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执政理念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列宁论文,理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俄国布尔什维克① 是列宁亲自缔造的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它所以被称为“新型革命政党”，不但是有别于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也有别于第二国际期间欧美国家的工人政党(当时这些工人政党一般都叫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作为“新型政党”的特质，主要表现在它具有强烈而鲜明的革命性，它高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旗帜，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它坚持通过政治斗争、以夺取政权为主要目标；它以职业革命家组成的高度集中制为组织原则；它以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为主要策略手段。正是依靠这些特质，在特殊的国内外形势下，布尔什维克这个在俄国政治舞台的力量对比上并不占优势的政党一举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
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执掌政权后，面临着十分复杂而严峻的形势。在一个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俄国，共产党如何执政，如何带领俄国走上国家振兴、人民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陌生的，无前例可循。在苏维埃政权初期动荡不定的局势下，又没有充裕的时间和必要的条件进行冷静而缜密的思考和试验，只能在实践中边摸索、边总结、边前进，如列宁所说：“这样试试，那样试试”，“做了够多的蠢事”。革命胜利后不久，国内外敌对势力相互勾结，联手向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发动进攻，进入严酷的三年国内战争时期。在此期间，俄共(布)保持强烈的“革命党”② 意识，试图用高昂的革命热情和激进的革命手段解决面临的各种问题。国内战争结束后，面对满目疮痍、经济凋敝、社会动荡、危机重重的局面，在列宁的倡议下，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以恢复经济，安定人心，探寻一条适合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此时，执政的共产党才有条件考虑如何执政、如何加强执政党建设的一系列问题。但这个时候，列宁开始患病，并于1924年初辞世。这样算来，列宁在苏维埃新政权下生活了六个多年头。由于苏维埃政权初期的主要任务是巩固政权和恢复经济，而这些任务大体上在列宁逝世后不久的1925年基本完成，因此，不少学者将这一时期称之为“列宁时期”。
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列宁为新政权的巩固殚精竭虑，为无产阶级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也对共产党执政的理论和政策作了一定的阐述。这些阐述是列宁基于对党的历史方位转变的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必须指出的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执政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中处于缺失状态，国际共运历史上唯一一次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尝试，是只存在72天的巴黎公社，而当时法国还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因此很难提供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的经验和理论，加上当时苏俄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因而总的说来，列宁关于共产党的执政理论不是很严整的、清晰的，既有发展和创新的一面，也有某种片面和局限，这是难免的，领袖也是人，不是神。生活在那样的历史环境下，令我们惊异的不是他的不足和缺陷，而是他在理论上的开拓和创新，在实践中坚忍不拔的意志和毅力，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列宁主义阶段。本文仅对列宁的执政理念作一初步的梳理和评述。
所谓执政理念，通常是指一个政党围绕执政目标形成的基本理论、指导思想、活动准则和行为规范。理念是精神的东西，它总是从现实生活的需要而提出的，即从实践中产生，又指导实践、转化为实践，并受实践的检验。科学的理念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总要经过反复的长期的实践和总结才能撷取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实事求是地研究列宁执政理念，有助于更好地研究和把握共产党的执政规律，有助于在实践中加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能力。
一、“一党执政”的观念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并非一开始就只有布尔什维克一党执政。一党制并不是事先设定好的，它的形成有一个曲折的过程，是苏维埃政权初期政坛上各种力量博弈的结果。形势的发展变化，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消长，形成了俄共(布)事实上的一党执政的局面，而后，才形成一党制的执政模式和“一党执政”的理念。
在十月彼得格勒起义胜利后随即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中央和地方全部政权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决议，这是建设苏维埃新型国家的决定性步骤。由于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退出了大会，就由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选举产生了人民权力机关——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它的执行机构——人民委员会。其中由101人组成的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布尔什维克占据了62席，他们是苏维埃中人数最多、最有影响的党团；左派社会革命党人29席，其余席位还有未退出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一些党派和团体。列宁在10月29日的报告中说：“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退出了，这不能怪我们。我们曾经建议同他们分掌政权，……我们愿意成立苏维埃联合政府”。[1] 由于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占据了苏维埃的多数，所以二者也联合主持了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此后，又组成了以布尔什维克为主的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普罗相等7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组阁，分别担任邮电、司法等人民委员，在新成立的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中，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分别担任了正副主席。从1917年12月到1918年3月，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进行了较为融洽的合作，这种合作不是执政党和参政党意义上的联合，而是联合执政，分享政权。两党在此期间结成了政治上的联盟，在解散立宪会议和制定一些重大的施政纲领上，双方能友好合作，互相支持，因此，左派社会革命党中甚至有人建议和布尔什维克党合并。
可是，在两个问题上的重大分歧，导致了布尔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联盟的解体。其一，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从狭隘的爱国情绪出发，反对布尔什维克提出的与德奥交战国签订割地的和约，即布列斯特和约；其二，在农村政策上，代表农民小资产阶级利益与情绪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强烈反对苏维埃政府采取的比较严厉的粮食垄断政策，这些政策是为应付国内战争期间日益迫近的饥荒而实施的，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不顾大局，不顾红军和城市工人正在忍饥挨饿，不顾日益严重的粮食危机已使新政权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他们主张粮食“自由买卖”，进而挑起事端，举行叛乱，与布尔什维克公开决裂，并宣布退出政府。至1918年7月，布尔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宣告结束，形成了俄共(布)事实上的一党执政的局面。
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是俄共(布)试图在坚持社会主义目标和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实行多党执政的尝试和探索。由于苏维埃政权初期国内外形势特别严峻，国内大部分政治力量和政党或明或暗地对俄共(布)的执政党地位采取敌视和反对的态度，使左派社会革命党在同俄共(布)联合执政时面临强大的外部压力，它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它所代表的农民阶级的局限和偏见，使它经常与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俄共(布)立场和政策取向相左，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它左右摇摆，好走极端，加上这个党人数不多，力量较弱，这一切决定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与布尔什维克的联合执政仅维持半年多时间。当然，就俄共(布)方面来说，形势的严峻，执政经验的缺乏，党内意见分歧严重，使俄共(布)也无法形成一套团结和争取不同派别力量的政治策略；党内外的纷争耗费了领导人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也使一些领导人希望用比较简便的方法解决执政制度问题。因此，当俄共(布)力量逐渐强大，局势能够掌控的时候，包括列宁在内的党的领导人就不再谈及与其他政党联合执政的问题了。
国内战争结束后，1921年4月，俄共(布)一位著名的宣传鼓动家曾写信给党中央，建议给予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和无政府主义者中的某些派别合法地位，让其成员平等地参加苏维埃选举，他甚至提出，“在苏维埃中我们需要有反对派”。这一建议遭到列宁和政治局的拒绝。1922年，俄共(布)十一大宣布：“剥夺一切敌视苏维埃政权的政治集团的组织自由”，“俄国共产党是国内惟一合法的政党。”[2] 至此，一党独掌政权的政党体制在苏维埃俄国正式确立起来。
不可否认，对苏联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党体制，列宁的思想是有变化的：从原先倾向于在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方向下多党合作、联合执政，到认同于一党执政，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综观近代世界的政党政治，有多种执政模式：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无执政党制以及其他政党制度，不同执政模式的利弊是非，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国情各异，历史文化传统不一，选择何种制度，各有利弊，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也会作出不同的评价，列宁晚年对此没有作出明确的表示，但倾向于在苏联建立一党执政的模式，这是可以肯定的。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苏维埃俄国建立以来局势过于严峻，党内党外、国内国外各种纷争又过于复杂，以致执政党每一个重大决策都会引起无休止的争论，妨碍了政治体制的正常运行，而一党执政比起多党联合执政或轮流执政模式要简约、省力、安全得多，办事效率也可能高一些，这也许是列宁改变初衷的缘由。当然，一党执政往往缺乏相应的权力制衡系统和民主监督机制，容易造成权力过分集中、个人集权、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等弊端，不利于民主政治的正常发展。
苏联一党执政体制的确立，是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3]，可以说，这也是一种历史的选择，尽管不能认为是最佳的选择。在苏联确立一党执政体制的时候，列宁已身患重病，他对苏维埃国家的政党制度，对共产党的执政方略、执政方式以及执政党自身建设等问题，已不可能深入地考察，对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也没有作进一步的阐发。从理论上对苏联的一党制加以论证的是斯大林。斯大林认为，在苏联，只有共产党是唯一合法存在的政党，是对国家、社会、各群众团体唯一的领导党，斯大林公开宣称，在苏联，实行的是“共产党的垄断”[4]。斯大林不仅把一党执政提到理论的高度，而且几乎把它提到规律的高度，以至于长期以来形成这样的观念，似乎苏联有史以来只存在一个革命党——布尔什维克党，即后来的苏联共产党，其他政党都是妥协党、反革命党。十月革命胜利后一开始就实行一党制，由俄共(布)一党执政，执政的共产党不能容许其他政党参政或分掌政权。这种看法，既不符合历史实际，在理论上也是说不通的。
二、“主张有绝对强硬的政权”
在革命年代，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有一个十分明确的观念：“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取得政权以后，执政的共产党把保卫新生政权放在首位，这是理所当然的。列宁明确提出：“主张有绝对强硬的政权”[5]。人们常常把政权喻为“刀把子”、“印把子”，无非是比喻国家政权的重要性。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国家政权不仅是一种公共权力，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又脱离社会的一种力量，而且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有很深入的研究，他在《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等著作中对国家政权的本质、地位和作用有很多论述。根据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列宁认为，俄共(布)取得政权后，必须强化国家的镇压功能，建立一个雅各宾式“强硬的政权”。十月革命后，由于新政权还很幼弱，针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活动，列宁一再强调建立一个铁一般政权的重要性，他说：对“旧社会的一切有害分子”的犯罪行为，“需要铁的手腕”，“专政就是铁的政权，是有革命勇气的和果敢的政权，是无论对剥削者或流氓都实行无情镇压的政权。”[6]
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和各种敌对势力的活动十分猖獗：旧官员旧职员不愿为苏维埃政权服务，消极怠工；反革命分子的暗杀、抢劫、投毒、煽动罢工等破坏活动更是层出不穷。1917年12月，旧内阁各部、国家银行、国库、市政管理委员会的旧官吏怠工已达一个多月，破坏分子制造“酒库大抢劫”事件，将抢得的酒灌醉卫戍战士，在酒徒中散发传单，滋事捣乱，并策动旧俄时期的公务员举行总罢工，以对抗苏维埃政权。在如此严峻的局势下，党和政府决定成立以捷尔任斯基为首的“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非常委员会”(简称“契卡”)，并赋予它很大的权力，拥有搜查、没收、惩罚、取缔非法报刊等手段，以“红色恐怖”来捍卫和维护革命的新生政权。契卡的建立和活动，令许多反革命分子和破坏分子胆颤，打击了反苏维埃势力的嚣张气焰，为保卫新生政权作出了贡献。上任伊始，捷尔任斯基就说：“没有比枪决的权力对‘契卡’更重要的了。”[7]“我们的任务是同苏维埃政权和新生活制度的敌人作斗争。这种敌人既是我们政治上的反对者，又是所有的土匪骗子、投机分子和其他破坏社会主义政权基础的犯罪分子。对待他们我们是绝不留情的。”[8] 契卡成了苏维埃政权最有力的战斗机关，成为镇压敌人的尚方宝剑，成了无产阶级专政“铁的手腕”和“最强硬的政权”的象征。当然，由于法制缺失，契卡的活动也发生过打击面过宽、无根据地抓人、审讯中滥用权力等现象，酿成一些错案。为此，对契卡的地位和权限在党内发生争论。捷尔任斯基是革命新政权的坚定捍卫者，但他有时过于强调新政权“强硬”的一面，使肃反和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出现某些扩大化的错误。
十月革命后，苏俄宣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除了引起被打倒的剥削阶级及其政治势力的攻击外，第二国际及俄国原先一些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人物也纷纷发表言论，否定十月革命，攻击苏维埃政权，诋毁在俄国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指责布尔什维克实行少数人的军事独裁，“消灭了民主”，建立的是“拿破仑式”的少数人专政，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是考茨基。1918年，他以《无产阶级专政》为题发表一本小册子，攻击俄国布尔什维克不顾主客观条件，“用一次突然的袭击来取得国家政权”，并宣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考茨基认为，“专政就是取消民主”，“专政还意味着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个人独裁”，而“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在无产阶级占压倒多数的情况下从纯粹民主中必然产生出来的状态”。他还以俄国工业和农业尚处于落后状态的“经济分析”，声称俄国根本不具备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如果硬要这样做，就如同“这样一个怀孕的妇女，她疯狂万分地猛跳，为了把她无法忍受的怀孕期缩短并引起早产”，并预言“这样生下来的孩子，通常是活不成的”。[9] 当苏维埃俄国面临武装颠覆的危急关头，这些在理论上否定苏维埃政权的种种言论，起了动摇人心、制造思想混乱的恶劣作用。列宁严厉驳斥考茨基关于“纯粹民主”的谬论，指出在阶级社会里，只有具体的阶级的民主和阶级的专政，决不存在什么“纯粹民主”，“‘纯粹民主’是自由主义者用来愚弄工人的谎话”。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必须建立强有力的专政，这个专政就是“为了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为了使反动派恐惧，为了维持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为了使无产阶级能够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列宁还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关系作了充分的论述，从理论上捍卫了新生政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10]
在同考茨基论战时，针对考茨基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歪曲，列宁说过这样一段话：“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11] 此刻列宁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不受任何法律约束”，有一定的原因和背景。列宁曾举例说，早上我们占领了银行，晚上中央执行委员会才通过有关决议，“宣布银行为国有财产”[12]。按照资产阶级法律，银行和信用是不可侵犯的，而无产阶级去占领银行的时候，银行国有化的法律还未制订出来，只能不受任何法律限制了。这是非常时期实行的非常手段，并不是一种常规。在新生政权生死未卜，敌我对立如此尖锐，资产阶级法律已被废除，无产阶级法律尚未确立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在所难免。毋庸讳言，列宁的这句话确有一定的片面性，无产阶级专政也应当十分重视法制和法治，这句话后来被苏联一些领导人所利用和曲解，就是这个缘故。
事实上，曾经在西方国家生活多年的列宁，他的经历使他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和法制有深刻的认识和体察。他揭示了专政与民主的辩证统一关系，揭示两者的阶级本质，指出无产阶级民主要比资产阶级民主“更加民主千百倍”，但他也充分肯定资产阶级民主的历史进步性，承认无产阶级国家建立法制的必要性。列宁本人办事公道，作风民主，在国务活动中也注意建立规章制度，对违法违规事件深恶痛绝。鉴于全俄肃反委员会拥有的非常权力过大，1919年2月，俄共(布)中央通过决定：“(1)肃反委员会应把判决权转交革命法庭；(2)肃反委员会如下机构予以保留：调查机关；直接镇压武装暴乱机关(土匪的、反革命的等)”[13]。党中央还作出决议，只有当宣布戒严时，肃反委员会才拥有采取紧急措施的权力。但总的说来，在新政权的初创阶段，由于颠覆苏维埃政权的活动特别猖獗，苏维埃国家比较重视发挥专政的职能，较多地采用以暴易暴的手段，用革命暴力对付反革命暴力，而对于如何建立起从党内民主到人民民主的体制和机制，建立一套社会主义的法制，在列宁生前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而搁置起来。
三、热情年代的冷静思考
作为执政党，列宁认识到，必须从“夺取俄国”转为“管理俄国”。怎样进行“管理”(也可称为“治理”)呢？在《国家与革命》中，他设想要建立巴黎公社式的直接民主制，实行直接的“人民管理制”，对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进行选举，可以随时撤换，他们只能领取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以“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此外，列宁还设想，在无产阶级掌权的国家里，管理国家已变得“非常简单、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能胜任的手续——进行监察和登记，算算加减乘除和发发有关的字据”。[14] 这种设想显然是过于理想化、简单化了。实践证明，苏维埃国家与其他类型的国家机器一样，也要有一整套复杂而精密的体系和机制，也要具有熟悉行政管理的专职人员参与管理，1919年俄共(布)八大上，列宁坦率地承认，“一年来实际管理俄国，执行全部政策而成为我们的主力的工人阶层，其人数少得不可思议。”[15] 管理国家除了要有法律法规，还要有文化水平，由于俄国劳动群众文化水平太低，“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16] 这种情况下，与列宁原先设想的“人民管理制”不同，已成为“党代表人民管理国家”，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个问题，苏维埃国家是由无产阶级政党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那么，党如何“管理国家”，在一党执政的条件下，又如何“管理国家”，党和国家的关系，即党政关系如何处理，就成了一个紧迫而重要的问题。在当时的环境下，首要的任务是保卫红色政权，粉碎内外敌人颠覆新政权的阴谋，对执政党和国家机器在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体制中如何定位，两者之间关系如何处理，没有明确的界定，也没有建立相应的制度。列宁生前，苏维埃国家还处于激情燃烧的年代，国家和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还处在剧烈的变化和动荡之中，但列宁对新政权的建设、对共产党的执政方略和执政理念，仍有不少思考和建树。
(一)执政党要正确估量政治经济形势，体察工农群众的情绪和要求，及时调整政策，实现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由于党的工作重点放在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上，布尔什维克党保持着强烈的“革命党”色彩，在国内战争的严酷环境下，经济上实行粮食垄断制、粮食征集制、实物分配制、管理总局制、义务劳动制，组织上实行战斗命令制、干部任命制，政治上实行高度的权力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对敌对势力和反苏维埃活动采取高压态势，这一切都是围绕巩固和维护新生苏维埃政权展开的。苏维埃政权存亡是第一位的，革命年代布尔什维克的一整套治党理念、组织原则、活动规则、活动方式不但大部分都能运用，而且可以在新的条件下继承和发扬。
连年的战祸使国内经济凋敝，饥荒蔓延，社会秩序紊乱，党和政府不得不采取严厉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这一政策作为战争环境下的临时政策，是完全必要的。可是，由于受理想主义和教条化的影响，这一政策被注入了“直接过渡”的指导思想，即试图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跃过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发展阶段，凭借国家行政的力量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对共产主义的憧憬，险恶的斗争环境，更加激发了人们高昂的革命热情，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掀起的。列宁对这一活动的高度关注和赞扬，从保卫新生政权的角度看，既反映了他对人民群众建设新社会积极性的充分肯定，也反映了他和当时的许多领导人脑海里，存在相当多的理想主义色彩，这是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左”倾情绪滋生的思想基础。这种情绪不仅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左派共产主义者”身上表现十分突出，列宁也有所表现，他曾把“用产品分配代替贸易”、“准备消灭货币”、“把全体居民组织到消费公社中”等内容写进党的八大党纲草案。实行新经济政策前后，列宁开始对党内和国际共运中高喊革命口号、一味主张用革命方法的“左”的情绪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指出：“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来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作用，忘记了恰当地和有效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要是真正的革命者失去清醒的头脑，异想天开地认为‘伟大的、胜利的、世界性的’革命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活动领域都一定能够而且应该用革命方式来完成一切任务，那他们就会毁灭，而且一定会毁灭(是指他们的事业由于内因而不是由于外因而失败)。”[17] 尽管列宁对“左的”、“革命的”情绪和倾向有所警惕和批评，但在革命胜利初期激情迸发的年代，这种情绪仍在党内占有重大的影响。
在军事共产主义年代，包括列宁在内的俄共(布)领导人都被高昂的革命热情所感染，执政理念里充满了“革命党”的情怀和意愿。列宁的可贵之处在于，即使在那个年代，他一方面激情满怀，憎爱分明，关注新生政权的生死存亡，为捍卫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呕心沥血，其间不免对执政党意识有所缺失。但另一方面，列宁仍十分注意正确估量政治经济形势，体察工农群众的情绪和要求，及时调整方针政策，以适应形势的变化和满足民众的需要。
早在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不久，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指出：“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18]。列宁清醒地意识到，俄国的落后和苦难，从根本上说，都是由“生产力不足造成的”，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列宁甚至说，“在这里，我们苦于俄国资本主义的不够发达”。[19] 在列宁看来，执政党首要的和根本的任务，就是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机，适时地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为党的执政地位奠定坚实的基础。可是，由于国内战争的爆发，不得不中断这一“转移”。1920年底，当国内战争的炮火刚一停息，列宁又立即把这一任务提上日程，他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指出，工人农民忍受了巨大的痛苦和牺牲，赢得了战争，得到了和平，现在，经济任务、经济战线又作为“最主要的、基本的任务和战线提到我们面前来了”。他亲自主持一个专家组制订“全俄电气化”计划，并把这一计划称作“第二个党纲”。[20] 由于国内战争结束后苏俄局势依然相当严峻，党内争论激烈，俄共(布)始终没有把经济建设作为执政党的工作重点在全党形成共识。
执政党的重要职能，是运用国家的公共权力，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执政为民，是共产党执政的本质要求。为此，执政党必须体察民情，密切联系群众，经常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作出正确的决策。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对农村实行粮食征集制，侵害农民利益。如果说战争期间农民还能忍受这一严酷政策的话，到1920年底国内战争结束时，他们再也无法忍受这一政策了。于是，许多省份发生农民暴动，还有许多农民给党中央和列宁写信，或派代表到莫斯科要求会见列宁，亲自向列宁申诉，要求改变政策。列宁在会见坦波夫省农民代表时，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我知道，当农民的一切被拿走，而给他们的东西又那么少的时候，他们的生活是何等艰难。我了解农民的生活，我热爱他们、尊敬他们。我请求农民再稍微忍耐一下，我请求他们清醒过来并帮助自己的政权。”[21] 正当列宁为调整农村政策起草文件时，海军基地喀琅施塔得发生兵变，列宁立即警觉到，在军事威胁告一段落以后，兵变不仅标志着苏维埃政权面临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而且面临着最严重的政治危机。工农联盟是苏维埃政权的政治基础，兵变的参加者主要是穿了军装的农民，因此，兵变意味着工农联盟有瓦解的可能，这对执政的共产党来说是十分危险的。为缓解当前危急局面，俄共(布)十大一致同意取消粮食征集制，实行粮食税。实现从军事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是列宁探索适合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端，也是俄共(布)正确估量局势和民情民意作出的正确决策。正是在对政策的调整和反思中，列宁明确地表示，“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照共产主义原则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22]“我们现在正用‘新经济政策’来纠正我们的许多错误，我们正在学习怎样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大厦而不犯这些错误。”[23] 遗憾的是，新经济政策这一符合俄国国情民意的发展道路，党内不少人包括斯大林等许多领导人仅仅将它看作是克服眼前困难和危机的权宜之计，是对资本主义作出的暂时让步，没有将它看作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长远政策，所以后来被斯大林轻易地抛弃了。
(二)执政党要关注民主政治建设。执政的共产党以建设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为己任，在党执政的条件下必然与党内民主建设紧密相连。所以，当国内战争结束转入和平建设时期的重要时刻，党的十大同时通过两个决议，即《关于党的建设》和《关于党的统一》的两个文件。后来由于俄共党内争论不休，斗争激烈，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又利用后一决议整肃反对派，致使关于党的建设决议中强调要由战争时期“党组织的极端集中制”转为“毅然决然地实行工人民主制”的重要精神被淹没了。而“工人民主制”正是列宁对和平时期民主建设的政治设计。其要点是：要保证全体党员甚至是最落后的党员都能积极参加党的生活，讨论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要对各级党政干部排斥委任制，从下到上一切机关都实行普遍选举制、报告制和监督制；对一切最重要的问题在全党展开广泛的讨论和争论，充分自由地进行党内批评，集体制定全党性决议；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中央全会等要定期举行；要彻底消除任何派别活动，又要经常出版“争论专页”和“专门文集”，以保障党内的言论、出版自由；对党员滥用自己的地位和物质特权的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24] 从以上内容中可以看到列宁关于民主政治建设的不少精辟思想，可是，由于20年代初全党必须以全副精力解决各种迫在眉睫的危机，“工人民主制”在列宁在世时就被束之高阁，到斯大林当政后就被完全摒弃，成了一纸空文。
民主政治建设的要义之一是，执政党要注意克服官僚主义。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侧重从阶级关系揭示国家的本质特征，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作了阐发。恩格斯说过：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在一定时期内必须保留国家，但是，“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25]。国家政权与巨大的公共权力连结在一起，国家公职人员容易滋生官僚主义、以权谋私等消极腐败现象，这些现象在新生的苏维埃国家也不能幸免，对此，列宁给予高度的关注。苏维埃政权初期，由于许多优秀工人投身军事斗争，广大群众文化水平不高，国家机关许多工作人员缺乏管理技能，许多岗位不得不聘用旧官员，使官僚主义在新生的国家机关中更快地滋生和蔓延起来，列宁直言不讳地承认：“我们的国家是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26] 他还警告说：“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27] 直至列宁晚年，他抱病口授《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两篇文章，对改革国家机关、反对官僚主义留下重要的思想。可惜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苏联国家机关，包括党的机关，官僚主义日益严重，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机构臃肿，等级森严，庞大的国家机器日益蜕变为一个“官僚主义者的俱乐部”。
民主政治建设又同文化建设紧密相连。当国内战争结束，苏俄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列宁清醒地认识到，在俄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具有特殊的意义，理所当然地成为执政党的一项重要任务，他说：“我们所缺少的主要的东西是文化，是管理的本领。……新经济政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充分保证我们有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问题‘只’在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化力量。”[28] 在列宁看来，取得政权只是为发展本国的经济文化创造前提，然后应该利用这一前提，在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先进国家的水平，建立社会主义的文明国家。文化建设涵盖许多方面的内容，苏联在发展科学文化教育、保障劳动群众的基本生活权利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指导思想僵化、政治民主缺失、对外部世界封闭，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文化建设的发展，使苏联难以步入现代文明国家的行列。
(三)执政党要注意增强自我建设意识，增强战斗力和凝聚力。俄共(布)执掌国家政权以后，它所处的历史方位有了重大的转变。1919年初党的八大决议指出：“俄国共产党既然执掌了政权，掌握了全部苏维埃机构，自然应当使自己数以万计的党员去管理国家。”[29] 由于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党员队伍扩充很快，一些“冒险家和其他危害分子乘机混进执政党里来，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30] 为加强党的自身建设，1920年列宁提议进行清党，以纯洁党的队伍，增强党的战斗力。此次清党重点清除官僚主义者、异己分子和追逐名利者，这三类人约有10万名(约占全部党员的2/5)被清除出党。1921年底，苏俄在新经济政策转变的过程中，党员队伍扩大，思想不纯和组织不纯的现象有所滋长，俄共又一次清党，着重清除党内的官僚化分子、不忠诚和不坚定分子以及曾加入过孟什维克的分子。此次清党，着眼点是保持共产党员的本色，增强与非党群众的联系，防止执政党蜕化变质，列宁把清党作为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是有积极的创新意义的。两次清党也收到一定效果，但由于过分注重考察入党时间及出身成分，不太注重正面的思想教育，清除范围又过宽，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作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苏共把清党作为执政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手段，后来又陆续进行数次。但实际效果越来越差，清党没有起到加强党的建设的积极作用，却使党内生活的不正常现象愈演愈烈。
四、余论
列宁时期，苏维埃俄国处于国内外敌对势力严重的威胁下，执政的共产党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投入保卫新生政权的严酷斗争，党内又弥漫“左”的激情，认为只要有了革命热情，就能够无所不能，所向披靡。在那样环境下，作为党的最高领袖，列宁对共产党的执政理念虽有不少光辉的论述，但也有一定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我们在研究列宁执政理念的时候，要与这一时期苏俄的内外环境以及列宁的思想演变进程联系起来。
列宁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旧制度的摧毁者、颠覆者，新制度的创造者、保卫者和建设者；他既是一个有崇高理想、高度理论修养的思想家、哲学家，又是一个充满激情、个性鲜明的实践家；他在进行理论思考、设计未来和制订战略方针时常常充满理性和人文关怀，但在处理新政权下一些急迫而又棘手的问题时，他有时也显得急躁和生硬。对此，南斯拉夫学者德·列科维奇提出了“两个列宁”之说，他认为，列宁的遗产中似乎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层面，或者简单地说，存在着两个列宁——具体环境中的列宁和本质的列宁。本质的列宁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和现实要求来研究问题的列宁，这是革新家和创造者的列宁。在这里，他强调宽容、民主和人道主义。而具体环境中的列宁是一个迫于极端严峻形势、迅速寻找摆脱险恶困境的、思绪万变的活动家，形势迫使这个列宁迅速思考、急促决断，他不能每次都周密、全面考虑各种关系、有时态度生硬、脾气暴躁，不容异己，是个有限民主的代表者，他不仅是个过于严厉的领导者，而且是惩罚措施、监狱乃至集中营的支持者。两个列宁是列宁理论和实践活动的两个方面，两者紧密相连而又相互交错。[31] 对列宁的这一评价，美国著名传记作家路易斯·费希尔在《神奇的伟人列宁》一书中也有多处类似的描述。例如，1919年秋，当列宁得知翻译家奥赫里缅科一贫如洗，难以糊口时，他立即给阿·叶努基泽、列·加米涅夫和叶·斯塔索娃写了一个便条，恳请他们在衣服、住宅、粮食方面帮助这位翻译家。[32] 一位西欧社会党朋友去探望病中的列宁，送去一些瑞典的干酪，列宁婉言谢绝，并请她转送给莫斯科的儿童。列宁喜欢儿童，也喜欢养猫，日常生活中待人接物平和，富有人情味。但在政治上却十分严厉，对待敌对分子毫不留情。费希尔认为，是“世界性的灾难”使列宁在个人生活方面的道德和社会生活方面的不道德之间出现了鸿沟[33]。列科维奇和费希尔的分析虽有一定道理，对一个人的思想轨迹，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加以评述。但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最根本的品格是革命的利益、无产阶级的利益高于一切。布尔什维克作为革命党，以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为首要目标，要将无产阶级专政成为铁一样“强硬的政权”，面对敌对分子对苏维埃新政权极端仇视和疯狂破坏，无产阶级专政也只得“亮剑”，用极严厉的措施镇压一切反革命破坏活动，以暴制暴，以红色恐怖制止白色恐怖。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下，强调暴力革命和革命暴力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这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将暴力神圣化，过度地加以渲染，将其常态化，甚至将其提到普遍规律的高度，便会造成严重的后果，这是革命党人常常容易犯的一种错误。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时说过一段令人深思的话，他说：“公社并不取消阶级斗争，……但是，公社提供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经历它的几个不同阶段。”[34] 无产阶级专政代表人类社会进步的方向，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所以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能够而且应该使阶级斗争采取“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列宁时期还做不到这一点，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继承者，忽略这一点，甚或不指明革命党人主张暴力的暂时性和限制性，就有可能被后人不恰当地利用和放大这一理论缺陷，酿成历史的悲剧。
注释：
①布尔什维克党全名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于1898年，1903年党的二大上形成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和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孟什维克两大派别，1912年两派彻底分手后成为两个独立政党。1918年党的七大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1925年党的十四大改名为“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1952年党的十九大改名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
②这里所说的“革命党”，是特指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时，仍保留旧社会在野时或处于地下状态时的许多观念和做法，不包含对党的性质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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