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以前欧洲汉语语法学研究状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法学论文,汉语论文,欧洲论文,二十世纪论文,状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前言
在中国，对于语言问题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荀子》（公元前3世纪）这一部书特别对语言的性质提出了重要观点。其后，随着历史的发展，各种精心编著的字典和语音、方言及韵律研究相继出现，例如：《尔雅》（公元前3世纪著）、《方言》（公元1世纪著）、《说文解字》（公元2世纪著）、《释名》（约公元200年著）、《玉篇》（公元547-549年著）、《切韵》（公元601年著）、《广韵》（公元1008年著）、《中原音韵》（公元1324年著）、《康熙字典》（公元1716年著）等。
然而，一直到19世纪末，中国语言学传统存在着一个缺陷，那就是关于语法的研究一直没有真正出现。虽然有些著作谈语法问题，但是只是零散的、没有系统的分析。这些著作包括：陈骙的《文则》(1170年)、卢以纬的《语助》(1311年)、刘淇的《助字辨略》(1711年)、袁仁林的《虚字说》(1710年)、王引之的《经传释词》(1798年)。
直到距今一百年的1898年，才可以看到中国人写的第一部汉语语法著作。这本书就是马建忠(1844-1900)编写的《马氏文通》。该书深受中国传统染濡（我们可以看到《文通》对上文列举的著作作了诸多分析），但基本上是以西方语言概念为基础的作品，采用了印欧语言同类著作的模式。本文的第二部分将对该书进行简单的叙述，在这部分中我同时会介绍法国的《普遍唯理语法》(Grammaire générale et raisonnée)(1660年著)。我认为本书对《文通》写成起了很大的启发作用。
首先介绍由西方学者编写的汉语语法书，这些书很可能是《马氏文通》曾作参考的书籍。1898年以前没有由中国文人编著的汉语语法书，但自16世纪起，有不少由西方传教士及早期汉学家编辑的几部著作。对这些著作的彻底整理工作到今天还没有完成。这些书对几世纪前汉语（国语及方言）的研究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在此选择其中几部最重要的著作，它们是：Francisco Varo(1703) 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Joseph Prémare(1728)Notitiae Linguae Sinicae、Joshua Marshman(1814)ClavisSinica Robert Morrison(1815) A Grammar of the ChineseLanguage、Abel Rémusat(1822) Elémens de la grammairechinoise、Georg von der Gabelentz(1881) Chinesische Grammatik。
二 二十世纪前的西方语法书
2.1称得上最早的汉语语法著作应该是由弗朗西斯科·瓦罗(Francisco Varo)神父编写的《国语语言文法》(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该书在1703年于广州木刻初版。此书以西班牙文写成，没有包含任何汉字。作者是一位多米尼加的传教士，他仅对当时的白话语言提出了一些规则，没有分析古代汉语（文言文）。
除去作者对汉语发音及汉人风俗习惯的详细叙述，书中只剩下不足30页真正的语法分析。这些语法分析是依照著名的《拉丁文文法入门》(Introductiones Latinae)(1481)的模式编写的。《拉丁文文法入门》作者为艾里约·安多尼奥·内不列加(Elio Antonio Nebrija)(1441-1522)。这本书受了意大利人文主义作品的启发，是为教学而编写的语法书。内不列加也写了另外一部语法书叫做《卡斯特兰语文法》(Gramatica de la lengua castellana)(1492)，虽然这部书在18世纪以前没有再版，但瓦罗神父仍有可能看过此书。
可以肯定地说，作者希望将汉语纳入印欧语言的类别而并没有考虑汉语的特征。例如他在书中讲到性数格的变化，而这一现象在汉语中并不存在。此书是用下述方式组织编写的：
在第二章谈发音，特别是汉语声调之后，第三章阐述性数格的变化及复数形式；第四章介绍体词（形容词在体词内）及比较级和最高级；第五章分析动词、指示词、反复动词、职业名词及词之性别；第六章再次谈到代词（人称代词、指示代词、关系代词、相互代词）；第七章分以下栏目：感叹词、连词、否定词、反问词、条件式词；第八章叙述动词及动词变化；第九章主要讲被动式句；第十章谈介词及副词，是该书最丰富的一章。它对列出的大量副词进行了解释与翻译，并以西班牙文字母顺序进行排列。第十一章只有几页，主要解释句子的组成。第十二章讨论数词。最后第十三章主题为助词。
2.2约瑟夫·培马尔(Joseph Prémare)神父所著《汉语分析》(Notitiae Linguae Sinicae)是用拉丁文写的。这部书同时概括了古代汉语和白话，并且分别得很清楚：书中对古代汉语和白话所阐述的规则也不同。另外，作者举出了大量例子，大致不少于12000个例句和50000个汉语词。
此书特别注重阐述汉语的修辞特征。作者充分地讨论了文体和组织。书中真正属语法分析及句法解释的内容也不少，只是湮没在一大堆各具特色的讨论里，难以看出其一贯性。
第一部分（文言文）和第二部分（白话文）使用了同一术语。有时例句到底是文言还是白话，并不容易分辨。
培马尔将汉语的字(lettera)作为语法的基本单位。他认为字有487个音(soni)和4个调(accente)。它们组成1445个音节(voces)。之后，作者采用实词和虚词的传统分法，却又按照西方词类分法将它们分类：体词（包括名词和形容词）、代词、动词（系词、助动词、主动词、被动词等）、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其中体词部分又区分成不同的格：主格、宾格、属格、与格、处格和等格。时态和语式的分析则在动词一章中。
这部著作明显的缺陷是对句法的解释。
培马尔采用拉丁语的模式来解释中国语言。因而汉语语言的很多现象往往只能被扭曲以便套进拉丁语模式。作者没有深入研究出一种考虑汉语特征的术语，而只简单地采用了他所了解的拉丁语术语。
这部书在1728年写成，但晚至1831年才在马拉加城(Malacca)出版。主要是当时英国新教徒向斯达尼斯拉斯·瑞里安(Stanilas Julien)要求复制手稿。这部著作对后来语法书的发展起了重要影响。
2.3约瑟华·马斯曼(Joshua Marshman)的《中国言法》(ClavisSinica)于1814年在赛朗波城(Serampore)出版，而罗伯特·默里森(Robert Morrison)的《汉语语言文法》(A Grammar of the ChineseLanguage)于1815年也同样在赛朗波出版。这两部书不如前几部著作重要。它们实际上是翻译过来的语言教材而不能说是真正的语法著作。
马斯曼的著作实际上是他对孔子《论语》的翻译（1809年出版）的进一步延伸。作者大部分篇幅局限于对《论语》的一些例句作分析。换言之，这是一本基于单一古典文献所作的文言文分析著作。作者同时使用冗长的篇幅解释中国的社会及人类学特征，与语言本身并无任何关联，书中举出和翻译的例句也不多。
默里森的著作更应归类为教学课本。作者到了中国以后，注重寻求与英语会话中常用句等同的汉语句子。这部著作对将英文翻译成汉语有帮助，但不能把它看作是一本真正能指出语言规则的语法著作。
2.4阿贝尔·何穆赛特(Abel Rémusal,1788-1832)的《汉文启蒙》(Elémen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于1822年出版，1857年再版。可称作第一部对汉语作逻辑综论及结构分析的著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部书被用作参考书籍，至少一直到安东尼·巴三(Antoine Bazin,1799-1863)的《汉语官话语法》(Grammaire mandarine,1856)，与斯坦尼斯拉斯·瑞里安(1797-1873)的《汉语新句法》(Synlaxenouvelle de la langue chinoise)。瑞里安是何穆赛特最出色的弟子，也是欧洲19世纪下半期公认的汉学大师。
如同作为《汉语分析》一书之参考的培马尔神父的语法著作一样，何穆赛特在他的著作中很明确地将古典的文言与官话的白话区分开来。这两种语言在两个不同部分给予阐述：“古典文体”和“现代文体”。这两部分采用相同的组织方式来讨论不同的类别。具体章节划分如下：名词、形容词、专用词、数词、代词、动词、副词、介词、连词、感叹词、助词及惯用语。
与以前论著相反，何穆赛特没有在描述的汉语语言中勉强加入印欧语言的常见规则。他如实地处理了汉语本身的特点，并且直截了当地指出汉语中名词没有性与格，动词也没有时态变式。该著作只是在陈述汉语文言文部分时比较简略（只有几行字解释介词和连词，对副词的解释也不多）。所以说，这部著作的特点在于极具价值的、丰富的白话分析。
2.5相比之下，乔治·翁·得尔·卡伯兰斯(Georg von derGabelentz)所著的《汉文经纬》(Chinesische Grammatik)(1881)在古代汉语语法方面更为全面，可以说是19世纪末期最优秀的相关著作。书中列出了全部文言助词及它们详细的用法，同时还讲到了各种词源问题。
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前面著作中提到的详细的词类，对虚字的长篇分析并包括许多例子。书中还对语法功能（主语、谓语、宾语等）及语言组织原则（倒装式、表态式等）进行了分析。
三 《文通》及其渊源
3.1《文通》的内容概况
对《马氏文通》这本著作已经有过很多分析，在众多的著作中，最近的研究性著作有吕叔湘和王海棻(1986)；王海棻(1991)。这点并不奇怪，因为这部书对于20世纪几乎全部语法著作都具有很大的影响，甚至《文通》所使用的术语也全部被继承下来。下面请看选自王海棻(1991，第3页)的图表，作者对《文通》及《现代汉语八百词》(1981)的用词进行了比较：
在此，我们仅重申《文通》包括三个基本组成部分：词类、句子成分和格。作者称第一部分为字，第二部分词，第三部分为次。最后这部分确实有特别的创意。它模仿了西方语言的语法模式，但后来的语法学家没有继续这种方式。《文通》另一点独到之处是将“句”和“读”区分开。这一区分始终不是非常清楚，但我们也许可以将它看作我们今天对于句子及分句的划分。
至于《文通》的渊源，明显地有两个：作者一方面受传统“小学”的影响，但同时也深受欧洲语言分析方式的影响。作者在书的序部分也多次承认这一点。他特别在跋中强调：“则常探讨画革旁行诸国语言之源流，若希腊、若拉丁之文词而属比之，见其字别种，而句司字，所以声其心而形其意者，皆有一定不易之律；而因以律吾经籍子史诸书，其大纲盖无不同。于是因所同以同夫所不同者，是则此编之所以成也。”他也在例言里写过：“此书系仿葛郎玛而作。”（在此，葛郎玛一词被选作grammaire（语法）的翻译词）
下面我们分别讨论《文通》一书的两个渊源。
3.2传统的影响
马建忠是一位传统的文人。他本可以写一部白话文的语法著作，但他选择的是古典汉语语法。
正如何九盈(1985,193页)所提出的，如果将传统的语法研究划分为两大部分，即训诂学与修辞学，那么《文通》一书明显地受二者的影响。马建忠肯定了解陈骙、卢以纬和袁仁林的语法分析（修辞传统）。马建忠从这些著作中借用了许多词语，但他往往对这些词语作新的定义：名、动、读、句。当然还有相对意义的实字和虚字。作者肯定还非常了解训诂学类的著作，如刘淇或王引之的著作。对于后者，马建忠更多地采用著作的语法分析，而较少借用它的用词。
但《文通》所反映的西方影响是最根本的。
3.3西方影响
中国及西方的学者，特别是中国学者，曾经苦苦追溯对马建忠有过重要影响的西方著作。作者确实承认“此书系仿葛郎玛而作”，但是在书中却没有提到任何一个曾被选用为模式的西方著作。
许国璋（1991，第83页至89页）曾经将《文通》与哈克耐斯(Harkness)的《拉丁语法》(1883)和上面提到的《波尔洛瓦雅尔语法》（另被称作《普遍唯理语法》，1660）进行比较。他得出结论是这两部著作都不能被认作是《文通》一书的模式。
贝沃海力(Peverelli,1986)认为斯威特(Sweet,1892)的英语语法著作及培马尔(1728)的著作都对马建忠的作品起到了影响，但是也不足以说明这两部著作就是《文通》的模式。
王海棻（1991，第199页）提出“《文通》表现出明显的模仿西方语法的痕迹”，但她马上又补充说明：“但这些模仿之处只表现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在《文通》全书中并不占据主导地位，甚至也不占据重要地位。”最后，陈国华(1997)在对《文通》与《波尔洛瓦雅尔语法》进行比较之后，得出结论：“《文通》却不是一部《波尔洛瓦雅尔语法》式的普遍唯理语法”，然而又承认：“《文通》是一部以普遍唯理语法作为理论基础，摹仿西洋语法体系而充分注意汉语特点，非严格意义上的古汉语语法。”
下面，我们将进一步阐述马建忠取用并由此编写《文通》的两大素材来源，即由西方学者撰写的汉语语法和印欧语言语法。
3.3.1西方学者撰写的汉语语法
很难想像瓦罗(Varo)的《国语语言文法》(Arte de la lenguamandarina)这一著作曾是马建忠采用的重要模式。而且，这部著作在十九世纪时已经很难找到（参看：何穆赛特，1822）。在《文通》一书中，我们也看不到引自该书的任何分析。
同样，对于马斯曼所著的《中国言法》(Clavis Sinica)(1814)和默里森的《汉语语言文法》(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1815)，马建忠似乎都没有什么了解，或者说，就算他曾读过这两部书，对他作《文通》并没有什么影响。
最后我们可以自信地肯定马建忠当时不了解卡伯兰斯(Gabelentz)所著的《汉文经纬》。假如作者曾经读过这部书的话，那么可以肯定《文通》的特殊语法分析应该不一样。况且《汉文经纬》在1881年才第一次出版，当时马建忠已经离开欧洲了。再者，这本著作是用德文撰写的，而马建忠虽然十分了解希腊文、拉丁文、法文和英文，但是并不懂德文。
所以只剩下培马尔(Prémare)(1728)及何穆赛特(Rémusat)(1822)的语法著作。
贝沃海力(Peverelli,1986)也许说得对，他认定培马尔(Prémare)的著作确实对《文通》起了影响。这部著作，实际上也许可以说是马建忠在上海森伊捏斯(Saint Ignace)教会学校读书期间，最早接触的语法著作之一。这早期的接触远在他于1875年（或1876年）至1880年被送到法国留学之前。实际上，我们知道当时该教会学校的耶稣教会神父就是用这部著作作为语法参考书的。同时，不难看出这两部著作有着共同点，特别在组织结构方面。
还很可能马建忠也曾读过何穆赛特(Rémusat)的著作。这本书是在1857年在法国再版，而且自此以后广泛流传。所以，马建忠于1875年（或1876年）至1880年在巴黎期间，理应很容易看到这本语法书。不过，这本书对《文通》并没有很大的影响。原因是：其一，《汉文启蒙》对古代汉语部分没有很深的论述，而《文通》主要在分析古代汉语；其二，马建忠的观点有时与何穆赛特的观点有对立的地方。后者确实希望避免将西方语言的规则套用于汉语，而马建忠却恰巧相反，专门寻找汉语与西方语言在句法上的共同点。
3.3.2西方学者撰写的印欧语言语法
事实上，当马建忠谈到西方语法模式时，他所想到的主要是西方人撰写的西方语法著作。
我想做以下的假设：在马建忠所掌握的语法著作中，《波尔洛瓦雅尔语法》很可能是对他影响最大的语法书。这本17世纪的书同样地影响了19世纪大部分西方语言著作。随后比较文法理论才开始在西方广泛流传。
据我们了解这部语法著作在1803年至1846年期间，在巴黎曾6次再版。该书当时被叫做《LA Grammaire》（即最主要的语法书）。所以，马建忠在写到“此书系仿葛郎玛而作”时，所指的很可能就是这本《波尔洛瓦雅尔语法》。
这一假设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两本语法书所采用的哲学系统是相同的。正如陈国华(1997)指出的：“在理性和语言二者的关系问题上《语法》和《文通》作者的观点十分相似。”
文末附表将两部著作所用词语作比较，显示两书之间众多相似之处。《文通》用了《波尔洛瓦雅尔语法》的一些概念，而这些概念在以前的汉语语法中并不存在，例如关系代词。这众多相似之处很难说只属偶然的巧合。
附表
《文通》 《波尔洛瓦雅尔语法》
－名字
Substantif（名词）
公名
général（普遍名词）
群名
collectif（集合名词）
通名 adjectif（抽象名词）
本名 nom propre（专有名词）
－代字 Pronom（代词）
发语者première personne（第一人称）
与语者deuxième personne（第二人称）
所谓语者 troisième personne（第三人称）
重指代字 réciproque（相互代词）
接读代字 relatif（关系代词）
询问代字 interrogatif（疑问代词）
指示代字 démonstratif（指示代词）
－静字 Adjectif（形容词）
象静 adjectif（形容词）
滋静 nombre（数词）
－动字 Verbe（动词）
外动字transitif（及物动词）
自反动字 réciproque（相互动词）
施动 actif（主动）
受动 supin（被动）
内动字intransitif（不及物动词）
同动字copule（系词）
助动字auxiliaire（助动词）
无属动字 impersonnel（无人称动词）
动字相承 infinitif（不定式）
？neutre（中性）
－状字 Adverbe（副词）
－介字 Préposition（介词）
－连字 Conjonction（连词）
－助字 ？（助词）
－叹字Interjection（感叹词）
－起词Sujet（主语）
－止词Objet（宾语）
－转词？（补语？）
－表词Attribut（谓项）
－司词Objet de préposition（介词宾语）
－加词 ？（状语）
－前词Antécédent（先行词语）
－后词 ？（后行词语）
－状词 ？（状语）
－主次Nominatif（主格）
－宾次Accusatif（宾格）
－偏次Génitif（属格）
－同次 Apposition（同位）
－转词？ Datif（与格）
－？Vocatif（呼格）
－转同？Ablatif（夺格）
读Proposition（分句）
句Phrase（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