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对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修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制度论文,经济增长论文,诺斯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1.3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975(2000)02-0072-05
当前研究经济增长的理论方法有三种：其一是剔除掉制度，将制度视为“自然状态”的一部分，不展开对制度变迁与增长动态之间关系的分析；其二是视制度的变迁为给定，认为制度变迁可能是重要的，但他们却不依赖于经济增长的进程，从而制度被认为是外生变量；其三，则是将制度视为内生变量，去研究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互动。诺斯模型是以上第三种方法的典型代表，并在这个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笔者认为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对于经济增长源泉的说服力是有限的，从而在对诺斯的批判继承之下，以制度为经济增长的函数变量，去探讨制度在长期经济增长中所担任的角色问题。本文在理论分析上有如下理论假定：(1)制度创新的收益大于成本，即制度供给曲线是垂直的；(2)假定制度变迁是正向的，可导致经济的正增长。
一、诺斯制度变迁理论与模式
诺斯认为在经济增长中制度起决定性作用。在一个动态的经济系统中，现存的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决定交易机会与成本——收益结构，从而决定了经济增长的收入流以及速度。当外在性的变化或相对价格的变化进入经济系统，则改变了现有的经济条件及成本——收益结构，经济环境中就会出现一些新的潜在的收入流，在现存的制度安排之下，这些潜在的收入流不可能实现。只有进行制度创新，创立新的制度安排，在新的制度结构之下才有可能实现潜在利润，实现经济增长。即制度变迁决定了经济增长。这一制度变迁过程如图1所示。
1.对制度变迁动力的分析。诺斯模型认为，现有的制度结构——交易机会——成本收益结构，共同构成一个相对静态的经济系统。而外在性条件的改变随时会打破这种相对静态，并促成潜在利润的形成，诱致一种新的制度安排产生，从而构成制度变迁的动力源。诺斯通过考察美国历史上经济增长的史实，发现在无数可能引起外在于现存安排结构的利润的偶然事件中，有三类特别重要，其一是市场规模的变化；其二是技术变迁的影响；其三是一个社会中各种团体对收入预期的改变。除此之外，游戏规则、情报、价格等的变动也将引起外在利润的产生。总之可将这一系列问题归结为三类：其一是偶然性的完全不可预测的外在于经济系统的因素；第二类是对于诺斯的制度分析是外生的一系列经济因素的变动；第三类是技术变迁。
2.收入增长的实现途径。诺斯认为，技术和结构的外在变迁的来源如能被利用，便将导致一个更大的总收入。外在变迁将通过四种途径导致利润的形成，即规模经济、外部性、风险和交易费用。在现有的制度安排结构下，这些利润是无法获得的，只有通过一种创新性制度成功地将这些外部利润内在化，那么总收入就会增加，即会获得经济增长。(1)规模经济。企业的最有效规模和在行业中的企业数是技术和相应的市场规模的函数。当技术发生变迁时，企业的有效规模将可能改变，并为企业带来一种潜在利润。但现存的企业财产制度可能会成为规模改变扩大的障碍，如业主制或合伙制的企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制度创新减小了对获取资本的限制，使得内含的潜在利润得以实现；(2)外部性内在化过程中的成本——收益变动所产生的收入增加也必须通过制度的再组织得以实现；(3)风险的盛行及其不可预测性是一个严重削减经济活动的因素，随着各种偶然性外部因素的增加，厌恶风险的程度也随之增强。厌恶程度的降低可提高收入，通过风险市场的发展以及各种保险制度的创新可降低风险，从而可提高总收入；(4)交易费用。随着不确定因素的存在，交易费用会随之而扩大，对相关的经济信息流的组织与增进会因避免市场不完善而引起可能的潜在利润。总之，由外部性、规模经济、风险和交易费用所引起的收入的潜在增加不能内在化时，一种新制度的创新可能允许获取这些潜在收入的增加，因此，制度变迁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决定性途径。
总之，诺斯通过对制度变量的内生性分析，建立了其经济增长与发展模型。沿着诺斯的分析思路，会发现仍需探讨以下三个问题：(1)什么是内生性分析？(2)将制度分析与经济增长分析建立在偶然性或外在性条件的基础上是否合适？(3)技术的作用是什么？它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二、对诺斯模型的评判
1.内生性分析的评判标准。内生性分析应该建立在双向循环、互相加强的系统分析中。在一个开放的系统中，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动将导致整个系统其他因素或强或弱的变化，而其他因素综合变化的结果也将以一种反作用影响到此因素。这种双向作用、双向循环构成整个系统的运动（进化或者退化）。对经济系统的分析也应如此。在诺斯的制度变迁模型中，从外在性变化→制度变迁→潜在利润的实现是一个不断重复的单向作用过程。其模型把长期的经济增长建立在不断变化的外部作用力基础上，经济系统中的制度框架会对外部作用力做出被动反应——制度变迁，从而引致经济增长。所以长期经济增长可被看作外部作用力效果的加总。但是整个经济系统不可能对这些外在性因素有所影响、有所作用，所以也无法解释这些因素，进而也无法通过经济系统本身解释制度及其变迁。因此一种单向的分析过程不能构成内生性分析的基础，诺斯并未在完整的意义上将制度因素内生化。
2.对外在性因素的分类及检验。诺斯将外在性因素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游离于经济系统之外的不可预测、无法控制的偶然性因素；第二类是被诺斯称为相对价格的外在性变化因素。包括市场规模变动、价格变动、预期变动等因素。这些因素变动的原因有二：其一是完全由于外界偶然性因素引起的，如天气变化等，人力无法控制；其二是经济系统本身的动态所引起的反应，即用经济系统内部的变化可以解释的因素。尽管其被诺斯称为外在性变化，实质上仍属于内在性分析范畴。例如由于市场规模的扩大引起对农产品需求的扩张，引致农业收入的增长；而农业收入的增长则会进一步使农产品市场规模的扩大。如此一轮双向循环引致整个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所以市场规模是属于经济系统本身并可用经济系统来解释的内生性因素。因此诺斯分析的基础是建立在两类因素之上，其一是偶然性因素；其二是经济因素。其中，经济因素的变动可构成内在分析的基础，但偶然性因素则完全是外在性分析。把长期的经济增长以及历史发展建立在偶然性因素的基础上无疑是不可靠的，历史的发展更多地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结合。即必然性本身起决定性作用，而偶然性仅仅只是必然性的体现。
3.技术变迁分析。诺斯认为技术在较长的期间内是可以变迁的。他将技术变迁分为两类。第一种技术变迁是由于某些经济变量的变化所诱致的。这些经济变量的改变迫使企业在已知的可选择的菜单上选择一些新的技术流程，以改变它的技术结构，即企业会改变其要素组合。第二种技术变迁可能是一项新的发明创造的产物。当技术变迁更多地被看作是发明创造活动时，发明创造成果会影响经济系统，但经济系统却无法给予发明创造以影响，它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对于经济活动而言，技术变迁只能被称为偶然性活动。因为技术活动什么时候会影响经济系统，如何影响，以何种方式影响，在诺斯分析范畴内是无法找到的。当技术变迁被看作是相对价格变化诱致时，就不能认为技术变迁是外生于经济系统的，相反是经济增长的内生性诱致因素。因此研究经济增长就不能把技术变迁简单地看作外生过程，看作一个自生自灭的过程。必须研究技术与制度的互动，才能真正找到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三、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研究框架：制度适应论
上文提到的内生性评判标准与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必然性构成此研究框架的分析基础。因此，研究经济增长，将依照如下两个前提，首先，依照系统双向循环的内在作用原则，建立经济内生性增长的分析框架；其次，依照历史发展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相结合的客观规律，将经济增长分为偶然性增长动态与内生性增长动态两种类型。偶然性增长动态是偶然性因素引起的经济增长，而内生性增长动态是由经济系统内生性因素变动所引的经济增长。其中内生性增长动态是研究的重点。
1.就偶然性增长动态而言，其中突发性的偶然因素诱发经济系统内经济条件及成本——收益结构的变化，低成本——高收益会在小范围内实现收入增加，这种小范围收入增加会诱使更多的人创立一种新的制度，去巩固这种新的成本——收益结构，实现更大范围内的经济增长。制度创新与变迁是对经济增长的一个滞后反应。
2.就内生性增长动态而言，必须考虑两种因素的作用。(1)技术因素。当自己是某种偶然的发明结果时，对其研究可以等同于偶然性增长动态；但更多的技术过程是与经济系统息息相关的可控的经济过程。这种技术过程，首先可能是长期资本积累的结果，一方面表现为通过“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阿罗，1962）引起人力资本的提高以及技术知识的积累和进步；另一方面表现为经济组织研究与开发(R&D)资金的大量投入，引起大量的技术创新与技术的突飞猛进。其次技术过程可能是由于其它内生性经济的变化所诱致的，即经济组织通过改变其要素组合而选择新的技术流程和技术结构，引起技术变迁。(2)其它经济因素。当这些因素发生变化时，必然表现为经济系统内要素相对价格的改变。这种相对价格变化直接诱致的不是制度变迁，恰恰是上述可控技术过程的第二种，即要素组合的改变。因为其它经济因素的变动最终也体现在技术的变迁上。因此综合考虑内生性增长动态，只须考虑技术因素的作用即可。
由于技术变迁，导致规模经济效益的改变，导致劳动、资本等资源的节约等等，从而使得在成本降低的基础上总收入的提高。这种短期经济增长诱致新的制度产生，使得新技术或者新的技术使用方式在全社会扩散开来，可保障这种新增收入的稳定提高。同时由于技术的收益递增性，使总收入沿着递增的速度提高。这个过程可用图2来表示：
通过以上两种增长动态的分析，可以看到经济增长动态有两个步骤，第一步是局部范围的收入增长，它的诱致因素是技术因素（偶然性因素不是稳定因素，在此略去），收入的增长可以进一步扩大资本积累，加大相对价格的变化趋势，从而提高技术进步和知识积累的速度，最终提高收入增长的范围和速度。在这个过程中，收入增长是技术变量的函数。第二步是收入增长诱致的制度变迁。制度变迁是适应收入增长的动态过程，是对原有制度结构的调整，通过制度创新，使收入增长的态势在全社会扩散开来，当然，扩散的中介并不是制度本身，而是技术。所以，制度是收入增长的函数。正如舒尔茨分析的，现代经济增长正显示出人力资本价值不断提高的态势，而美国高级法院有关就学与发展的决定等立法和法律是为适应由人的经济价值提高所致的制度的压力与限制而作出的滞后调整（舒尔茨，1994）。即制度调整是已呈现出的经济增长态势的反应。因此，可得出：(1)技术的进步与知识积累决定了经济增长的形式及速度，技术进步与知识积累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2)制度变迁则是适应经济增长而对制度结构所作出的调整，在长期经济增长中，制度扮演了一个适应性的角色，这就是制度适应论。正所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但决不能说“东风”是“万事俱备”的决定性条件。
四、结论
随着经济增长内生化理论的发展，将技术内生化和制度因素内生化是内生化理论的两大趋势。本文在界定内生化分析的基础上，得出如下结论：
1.诺斯模型将技术变迁看作外生性过程去分析制度变迁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科学的，也是其内生性制度变迁理论的主要缺陷，所以其长期经济增长模型缺乏长期的、稳定的、有说服力的源泉。
2.技术因素是经济系统循环中的内生因素，技术过程并非自生自灭、不受经济系统控制的过程。技术的长期积累和进步是经济增长最根本的决定性力量。
3.制度是重要的，它也是经济系统中的内生变量，但其变迁仅是经济增长态势的一个反应，其调整是一个适应性过程，而非决定性力量。
收稿日期：2000-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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