，但二战中遭到破坏的主要是有形的资产，而一些无形的资产，如人才、技术、管理经验则保留下来。这些国家具有强大的经济再生能力。而这些优势，不是通过暴力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东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短期内能够赶上的。从国际环境来看，二战以后，由于共产党国际影响力上升，一些国家的共产党通过暴力革命夺取了政权，美国这个新的世界强权为了遏制共产主义“瘟疫”的蔓延，选择了扶持欧洲的国际战略。拥有强大的经济技术军事优势的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对战后西欧的援助，对这一地区的经济复兴发挥了重要影响。美国对西欧和对共产党执政国家截然相反的态度，无疑大大加强了西欧的经济优势。如果说在西欧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有一场经济竞赛的话，这场竞赛因强大美国因素的介入注定是不公平的。而从民主社会主义政党自身来说，二战以后，它们采取了比较稳健的经济政策。尽管这些政党大多数推行了国有化运动，但并没有像社会主义国家那样急于对私有经济斩尽杀绝；尽管它们大都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但并没有否定市场对经济的基础调节作用。“尽一切可能实行竞争，按一切需要实行计划”的信条对既保持经济活力，又克服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从国际经济体系来看，西、北欧国家是资本主义的摇篮，最早建立了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取了发展的先机，取得了对其他前资本主义国家的优势，这些国家在经济科技上的“制高点效应”使它们可以在世界上获取大量的“超额利润”。此外，有人喜欢拿瑞典作标杆，度量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福利水平，言外之意，我们的社会主义比不上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其实，瑞典的发展，有我们所不具备的一些条件。如，瑞典的领导者凭借地理优势和巧妙的外交战略成功避免了卷入两次世界大战，因此，它的发展经历不同于西欧，更不同于中国，中国的落后和地缘政治因素决定了它必然成为世界强权的猎物，必然经历一个漫长的动荡岁月。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中国经历了100多年的内忧外患。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基本无法安心搞建设。当然，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这段时间我们在经济政策上确实有不少失误，束缚了经济发展活力，又加上搞了一段时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浪费了很大的人力物力。这一点我们有勇气承认。
所以，在分析西、北欧的“福利国家”时，一方面应该承认人家福利水平的“实然”状况比我们强，另一方面，应该全面分析造成这种差距的复杂历史、国家环境、现实决策等原因。这样做出的结论才算客观，才真正有说服力，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简单地把西、北欧老百姓的福利水平高归结为人家的民主社会主义好，我们的社会主义不好，甚至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思想上不成熟，政治上幼稚的表现。戈尔巴乔夫曾用这个“主义”救前苏联，结果给苏联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直到现在，绝大多数俄国人仍没有原谅他。
（二）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理论
改良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流派，有自己的理论家、信徒和政党。无论其他社会主义流派是否承认它、认同它，它都是客观存在的，并经历着自己理论与实践的创造。二战以后，民主社会主义因各种复杂的原因，逐步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赢得了较高的声誉，影响不断扩大。这就使所有关心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人，必须重新客观审视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通过系统分析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笔者认为，尽管改良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存在一些根本性的缺陷，如否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否定公有制对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根本性意义，但的确，民主社会主义有一些理论是能够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真知灼见，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共同理论财富，可以为科学社会主义吸收借鉴。这些观点主要包括：它反对轻信企业转为公有就一定为公共利益服务的传统观念；它认为取消市场的调节作用对现代经济来说是不能设想的，充分肯定市场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它重视自由、民主对社会主义的重要性；它认为如果只有政治民主，这个民主是不健全的，还必须有经济民主、社会民主来充实提高；它主张在混合经济条件下，通过分解和限制私有者的经济权利，最大限度地使私有者的利益与公共利益相一致；它把社会主义的实现看作一个不能“毕其功于一役”的持久任务。
三、改良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缺陷与不良记录
（一）曲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
改良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曲解了马克思主义的若干重要观点。如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成某种宿命论的东西。英国首相布莱尔曾经这样评价马克思主义：“无论如何隐约难辨，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宿命论。它企图使不科学的政治科学化。政治涉及人，当然人民受周围环境的影响。但人性复杂。有自由意志和个人责任问题。我们可以选择并做出决定。”“马克思主义贬低了个人责任的重要性，只注意对个人行为起作用的社会决定因素”。[5] 而他的精神导师吉登斯提出：“社会主义，特别是马克思式的社会主义求助于深深植根于欧洲文化的天命论。”[6] 其实，如果我们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就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从来没有否定个人责任的重要性，从来没有以天定命运的观点来看社会历史的进程。他们只是讲，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要受客观历史条件的制约。恩格斯曾指出：“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7] “但是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的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每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的，每一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8] 这难道不是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最确切的解释？在这里，哪有宿命论的影子？哪有贬低自由和个人责任的问题？
再如，在通过暴力革命还是和平手段夺取政权的问题上，伯恩施坦等改良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者硬说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暴力革命主张，转而赞成通过和平手段夺取政权。如果我们系统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学说，就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晚年是用辩证的观点看待暴力革命和和平夺取政权的可能性的，究竟各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选择哪种方式，一切要以当地的具体情况而定。在1895年恩格斯为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所作的导言中，恩格斯并没有像改良主义者解读的那样只肯定了工人利用普选权和合法斗争手段的积极意义，而且还坚持把革命权作为“惟一的真正‘历史权利’”。[9] 因此，根本不存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晚年放弃暴力革命的主张的问题。今天，可以负责地说，惟一能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还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观点。伯恩施坦主义的改良道路在西方国家实行普选权的情况下，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但不能把改良的道路绝对化，搞强加于人。20世纪80年代以后，社会党国际为了扩大在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开始承认一些不具备起码民主条件的国家发动人民起义的合理性，这显然是对过去片面强调改良道路观点的纠正，值得肯定。
（二）“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道路具有若干不确定性
现在，一些人一谈民主社会主义，首先想到的是西、北欧国家的高福利，并对此羡慕不已。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不能因由于复杂原因造成的西、北欧国家的高福利，使它“一俊遮百丑”，看不到它的缺陷和不良记录，甚至想使中国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化，走改良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日本学者荒木传指出：“如果有人凭借东欧诸国共产党向社会民主主义上靠拢的事实，从而把社会民主主义看作是超历史的绝对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话，那么对于这种人我也会感到不解。因为社会民主主义过去也犯过很多错误。”[10]
在西方发达国家议会民主制条件下，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推动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实现，“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是改良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基本的政治信条之一。以瑞典社会民主党等北、西欧民主社会主义政党80多年的参政、执政实践来看，在西、北欧这些资产阶级民主制比较发达的国家，在国内外的有利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是可能的。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既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局限。它的优点，是可以避免剧烈的社会动荡。它的局限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实行“和平长入社会主义”需要具备必要的内部条件。首先，国家内部各政治集团必须有良好的协商办事或容易达成妥协的传统。其二，资产阶级民主制比较健全，议会制和普选制建立起来并得到各政治集团的共同维护。在那些旧统治集团特别顽固不化，议会制和普选制成为政客手中玩物的国家，缺乏实现“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条件。其三，国家的经济基础较好，工人阶级的经济要求比较容易得到满足。在那些经济条件比较薄弱，又面临外来威胁，群众的生存、物质生活条件恶劣的国家，群众更容易接受激进的理论和政治行动。所以，从夺取政权的方式来说，“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并不具有普世价值。走革命道路还是走和平道路，时势使然，一切要以各国的实际情况而定。
2.实行“和平长入社会主义”需要具备必要的外部条件。在一个全球各国各种政治势力相互影响的世界里，一国发生的事件会对世界上其他地方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东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的工农群众在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学说指导下，通过革命行动夺取政权，对西方国家的统治阶级产生了强烈的心理震撼。共产党执政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力量的存在，使西方国家的右翼保守势力切实感受到巨大的政治压力。在要么顽固到底，不对工人阶级让步，被革命洪流卷走，要么对工人阶级作一定的让步，保持住根本利益之间，两害相权取其轻，西方国家的右翼保守势力选择了后者。一些民主社会主义政党上台执政或在野时，能够在与右翼保守势力斗争中取得一些成绩，为工人阶级争得一些利益，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外在压力的存在是有很大关系的。这些共产党执政国家自己走的是革命的道路，但却无意中为西、北欧国家“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创造了外在条件。
3.走“和平长入社会主义”道路，使工人阶级利益的维护具有长期性和不稳定性。因为，走“和平长入社会主义”道路，意味着社会结构不会发生急剧的根本性的变化。各种右翼保守势力在社会上将长期占有重要地位，并竭力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的利益的任何改善，都必然经历与右翼保守势力旷日持久的斗争谈判。民主社会主义政党通过选举上台时，是它们最容易推行自己政策的时机，但仍然要在议会受到右翼保守势力的掣肘，一旦在大选中选举失利，就面临右翼保守势力大举反攻的命运。所以，走“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道路，斗争成果是不稳定的。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导的魏玛共和国的命运，在英国，保守党首相撒切尔夫人上台，对工党政策的反攻就是这种不稳定性的典型体现。
（三）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自己高谈的和平主张
改良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在和平时期，会高谈自己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但一旦要它们在非常时期选择在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维护狭隘的民族利益之间做出选择，它们往往会选择后者。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对它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和平主张的一次真正的考验。在这一次考验中，各改良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害怕背上叛国罪名，纷纷投票支持了政府的军事拨款，支持受自己影响的工人群众参加了“保卫祖国”的战争，使昔日的无产阶级国际兄弟在战场上互相拼杀。
关于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民主主义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态度，日本学者荒木传指出：“虽然第二国际在斯图加特（1907年）、布拉格（1912年）两次大会上通过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决议，但是随着战争的爆发，绝大部分社会主义者都以保卫祖国之名加入了战争。……社会民主主义如果忽视这一段不光彩的历史的话，那就有失公允。”[11]
二战以后成立的社会党国际，继承了其前辈高唱和平的高调的传统，但在战后很长时期，它实际上紧随美国的反苏反共政策，充当美国的“冷战”打手，没有担当起促进世界和平的角色。直到“冷战”结束以后，社会党国际有的成员党政府，如英国工党布莱尔政府，仍然紧随美国的黩武政策，先后参与征战南联盟、阿富汗和伊拉克，名为捍卫“民主”、“自由”与“人权”价值观，实则是在谋求本国的战略利益。
（四）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负有责任，对共产党人欠有血债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因暴力革命派和改良主义派的意见分歧而走向分裂。历史地来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生分裂对工人阶级和人类的解放事业来说，是一个悲剧。如果不是因为这种分裂，希特勒纳粹势力就有可能无法在德国崛起，人类就有可能避免一场灭绝人寰的大战。在究竟谁应该对这一分裂负责的问题上，有的人不负责任地把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
客观地讲，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两大派别来说，一个巴掌拍不响。搞团结了，大家都有一份功劳，发生分裂，大家都有一份责任。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两大派社会主义，都有自己的历史功绩，也都有自己的失误。两派分裂的根本原因是两者之间存在深刻的政见分歧。双方互不理解，深深怀疑对方从阶级立场、动机到策略的各个方面。德国社会民主党政府曾经直接把屠刀砍向主张暴力革命的德国工人阶级的杰出领导人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这一历史污点，民主社会主义者、美籍华人刘国凯是这样陈述和评价的：面对德国爆发共产党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式革命的威胁，社会民主党大为紧张。德国今后向何处去已是以后的问题，目前至关重要的是保住身家性命。为此，他们先发制人。社会党本身并无武装力量。但其领导人诺斯克却早有预算，他组织了一支由旧军人为骨干的军事力量，并率领这支武装于1919年上半年镇压了柏林、慕尼黑等一些地方的独立党左派和共产党领导的工人暴动。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也在镇压中遇害，从此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就背上了勾结反动势力，屠杀自家兄弟的骂名。德国工人运动从此分裂了。在铁的事实面前，刘国凯一方面不得不承认“这的确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最大悲剧。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的确应该受到谴责”[12] 另一方面又说：“但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德国的布尔什维克’得势，他们的政治生命乃至肉体生命都将完结。舍此，他们还能有其他什么选择呢？”[13] 显然，刘国凯先生对社会民主党的这一历史污点给予了相当宽容的评价。但联系社会民主党对共产党暴力革命道路的批判，社会民主党对共产党人的暴力行动应该受到严厉谴责的。考茨基曾批评布尔什维克的惟一的智慧就是“枪毙”。难道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政府不正是这样干的吗？它一方面与旧势力妥协，另一方面却对共产党人大开杀戒。
在冷战中，社会党国际的各成员党再一次选择了作美国的盟友，把社会主义国家看成一支必须予以消灭的“邪恶”势力。客观地讲，由于一系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社会主义国家在内政外交政策方面的确有不少失误。但社会主义国家推动工人阶级和人类解放事业的崇高理想是无可怀疑的，也取得了一些实实在在的成就。社会主义国家的进步力量，一直在致力于不断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但对于这些，社会党国际各成员党不但没有给予客观的评价，反而站在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自由民主世界”的一边，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遏制。外在的遏制大大恶化了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外部条件，使社会主义国家发展问题更为复杂化。如果没有西方国家的压力，社会主义国家在较为宽松的国际环境中发展，发展进程会更顺利一些，发生失误也更容易纠正。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镇压革命中的表现和社会党国际在冷战中的表现说明，在有些问题上，改良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被称为工人解放事业的“叛徒”、资产阶级在工人中的代理人和帝国主义的“帮凶”，是有充分的事实根据的。
（五）在殖民主义问题上言行不一
在维护各国的殖民地利益方面，民主社会主义者常常与资产阶级分子站在同一立场上，采取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立场，背叛自己高谈阔论的“道义”和“良心”。1899年，伯恩施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中，在谈到德国“租借”中国的胶州湾时虚伪地说，瓜分中国以及使德国得到中华帝国的一部分，这并不是德国人民的利益所在。但接着又说：“但是使中国不致成为其他各国的掠夺物，却是对德国人民有很大利害关系的，使中国的贸易政策不服从某一外国或者某一外国联盟的利益——总之，使德国对于一切有关中国的问题都能参与一份决定性的意见，这是对德国人民有很大利害关系的。德国同中国的贸易需要这种提出异议的权利。既然取得胶州湾有助于此，是很难加以反驳的”。[14] 他进一步辩解说：“即使德国不取得胶州湾，俄国也会继续实行它的包围政策，并且一有机会就占据满洲的港湾。问题只是在于，德国应当袖手旁观，让中国通过一个接一个既成事实而愈来愈陷入从属俄国的地位，还是应当确保一个阵地，使自己在正常的情况下也能以此为基础而在任何时候对中国的事情的进展发生影响，而不致不得不满足于事后提出抗议。只要租借胶州湾过去和现在都像以往所宣布的那样只是为了使德国在中国的将来的利益获得保障，那末在这一限度内社会民主党也就可以对此表示赞同，而丝毫不必放弃自己的原则。”[15] 伯恩施坦在这里一方面赞同德意志帝国在事实上的“瓜分”行动，十分担心德国落在其他国家的后面，另一方面又宣称自己坚持反对“瓜分”的原则，这岂不太虚伪了吗？
1953年7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社会党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殖民主义的决议》。决议宣布：“废除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目标，……社会党国际将竭尽全力提供援助，以帮助这些地区的人民实现独立和民主自治。”[16] 社会党国际的声明是一回事，各成员党的具体外交政策和外交行动是另一回事。如，英国工党虽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了“建设性的帝国主义”立场，认为英国应该向被殖民地人民和国际社会承担责任，允许殖民地向自治方向迈进，但二战以后，英国工党艾德礼政府为了转嫁危机，“对殖民地的经济剥削程度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17] 二战以后，法国社会党多数领导人均对印度支那和北非殖民地争取独立的行动采取强硬政策，不惜进行武装镇压。法国社会党摩勒政府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采取了军事行动。1956年10月，该政府以埃及宣布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为借口，又伙同英国对埃及采取军事行动。最后，只是随着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觉醒和英勇斗争，社会党国际成员党政府才不得不接受各国殖民地走向独立的历史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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