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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及其变化本来是一种自然现象,是自然科学问题。但近些年来随着气候变化影响的加剧,气候变化已经从自然科学所面对的问题转而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和国际斗争问题,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指出的,“气候变化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事关人类生存和发展。”“必须以对中华民族和全人类长远发展高度负责的精神,充分认识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措施,全面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为我国和全球可持续发展事业进行不懈努力。”下面就气候变化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谈几点看法。
一、正确认识和对待IPCC报告及其他不同意见
近百年来全球平均温度有明显的升高,对于这种全球增暖及其带来的严重影响大家都十分关注,国际上已有不少对全球增暖进行研究的学术组织,许多科学家从各个方面对此进行研究。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聚集了全世界众多科学家就地球气候变化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自1990年以来已先后发布了4次关于气候变化的评估报告(一般都称“IPCC报告”)。应该说IPCC报告在介绍气候变化形势,提高各国政府和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关注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减轻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等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作用。由于科学发展和人们认识的局限性,以及其他各种原因,IPCC报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不确定性,甚至是不足和缺陷。尽管如此,我们对于IPCC报告还是应该给予足够的肯定,不能否定IPCC的工作和报告的成绩。
大家知道,持续增暖是近百年来地球气候的主要特征,自1900年以来全球平均气温上升了约1.5℃,被人们称为全球增暖,这的确是实际观测到的事实。全球增暖也确实导致了海平面的明显上升,过去一个世纪全球平均海平面已升高10-25厘米,2009年中国国家海洋局的报告也表明,我国近30年海平面的上升速度已经达到0.26厘米/年,未来30年我国海平面可能比2009年再高出8-13厘米。全球增暖还极有可能加剧自然灾害的发生,使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频次增加。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2008年的报告指出,自然灾害对经济造成的威胁正在加大,2000年-2006年间自然灾害每年对经济安全的威胁已为20世纪70年代的4倍,每年造成的损失增加了7倍,受灾人数上升了4倍。一个特别令人惊奇和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一些分析研究表明自然灾害很有可能在贫穷国家造成更大的灾难。例如2008年缅甸飓风(Nargis)导致13万余人死亡,而2004年同等强度的飓风(Charley)在美国只造成30人死亡;一种洪水风险指数也显示,低收入国家所面临的威胁是高收入国家的26倍。据统计,各种自然灾害导致的死亡人数有95%分布在发展中国家。
干旱、洪涝是我国气象灾害中对农业影响最大的两种灾害,同时它们也会对国民经济其他部门造成严重影响。对1983年-2006年我国主要气象灾害造成的农作物受灾面积进行统计,结果表明干旱灾害占各种气象灾害的比例约为51%,洪涝灾害约占26%。在全球增暖的形势下,我国旱涝等严重气象灾害的发生及其演变趋势更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图1给出的是1951年-2006年我国年综合气象干旱指数(C[,i])的变化曲线,从中不难看出50多年来我国干旱呈现出加重的趋势,其变化趋势通过0.05信度检验。类似的,图2给出了近50年来全国年平均暴雨日数的变化,清楚地表明我国年暴雨日数有微弱的增多趋势;或者从趋势上来说,发生极端降水的频次在增加。
图1 1951年-2006年全国年C[,i]干旱指数的变化(资料来源:国家气候中心)
图2 1961年-2006年中国平均暴雨日数的变化(资料来源:国家气候中心)
气候变化特别是近百年的全球增暖已在全球范围造成了重大影响,而持续的增暖将可能导致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数量的增加和气象灾害的加剧,导致生态环境的进一步破坏,威胁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乃至生存环境。因此,IPCC的工作和报告提醒人们关注气候变化是十分必要和有价值的。同时,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活动使得大气中和其他温室气体的含量快速增加,由此导致的温室效应加剧是全球增暖的重要原因之一。IPCC的工作及其报告警告人类自身已经对气候造成重大影响,提出要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这些都是十分重要和有意义的。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和科学发展的局限性,IPCC报告还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同时,由于工作过程和工作程序等存在的问题,也给IPCC报告带来一些不足和缺点。对于存在的问题要正确对待,既不能掩盖也不能夸大,要恰如其分地指出,才能促使我们得到正确的认识和结论。
不确定性的问题中,首先是关于导致全球增暖的原因。IPCC的第四次报告认为全球增暖有90%是由人类活动造成的,人类活动所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约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99%。但是,对于IPCC报告的这一结论也一直存在不同的声音和观点:美国学者于2008年出版的《全球变化——毫无来由的恐慌》,以及2009年出版的《重新考虑气候变化》都提出了有别于IPCC报告的结论;就IPCC报告中所认为的人为因素排放占温室气体总量99%的问题,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在2008年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结果,认为自然因素才是主要因子。另外,一直有学者认为太阳活动通过各种过程也可以使全球增暖:美国学者R.Willson通过资料分析认为1980年以来的全球平均温度升高有一半应归因于太阳活动异常;2009年丹麦科学家M.F.Knudsen等指出地球磁场与气候变化有关,这实际上也证明了太阳活动异常的影响,因为地球磁场的变化与太阳活动关系密切;2007年科学家M.I.Mishchenko等还指出,近20年-30年的全球增暖与地球火山活动减弱从而使到达地球表面的太阳辐射能增加有关。总之,关于全球增暖有90%是因人类活动排放增加所导致的观点,并不是完全确定的,还有待深入研究。
不确定性问题的另一方面是IPCC报告所依据的结果,特别是关于未来气候变化的趋势,主要来自气候模式的模拟结果。数值气候模式是一种研究气候变化的重要工具,经过近30年的发展和改进,气候模式已有相当的模拟能力。但是,由于人类对气候变化的物理本质和规律并未完全了解,气候模式还远未能完全很好地描写气候系统的变化规律和过程。直到现在,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气候模式能够准确地作出数个月以上时间的气候预测,那么数值模式所得到的几年乃至几十年以上时间尺度的气候变化结果,也就不是完全可信的,它只能为我们提供一种参考。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几乎所有的气候模式在辐射强迫的计算和云过程的描写方面都存在相当大的问题,还不能完全准确预测气候变化。在辐射强迫方面,现有模式对大气中气溶胶的辐射强迫及其复杂性也都未能很好地描写。Ghan等的研究表明人为气溶胶的直接和间接辐射强迫可能达到-1-3W/m[2],与IPCC给出的温室气体辐射强迫2.4W/m[2]的数值相近。现有模式对太阳辐射的描写,尤其是关于水汽和云层对太阳辐射的吸收,还存在不少问题:例如Wild等的研究表明,模式低估了水汽和云层对太阳辐射的吸收约20%的值。关于云物理过程方面,现有模式对云过程的描写和处理都还是极其简单的。美国科学院院士Lindzen一直强调大气中卷积云的重要性(虹膜作用);美国著名科学家Randall等认为模式对积云对流的高塔效应和层云的作用描写都还不够好;德国科学家Grassl认为模式在对云的光学性质和降水等的描写上也还有问题。
另外,就IPCC报告本身来讲,其结论未能让广大科学家尤其是有不同看法的科学家参加讨论,一些参与撰写工作的科学家之间的分析讨论也不够充分(据参加撰写的科学家说,谁个人写了什么就可能成为IPCC报告的内容),其结果是报告反映个人的意见太多,甚至出现不该有的错误。
总之,IPCC报告中的相当一部分结论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我们要谨慎对待IPCC报告的结论,既要考虑它的结论,又不可百分之百地相信和使用它的结论。
二、坚持“节能减排”的国策
面对全球气候变化(特别是全球增暖)的挑战,中国政府几年前就提出了“节能减排”的国策,这是非常正确的,它既充分考虑了中国的现实国情,也是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对全人类也是重要贡献。
一方面,温室气体(尤其是)含量的增加,通过加剧温室效应将直接导致全球气温升高,进而可能加剧我国气象灾害的发生及其影响,极大危害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我国已是世界上排放的大国,无论从中国还是从全人类发展的角度来讲,我们都应该节能减排,这样不仅能保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缓解全球增暖也有重要贡献。
另一方面,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还处于较为粗放的阶段,节能减排是进一步发展的必由之路。根据2005年世界银行公布的GDP数据和EP在2006年公布的能源消耗量计算得到的世界主要国家GDP能源强度数据表明(表1),我国当年的GDP能源强度为9.94(单位:吨标准煤/万美元GDP),不仅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如英国(1.48)、日本(1.65)、法国(1.76)和美国(2.62),甚至比一些发展中国家还要高出许多,比如巴西(3.49)、土耳其(3.54)和印度(6.87)。
最近还有报道指出,上海的单位GDP碳排放量是曼谷、东京和悉尼的三倍。上海是我国社会经济最发达、科技水平最高的地区,我国其他地区的数据可能更是要高得多。因此,中国经济要持续发展,绝不能再走高消耗、高排放的老路,必须节能减排,大力降低能耗,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大力淘汰落后产能。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实行节能减排的国策不仅是我们国家自身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将为全世界和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三、在国际上力争应有的排放权和发展权
早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之前,中国政府就向全世界庄严承诺:到2020年中国单位GDP排放强度下降40%-45%。这样一个大幅度的减排政策显示了中国作为大国的负责任态度,是对全人类作出贡献的具体表现,也是对气候变化大会积极支持的体现。
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虽然最终达成了《哥本哈根协议》,但这个协议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更为重要的是大会的进程充分暴露出欧美等发达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有违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基本原则和《京都议定书》规定目标的倾向,他们不愿意公平地考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不愿承担应有的减排责任。
这次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已将全球气温升幅2℃的阈值作为大会的共识确定下来。在这个增温控制目标下,依据IPCC报告的结论,国际上提出了到2050年的多种减排方案,包括IPCC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方案等,但它们都或多或少违背了国际关系中的公平正义原则,也违背了“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它们回避发达国家已在大气中排放存留了大量的事实和历史责任,不顾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所提方案要将未来排放权(约8000亿吨)的44%划归发达国家。那么在2006年-2050年间36个发达国家的人均排放量为73.6tC(吨碳),其他国家的人均排放量仅为27.5tC,相差约2.7倍;而1900年-2005年间发达国家的人均累计排放量已为251.2tC,发展中国家的人均累计排放量仅为33.3tC,相差达7.5倍。很显然,那些方案是在原有差距的基础上继续扩大差距,其中看不到公平正义,也根本不顾“有区别责任”的原则。
2008年中国人均排放量约为1.42tC,2000年-2007年的年平均增长率约为9.4%。尽管在他们的方案中2020年前没有给我国规定排放指标,但按方案所设定的2006年-2050年间的排放总量,中国只有约35.7GtC的额度,按照2007年的情况,只够中国10年时间的排放,在10年之后中国可能只有拿钱在“碳市场”上向欧美发达国家购买“碳排放权(指标)”!
因此,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中,我们除了要坚持节能减排、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之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在国际上进行科学、顽强、机智的斗争,要让发达国家负起历史责任,承担更多的减排义务,为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争取排放权、发展权,为全人类的公平、正义和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四、关于所谓“低碳经济”
近年来有关经济发展的道路问题十分引人关注,除了“可持续发展”外,还有“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的提法,前者是西欧人首先提出的,而后者是美国人提出的,可以说都是外来词语。现在中国有不少个人和媒体在大力宣扬“低碳经济”及“低碳生活”,我觉得在了解所谓“低碳经济”的本质之后,再宣传和提倡也不算晚。
顾名思义,“低碳”就是少向大气中排放碳,这对于能源来讲还是十分得体的,可以讲我们应该发展“低碳能源”(尽管烧煤发电不仅排放,也要排放等)。但作为整个社会经济来讲,只说“低碳”是非常不够的,因为至少循环经济以及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等,不是仅用“低碳”就能代替的。至于“低碳生活”更是有些唐突,如何过“低碳生活”?未见有人说出一个科学的、切实的道理来。如果说我们生活中要注意节约用电、用水、用煤或天然气,那是我们中华民族早就提倡的“勤俭持家”、“勤俭节约”的美德,比所谓“低碳生活”的涵盖面更宽。我们国家提倡的“节能减排”不是更确切、更实际吗?何必用“低碳XX”这个不伦不类的怪词呢?
同时,我们还不得不特别注意到,欧洲发达国家所提出的“低碳经济”,其重要的内容和本质在于“碳交易”(或“碳排放权市场”),他们是想按照他们的排放方案,得到较多的排放指标,反过来控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中国家花钱从他们手中购买碳排放指标。既然大家要搞低碳经济,碳交易也就是很自然的,按照发达国家提出的排放方案,发展中国家得不到发展所必需的碳排放指标,就只好向发达国家购买。可以想象,发展中国家要花许多钱到碳交易市场上去买排放指标,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将会过着怎样的“低碳生活”。我认为,既然气候变化已成为政治问题、国际斗争问题,在认识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时候就要有一些政治思维,我们不可太天真,不能被一些人所忽悠。实际上,“低碳经济”及“低碳生活”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一些人在忽悠,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和警惕。如果一定要给社会经济发展道路加上形容词的话,我认为“绿色经济”相对要更好一些,因为提到“绿色”,大家会考虑它包括了循环经济,以及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和融合等。
中央领导早就在多次讲话中提出要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探索出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我们必须继续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要可持续发展,必须科学利用资源,让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效益,首先就要节能减排,这本身就包含着低碳的自然属性。
要可持续发展,必须大力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转型和升级;构建循环经济体系,变废为宝,使生产智能化,产品原料化。
要可持续发展,必须使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实现经济增长,人民生活富裕,环境舒适美好。
要可持续发展,必须积极推动科学、文化的进步,要用科学技术引领经济的发展,要让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和巨大动力。
五、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
胡锦涛主席在2009年12月6日致中国气象局成立60周年的贺信中指出:“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剧和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气象工作的作用日益突出,任务更加繁重。希望各级气象部门和广大气象工作者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努力探索和掌握气候规律,大力推进气象科技创新,不断提高气象预测预报能力、气象防灾减灾能力、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开发利用气候资源能力,进一步推动我国气象事业实现更大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有力保障,为改善全球气候环境、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当前,我们应对气候变化所面临的主要科学问题有:人类活动引起气候增暖的不确定性问题,气候系统的多圈层相互作用问题,不同时间尺度气候变化的预测问题,气候系统模式的发展问题,气候系统与地球系统的联系问题,气候变化的自然强迫问题等。
联系我国的实际情况,因我国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青藏高原的影响,我国处于亚洲季风影响下的气候脆弱区,气候灾害发生频繁。我们必须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提出自己的气候变化研究的发展战略。前两年中国气候研究委员会(WCRP中国委员会)集中国内众多专家的意见,提出了未来十年中国气候研究的计划。
(一)我国重大气候灾害的发生及预测研究
我国气候灾害十分严重,大范围旱、涝灾害十分突出,对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极大危害;近年来所造成的损失还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因此,旱、涝灾害的研究对我国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是气候变化研究的重要内容,具体包括:
1.重大旱、涝灾害发生机理的研究;
2.重大旱、涝的预测理论研究;
3.极端气候事件的研究。
(二)亚洲季风区和热带太平洋—印度洋气候系统的研究
影响我国气候变化的主要因子包括亚洲季风的异常和热带太平洋—印度洋的热状况。因此,亚洲季风区和热带太平洋—印度洋气候系统的研究对中国有特殊意义。其重点内容为:
1.亚洲季风区的海—陆—气相互作用;
2.太平洋—印度洋海温的协同变化问题;
3.亚洲季风与太平洋—印度洋联合模型的相互关系。
(三)全球增暖背景下中国气候特征的研究
全球增暖是不争的事实,近百年来全球平均气温已经上升了0.6℃以上,与之相联系必然有其他气候特征的变化和异常。我们要面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必须弄清楚全球增暖背景下中国气候的基本特征,主要包括:
1.全球增暖背景下中国气候的基本特征及变化;
2.全球增暖背景下影响中国的主要系统(台风、ENSO等)的变化规律;
3.开展中国的“地球系统的协同观测和预报—COPES”计划。
(四)气候系统模式发展和地球环境变化的数值模拟
气候系统数值模式是研究气候变化的重要且有效的工具,对揭示规律和特征有其独特优势。目前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都在加大投入,研究发展高性能的气候系统模式。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具有一定基础,只要经费和计算机条件有保障,有关研究工作一定会有所作为。气候系统数值模式的研究重点包括:
1.加大力度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气候系统模式;
2.地球环境变化的数值模拟;
3.研究生物化学模式并引入气候模式。
(五)气候变化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已往的气候变化研究虽然也考虑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但只是泛泛而谈,尚未涉及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更没有深入研究社会经济发展与气候变化的相互反馈问题。为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今后要进一步加强气候变化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关系的研究,需要着重研究如下问题:
1.气候变化对中国主要经济带(东部、中部和西部)的不同影响;
2.中国不同经济带的经济发展对气候的可能影响;
3.研究提出不同经济带的人类有序活动模型。
(六)太阳活动及火山爆发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气候的变化除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之外,还与太阳活动及火山的爆发有一定的关系。太阳辐射能是地球大气和海洋运动的最终能量之源,太阳活动及其异常必然会引起地球气候的变化。火山爆发带来的大量火山灰将改变大气的成分和辐射特征,也会导致气候的变化。但是,目前人们对太阳活动和火山爆发影响气候变化的具体过程与程度还没有完全明了,有必要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其重点科学问题可简述如下:
1.太阳活动影响地球气候的事实检定;
2.太阳直接辐射量的变化如何影响气候;
3.太阳紫外辐射的变化如何影响气候;
4.宇宙线及大气电离度的影响;
5.太阳活动影响地磁场变化对气候的间接影响;
6.火山爆发影响气候变化的研究。
注:本文的一些数据引自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丁仲礼院士的报告,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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