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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934(2011)02-0014-07
1 读心概说
本文所讨论的读心，并非指一些影视或文学作品向我们展示的或我们在奇闻异事中发现的，能够通过某种电磁波共振或第六感等超感官通道来探知他人隐秘心思的超能力，即“心电感应”等“魔力”而是指，一般人在日常交往中，把心理状态归属给(attribute to)他人(或自己)的能力，这些心理状态包括信念、欲望等被哲学家称之为命题态度(propositional attitudes)的概念所指称的内容。通过这样一种归属，我们能够预测他人(或自己)下一步的行为，当然，也能够对人们过去和当下的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这种能力对我们生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被Goldman称为人类的“各种社会特征之根[1]1”。
读心问题在哲学上始自近代认识论的他心问题，即我如何知道他人有心以及与此相关的理解他人心的许多问题。
研究读心的主要方式，广义上分为两种：一种是外部的，关注读心发生发展的外部环境，包括一般环境、特定环境及读心的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等，这是一种解释学、语用学及社会学的路径；另一种是内部的，从读心者个体能力的内在发生发展切入，探讨读心实现的内在机制，有发展心理学及认知科学的路径。
那么，读心能力是如何内在实现的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心理学中表现为对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的探究，也就是对日常心理学性质的研究。日常心理学的问题本身就包含了内外两个视角，它既来自于生活世界，吸收了文化的养料，又发生在个体内部，作为理解的平台、探讨的起点，既没有脱离生活，又有可通过认知科学研究逼近的具体机制，使得这个古老的问题既有深厚的学理背景，又在新的背景下产生了新的生长点和助动力。
自1978年Premack和Woodruff提出“黑猩猩是否拥有心理理论”的问题以来[2]，在对心理理论的研究中，理论说一直是唯一的解释理论。直到1986年，Heal和Gordon各自分别对理论说提出了质疑，并提出了自己的模拟说方案，之后，又有Goldman 等哲学家和Harris等发展心理学家也加入此阵营，随着出现了许多实验科学的研究成果的支持，模拟说大有后来居上的势头。
我们要理解日常心理学的性质，理解读心实现的内在机制，也同样存在着两种可能的方式：其一，把对心智的理解放入一般知识论的范畴中，认为读心是读物的特例，读心成为知识论中的特例，采用的是与读物类似的结构和机理。
理论说的思想就蕴含在这种思路当中，也就是说，我们在观察他人时，就类似于观察星星、云层或者地质层。他人只不过是我们周围环境中一些非常复杂的物理客体，我们一般人都拥有一些关于他人心智的一般知识，这些知识根据一定的因果原则形成理论，这些理论以“如果一个人相信做A在一般情况下会导致结果B，而B恰好是一个人想要得到的结果，那么他在一般情况下就会去做A”这样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些理论有时也许是内隐的，也许并不能被我们所明确地察觉到，也不能够被我们清晰地表达出来。然而，正是它们在读心过程中指导了我们的思想和言行。我们对这些具有规律的理论掌握得完善与否熟练与否，运用得恰当与否决定了我们读心结果的正确与否。这些理论就是我们的“日常心理学”，在这个意义上说“日常心理学”是理论的。
其二，心智理解心智，显然并非和一般的读物过程一样，这个既作为主体又作为客体的东西(心)，其读与被读、理解和被理解的过程与单纯的读物方式明显不同。人与人之间的理解过程存在着同类之间的移情、共感，存在情绪扭结、情感关联、语言的文化信息互动等等，这与面对非生命的物体时的理解方式相去甚远。因而，如果单纯的套用一般的知识论模式来理解读心，则未免把读心的主客体的生命复杂性剥离掉了，把对象主体过于抽象化、理性化了。
模拟说者就认为我们的读心能力不同于我们的思考、推理等其它智力能力，我们只需依据自身的心智结构与他人基本相似，通过想象或假装等方式，把自己置于与他人类似的情境之下，进入一种对他人进行模拟或复制的场景，通过查看自己在这种情境下的心智状态以及可能的行为，来达到对他人心智状态的归属以及行为的预测和解释。换种说法就是，读他人的心，并不需要到记录人类心理规律的“典籍”中翻查特殊的“章节”，读心者只需根据他们自己也是决策者，以自己的心理状态为模板，担当决策能力的“处理器”，来“镜像”或者“模仿”他人的心智。这类似于一个航天工程师在预测最新设计的飞机在特殊的空气动力条件下如何运行时可能会做的那样，他可能首先制造一个飞机模型，然后让其在相似的空气动力学条件下飞行，模拟的结果被当作对真正的飞机在这种状况下将会如何表现的预测。
2 模拟说进路
历史上有许多被冠名模拟说“先驱”的哲学家，包括休谟、康德、尼采以及亚当·斯密等等，他们曾采用同情共感、移情等不同说法表达了与模拟类似的意思，还有解释学传统中的维科、柯林伍德、伽达默尔等，在他们的理论中也都可以找到不同版本的模拟说的影子。
而现代第一个清晰的模拟说陈述则是Gordon中给出的[3]，他首先提出理论说不能很好地解释行为预测当中的非典型性情境，然后把模拟说作为日常心理学中取代理论说的路径。Heal也认为以理论为核心的“功能策略”不能充分刻画心理状态的复杂性，提出作为模拟方式之一的“复制策略”作为替代方案。几年后，Goldman在1989年也发表了关于这一主题的文章[4]，之后，发展心理学家Paul Harris也加入到了模拟说的阵营中来，随后，《心智与语言》杂志上掀起了模拟说与理论说之间争论的一股小飓风。下面根据不同的侧重来考察一下模拟说者所提出的几种不同的模拟形式：
1)输入：复制策略
Jane Heal指出，心理理解是这样起作用的[5]：我们思考一下这个世界，未来是复杂和不确定的，为了与这种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打交道，我需要能够正视那些可能发生但也许并未实际发生的事件。我能够想象我的口味、目标和观点可能会如何变化，并且得出在一些情况下去做什么或者相信什么才是明智的，这样一来我便有可能对其他人形成一定的理解。我能够利用我所具有的关于世界的各种知识，通过想象而得到他人观点，而并不需要做出任何关于心理状态的更细致的理论说明。这里只需要做出一个简单的假设：作为思考者，他们跟我是差不多的，他们拥有跟我基本一样的认知能力和倾向。
假如我对预测一个人的行为很感兴趣，我要做的就是，复制或再造他的想法，把自己置于我所认为他所处的最初状态中，通过想象世界从他的角度看起来会是什么样子的，然后看看产生了什么样的决定。就好像，如果我想要知道一个人服用了某种药物之后会有何反应，我可以自己吃一粒看看。这种方法使得我们在一些特殊的情境中得以“理解”他人，例如他感觉如何，在想些什么或做些什么，Heal认为，这有利于在一些特殊场合中的相互交往，而这种方法并没有产生任何与心理理论有关的东西。
2)过程：最小努力原则
如前所述，理论说者认为所有对人类行为的预测和解释都是从信念、欲望、情绪以及把它们与行为联系起来的规律中推导出来的，然而，这些规律最多仅产生一些典型结果，我们毕竟不是自我全知的，在实际生活中，我不能充分地了解我的信念和欲望，而预测我在他人的情境中会怎么做也并不等同于预测他人会怎么做——除非另一个人在因果的相关方面是我的一个完全的复制品。实际上，人们需要时时对相关的差异做出调整，例如在下棋的时候，换上一组他人的特质，模拟一种低水平的下法，忽略掉他自己的实际意图等等。
为此，Gordon引入了一种假扮的情境，也就是在一种假装的条件下，其它条件照旧，只要逻辑上可行并且物理上可能，主体便试图“决定”在这些可能的条件下去做什么。在现实中，这个过程是持续的，当我坚持努力去发现一个“假装世界”，经过多次试错之后，我通常发现自己能够很好地“跟踪”他人，对他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假装世界”，如果不行，那么这种假设测试可能会继续进行下去，直到大致趋于一种较为稳定的模式。
当然，我无论花多长的时间去测试这些假设，都不会穷尽所有候选解释，或许总有一些没有考虑在内的选项至少跟我测试的选项一样好。然而通常情况下，我会受制于一种惯性而自然地追随他人的行为，只有在推测与他人的行为严重不符的情况下才倾向于去假设和假装。这种惯性就被视为“最小努力原则”，或说“最小假装原则”[3]。
例如，在一个共同体中，人们拥有大量共同的“事实”基础，共享了许多的标准和价值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公共背景”，这样在读心时就仅需要最小程度的假装。如果一个人进入一种异族文化中，就不得不做大量的假装来解释和预测周围人的行为，就会产生所谓的“文化休克”现象。实际上，他可能通过持续调整，最终学会了开始试图解释和预测：跳舞引起了下雨，蝗虫比牛排好吃，蓝眼睛永远不会嫁给棕眼睛，等等，诸如此类的规则。这种对世界加以修正的“默认”设置构成了这个人对异族文化的一种“概括”。
3)输出：假装与离线机制
在有一些实践模拟的假设情境中是包括了行动的，例如，排练和演习，而在有些情况下，行为输出则是被抑制住的，主体虽然预测出了如果其它条件不变，在那种特定的假设情况中将会做什么，但他自己实际上并不会去做。
下围棋时，一个黑方棋手想要预测他的对手下一步棋怎么走，就会把自己投射到白方的位置上去从白方的“视角”来看棋盘，并假装自己持有白方所持有的信念，想要白方赢。黑方由此得到的决定和预测，作为白方的决策。然而，在这里，黑方棋手在自己的决策机制上运行决策任务时并不会真正按照决策结果来行动，也就是说他不会按照白方的决策来走棋。因而，我们说模拟者运用模拟来归属的时候，他们让自己的系统“离线”运作了，被称为“离线”模拟过程[4]。
3 实验证据
与理论说相比，模拟说者更加注重援引心理实验的结果来为自己的主张做辩护。针对理论说者诉诸的最主要的心理学实验错误信念任务实验，模拟说者就提出了质疑。此外，他们还寻觅到了更多有利于自身的实验证据，包括自闭症和Williams症、阻隔失败(quarantine violation)和情绪的选择性成对缺失(paired selective deficits)[1]以及镜像神经元的发现等，下面就详加说明。
1)错误信念任务实验①
理论说者曾诉诸于Wimmer and Perner(1983)的错误信念任务(False-belief Task)实验来说明，儿童读心能力的变化是一种概念的变化，从而是一种理论的变化[6]。
实验如下：给两组儿童展出一场由Sally和Anne两个木偶做主角的木偶剧，一组儿童三岁半左右，一组五岁左右。木偶剧情节如下②：Sally把一个弹球放在篮子里后就离开了房间，之后，Anne进来把弹球从篮子里挪到了盒子里，也离开了。这时，Sally回到房间，想找自己的弹球玩。这时，问观看的两组儿童：“Sally会到哪里找她的弹球呢？”结果，年长组的儿童很容易就指出了正确的位置，即篮子，而年幼组的儿童则不能正确地回答问题，他们回答盒子。这个实验结果提出了一个很显然的问题：为什么五岁的儿童能够得出正确答案，而三岁半的儿童不能呢？
对此，理论说者认为，这是由于儿童对一组心理学知识或理论的掌握状态的改变导致的。为了在错误信念任务中取得成功，主体必须能够具有下面的思想：他(Sally)相信P。这势必包括了对“相信”这一概念的掌握和理解。五岁的儿童能够更好地理解信念、欲望等这样的概念以及由此导致的主要行为方式、原则等等，而三岁半的孩子则不行。我们判断一个孩子是否足够成熟，就是看他是否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些心理概念的指称，以及更有效地运用由心理状态导致的行为方式之间的原则和规律等等，也就是是否更好地掌握了心理理论。
而模拟说者的解释则是，为了在错误信念任务中取得成功，主体没有必要具有“他相信P”这样的思想，而只需要具有下面这种形式的思想：我相信P。甚至都没有必要用“我相信”这样的形式，而直接想象自己就是Sally，想象从Sally的角度来看世界，就具有了这样的思想：弹球在篮子里。虽然，五岁组的孩子知道弹球其实并不在篮子里。儿童在此实验中表现出的随着年龄增长的读心能力的变化，并非理论变化的结果，而是模拟能力的变化。五岁的孩子有能力模拟另一个视角与他不同的孩子的心理状态和行为，儿童逐渐学会了换位思考，站在他人的角度上行事，因而具备了较强的读心能力，而三岁的孩子还不具备。
2)自闭症和Williams症
读心和读物两者之间的差异在病理学上也得到了明显的印证，模拟说者认为自闭症、Williams症等病患者身上所表现出的以上两种读心方式分离的状况，为模拟说提供了必要的证据说明。
自闭症也称为“孤独症”，用来形象地说明自闭症患者因为与他人缺乏正常的交流途径，往往孤独地生活在一个与外界的情感交流(而非信息交流)极其有限的内在世界中。在研究者1985年所做的一个实验中，实验者给出三种类型的顺序已经被打乱的连环画卡片，这三种类型分别为刻板的、行为的和心理的[7]。实验者首先把第一张卡片放在正确的位置上，然后要求被试把这些连环画连成一个连贯的故事，并用自己的语言来讲述这个故事。结果表明，所有的自闭症儿童都能正确地给刻板的(例如，气球爆炸了，因为被树枝刺破了，等等)和行为的(只包含行为因果，比如，走路时因被石头绊到而摔倒了，等等)连环画排序，并用正确的语言进行讲述。但大部分自闭症儿童都不能理解有关心理状态的故事，把图片排得乱七八糟，在讲故事的时候缺少对心理状态的归属。
Williams综合症也是一种非常少见的基因上的缺陷，相比较而言，Williams综合症儿童在习得理论解释的知识时似乎有困难，却具有完整的读心能力[8]。
模拟说据此说读心能力与其它的智力能力的发展之间存在差异是因为读心与读物采取的不同的方式，模拟是较好的解释读心能力的方式，而理论说似乎很难解释这一点。
3)阻隔失败：自我中心主义
我们在理解他人时，本该阻隔或滤除掉的有关知识或情绪情感，却时常不可避免地渗入其中，模拟说者称之为“阻隔失败”，指本该受到阻隔的信息在模拟过程中侵害了归属结果，因而是“读心过程是模拟的”这一主张的显著证据。
在1969年的一个实验中，实验者让两个儿童面对面坐着，中间有一个屏幕隔开，他们相互看不见对方，由其中一个说，另一个听[9]。说者描述他所选择的物体，听者就选择与他所听到的描述相符的物体。实验发现，大部分四到五岁的儿童为听者提供了很少的信息。实验推断，这是因为他们有一种自我中心主义的倾向，把自己所具备的知识状态投射到了听者身上。在2003年的一个实验中，研究者得出了与之相似的结果[10]。
Boven等人做过一个实验，研究了对饿和渴这样的内在状态的预测[11]。实验要求被试在锻炼之前或之后预测一队在树林中迷路后既没有食物也没有水的远足者的感觉，结果锻炼后的人比锻炼前的人更倾向于预测，相对于饿，这些远足者会更觉得渴一些。因而，人会不可避免地经验到主体内的移情鸿沟，被试的预测显然与他们自我的当前状态联系在一起了。也就是把自己当下的感觉投射到了在远足情境中有可能体验到的感觉。
4)情绪的选择性成对缺失
根据模拟说的基本主张，人们利用自己的决策机制来预测他人的决策，那么人们在读情绪E的时候和经历情绪E的时候所使用的就应该是同一套神经机制。据此推断，如果人们自己经验情绪E的脑区遭到了破坏，那么读他人的情绪E的能力则必然会受到破坏。
许多实验表明，经验情绪和识别情绪之间的确存在着成对的选择性缺失，体现在害怕、恶心和生气这种一阶情绪中，也体现在像内疚这样的二阶情绪中。Goldman认为这是理论说解释起来比较困难的一种情况，相对而言，模拟说解释起来就容易得多[1]。
5)镜像神经元
1985年，科学家Rizzolatti等人根据电生理学的实验，发现在猴子做特定的手的行为(例如抓取、紧握、撕扯和摆弄物体)时，脑部的腹前运动皮层(ventral premotor cortex)区域的一些神经元就开始放电，他们把这个区域称为F5区，认为这个区域具有对猴子的手的动作进行表征的功能，就是说，这些神经元组成了一个手的行为的“词汇表”[12]。1995年，Rizzolatti和Gallese及同事在短尾猿实验中偶然发现了一个更为有趣的现象，即这个区域中的神经元的一部分不仅仅在猴子自己做这一动作时发放，而且当猴子看到另一个猴子做相同或相似的行为时同样会被激活发放[13][23]。
这个发现立刻引起了学界极大的关注。之后不断有研究证实，人的身上也具有这种对他人行为的镜像机制[14]。另外还有一些实验表明，这些神经元不仅可以通过视觉还可以通过听觉得到激发，最典型的是脚步声、手指敲打键盘的声音、吸管喝饮料的声音、吃东西的声音以及歌声等。
尽管对于镜像神经元与动作理解的关系目前尚存在争议，例如镜像神经元只辨识所观察到的有意图的行为等，但是人类的镜像系统确实能够使我们感受到他人的情绪，神经科学家们对这一点基本上达成了共识[15][16]。对此，模拟说的解释力似乎的确比理论说更强[17]。
4 问题与辩护
模拟说遇到的最直接的批驳就是，模拟过程总难免要混入理论知识，用到各种显性或隐性的理论原则，因而就难免沦为某种形式的理论说。具体如下：
(1)任何模拟都需要一个起点，当我模拟一个对象的时候，需要考虑各种差异性因素，来决定哪些“输入”是恰当的，以得到恰当的“输出”，这时便必然会看理论知识的渗入。
Goldman则辩驳道，这样的渗入是次要的，只是一种捷径而已，而且这种渗入只有在模拟机制运行的情况下才可以获得理解，虽然，并不是所有的解释都依赖于当前的模拟，在许多情况下，解释者必须依赖于“归纳得到的信息”，然而这些信息也是从“过去的模拟”中获得的[4]。
另外，Dennett也曾给出一个形象的关于吊桥的比喻，提出：模拟要运行的话，怎么可能不最终成为一种理论呢？他说，如果我把自己想象成一座吊桥，那么我要推测出自己在风起时会如何动作，我所掌握的相关的物理学以及工程学理论一定会对此产生重要的影响，“那么为什么在我假装(pretend)自己相信你所相信的东西时，会有所不同呢[18]”？
对此，Goldman区分了两种类型的模拟，即理论驱动的模拟和过程驱动的模拟[4]，认为像吊桥这样的模拟就属于理论驱动，类似的，用计算机模拟一个国家的经济情况，计算机中需要首先储存相应的经济理论，基于此，输入经济数据才会输出模拟结果，这便是理论驱动的模拟。但人类的读心过程则与此不同，因为模拟者与被模拟者的运作机制是相似的，所以根本不需要附加理论之类的东西，我们只要在模拟者的机制中输入最初状态，直接运行，就可以得到相应的输出结果，这样的模拟形式是过程驱动的，而非理论驱动，因此这样的过程还是模拟的，而非理论的。
(2)一些理论说者认为把自己当作模型模拟另一个人，他们自己则必须拥有一套理论。他们认为，为了投射自己的心智状态，或者至少为了在自己的状态中做出“想象调整”，某人必须首先把这些状态区别出来，这就需要这个人已经有了相关概念，以及包含这些概念的相关理论。
Davies和Stone曾给出过“默会理论拥有”的说明，说明读心者在读心过程中会拥有关于心理状态的默会的解释理论。之后，他们自己却否定了之前的这一说明，他们举出一个例子[19]，把一个高压气筒当作模拟工具来预测第二个高压气筒中的压强，认为在这个例子中，如果采用“默会理论拥有”的说明很容易得出这样的错误结论：使用者因而就具备了有关Boyle定律的默会知识。这显然是错误的。也许有人会说，模拟的实现必然要求有一种相应的算法在某种水平上表征在大脑中。模拟说者不会否认，我们的认知活动都在大脑中得到了表征，并在神经水平上得到了运算，然而，我们无法把一种算法定义为一个理论，即使所有的心脑运作在神经水平上都由神经算法或计算所引导，这也并不表明在更高的描述水平上各类心理活动之成间都是规律化的。
(3)Stich和Nichols提出“认知可穿透性(cognitive penetrability)”①的问题，来反驳模拟说[20]。根据模拟说的主张，如果我们的心理状态普遍具有某种特性，我们是否了解这些特性的存在并不会妨碍我们对他人的行为作出正确的预测。因为，既然这种特性是普遍的，也就是我们自身与他人在这一点上是相似的，那么当我们在模拟他人的心智时，只要运行自己的心理机制，就会自动地把这种特性代入其中，并得出正确的预测结果了，因而了解或不了解这一特性的存在，对整个预测结果是没有影响的，这就是在认知上的“不可穿透性”。而根据理论说的主张，情况则与此相反，我们对心理特性的了解与否将会对我们的读心结果产生直接的影响，因为我们在运用理论时对有关心理状态的信息掌握的充分与否是非常敏感的，获得的相关信息越充分便越有可能得到更有效的读心结果，这就是在认知上的“可穿透性”。而他们找到了不少实验证据来表明读心过程实际上具有“认知可穿透性”，即在不了解某些心理特性的情况下，人们并不能很好地预测他人的行为，因而得出模拟说是错误的[2]。
然而，Gordon认为这些实验实际上都存在着方法论上的问题。实际场景中的读心结果受到了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要求被试在想象中再现Mullerlyer错觉，告诉被试有两条等长的线段，线段两端分别被加上了向外和向内的箭头，然后再让被试判断两个线段哪条看起来更长，既然之前已经被告知两条线段等长，然后要求在想象中推导出在实际境况下的视错觉，这其实是对想象的过分要求。因而，“认知的可穿透性”实际上是由“想象的不可穿透性”造成的，甚至可是说是由模拟机制本身的不充分造成的，却并非模拟说的不充分[22]。实际上，认知穿透性问题所表现出来的不足或不充分恰恰体现出模拟机制的不足，因而表明了读心过程就是以模拟的方式实现的。
5 结语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对读心的解释领域中，模拟说的确具有理论说所不可比拟的种种优势，因而也从最初出现时与理论说分庭抗礼发展到如今的略胜一筹。然而，正如前节所述，模拟说在面对理论说的攻击而为自己辩护的同时，似乎也显得有点力不从心，毕竟读心过程中的理论因素的确几乎无孔不入，这也使得许多模拟说者开始纷纷寻求以模拟为主理论为辅的合成理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Goldman了。他在自己2006年出版的《模拟心智》一书中，系统地表达了自己要寻求一种模拟和理论相结合的合成理论(hybrid theory)，并且讨论了模拟和理论之间相结合的三种可能关系：实现、合作、独立[1]43-46。
实现是指模拟作为“控制”过程，整个读心过程，存在一个高阶的模拟控制过程，以及许多低阶的决策过程，这些不同类型的过程都可以通过默会理论来实现。合作是指无论在从心理状态预测行为还是从行为反推心理状态，归属者通过理论因素来推导对象最初的欲望和信念而得到假扮输入，然后，理论选择出恰当的心理机制，并把假扮状态输入决策机制，通过模拟过程输出结果。独立则是指，对于一个读心过程来说，某些类型的心理状态完全由模拟来读，某些类型的信息总是通过模拟得到运用，而某些类型的心理状态完全由理论来读，某些类型的信息总是通过理论得到运用。
Goldman在书中明确地表明自己更支持后面两种结合关系，即合作和独立。他把读心过程分为低阶和高阶，低阶读心包括感情、感觉、基本的意向性心理状态，其归属只通过模拟方式，镜像神经元是低阶读心的基础[17]。这体现了独立的方式，而模拟和理论的合作方式，则主要体现在高阶读心中。他自己命名了一种叫做E-想象(enactment imagination)的方式，产生伪装的心理状态，应用于高阶的心理状态，如信念和欲望等，是高阶读心的基础。他认为，有时伪装输入是由理论产生的，甚至有时理论推理可能完全替代模拟，而E-想象在没有相关心理知识时，也可以单独进行，因而，认知者既可以仅通过模拟获知心理状态，也可以仅通过理论推理获知心理状态，或者二者相配合来进行高阶的读心[1]147-149。
实际上，回归日常生活，我们也可以发现，许多具有出色的读心能力的人，既有很好的易于同情共感而善捕捉交往情景中反馈的小细节的模拟能力，也有因阅人无数而累积了丰富经验的较强的理论能力。理论说也好，模拟说也罢，它们其实并非在参与一个你高我下的零和游戏②，具备敏锐的模拟能力，获得更好的理论，无论谁主谁辅，两者有效的结合，才是更好的读心。
自读心这一丰富的主题从一个古老的认识论的画面步入一个崭新的认知科学的画面中以来，包括模拟说和理论说在内的多种研究进路都在逐渐扩展和完善着读心的画面，更多有价值的研究值得期待。
注释：
①这类实验是发展心理学中对“心智理论”研究的最著名的经典实验，有各种形式，譬如物体的位置被转换，或者容器外观(糖果盒)与其中的内容(铅笔)不符，等等，均得出了能够正确完成错误信念任务的大致相同的年龄阶段，即3岁半到4岁半之间。
②实验设计得要确保儿童能够理解这个故事，并且能够记住Sally在离开房间之前把弹球放在了哪里，以减小记忆因素对实验结果的影响。
③这个词是Pylyshny在1984年最早提出，用来反对Fodor(1983)的“信息密封性(informational encapsulation)”，而理论说者所使用的意味与之略有不同。
④零和游戏又被称为游戏理论或零和博弈，源于博弈论(game theory)。是指一项游戏中，游戏者有输有赢，一方所赢正是另一方所输，而游戏的总成绩永远为零。见http://baike.baidu.com/view/30900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