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客家研究——关于客家学的理论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客家论文,理论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搞要】20世纪的客家研究基本局限在客家源流和方言上，尤其是纠缠不休的客家源流问题极大地限制了客家研究的全面深入。21世纪的客家研究，应在上半叶里，以客家文化即将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日见消逝的紧迫感，在明确客家研究的性质、目的、任务、内容与方法的基础上，建立起以中古汉族民间文化为特色的客家学，基本完成客家学的理论建构和客家文化的全面整理与阐释。
【关键词】客家研究 客家学 理论建构
在20世纪最后几年里，客家研究出现了主题回旋性现象。它的起因是房学嘉先生的论著《客家源流探奥》和衍生论文《论客家人之根》发表以后，又重新引起了客家人源流的争论。人们围绕客家人的族属与源流争得面红耳赤，肯定房说者有之，但反对者更多。本人无意加入这一争论，但又不能不对这一事件抚膺而叹：本世纪初罗香林先生始倡客家研究以来，现在的客家研究非但没有超出60多年前罗先生的水平，而且也没超出罗先生的研究范围。历史似乎开了一个大玩笑，本世纪末客家研究的热门话题又回到了本世纪初的话题：纠缠不清的客家族属与源流上来。这事怎么不令人深思：客家研究的价值何在？客家研究向何处去？
一、20世纪客家研究的特点与困境
客家研究始于何时？有人认为始于19世纪初， 以徐旭曾 《旭曾丰湖杂记》为标志；有人认为始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罗香林先生的《客家研究导论》为代表。笔者倾向于后一种意见。因为，确定一门学科的开始，其主要之点是研究者的理论自觉程度及其理论实践的影响程度。徐旭曾先生关于客家源流、语言、风俗等问题的千余字的简单介绍，属于一般记述，缺乏理论研究的自觉意识，嗣后百余年间也绝无回响，因此他不能算作客家研究的发轫。而本世纪初英国传教士艮贝尔（G.Campbell）的《客家源流与迁移》与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等著作，既具有开创客家研究的理论自觉，其理论成果实际上也揭开了客家研究的序幕，应该说，客家研究的发轫以罗香林为标志。
这个起点的确定，对于反思客家研究的历史是重要的。本世纪客家研究的开始也就是整个客家研究的开始，这两个起始的重合，意味着本世纪客家研究必然带来筚路蓝缕的的草创性、原始性特征。自本世纪初至今，客家研究表现为两个高潮。一是二三十年代发轫期的高潮，当时著名学者顾颉刚、罗常培、章太炎等均致力于倡导客家研究，并委派罗香林编《客家史料丛刊》；这一时期，出版著作50余部，罗香林先生的《客家研究导论》是其主要代表。在这之后的40余年里，除了还有关于客家方言的零星文章问世外，客家研究基本中断了。自80年代以来的十几年里，客家研究才再度兴盛，形成第二个高潮〔1〕。回顾20 世纪的客家研究，其主题基本上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客家源流研究，二是客家方言研究。在这两大主题中，客家源流研究又占主流地位，而真正存在危机的也是在关于客家历史的研究中。
20世纪的客家研究存在的基本问题，一是论题狭隘，主要局限在客家源流和方言两大专题上；二是主观臆断，情感色彩浓厚，科学性理论性不够，这尤以客家源流的研究为甚。这原因在于20世纪初的客家研究起于客家人生存抗争的现实需要，是对客家否定论所作出的学术反拨。在19世纪中叶，外来的客家人与本地土著的矛盾越来越尖锐。1856年，在广东高要、高明、鹤山、恩平、开平、新宁等六地发生了土著与客家集团性大械斗，这场流血冲突历时12年，双方死伤达五六十万人。其冲突的尖锐，斗争的残酷可见一斑。土著在对客家实施武器批判的同时，又对客家人族属进行贬斥和文化批判：称客家为“客贼”、“碦贼”、“非粤种、亦非汉种”，是“杂种”，“野蛮的部落”，等等，以一种类似于民族歧视的眼光丑化客家，贬抑和否定客家。这就构成了客家研究的学术背景和现实规定，它的初衷就是要从文化上反击和否定上述诬称，以学术的方式来论证客家血统高贵，不仅不是“碦贼”，而且几乎是纯粹的中原汉族豪门大户的后代，比那些歧视者还要高尚得多。最初的客家族属源流和客家方言的研究就直接服务于这一主题。这种辩解和反击式的研究诚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是这种研究从一开始就先天性地带有两大缺陷：
1.使论题束缚在否定论者所设置的否定——肯定的狭隘框架中。并且这种族属之争的阴影一直笼罩着20世纪的客家研究中。
2.使这种研究带有类似于民族情感的激昂与偏执。
这两大缺陷导致的结果是出现了客家迁徙的九次说，十一次说；几乎中国近、现代史的著名人物如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等都是客家人；以致于说中国革命差不多是客家的革命，“没有客家，便没有中国革命”〔2〕。把客家的范围无限扩大就等于取消了客家， 把有些论点推向极端，就迹近荒谬。“非我族类”的客家否定论激发了以客家源流为代表的客家肯定论，而过分的客家肯定论又会激生新的客家否定论。 20世纪的客家研究基本上未走出这一怪圈， 一些客家研究主流派学者们的论题、论点和论证方法大都带有这种族类之争的历史烙印。如果说在歧视和排斥客家的时代里，罗香林为代表的客家源流研究还有现实的合理因素的话，那么在今天再不存在歧视客家的四海一家的历史条件下，再重复一些纠缠不清的问题，便意义不大了。
20世纪就要终结了，20世纪的客家研究也基本终结了。海德格尔把终结理解为发展的阶段性， 他说“终结作为完成意味着这一汇集”〔3〕。在展望21世纪客家研究的时候，我们应在发展的阶段性和成果与问题的汇聚、形成上理解20世纪的客家研究，使它为下一个世纪的客家研究提供正面的启示与反面的借鉴。
二、21世纪客家研究的任务
看到20世纪客家研究的缺陷与不足，不是为了取消客家研究，而是为它的现状担忧，而是在思考为什么要进行客家研究和怎样研究等根本性的问题，而是为了它在以后的健康与茁壮。直白地说， 我们应明确21世纪客家研究的任务：应该以清醒的学科意识， 完成客家学的理论建构，把客家研究纳入理性的指导和科学的体系中，使客家研究取得全面而丰硕的成果。
之所以要建立客家学，以推动客家研究走向全面和深入，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当中国步入21世纪的时候，我们身后是延续了几千年的农业社会渐渐远去的身影和现代化浪潮在中国大地上汹涌澎湃了二十年的滚滚涛声，我们前面是新世纪的灿烂曙光。我们正处在一个独特的历史与文化转折点：它的新、旧世纪时间相交的接合点，也是传统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信息时代过渡的历史转折点，更是古老的传统文化向现代新文化转换的文化转换点。在我们行将告别历史文化的时候，举国上下涌动着一股缠绵的历史意绪和文化意绪。例如自80年代以来，全国盛行的“文化热”，“寻根热”，政府文化部门忙着搜集整理民歌、民谚、民间故事等“三大集成”的热潮，地方上的“方志热”，民间的“家谱热”，乃至于民间的神秘文化、封建迷信的大回潮，都是这种历史意绪和文化意绪的表现，是社会变革、文化变革时对历史与传统的眷念心理。作为文化工作者，当我们与传统社会挥手告别的时候，抢救性地搜集、整理正在后消逝的历史文化，既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又是刻不容缓的任务。
客家文化同样置身于这样的历史文化命运中。从事客家研究的学者同样应该具有这样的文化紧迫感和使命感，把自己的学术活动纳入历史主体的文化行为中，以清醒的历史意识和文化意识来研究客家文化。只有具有历史意识，我们才能认识到浸润在客家人身上的文化会稍纵即逝；倘若再过几十年，在中国社会彻底地整体性地告别传统的农业社会以后，在封闭的环境中形成的客家文化将所余无几。而生气灵动的客家研究，应该以现实的客家人群为学术背景，应以他们唇吻行为中的鲜活材料为资料来源，但这样的条件还能持续多久呢？据此，客家学的理论建构和研究项目的整体完成，应该在21世纪的上半叶之内。之后，客家学将成为一门远离现实的古典性学问，只有少数学者在这里“补苴罅漏，张皇幽眇”了。只有具有文化意识，我们才能认识到，过于纠缠客家源流和满足于客家优越论是偏狭的。我们应具有宽广的文化视野，全面地总结和研究客家文化，真正使客家文化成为中华民族优秀的民间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有了这样的历史意识和文化意识，我们就能准确地认识客家研究的性质与任务，对客家研究给出一个理论的定位，奠定客家学的理论基础。
要建立客家学，必须首先明了客家研究的性质。客家文化是中古汉族民间文化在封闭的客居环境中延续、保存至今的文化，它在今日众多的民族和民系的民间文化之林中，以其文化内容独特性、丰富性和传统的古老性而格外引人注目，它对于认识中古汉族文化有特殊的价值，因此，客家文化就是中古汉族的民间文化。当然说现存的客家文化就是在中古汉族的民间文化，应有几个必要的限定：
（1）文化保存的相对性。可以说，在当代汉族人群中， 都一定程度地保存了古代汉文化，如闽方言区、粤方言区及其他方言区的人群。因此，不能说只有客家人才保存了汉族文化；如果要建立汉族古代民间文化学，还必须参考各汉语方言区的文化。但是，相比较而言，客家人保存的汉族古文化最为丰富、最为典型，这从客家方言文化、客家家族文化和礼仪风俗文化几方面都可以证明，在质与量上，客家文化堪称中古汉族古文化的活化石。
（2）文化变易的相对性。在时间与窨间两大因素作用下， 客家人群所负载的汉族古文化自然早已有了变易，当今的客家文化并不是纯粹和绝对的汉族古文化了。但是，相比较而言，在汉族古文化中客家文化是变易最少的。
（3）“古代”的时间规定性。客家文化代表着13 世纪以前的汉族古文化，即中古汉文化。以语言为例，客家方言未受到阿尔泰语（主要指蒙古语、满洲语）及其文化的影响。
（4）文化内容的规定性。 客家文化是指现在仍存活在客家人生活中的文化，它不是有计划的文化保存，而是在世俗日常生活中自然的文化延续。因此，它是以民间大众文化为主流的汉族中古文化，而古代汉族国家意识形态文化、精英文化则保存无多。总之，所谓客家文化保存的中古汉族民间文化只是相对的。但是，认识到这一点十分重要，它有助于我们认识客家文化的独特性，有助于我们认清客家研究的性质和意义，从而以高度的理论自觉、目标明确地建构客家学，减少研究的随意性和盲目性。
其次，我们还应明确客家研究的任务。由上述关于客家文化性质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推知，客家研究的任务就是全面深入地研究和总结客家文化，从而为客家学的建构提供丰富的文化内容。这就要求我们突破20世纪客家研究的逼仄和狭隘，从各个层面真实而全面地反映客家文化的状况、特征和深厚内涵，以周到而全面的观照、丰富而详实的材料，为客家学的建立作出贡献，为全面地认识中古汉族的民间和民俗文化提供鲜活而周全的范例。
要建构一门学科，首先应该完成该门学科的理论论证，以奠定该学科的理论基础。笔者提出的客家学的本质是关于中古汉族民间文化学的提法，是一种给客家学定位与定基的理论尝试，如果客家学有许多定义的话，这也可以视作诸种定义中的一种。这个定义未必准确，还可以商榷与研讨，也希望由此展开争鸣，基本出发点是解决客家学的理论定位问题。因此这个定义本身准确与否，倒在其次，最重要的是唤起关于客家学本身的理论论证，如果能够建立一个形而上的概念系统和理论世界，使它能够对感性的丰富多彩的客家文化世界作出一种抽象，把具体的感性文化现象上升到理性体系，那么笔者的目的就算是达到了。
三、21世纪客家研究的范围与内容
明确了客家研究的性质、任务以后，它的范围与内容也就容易确定了。客家研究的范围与内容应以建立客家学所需要的内容与范围为标准。换言之，客家研究的内容，应满足客家学的全面展开。具体地说，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客家历史学。本文前面说客家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源流与方言，更不应纠缠于客家源流中一些无从查清的东西，但并不是客家源流与方言的研究不重要。相反，“每一种最初给出的直观（都是）知识的正当来源，所有在最初的‘直觉’中（可以说，是在其具体的现实中）向我们呈现的东西，根本就应当（是）作为自呈现出来的东西来接受”〔4〕。20世纪客家研究的重点自然而然地集中在源流与方言上，这恰 恰直观地说明客家源流与方言的重要。客家历史在20世纪已经研究得够多了，但是还缺乏理性的思索和实事求是的科学考查，还有一些重要问题未能解决。21世纪的客家历史学还应重点解决以下问题：
1.客家史概要，这是对客家形成史的总括。
2.客家迁徙史与当地土著的关系史、融合史。
3.各地客家小史，如江西、广东、海外等地的客家小史，通过这些小史可以概览客家地理分布和历史差别。这里的2、3两部分是形成客家史概要的基础。
4.客家谱牒学。客家家谱的研究是形成地区性客家小史的基础。在上述问题的研究中，应有科学的态度，应摈弃以往虚幻的九次迁徙说、十一次迁徙说，排除主观任意的情感态度，剥离家谱、族谱中有意使祖宗神化、贵族化的虚幻与俗套，撰写出真实的客家史来，对客家的形成过程给出令人信服的说明。
（二）客家方言学。客家方言是仍然活在客家人唇齿之间的古代汉民族的言语。客家方言是客家人区别于其他人群的根本特征，也是他们保存中古汉文化的最明显标志，这对于研究古汉语具有极大的学术价值。故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说：“如果有人把客家问题研究清楚，那么关于一部分中国民族迁徙的途径和语言演变过程，我们就可以认识了一半”，客家方言研究更具有这种直接的意义，应大力提倡，深入研究。以往的客家方言研究主要集中在语音上，这是不全面的。客家方言学应该包括：
1.客家语音学。这一方面以前的研究成果很多，但是还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加强，一是系统的客家语音学，二是客家语音中次方言语音学。
2.客家词汇学。这是以前被忽略了的领域。客家方言中的词汇也是一个语言学宝库，尤其是其基本词汇和俚语性词汇应重点研究，其基本词汇保留了古汉语词的用法，对其词汇意义、语法意义的研究，将有助于深化古汉语词汇的研究。其俚语性词汇更是一个民俗文化的宝藏。客家词汇是与客家语音同样重要的领域，不应忽略。
（三）客家家族文化。在客家中家族现象十分显著，其家族文化明显保存了古代汉族的宗法观念，它具有封建性的含义。但是，客家的家族文化又是客家人在异国他乡顽强生存下去的一个文化保证，具有历史的合理性。而且在现代社会中，客家的家族文化为何能承传下去，仅仅以封建宗法与落后腐朽去解释便行不通了，客家也对它进行了扬弃，这是值得注意的。客家家族文化包括以下一些独特的方面：
（1）家族建筑文化；
（2）家族伦理精神与制度文化；
（3）家族墓葬文化等。
（四）客家文艺。客家文艺也十分丰富。它记录了客家人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感受，它不仅具有文艺性，也具有民俗资料价值。客家文艺主要包括：
（1）客家文人文学；
（2）客家民间文学；
（3）客家民间艺术。这只是一个粗浅的分类，未必准确。 客家文人文学蕴藏十分丰富，它也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著名作家，如黄遵宪、丘逢甲等人的文学，这一类诗人的作品已汇入中华文学之流，它属于全国，而不是仅仅属于客家。但是，从客家这一独特的角度切入黄遵宪、丘逢甲的研究，会有更透彻的诠释和全面的观照。二是普通作家作品，如清人胡曦辑《梅水汇灵集》，张煜南辑《梅水诗传》，古直《客人丛书》，罗香林《兴宁先贤丛书》等，都很重要，应该组织研究。客家民间文学更富有人文价值，如张芝田《梅州竹枝词》，胡曦《兴宁县竹枝词杂咏》，梁伯聪《梅县风土二百咏》，以及已成书和尚散传于民间的近代、现代、当代的客家的歌谣、民谚、故事，都应全面总结研究。另外，客家戏剧、民间音乐、歌曲、民间舞蹈等也是一个宝库，它不仅表现客家人民在各个时代和各种生存环境中的喜怒哀乐，而且也是客家方言、客家社会学的第一手原始资料。
（五）客家风俗礼仪文化。客家保存着古老的风俗礼仪，如婚俗、产俗、食俗、待客礼俗、葬俗等风俗礼仪。台湾曾出版过张祖基《客家旧礼俗》，大陆也有《客家风情和传说》、《梅州客家风俗》等，但还需要系统化和全面性地深入研究。
（六）客家食疗文化。客家人重视医疗保健，有些客家地区的医药铺的数量可以与餐馆比高低，形成重要的医疗文化景观。客家食疗文化是指在医学、药学等医学专业之外的大众性的医疗文化，它主要包括：
（1）客家药菜学，客家大街上可以见到“王老吉”、 “清补凉”等大众性的夏日药饮物品，在客家宴席上，还可以看到苦笋、苦艾及其他药根、苦菜做出来的佳肴，在食法和食物上保存独特的文化韵味。
（2）客家烹调文化。普通客家人的烹调方法十分讲究， 最主要的是以中医的阴阳、寒凉等理论指导家常饭菜的烹调，四季气候不同，其烹饪的方法、火候、拌料也不相同，其讲究的程度和营养学、养生学的水平都很高，这种独特食疗文化，应加以总结，使之不致湮没，把客家人对生命的独特哲学理解和生命意志对生命过程的人文关怀表达出来。
（七）客家宗教文化。客家地区神庙之多也仅次于药店，但其渗透到深山野林之地，则又为药店所不及。其深厚而广泛的宗教信仰文化成为客家文化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客家宗教文化包括：
（1）自然神崇拜文化。例如客家土地神就很特别，不仅种类繁多，有社官土地，山神土地，丰产土地，城隍土地，桥公土地等多种，而且每家坟头均有一个土地神，曰×家土地，土地神素为“公有”，在客家地区竟有“私有”土地神，为一大独特的宗教文化景观；
（2）祖宗神文化；
（3）佛教文化；
（4）道教文化；
（5）基督教文化；
（6）其他宗教文化；
（7）禁忌文化等等。韩愈曾感叹道：“火透波穿不计春， 根如头面干如身。偶然题作木居士，便有无穷求福人”，〔5〕这种宗教文化现象在今天的客家地区还可以看到，必然有其独特的文化背景，客家研究应该揭示其宗教现象背后的文化哲学根源和历史根源。
（八）客家华侨文化。华侨中客家人甚多，海外还有纯粹的客家人聚落。客家华侨由穷困的山区迁居外国或他乡，置身于异乡而仍不忘乡音之情，在取得巨大成就之后仍关怀故土的爱国情怀、乡土情怀是客家文化中感人的一章，而体现在客家华侨中的精神力量，研究者应给予生命的诠解，更应给出文化和哲学的诠解。
（九）其他文化。客家文化林林总总，一如生活本身那样丰富多彩。但客家文化研究应是特色研究和文化研究，不必面面俱到。但特色也不应遗漏，故在上述八大方面之外再列此一项。把其他难以单独列出的方面，均归入此类，如风水文化，客家女性文化等。
总之，客家文化研究应该突破以往的历史学框架和辩护性目的束缚，应该以全面性、系统性、特色性和文化性的研究为目的，以丰富的内容，深刻而独到的文化阐释来建构起客家学的研究格局，揭示出独特的客家文化精神。
一门学科的建立，不仅需要形而上的理论论证，而且更需要丰富的内容或曰实证方面的支撑。若无这种实际的例证支持，缺乏感性经验方面的具体描述，客家学便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客家学不仅需要理性的概念系统，而且还需要把这些概念系统本质化和具体化，以便把客家学的目的、意义、价值、知识、经验作一个生动的展开。客家文化若无这样一个生动的展开过程，客家人的生命经验和文化精神便得不到特色化的展示，客家学便缺乏具体性和完整性。因此，客家研究的内容也应有科学合理的规划，使之为客家学的建构提供深厚而广泛的基础，也为客家人在揖别传统的古老世界之时，留下一帧真实而具体的文化面影，揭示这一独特的客居人群在多少个世纪中的主体经验和悠远的历史文化意绪。
四、客家研究的方法
每一种新的学说的产生，都伴随着新方法的采用。整个西方哲学，既可以说是哲学思想不断发展的历史，也可以说是哲学方法不断创新的历史。苏格拉底哲学主要以定义的方法，柏拉图把它发展为超越辩证法，笛卡尔提出怀疑的方法，康德主张批评的方法，黑格尔强调精神主体展开的辩证方法，胡塞尔提出现象学的方法，摩尔提出语言分析方法，皮尔士采用实用主义方法。新哲学的出现，都是以方法为突破的工具〔6〕。客家学虽不是一种新的学说， 但要使客家学摆脱陈旧的阴影和狭小的格局，取得较大的成绩，必须重视研究方法。如果没有研究方法的变革和调整，研究者眼前便难以出新的视野，客家学的理论建构便难以完成。
相对20世纪客家研究的弊病和不足而言，也针对21世纪客家研究思路的拓展和任务的确立，客家研究至少应在两个方面作出调整。第一，应突破以往单一的历史学或语言学的方法，而应根据研究内容的需要，走多学科交叉综合的道路。客家是一个现实的社会群体，客家文化是活生生地实存性的文化，它具有整体性浑融性的特征，因而应运用社会学、历史学、哲学、文化学、文学、民俗学等多种学科的方法进行研究。那种“张旭善草书，不治他伎”的态度，在客家研究上是不足取的。第二，应突破以往局限于案头文献的学究式的研究方法，应借鉴人类学者田野调查的方法，到客家民间长期蹲下来，掌握活生生的第一手资料，才能写出有真知灼见的客家学专著来。在这方面，海外客家文化研究的学者已走在前头，并做出了可喜的成绩，大陆的客家研究要取得实效的话，也应走这条道路，才能避免那种浮光掠影的浮泛和空疏。方法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客家研究的方法论应从属于目的论，但自觉的主动的方法调整，也是拓展客家研究的必要环节。希望通过上述两个方面的方法论的改进，使客家研究多出成果，而无愧于社会变化更为迅疾的21世纪。
方法并非是孤立的，方法背后隐含着价值取向和价值结构，而一定的价值体系又必然会产生相应的研究方法。上述两方面的方法，一是出于使客家研究全面开展之目的，一是出于使客家研究深入而扎实的取向。但研究方法并不仅仅止于上述两个方面，譬如说，为了使客家研究在整体上有序化，还应采用组织、协调、分工合作的方法。以前的客家研究多为单兵作战，学者队伍呈散兵游勇状态，研究者未能组织在有序的体系中，从而导致研究力量分布不合理，选题重复和格局狭小，因而从整体影响了客家研究的成果。现在，中国大陆的客家研究所有上海华东师大、江西师大、广东华南师大、梅州市及嘉应大学等五六个单位，香港、台湾和海外也有很多客家研究机构。如果把全国的客家研究力量组织起来，合理分工，协调研究，客家研究在整体上将是一番全新的景象。故笔者在此列出的具体方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客家研究中必须具有方法意识或客家研究方法论的观念。
注释：
〔1〕王洪友：《中国大陆客家研究的现状与今后的方向》， 《国际客家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第877—885页。
〔2〕汪祖德：《客家研究的理性思考》，同上书，第909页。
〔3〕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 《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71页。
〔4〕胡塞尔语，见上书，第676页引文。
〔5〕韩愈：《题木居士二首》其一；《韩昌黎全集》卷九。
〔6〕成中英：《论中西哲学精神》，东方出版中心，1991年版， 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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