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条件下的教育支出、教育溢出与经济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条件下论文,经济增长论文,支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引言
教育是提高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的一个有效途径。政府、社会或个人的教育投资则直接推动了教育的发展，教育投资的增加影响到教育部门规模的扩张、教育设施的改善、师资水平的提高等，最终促进一国人力资本的提升。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增长经验证实了这一点，许多研究从理论和经验的层面也探讨了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
基于内生增长模型框架，Glomm和Ravikumar(1998)、Kaganovich和Zilcha(1999)、Blankenau和Simpson(2004)等证明了公共教育支出通过影响人力资本积累，从而影响长期经济增长。Kaganovich和Zilcha(1999)建立了一个迭代模型，研究了政府税收收入在公共教育投资和社会安全之间分配的作用，证明在稳态均衡中，给定税收收入的分配份额，教育补贴对增长率的影响依赖于偏好、生产函数和税率等模型参数。Blankenau和Simpson(2004)建立了人力资本驱动经济增长的内生模型，认为私人和公共投资是影响人力资本积累的关键投入，而公共教育支出对贡献于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具有挤出效应，公共教育支出的增加能够增加稳态增长率。但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对一般均衡的调整则起负向作用，这样公共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一定范围内是非单调的，依赖于政府支出水平、税收结构和生产技术参数。Brauninger和Vidal(1999)等则认为公共教育支出通过影响私人投资从而产生间接的增长效应。
在经验研究方面，来自微观层面的证据较多地支持教育支出的正向效应，Bratsberg和Terrell(2002)将美国劳动市场作为参考，研究了来源国教学质量对移民教育回报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保持人均GDP和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来自具有较低学生-教师比和较大生均教育支出国家的移民获得较高的教育回报率。但宏观层面的经验研究并不完全支持教育支出和经济增长之间显著的正向关系。Cullison(1993)、Aschauer(1993)、Barro和Sala-i-Martin(1995)的研究表明公共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国内方面，李杰(2001)利用中国的经验数据，进行了人力资本投资(国家的教育投资支出)的弹性分析及相关指标的比较，结果显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对教育经费支出富有弹性，其贡献率要大于物质资本和劳动投入的贡献率。周英章和孙崎岖(2002)应用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研究中国1952～1998年的教育投入对实际经济增长的贡献，认为中国教育投入是影响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崔玉平(2004)借鉴Aschauer(1993)模型，假定教育投资通过提高劳动力质量即人力资本存量而创造社会经济效益，经验研究表明在1992～2001年间中国公共教育资本存量的产出弹性显著为正。
然而Aschauer(1989)采用弹性分析法研究了美国1949～1985年不同类型的公共资本支出的产出弹性，认为教育支出与市场经济部门的生产率之间没有联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国民生产率。Easterly和Rebelo(1993)发现公共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正相关性仅在一定条件下成立。Kevin(2000)认为公共教育支出的增加可能会对其他公共产品产生挤出效应，因此由公共教育支出增加所带来的收益不会在短期内显现出来。王俊和孙蕾(2005)也认为由于教育对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是一个长期过程，因此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时滞性，短期内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是不明显的。周晓丽和陶美重(2006)则认为教育支出不仅具有溢出、缓解就业压力等正效应，而且还具有挤占、致贫等负效应。
上述研究利用内生增长理论框架、计量模型、弹性分析法等，研究了教育支出通过生产性或消费性投资效应或者人力资本积累效应等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事实上教育支出影响了教育部门的发展，而教育部门对经济中其他生产部门具有技术溢出作用，蔡增正(1999)、陆根尧和朱省娥(2004)、解垩(2005)等研究了教育部门的这种技术溢出效应，但忽视了经济体内部或外部环境因素对这种效应的影响。众多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出口贸易技术溢出的研究都强调了东道主国家、地区吸收能力(absorptive capability)或互补性资产(complementary assets)等因素的决定性作用，发现技术溢出与这些因素之间存在互补性(Levin and Raut，1997；Fu，2008)。
本文通过分析教育投资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和渠道，借鉴Levin和Raut(1997)的模型思想，同时考虑到了教育支出、教育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建立基本模型，利用中国1987～2004的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人力资本水平、研发投入和贸易开放等因素对于教育溢出的影响，考察这些因素与教育溢出之间的互补性。
二 中国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描述性分析
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迅速，并逐步重视对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教育支出总额明显增加。1978年中国国家财政用于教育支出的总额为75.05亿元，2000年突破2000亿元，达到2179亿元，2004年已经达到3851亿元；从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比来看，在波动中略有上升，从1978年的2％左右上升到2004年的2.7％。但从中国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来看，其变化趋势却呈现一个倒“U”字型的变化趋势，从1978年的6.7％上升到1996的17.8％，之后有所回落，到2004年下降到13.5％(图1)。
图1 中国历年来教育支出额及其占比的变化趋势
说明：教育支出包括预算内教育支出和农村教育费附加支出两个部分，单位为亿元。为了清楚显示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变化趋势，图中各年度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均往下平移了5个单位。
资料来源：中国财政部网站。
图2 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教育支出的省际平均值变化趋势
说明：各省份教育支出采用教育事业费来衡量，我们根据各省份以1978年为基的消费品价格指数进行调整，单位为亿元。共选取了全国25个省份，因为数据的缺失排除了海南、湖北、重庆、陕西、山西、西藏和青海，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共11个省份，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共8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甘肃、宁夏、新疆共6个省份。
资料来源：《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
从中国跨省份的数据来看，各地区财政用于教育支出的总额在不断增加。但一直以来，中国东部地区教育事业费的省际平均值要高于全国的省际平均水平，中西部地区的相应值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见图2)。
从各省份教育支出额对生产总值的占比来看，均在波动中略有上升，与全国总体变化趋势相似。大部分地区(除了西部的贵州、云南、宁夏、甘肃、新疆等省份以外)，这个占比一直未超过3％，贵州自2001年以来这一比值在4％以上。图3绘出了全国及各地区教育支出额占GDP比重的平均值变化趋势。
图3 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教育支出额占GDP比重的平均值变化趋势
经济发展相对较快的东部省份，教育支出额占GDP的比重是最低的，而西部地区教育支出额占GDP比重的平均值一直是最高的，远远高出全国及东中部的相应值，中部地区次之，但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图4绘出了1990年中国跨省份的教育支出额、教育支出额占省份GDP的比重与1990～2004年各省份经济增长率的简单关系。①图4(左边图)中趋势线明显具有正的斜率，表明中国各省份的教育支出额与经济增长存在一个正向的关系，各省份的教育支出越大，经济增长越快。然而图4(右边图)中趋势线却有显著负的斜率，这似乎提供了一个与现实经济发展不相吻合的经验证据。一般来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教育支出占GDP的份额越高，说明越重视教育的发展，越有利于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但根据图4，如果不考虑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诸多因素，从中国跨省份的经验观察来看，教育支出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似乎与经济增长率呈现负的关系。究竟什么原因影响所致？这也是本研究要回答的问题之一。
图4 中国各省份教育支出、教育支出占比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
三 开放条件下教育支出、教育溢出与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及假设
(一)教育支出、教育部门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分析
综合已有研究，教育支出、教育部门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投资和结构效应。教育支出作为一种社会投资或消费性支出，它的增加将直接影响经济增长，同时教育支出的变化也将通过对其他投资的挤出挤入效应、产业结构效应等影响经济增长。廖楚晖(2004)、周晓丽和陶美重(2006)等认为教育支出的增加扩大教育部门的规模，促进教育部门的发展，这将影响一系列相关产业，如教学仪器设备制造业、信息产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二是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内生增长理论强调了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而增加人力资本存量的关键途径就是教育和在职培训，政府或私人通过教育支出影响教育部门的发展，从而提升人力资本或技术水平，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已有研究大多基于这个角度阐述了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廖楚晖(2004)论述了教育投入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他强调教育投入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能够提高劳动力素质，促进技术进步，从而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三是教育溢出效应。教育支出的变化直接影响了教育部门的发展，包括教育部门的规模、师资水平等，而相对于经济中其他生产部门，教育部门拥有较高的技术、人力资本水平或生产率优势，对其他非教育部门具有技术溢出作用或技术带动作用，从而带动整个经济的生产率水平促进经济增长。Haveman和Wolfe(1984)将这种外溢效应概括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市场效率、促进技术进步和传播等12个方面。Gylfason(2001)认为教育通过促进劳动生产率、加强民主政治、改善健康状况以及促进社会公平等方面促进经济增长。蔡增正(1999)借鉴Feder两部门模型，利用世界上低收入、中等收入和工业化等194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进行经验分析，证实了教育部门对非教育部门存在技术溢出作用。陆根尧、朱省娥(2004)采用相同的模型，度量了中国教育部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及其对经济中其他部门的外溢效应。解垩(2005)基于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研究了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认为大学教育部门通过对非大学教育部门的要素生产率优势和对其他部门的技术扩散效应来影响技术进步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二)开放条件下教育支出、教育溢出影响经济增长的基本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以下基本的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
其中B表示全要素生产率中扣除了教育支出效应的剩余值，Edu表示教育支出、Spedu反映教育部门对其他部门的技术溢出，θ度量了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两个方面的作用：投资效应和对人力资本积累效应，η衡量了教育部门发展所引致的技术溢出效应从而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程度，如果η等于0，表明教育部门不存在对其他生产部门的技术溢出效应；如果η小于0，则表明教育部门的发展对技术进步存在一定的阻碍作用，这可能是因为教育部门产生的人力资本或技术并不能适应当前的生产或经济结构，而同时又挤占大量生产资源，从而阻碍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如果η值为正，表明教育部门通过对其他生产部门的技术溢出效应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的技术推动作用。将方程(2)两边同时取对数，利用泰勒展开：当x比较小时，Ln(1+x)≈x，得到基本的经验模型。
以上经验模型可进一步考虑其他相关控制变量，如人力资本、经济开放度等。许多研究指出教育支出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动态性，例如Easterly和Rebelo(1993)的研究认为收入不平等能够促进公共教育支出，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而Kevin(2000)内生化教育支出变量后，进一步研究发现公共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王俊和孙蕾(2005)也认为由于教育对人力资本的形成是一个长期过程，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时滞性。基于上述研究，我们考虑到教育支出增长效应的时间动态性，类似于姚树洁等(2006)，在方程(3)中增加教育支出、教育溢出与时间趋势的交叉项t*LnEdu和t*Spedu。
(三)教育溢出、要素互补性影响经济增长的模型扩展
以上分析区分了教育支出影响经济增长的不同渠道，而由于经济系统中各类变量之间作用的复杂性，教育溢出效应必然受到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最主要的就是受到经济体内部或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首先，Cohen和Levinthal(1991)在分析企业的研发作用时提出了“吸收能力”概念，他们认为企业自身技术水平是吸收能力的决定因素，后来这一概念在研究FDI、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时被借鉴和应用，内涵得到了拓展，吸收能力因素包括人力资本水平、研发投入、市场效率、经济发展阶段等(赖明勇和包群，2003)。一些经验研究也证明了吸收能力因素对技术外溢的重要影响。Fu(2008)的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区域创新能力的技术溢出效应，依赖于区域吸收能力和互补性资产，本文以各省份的研发投入和劳动力质量来度量吸收能力；而以电脑普及率、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总增加值的份额、技术市场的交易额等来衡量区域互补性资产。类似的，教育部门对经济中其他产业部门的技术外溢效应也可能受到区域内外部环境要素的影响。由于不同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研发投入的差异，必然使得教育部门的技术溢出程度存在差异，从而影响教育支出、教育溢出的边际效应。相对而言，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研发投入水平越高，越有助于教育部门的技术溢出，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也发挥得越强，只有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才可能有效度量教育支出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和技术效应。其次，经济的对外开放会影响经济要素的流动性和边际效应，从而影响教育溢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Kim和Yong(1999)将教育支出与国际贸易结合起来考虑，发现两者是相互作用的，教育能增大人才的流动性，促进知识和技术创新的传播速度，从而与国际贸易相互促进，对长期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Gradstein等(2005)认为，人力资本投入的回报依赖于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所以教育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也依赖于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他们利用中国不同地区的数据进行经验分析，其结果支持教育扩张与经济开放度正相关的观点。通过以上分析，考虑到教育溢出与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研发投入、贸易开放度等因素的互补性，基本模型(2)可扩展如下：
其中CV表示与教育溢出存在互补效应的变量。与(3)式比较，(5)式的右边增加了这些变量与教育溢出的交叉项，从而能够刻画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四 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
本文拟采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经验分析，各变量指标的选取如下。
教育支出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根据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投入教育领域中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总和，或者说是指用于教育、训练后备劳动力和专门人才，以及提高现有劳动力智力水平的人力和物力的货币表现。教育支出包括教育事业费、教育基建投资、各部门事业费中用于教育的支出、城市教育费附加支出、支援不发达地区资金用于教育和农村教育费附加支出，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采用教育事业费(Edu)这一指标来衡量各地区的教育支出水平。
教育溢出主要取决于教育部门在整个经济中的规模，本文分别从投入和产出角度定义两种教育溢出指标。一是中国普通中等和高等在校学生人数占总劳动力的比重(Spedu1)，解垩(2005)曾采用在校大学生占劳动力的比重来衡量高等教育溢出；另一个是教育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Spedu2)，蔡增正(1999)、陆根尧、朱省娥(2004)等衡量教育部门对非教育部门的溢出采用教育产品占总产品的比例来反映，而教育部门产品则以教育费用支出代表。本文考虑到教育支出衡量了教育投入和成本，而国内生产总值则反映了国家或地区总产出，所以本文将该指标修改为教育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
根据前文分析和已有研究，式(5)中互补性要素变量(CV)主要包括各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研发投入、贸易开放等。人力资本水平(H)主要采用各地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Avedu)来衡量。平均受教育年限是指6岁及6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是通过学校教育所获得的人力资本的最好代表，具体计算公式是：目标人口组平均受教育年限=[大学本科(文化程度人口)*16+大学专科*14.5+中专*12.5+高中*12+初中*9+小学*6]/目标人口组总人口数。由于缺乏各地区研发投入的连续数据，所以采用各地区科技三项费用占财政支出总额的比值(Sci/Fin)来衡量各地区的研发投入。贸易开放主要采用贸易依存度(各地区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Open)和外商直接投资占各地区总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Fdi/Inv)来衡量。
本文选取的时间段是1987～2005年，这一方面是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1987年以前，中国许多省份的教育支出、FDI数据统计不全，无法获得连续的年度数据；另一方面，中国自1986年起实行了全国义务教育，相对而言，1987年中国的教育支出额度、统计口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因为数据的缺失，除去湖北、重庆、陕西、西藏、海南和青海省外共有25个省份。所有原始数据来自《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中国财政年鉴》各年，所有货币数据均以1978年为基的各地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数据以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以消除物价因素的影响，各地区的进出口总额、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的原始数据是以美元为单位的，本文处理时先根据各年度的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换成以人民币为单位，再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
五 估计方法与经验结果分析
面板数据模型包括齐性参数模型、变截距模型和变系数模型，但一般很少采用变系数模型，所以本文主要考虑齐性参数模型和变截距模型，两类模型的选择可以采用F检验来判断。假设面板数据涉及N个截面、T个时期，解释变量的个数为k。相应的齐性参数模型和变截距模型如下：
其中β是一个k×1的系数列向量。事实上齐性参数模型就是对变截距模型施加了N个截距相等的约束条件。设齐性参数模型和变截距模型估计的回归残差平方和分别为S[，1]和S[，2]，则检验的F统计量为：
(8)
如果F统计值大于给定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则应采用变截距系数模型；否则应采用齐性参数模型。变截距面板数据模型包括固定效应模型(fixed effect model，FE)和随机效应模型(random effect model，RE)，究竟选择哪种模型形式，通过Hausman检验来确定。考虑到面板数据的截面异方差，本文采用横截面加权的广义最小二乘法(GLS)估计变截距面板数据模型，以纠正截面异方差。同时考虑到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数据在同一时期，可能存在相互作用关系，教育投资的增加促进了经济增长，反过来伴随经济的发展，一个国家或地区又会加大教育投资，但在单方程回归中往往很难区分这种因果关系，因此为了避免变量间的内生性问题，将所有解释变量滞后一期(朱农、骆许蓓，2006；Fu，2008)。这样一方面因为解释变量相对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截断了被解释变量对解释变量的作用渠道，同时也考虑了资本积累、教育投资、教育溢出等解释变量影响经济增长的滞后性。
(一)教育支出、教育溢出影响经济增长的静态效应分析
根据经验模型(3)，并考虑到人力资本、经济开放度等控制变量，本文采用以上估计方法进行模型估计，结果见表1。
根据F检验和Hausman检验，以上模型均采用固定效应的变截距形式进行估计。从表1第2～5列回归结果来看，对于所有模型而言，除了教育溢出变量之外，所有变量的系数均有预期的符号，并且所有变量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模型总体上有很好的解释力和拟合效果。根据经验结果，教育支出、国内物质资本、国外资本、劳动力均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对于采用不同溢出变量的同类模型形式而言，除了教育溢出变量的回归系数有显著差异外，其他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非常接近。比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发现劳动投入的生产弹性系数远远超过国内外资本投入的弹性系数，而人力资本的生产弹性最高，这说明相对资本投入而言，人力资本积累更能有效地促进中国地区经济增长。教育支出的直接作用也要大于国内物质资本作用，中国长期以来非常重视教育的作用，不断推进教育兴国发展战略的实施。表1的经验结果也证实了这一战略对于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有效性。教育溢出变量的回归系数符号是模糊的，这依赖于指标的选取。若以教育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来衡量，系数显著为负。这一负的系数是否说明中国教育支出的增加并未发挥预期的技术效应，教育部门的发展反而对技术进步产生阻碍作用？因为该溢出指标是从投入侧来定义，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目前各地区该指标值较低，另一方面可能是中国预算内教育支出的效益低下，教育支出的增加未能有效地促进教育质量的提高、教育设施的更新以及教育规模的扩大，从而未能通过教育支出的扩张促进教育部门对其他生产部门技术溢出作用的发挥(王俊和孙蕾，2005)，所以协调教育支出规模变化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提高公共教育资源的支出效益是当务之急。但若从产出侧以各地区中高等在校学生人数占总人口比重来衡量，则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反映了教育部门的“产出”——人才培养，较好地适应了其他经济部门发展的需要，有效地促进了其他部门的发展。当然教育溢出回归系数的差异性可能如前文所指出的，教育部门的技术溢出效应依赖于人力资本水平、研发投入和贸易开放等因素的影响，所以对于教育溢出效应的有效性有待后文的进一步研究。国外资本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著小于国内资本的作用，当然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不仅仅表现为通过资本积累的直接推动，更主要的是(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通过技术溢出促进中国技术进步，推动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这已被大量研究予以证明，故在本文的模型中未做进一步的考虑。
(二)教育支出、教育溢出影响经济增长的动态效应
本质上，随着时间的推进和空间的差别，教育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存量和经济结构将产生差异，教育支出、教育溢出的增长效应就可能存在时间动态性。本部分在前述静态分析的基础上，假定教育支出、教育溢出的边际效应是时间的变函数，在静态分析模型的基础上增加教育支出、教育溢出变量与时间趋势的交叉项。经验结果见表1中的第6～9列。对模型的F检验和Hausman检验均表明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表明国内资本、FDI、劳动力等变量的回归系数均有预期符号，教育支出变量的符号为正，而教育溢出变量的系数符号为负，对于时间趋势项与教育支出、教育溢出变量交叉项的系数均为正。这说明，不论是教育支出通过投资效应或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还是教育部门对非教育部门的技术溢出作用，都具有时间动态性，随着时间的推演而加强。正如姚树洁等(2006)论述FDI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的动态性所阐述的，这种动态效应可能会成为一种生产前沿的加速器，它不仅使得生产技术在固定的有效生产前沿的范围内发生量的变化，而且可能扩充和拓宽经济的生产前沿，使生产技术发生质的变化。纵观人类文明史，正是教育所引致的技术进步推动了一次次的技术变革。
(三)要素互补性视角下教育支出、教育溢出的增长效应分析
本部分试图考察教育部门对非教育部门的技术溢出效应是否与各地区的人力资本发展、研发投入、贸易开放等因素存在互补性。
采用不同的互补性要素变量和教育溢出变量的衡量指标，结合式(5)进行经验分析。考虑到变量LnAvedu与Avedu*Spedu、Open与Open*Spedu的高度线性相关性，我们在对应的回归模型中分别去掉变量Avedu的对数项及Open变量，模型形式的选择均采用F检验和Hausman检验确定，最后都采用变截距固定效应形式进行估计，各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2。
表2第2～5列的回归结果是以各地区中高等在校学生人数占地区总人口比重来衡量教育溢出；第6～9列的回归结果是以地区教育事业费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来衡量教育溢出。在采用前一个变量来衡量教育溢出的模型中，主要解释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没有变化，教育支出变量的弹性系数依然显著为正，有一个模型中教育溢出回归系数为负，其他的回归系数为正，但教育溢出与定义的所有互补性要素变量的交叉项系数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从而说明从产出侧来衡量的教育溢出与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研发投入和经济开放之间存在互补机制。在采用地区教育事业费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来衡量教育溢出的模型中，尽管教育溢出变量的回归系数依然为负，但其与定义的所有互补性要素变量交叉项的系数分别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这进一步说明，尽管教育溢出变量回归系数的符号是模糊的，依赖教育溢出指标的选取，但教育部门对非教育部门的溢出效应是存在的。这种溢出效应不仅受到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研发投入等内部互补性要素的影响，而且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开放程度也会显著影响这种教育溢出作用。这些因素往往与教育部门的要素生产率优势结合在一起产生正的增长效应。总而言之，中国教育支出确实促进了经济增长，教育部门对其他部门也存在技术溢出效应，但这种技术溢出受到人力资本水平、研发投入、贸易开放等因素的影响，只有这些互补性要素足够丰裕的时候，教育部门的这种溢出效应才会显现出来。教育溢出与这些因素之间存在一种互补机制，两者相互作用，推动经济增长。
六 结论
部分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增长经验以及一些经济学的研究都证实了教育支出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然而部分经验研究却提供了相反的结论。通过对中国跨省份的教育支出、教育支出占比和经济增长现状的初步经验分析也发现，从截面数据来看，尽管各省份的教育支出额与随后经济增长率呈现一个正的关系，但各省份的教育支出额占GDP的比重与随后的经济增长率之间表现出一个负的相关性，这提供了一个与现实经济发展不吻合的悖论。为了有效分析教育支出、教育发展的增长效应，本文系统阐述了它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和渠道，包括投资和结构效应、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和教育部门的技术溢出效应。在此基础上，基于Levin和Raut(1997)的研究思路，建立开放条件下教育支出、教育部门技术溢出影响经济增长的经验模型，提出关于影响教育支出、教育溢出的增长效应要素互补性假设，认为教育溢出效应受到人力资本水平、研发投入和贸易开放等因素的影响，根据这个假设，建立了要素互补性视角下教育支出、教育溢出影响经济增长的经验模型。利用中国跨省份的1987～2004年间的数据研究中国地区教育支出、教育溢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经验结果表明国内外物质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等变量的回归系数有预期的符号，劳动投入和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对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国内物质资本的生产弹性远大于外资的生产弹性；如果不考虑要素互补性，教育支出对地区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这种正向作用显著高于国内物质资本，而教育溢出变量的回归系数符号是模糊的，这依赖于所选择的溢出变量；同时教育支出、教育溢出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时间动态性。考虑到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研发投入和贸易开放等因素的影响，研究发现这些变量与教育溢出变量交叉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从而说明存在教育部门对经济中其他生产部门的技术溢出，但教育部门的这种生产率优势与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研发投入和贸易开放等因素存在互补机制，它们相互结合共同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经验观察中之所以发现了教育支出占比与地区经济增长率之间负的变化趋势，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因为相对高的教育支出占比的中西部地区，其人力资本水平、研发投入和贸易开放水平均远低于东部地区，从而影响了教育溢出效应的发挥。
总体说来，通过增加教育投资来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仍然具有政策可行性和有效性，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而教育投资的增长弹性也远高于国内物质资本。增加教育支出不仅可以发挥教育投资的直接作用和人力资本积累效应，而且也有助于教育溢出效应。目前中国的公共教育支出无论是相对数还是绝对数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2004年中国省际教育事业费占GDP的比重的平均值不到2.5％，国家财政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为2.7％，不仅远低于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而且要低于相同收入水平的俄罗斯、印度等国家(表3)。所以为了有效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中国必须不断增加教育支出，提高公共教育支出占GDP比重，合理发挥教育支出对于经济增长的综合效应。中国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了“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世纪末达到4％”的战略目标，但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后距离这一目标仍然有一定的差距(顾佳峰，2007)。为了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中国在增加教育支出总量的同时，需要优化和调整教育支出的结构，实现初、中、高三级教育经费的合理配置；加强教育经费使用管理，提高教育经费的管理效率；拓宽教育经费的筹资渠道，寻求投资主体的多元化；解除地方的体制性约束，完善教育信贷体系，引导和集中各类教育投资，逐步提高中国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合理发挥教育支出、教育溢出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但同时要注重地区内外部环境的改善，适度扩大贸易开放程度，促进这些因素与教育支出、教育溢出的相互作用，推动地区经济增长。
作者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的中肯建议，文责自负。
(截稿：2008年3月)
注释：
①对于1990、1995和2000年中国跨省份的教育支出额、教育支出额占省份GDP的比重与随后5年各省份经济增长率之间也有相同的关系，图表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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