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驱动的双重路径与后发赶超——基于技术经济范式演化视角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视角论文,路径论文,经济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后发优势”战略思维下，通过引进、学习、模仿先发国家成熟的技术与经验，避开技术自主研发所需的高昂成本和经济起飞过程中可遇到的障碍，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就。但目前支持继续以技术模仿“后发优势”战略的环境因素开始发生变化，资源环境的低成本优势和数量型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模仿型技术发展陷入对外来原发核心技术的持续依赖中，在产业价值链的全球分工中被锁定在中低端环节，经济发展出现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在此情况下，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将其摆在突出位置。2013年9月，习近平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主题的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全党全社会应紧紧抓住和用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把创新驱动发展作为面向未来的一项重大战略实施好。20世纪末，演化经济学在技术经济范式问题的研究上取得突破性进展，技术能力理论与组织创新理论已为后发国家创新驱动，并实现经济赶超提供更现实的理论基础。在此情况下，运用演化经济学有关理论，结合国家有关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战略，认真剖析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理论逻辑及实现策略，对于推动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结构转型及发展方式转变，进而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从技术模仿到制度支持的后发优势嬗变 英国经济学家卡萝塔·佩蕾丝结合工业技术发展的历史进程指出，每一次技术革命都形成了主导技术相适应、相匹配的技术经济范式。在主导技术经济范式稳定时，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都表现出明显的报酬递增特点，无论是组织演化还是制度演化，均支持基于这种主导技术的创新；当技术先发国家原有技术经济范式的经验已不再适应新的技术经济范式时，与原有主导技术特征相匹配的资本存量和熟练劳动力就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负担，那么后发国家便可能获得经济追赶的机会。这是由于此种主导技术经济范式促使技术日益标准化，进而给后发国家引进、学习及模仿创造可行性条件。 历史的经验也证明，模仿性创新曾帮助过某些国家在特定历史阶段上实现产业追赶式升级和经济跨越式发展。例如，美国工业化早期依靠英国技术、欧洲资金快速建立棉纺工业，且在汲取英国工业化经验的基础上对其工业内部进行创新，建成能充分调动各经济行为主体积极性与主动性的较先进的大型生产组织(例如“股份有限公司”和“通用制”)；日本跨过西方蒸汽动力阶段，直接进入大规模水力电气阶段，日本的现代化依靠走捷径而用约50年的时间成功完成西方现代化国家用200年才完成的历程。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技术经济范式已发生显著变化。技术创新速度的加快会促使工业化后发国家累积的技术、经验、知识、信息“过时”，难以适用于新技术的学习。工业化后发国家即便历经“千辛万苦”对所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也难以跟上工业化先发国家的研发与实用步伐，因为一旦前者学会所引技术时，后者便会创造与推出新一代技术和产品，使前者不得不重复引进。在此情况下，工业化后发国家不仅难以引进到真正核心技术，而且易陷入“技术引进陷阱”，长期处于低端化发展境地。这说明广大的工业化后发国家在引进工业化先发国家的技术时，必须具有较完善的知识基础和一定的人才储备，但技术学习的知识基础需经过长时间积累方能完善，工业化后发国家在短时间内很难做到。因此，即便成功引进工业化先发国家经历多年才取得的重大突破技术，后发国家也很难在短期融会贯通。另一方面，技术线性模式演化为更复杂的网络体系，技术创新主体既要关注组织内部各种创新资源的整合，又要注重动员组织外部的各种创新资源，技术创新过程表现为不同创新主体相互沟通、相互协作、相互学习的过程。当代技术创新模式的演进在某种程度上已形成对传统技术学习模式的阻碍甚至阻断。全球范围内技术经济范式的变革，使得技术后发优势的发挥越来越难，依靠技术后发优势取得的收益越来越少。甚至，在经济发展的赶超历史中还常常出现这样一幕，一些后发国家像历史上那些后发国家一样在不断追赶先发国家，但最终常常并没有实现成功赶超，甚至有时与先发国家之间的差距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 实际上，技术经济范式的存在，不仅为后发国家在技术创新速度相对稳定和技术标准成熟时提供了一套技术发展决策的常识性规则，更为重要的是，经济体与经济体之间、技术与技术之间一套强大的包容－排斥机制也因此逐渐地形成。技术经济范式的变革意味着新的主导型技术及这种主导型技术的支撑体系被认为是一种最优的惯行模式，可以催生关联技术、组织形态、管理方法及制度安排的创新，通过扩散性影响而不断强化先行者的优势；而落后国家会由于路径依赖和累积因果的原理逐渐陷入发展的僵局，甚至经济持续衰退，因为即使某项制度在不久前是完全适应当时最先进的技术、组织或市场知识，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随着技术经济范式的演化，原本形成红利的制度安排，在新的技术经济范式中可能变成一种约束，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甚至成为经济风险的来源。 格什克隆在总结19世纪末欧洲工业化的历史经验时指出，一国经济越落后，特殊制度因素在工业化中所起的作用就越大，进而这种因素的强制性与内容的广泛性越显著；落后程度的不同导致各国在应对新技术冲击上制度创新的多样性，后发国家实现追赶的潜力实际上体现在“技术上落后但制度上先进”。阿布拉莫维茨认为，一国技术水平的落后，反映出其发展具有快速增长的潜力，但技术差距只是后发优势的一个构成部分；衡量其追赶的潜力不仅由落后程度决定，而且也取决于新技术的吸收能力与制度建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第三次工业革命将将带来组织结构和竞争格局的重大调整，基于国家层面的创新驱动并不只简单地用新技术取代旧技术，而是一场技术经济范式意义上的技术、管理、组织和制度的全面协同变革。 二、技术追赶：能力异质与创新区隔 演化经济学者费莱斯曼1980年代提出的技术能力理论为学界对后发国家通过技术创新实现经济赶超动态路径的研究开启了新的理论视角。技术能力通常可被看成是企业获取、革新、创造新技术所必不可少的知识与技能。值得注意的是，技术能力不仅包括工程与技术诀窍，而且还主要涵盖组织诀窍和有关供应商、消费者行为类型的知识、经验及信息。按照波兰尼对显性知识和隐形知识的划分及界定：前者主要涉及的是可用语言、符号表示出来并且能在经济主体之间进行交流的知识、技能；而后者主要涉及绝大多数知识与技能是无法用言语表示出来，经济主体主要借助于实践和实例所取得，这显然会极大增加技术能力获得的困难。尼尔逊在此基础上提出，产业技术中相当部分的技能属于可整理的知识，甚至是，即便是被看成是能被整理的技术公共知识，也与通常意义上经济主体免费摄取的公共知识有所不同：这种公共知识需要经济主体花费众多的时间、精力及资源借助于一定的方式免费学习，当然，还必须要通过各种途径发展隐形知识，以能免费获得这些公共知识。也就是说，技术能力的积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隐形知识的积累，而技术能力的积累也正是实现后发赶超的主要基础。 在技术能力积累的路径上，后发国家与领先国家存在不同的范式。一般而言，较之于发达国家来讲，后发国家的技术能力并不是在创新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而是主要从投资或生产能力阶段上积累和塑造的，以此为基础再逐渐发展投资和创新能力。这从20世纪之初德国赶超英国以及亚洲“四小龙”飞速崛起并实现经济追赶的经验中能获得比较有力的证明。英国虽然在19世纪末拥有当时国际范围内最为优秀的科学研究人员，但英国所实行的教育制度并没有能力为英国新技术的发展提供称职、合格的工程师，这成为英国在电力、化学等新技术产业上逐渐被德国赶超的主因之一。与此相似，亚洲“四小龙”1980年代每万人毕业工程师的比例超过很多拉丁美洲和亚太经合组织(OECD)国家。与德国和亚洲“四小龙”所不同的是，印度和墨西哥这两个国家曾经非常重视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但却经常忽视对高质量、高水平、高能力的工程师的培训，进而导致其高等教育的畸形发展，最终导致其经济发展大幅度下滑。此外，诸多演化经济学家早已经证明，无论是19世纪的美国，还是20世纪末的日本，虽然在基础科学方面没有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其却成功的赶超过很多之前的先发国家。 这充分表明，如果一个后发国家及地区正处于追赶领先国家的初期及中期阶段，此时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其实并不明智，这时需要做的是将较多的精力集中在对高质量的工程师的教育方面，通过培养众多的高质量的工程师陆续作为新技术不断扩散的、基本的人力资本，后发国家在经济赶超方面将会逐渐地收敛于先发国家。因为，对于后发国家而言，技术学习从生产阶段开始。在生产的初始阶段，技术追赶能力首先建立在比较简单的劳动力方面，在尽可能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借助于当时国外相对先进的产品、工艺及组织技术进行逐渐的创造性模仿，进而初步建立起本国的技术能力。在追赶阶段，技术能力的培养主要是建立在不断深化生产能力的基础之上，在实践过程中，后发经济体既可以选择直接复制领先国家的技术，也可选择跟随战略，模仿领先国家的技术。 但必须注意的是，当后发国家的技术整体上比较接近领先国家的技术时，如果此时后发国家仍旧采用复制和模仿战略，则很难在技术上超越领先国家。实际上，当后发国家的技术逐渐接近追赶极限时，其选择的战略应尽可能地体现出技术的多样性，也就是将已经获得的技术陆续扩散到众多产品与领域，从而逐渐获得与技术有关的范围经济，在此形势下，后发国家国内市场的作用就变得非常重要。与此同时，由于技术经常处在陆续变革状态，此时后发国家国内的科技基础设施对于其追赶和超越领先国家，亦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也进一步说明，并不是说基础科学并不重要，而是说，在后发国家经济追赶的初期及中期阶段，对高质量的工程师的教育可能更重要；而当后发国家的技术逐渐接近追赶极限时，基础科学的至关重要性便突显出来了。纳尔森和韦德等对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研究也充分地显示：后发国家在基础科学上的必备能力也是其创新体系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国家层面上来看，其制度供给主要是基于企业在实践过程中积累的技术能力，与之相匹配的同时鼓励技术创新。也就是说，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在不同的技术经济范式中，其内在创新系统也存在“区隔”：一方面，虽然技术领先呈现出高成本、高风险、不确定性强的特点，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国家竞争力，先发国家为保持技术知识的领先地位，不断积累创新资源、调整创新机制、改善创新环境、促进国际互动，其宏观发展环境聚焦于激发各创新行为主体的积极性，促进各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协调与联合，促进科学技术知识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循环流转及其应用。另一方面，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仍专注于以廉价劳动力为比较优势承接从发达国家转移而来的低技术环节和工序，并在此基础上学习模仿，逐渐地形成为适应技术模仿而产生的制度结构、人才结构、研发结构。基此，价值链协同知识创新在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分别形成两个不同的循环阵营：一是从价值链的高端切入，从源头创新着手陆续延伸到整个链条创新，这是一种从创新源头出发而追求原始创新的过程；二是从价值链的中低端入手，基于模仿创新逐渐的沿着整条价值链向高端攀沿，这是一种从“成熟技术创新”出发而追求模仿创新的过程：前者可被称之为原发型创新价值链，具有自上而下的特点，而后者可被称为模仿型创新价值链，具有自下而上的特点。原始型创新价值链与模仿型创新价值链表现出诸多的差异性，而导致这种差异性的根源便是两者所依赖的技术能力不同并由此引致的技术经济范式不同。 三、制度赶超：组织异质与创新网络 通常来讲，隐形知识一般主要隐含在个体与组织之中，因此，企业在生产经营管理的过程中若要形成和发展其技术能力，应该要经常与供应商、营销商、消费者及科研组织构建知识沟通与学习的网络，通过经常交流与沟通才能实现对隐形知识的掌握和技术能力的提升。这种将技术和产业发展中众多经济行为者的努力不断进行结合所形成的社会网络和制度安排称为创新体系。一般而言，在技术能力与知识创造的过程中，隐形成分所占的份额越大，相关行为者在文化、组织、社会关系等领域的亲和力越重要，而这种亲和力在全球信息化、知识化经济的背景下，在不同的层面上主要体现为由地方到国家再到区域等多维层面的知识创新体系。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创新体系促使技术能力发展的主导类型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差异性。例如，在英国工业革命蓬勃发展的时期，古典型的个人企业家在促使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创新者技术能力的增强主要是借助于培训、在职学习等方式，在此形势下，科学的作用并不是非常显著，单个企业组织逐渐被看成是企业技术能力发展的主导型制度类型。但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单个企业制度组织显然已根本不能适应电力、化学等领域内新技术的发展，在此形势下，产生企业技术实验室和大学科学实验室这两个人类历史上两种非常重要的科技制度创新。这两种制度创新促使大学和企业在科技创新领域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分工：大学主要生产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科学知识，而企业主要借助于知识扩散进行技术创新。这两种制度创新使当时经济发展处于落后的德国和美国在新技术方面，快速的追赶上并超过英国。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不断获得深入发展，尤其是知识的创造与使用机制发生重大变化：就传统意义来讲，知识创造与知识使用在程度上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分离状态；就现代意义上而言，知识创造与知识使用处于相互促进的状态，并且知识生产的新模式要求应有不同的制度与组织形式与之相适应。随着国际分工重组的加速，知识生产的垂直一体化陆续被看成是企业技术能力获得不断发展的主导产业组织模式。在此情况下，市场主体为了适应生产新模式的组织方式并获得发展，创新网络应运而生。尤其是伴随信息革命在世界范围内的逐渐展开与陆续普及，创新网络正陆续成为21世纪上半叶，知识生产与企业技术能力获得不断发展的主流模式。 创新网络的兴起与发展使创新系统的“区隔”存在逐渐融合的可能性，这为广大的后发国家追赶先发国家提供崭新的机会。在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的背景下，日益增多的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将技术活动从其主导与治理的全球价值链中剥离出来，进而将其纳入到企业间国际技术网络之中，这为广大的后发国家实现经济追赶和赶超的角度和路径提供了选择。随着国际外包服务业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逐渐尝试将高技术产业产品生产过程中的低附加值环节的技术扩散到发展中国家，而非仅仅向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技术。甚至，在个别情况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传统意义上的“技术生产－运用”模式正逐渐转变为双方的“研发合作”的互动模式，这显然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多地向发达国家学习的机会和途径。譬如，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在提高技术能力的过程中，其主要是借助于自身企业与原材料、组件等供应商形成产业关联的方式，逐渐进入跨国公司所主导与控制的国际生产网络，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干中学”的方式陆续掌握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且在逐渐提高自身能力的基础上不断的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但必须要注意的是，由于技术经济范式排斥性的特征，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推进和创新网络的陆续发展，广大的后发国家在实施经济追赶和赶超战略时，或许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首先，很多后发国家的企业被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排斥在创新网络之外，尤其是最很多经济发展落后的中小发展中国家而言，其与发达国家在创新能力方面的差距可能不仅不会缩小，而且还会不断加大。其次，全球价值链的深入发展还对后发国家的技术创新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区位选择上对当地劳动力质量提出一定的要求，这表明发展中国家必须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已有劳动力的教育上，否则极有可能无法参与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创新网络，更不可能在此网络中获得一定的收益。最后，全球价值链的深入发展和国际分工重组进程的不断加速还导致广大的后发国家在技术上经常面临依附的风险。发达国家的创新网络不仅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被逐渐限制在自然资源、标准化产品及生产装配的过程，而且还促使很多国家形成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即：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内部出现与国外企业相关联的“飞地型”的创新网络；另一方面，绝大多数的中小企业与之产生技能失调的关系，信息与知识交换较少。在此形势下，国家在创新体系建设的过程中若不能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不积极、主动地推动国内创新网络的培育和发展，全球价值链深入发展的结果便很有可能是创新区隔的进一步强化。 四、双重策略：创新驱动的中国赶超 在信息革命的新条件下，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在批判地吸收诸多后发优势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应根据自身创新资源条件和市场规模采用与当前国内外实际情况相匹配的创新策略。结合前文技术经济范式的演化分析，中国的创新驱动应从适应性策略和主动性策略两个维度来进行战略布局：适应性策略即通过创新价值链建构，积累隐性知识，提升技术能力；主动性策略即通过国家创新体系建构，促进知识流动，发展创新网络。 1.创新价值链建构：创新区隔下的一个适应性策略 产业发展与创新价值链两者之间存在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讲，无论是先进制造业，还是现代服务业，抑或是战略新兴产业，若要引领中国未来产业发展，进而推动中国经济高端升级和高端发展，就必须突破在全球价值链上被低端锁定的困境和重复建设的恶性循环，并在此基础上大力培育和发展创新价值链。作为一个非常典型的在技术创新上处于后发型的国家，中国应借助于模仿性技术创新的优势和原始性技术创新的优势来选择一个适应性的国家创新策略：将原始性技术创新和模仿性技术创新结合起来，在具有后发优势特征的技术模仿性创新所积累的知识、技术、信息、制度等无高级要素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将创新价值链打造的重点建立在原始性技术创新的基础之上，坚持模仿性技术创新和原始性技术创新相互依存、相融共生的路径。 首先，基于“追赶”的角度考虑，在打造创新价值链的过程中，中国不应该舍弃但也不能完全借助于模仿性技术创新。之所以不应舍弃基于技术后发优势的模仿性技术创新，是因为基于模仿性技术创新来构建创新价值链具有以下两方面优势：一是技术创新路径比较清晰和明确，这有助于创新主体集中人财力等创新资源，然后对其进行高效配置，进而可大幅度地节约协调每个创新分工环节所需的匹配成本；二是模仿性技术创新比原始性技术创新，更加贴近市场应用，这显然能极大降低创新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成本，进而能创造出比较广阔的市场运用前景及大幅度节约开拓市场和经营市场的成本，促使创新能获取比较高的回报。对于当前自主创新能力不是很强的中国而言，积极借助于模仿性技术创新仍不失为打造创新价值链的较优策略。但是，这并不是表明中国对创新价值链的打造可完全利于模仿型技术创新或以模仿性技术创新为主。根据之前分析，模仿性技术创新的一个致命缺陷是容易导致技术引进方陷入技术依附和“研发加工厂”境地，尤其是随着当代诸多条件的变化，依靠模仿性技术创新难以掌握主导技术、核心技术及关键技术，而这些技术显然是决定创新价值链能否最终打造成功的关键。 其次，基于“赶超”的角度进行分析，中国不应舍弃但也不应完全依靠原始性技术创新。之所以不应舍弃原始性技术创新，是因为较之于模仿性技术创新，原始性技术创新所打造的创新价值链，不仅体现出较强的技术领先优势因而也拥有比较强的生命力，进而所打造的创新价值链也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高层次、高竞争力状态。因此，中国创新价值链的打造从根本、长期的意义上讲，必须要基于原始性的技术创新，而非模仿性技术创新。但并非表明：中国创新价值链的打造必须要完全借助于原始性技术创新。这是因为：打造创新价值链所需的原始技术创新是一项集长期性、系统性、复杂性于一体的系统工程。这其中既要花费相当大的人财物力及时间等成本，而且还要面对创新过程和创新结果的诸多不确定性风险。尤为需引起注意的是，原始性技术创新需更为复杂、高级的组织结构、组织系统作为铺垫，中国很难完全借助于自身的原始性技术创新来打造创新价值链。在打造创新价值链时，应充分发挥原始性技术创新的外溢效应，促进经过原始性创新所获得的技术的陆续扩散。 2.国家创新体系建构：创新驱动的一个主动性策略 创新网络的核心价值在于促进了知识流动。企业之间的知识流动，主要是互补性技术知识资源和市场信息资源，有利于企业加快隐性知识的积累，从而提高新技术研发成功的可能性；企业科研机构(包括高校与研究所)之间的知识流动，主要表现市场信息从企业流向科研机构，研发成果从科研机构流向企业，有利于科研机构的研发成果更加贴合于市场，也便于企业在生产和完善中消化吸收；科研机构之间的知识流动，主要通过合作研究、信息交流等形式促进不同研究的结合，促进科研成果的形成。虽然创新资源、创新机制、创新制度等基本要素在创新网络的形成过程中对知识流动的效率和技术能力的积累在一定程度上会有制约作用，但企业、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的创新活动提供实现这种超越的内生力量。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不断提高国家的技术能力积累；以科研机构为主体的知识创新不断丰富基础知识与人力资本的储备；以中介机构为主体的服务创新不断提高知识－技术－产品的专业化与市场化的实现。在创新驱动的国家战略中，政府的重要作用在于通过其制度安排推动创新网络的形成，为发展国家经济并提高国家的竞争力构建国家创新体系，使企业、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之间加强交流与合作，从而促进技术知识在各主体间的流转及应用。 从经济发展的中长期角度看，国家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政府代表国家进行的制度安排对本国技术经济范式的形成至关重要。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在构建适合新的技术经济范式的国家创新体系中，政府应负责为创新主体的创新活动提供制度支撑，从宏观层面进行结构调控，促进创新主体创新活力的增加以及创新活动在不同创新主体间良性互促以发挥国家范围内创新系统的整体功能。在国家创新体系的制度安排下，企业、科研机构、中介机构发挥着各自的创新职能：企业既是创新投入的主体，也是技术开发以及产出利益分配的主体，更是技术能力积累的主体；科研机构主要承担基础性知识研究和创新，其科研产出为企业创新提供持续的知识源泉，同时也为技术知识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输送人才。此外，在现代市场体系中，专业化的中介机构可以利用知识、技术、信息、资金等为企业和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提供各种专业化、社会化的服务，发挥技术知识供求传递的纽带作用，进一步促进创新网络的形成与有效运行。 基于技术经济范式的演化，创新驱动战略意味着国家发展战略从以传统的“后发优势”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思维向“先发优势”的培育的思路转型，国家创新体系建构正是从制度层面对技术能力的积累机制和创新组织的形成机制提供保障。在中国融入全球化发展的浪潮中，要使创新成为国家进步的动力源，国家创新体系建构既要与当前国情相匹配，又要与新的技术经济范式相适应，这也是一次重大的挑战。标签：后发优势论文; 创新驱动论文; 技术经济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模仿创新论文; 价值链分析论文; 过程能力论文; 企业创新论文; 经济学论文; 市场策略论文; 发达国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