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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1 中国体育下一步如何走
中国在北京奥运会获得金牌数量第一的佳绩，书写了体育史空前辉煌的篇章。出乎许多人意料的是，即使这样，我们也不是体育强国。
党中央提出建设体育强国的目标，为中国体育开导可持续发展的理想追求。这也表明，虽然中国已经在发展高水平竞技运动上展现了空前强大的实力，但金牌大国并非体育强国；中国体育为“奥运争光计划”倾注了大量心血，有时甚至孤注一掷的努力模式，伴随着“一金遮百丑”的年代将渐行渐远。金牌战略与体育强国失去了必然联系，下一步怎么走，需要寻找路径，在理论上探讨体育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导向。
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全面快速增长的公共需求，与公共服务、公共产品的严重不足之间的矛盾。而摆在体育工作者面前的现实问题，是社会各领域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大众体育需求不能充分满足的现状，尤其是青少年体质不断下降的结果尚未改观，中国的体育制度在提供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方面需要花很大力气。按照体育界内部的认识，现有体制需要“坚持和完善”：对它“坚持”，是因为它在批量培养运动精英方面卓有成效，在奥运会获取的金牌已举世无双，这是需要珍视的成熟和优秀的部分；而对其“完善”，正是由于它在公共服务方面的明显缺陷而离民生越来越远，需要构建一个普惠全民的体育制度。
缺少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公共服务产品和长效机制，这是中国体育制度的主要“民生短板”。这个弱点不仅表现为社会体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平台缺失，而且，已有的成熟部分也有尚待改革之处，譬如处于相对垄断封闭状态的学校体育被简化压缩为几节体育课，以致政府一面采用强力措施，希望解决学生体质健康问题，还要千方百计地设法使学校体育场（馆）对社会开放；而各级训练比赛仅仅围绕极少数有运动天赋的精英，行业内高度集权的层层集训“局域网”对提高竞技成绩无比卓越，但也使运动员难以享受公共教育资源。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体育提出了“以青少年为重点的全民健身战略和以奥运会为最高层次的竞技战略协调发展”的指导方针，但前虚后实、前软后硬，青少年的体质30年来伴随着竞技金牌的不断增多而持续下降。200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中央七号文件”）针对青少年体质持续下降的现实，颁布了一系列积极的干预措施。然而，中央的正确决策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层层下发贯彻，实际效果却并不如人意。究其缘由，很大程度是因为我国体育的理论苍白和制度障碍所致。由于中国政府过去是一个管制型政府，难免受到封建社会传统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而体育制度更是饱受阶级斗争，以及无产阶级专政观念的浸润，形成了政府主导的行业专权，包揽了体育运动发展的所有事务，不同程度存在部门利益化的现象，行使职权忽视公共利益，这是与惠及民生的服务型政府的要求相背离的。
“十二五”期间的中国体育，应该“对外”改革，“对内”开放。即在国际上改变过去把争夺金牌视为军事化行动“以人为敌”的战斗形象，调整为表达中华民族“与人为善”和平发展意愿的友好面貌；在国内把行业垄断的部分体育优质资源向社会公众开放，把忙于系统内训练比赛的职能转变为提供惠及全民的公共服务。
当前中国体育事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迫切需要，就是从金牌大国走向体育强国，明确体育是“公共的、公用的、公众的”，强调体育的公益性质，努力构建长效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这需要以观念更新来促进公共体育服务意识的形成，寻找一个具有体育特色的导向性观念作为理论依附。为此，本文提出“分享运动”的人文价值观，作为我国体育事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导向和拓展路径。
2 体育人类学的运动资源普惠论
体育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人类在进化为直立行走后，所发生的人体形态结构的变化，为弥补自己的身体隐患而萌生体育行为提供了生物学依据，这是一个人人均有的客观存在；古人类的身体活动是整个物种集体适应自然的漫长行为，史前时期的人体运动作为公共权利是相对平等的，在无拘束限制中体现公平。进入阶级社会，非生产、生活性的身体竞技游戏为少数上层有闲者独享，大多数人被强制或半强制性从事体力劳动，但身体的隐患并未暴露；在工业革命带来的突变中，过细的社会分工严重破坏了人类的自然生物适应能力，以“文明病”的形式损害人类发展，完整的体育意识才得以成熟。人类具有地球上惟一的两脚直立行走的物种特征所带来的生理隐患不断暴露而危及健康，使体育成为人类每一个体生存发展的必需。文明社会把群体性身体活动发展为一种独特而永恒的支化创造，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基础上实现运动资源的普惠[1]。
可以说，“体”不是文化，“育”才是文化。前者是遗传的，后者是习得的。不仅动物的跑、跳、投不是文化，即使它们的身体活动可以增强体质，可以达到强身健体的效果，也不是文化，当然不能称为体育。体育文化是人类为发展自己身体而创造的文化，其精髓是培育身体的价值体系，应该人人享有、普惠大众。人类的体育运动有竞技，也有互助和仁爱；有健身，还有交流和友谊。体育运动所需的时间、空间及场地设施都是人类文明的成果，每一个成员都有权分享。
“分享运动”观念的提出，是受贯穿于人类身体活动实践中人文精神、人文思潮的影响，是人文价值观在体育这个特殊领域里为实现理想目标的具体显现。体育人文价值观首先关注身体运动中每个人的价值，认为体育运动应该提升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美化人的身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树立“分享运动”的体育人文价值观，就是在体育活动中倡导以人为本的理念，实施人文关怀，以每个人的身心健康带来人类的发展作为体育的根本目标。
众所周知，人文主义是西方传统文化的产物，在东方缺少历史参照物；正如西方文化萌生的体育，在中国也几乎没有可以参照比较和交融互动的传统体系。人文精神的萌芽，以人类自身肢体运动作为文化积淀出发点的人文体育观的由来与发展，不能不追溯到古希腊。
追本溯源，梳理体育发展的人文脉络，可远及古希腊自由民的普遍运动观。古希腊人对锻炼和炫耀自身强健的肉体、显示超群的运动能力、表现出相互分享的喜好。“希腊人的个性化达到了极限，他们没有社会组织的宗教，其结果是他们没有祭司的神权等级制度，他们的奥林匹克诸神可以被视为对自然现象极具想象力的解释，是力量、爱情、理智以及放大了的希腊人自己的象征[2]。”古代希腊实施的奴隶制民主政治，承认人的伟大与崇高。主导思想是以人为本，人是主体，是标准，是世间万物的尺度；而神不过是理想的人，对神的赞颂实质上是对自身的肯定。然而，古希腊人的竞技运动实质是与神的分享，但绝不与广大的奴隶分享，也不与非希腊人分享。
文艺复兴以后兴起的人文思潮和人文学科是对神学而言的，与中国古代对自然而言的“人文”大不一样。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探讨人有别于神的本性，以人性反对神性，以人道反对神道，批判神学，恢复人的本质和尊严，实际上也是一种寻找人的地位以便与神分享的行为。直至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兴起，自然科学体系的建立，人类对自己成为主宰的认识才真正飞跃上一个崭新的台阶。
体育性质的身体运动的真正普及到全社会各阶层，是工业革命之后的事。工业革命使人们的体育意识骤然清晰，人文主义思潮影响的体育思想迅速成熟并惠及全社会。尽管被赋予体育权利的城市青少年处于半强制接受状态，但体育和竞技毕竟从为少数上流阶层娱乐教化服务的小圈子里走出来，成为社会大众分享的权利。工业社会后期对军国民思潮的扬弃，使更多的人知道自己享有体育运动的权利。只是在不具备条件的部分发展中国家，人们还没有完全享有足够的公共体育资源。
人类即将进入休闲时代，使体育功能发生重大改变；中国努力建设的和谐社会，也势必实现人类体育资源的普惠——运动分享。
3 经典学说与理论依据
19世纪末在军国民主义思潮推动下，体育与科学、政治结伴而行，以德式体操为最佳载体，一时间风靡东亚。中国正是此时引进了西方体育。对西方体育而言，从古希腊竞技中表现出的人文精神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演变仍然一脉相承，至今浸润于发达国家形形色色的体育活动中；而对中国体育，虽然新文化运动之后曾有一些海归学者受美国杜威－威廉姆斯的实用主义－自然体育思想的影响，提出过富有“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体育主张，但在战乱困扰的动荡社会中昙花一现；中国复杂多变的社会历史，使体育人文观念迟至改革开放20年后才正式提出，而且，体育理论界因对其陌生曾一度横加批判，对人文精神的抵触情绪至今尚待消除。因此，提出“分享运动”的体育人文价值观，必需持有充分依据。
从人类学的视角来审视体育，无论从自然的、生物的、心理的、社会的哪一个角度看，人类从体质和文化方面都需要身体运动，因而人人都具有体育权利，正如马克思在讲到劳动作为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的时候指出的那样，“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界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3]”。当劳动中的体力成分在信息社会迅速减少到低于人类正常的物种生存需要时，体育的作用愈加彰显。
只有少数人能“运动”，是社会的不公。当年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的愤怒，也包括无产阶级被剥夺的运动权利：“就机器使肌肉力成为多余的东西来说，机器成了一种使用没有肌肉力或身体发育不成熟而四肢比较灵活的工人的手段。……不仅夺去了儿童游戏的时间，而且夺去了家庭本身通常需要的、在家庭范围内从事的自由劳动的时间”[4]。
在青年时就深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影响的马克思，继承和发展了人文主义理论体系中包含的人人自由、平等和全面发展以及全人类解放的人道理想，指出未来社会的目标就是使人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自由的发展和运用，成为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伟大的《共产党宣言》中把理想社会描述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马克思主义弘扬的人文精神，是指引人类发展的明灯。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包括身体的发展。这是倡导体育人文精神的基本依据，也是人类健康的审美理想。
人文学科为社会科学提供价值论基础，正如体育人文价值观倡导：公平、公正、公开的体育权利，应该在每一个人身上得到体现；自由、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不应该是空中楼阁抽象地悬浮在云端，而必须在体育领域物化为“分享运动”。
当前，我们建设“体育强国”，体育界大都从如何成为“体育”的“强国”这个角度去诠释领导讲话，少有从更宏观的视野看问题。从民族复兴的意义上讲，我们不仅是要建设“体育”的强国，而且，更需要以体育事业的发展来促进国家的强盛，努力探讨“体育”如何才能“强国”的路径，踏上这个路径的指导思想，必定会重归以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学说为核心价值观，倡导“运动分享”的新观念。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明确地指的是“个人的全面发展”。这里的个人，是指“任何人”，即面向全体社会成员的全面发展而言的，而非部分或个别人。只有个人普遍得到全面发展，人类才能真正获得驾驭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自由。
马克思认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必要条件是“缩短工作时间”。劳动方式的改变，个人自由时间的增加，使体育的人文价值得到空前的提升，导致其功能“从生产到生活、从群体到个体、从工具到玩具”的根本性转折。
用经典学说作为理论依据加以分析，学习实践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中国体育很有必要淡化以政治为本、以金牌为本的传统观念，修订以奥运争光为体育强国目标的发展战略，树立公共服务的指导思想，倡导“体育关注民生、大众分享运动”的崭新观念。
4 从“分享工作”的休闲社会机制到“分享运动”的体育观
《辞海》中没有“分享”条目。其他词典（如李行健．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解释[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386.）中偶见的“分享”为动词，意为和他人共同享受，如分享快乐。
以“分享运动”为检索词，通过上网在中英文数据库查询，目前尚未发现国内外有“分享运动”或“运动分享”类似提法的相关文献。
但是，发达国家已经实施的“工作分享制”可以带来启迪，即通过缩短劳动时间、共同分享工作，保证大家都有工作可干而不至于失业，从而达到稳定就业的目的。所谓工作分享（work sharing），德雷兹（Dreze,1986）将其定义为：“为了减少大范围的非自愿失业而在员工之间进行的工作重新分配”；汉弗莱斯（Humphreys,1986）的定义为：“为了维持或提高就业水平，通过重新调整付薪工作时间安排的方法”；欧洲工会组织（1988）解释为：“工作分享就是为了这些所有希望工作的人提高就业机会，根据对目前工作需求短缺的观测与分析，采取在特定的经济系统中重新分配工作总量的方法提高就业水平”。通过重组和重构工作岗位及付薪的工作时间，实施工作岗位分享制、时间购买计划、缩短法定工作时间、提前与过渡性退休、弹性工作制、延长休假时间等。其产生的理论基础有工作终结理论、社会发展理论、工作与家庭生活平衡理论、员工职业再循环理论等[5]。
英文中出现的“分享工作”（work sharing）的词汇，是休闲时代人文观念形成的新社会机制的标示。为此，人类社会普遍出现休闲时间迅速增加的客观条件，必然为体育活动融入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方式奠定基础。笔者认为，“分享”的概念和形式正在影响到体育领域，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以每个人的身心健康为本”的体育人文价值观出发，很有必要提出促进大众积极参与的响亮口号——“分享运动”；受“分享工作”英文work sharing的启示，可以称为sports sharing。
我们常思考：体育为何而存在？人文体育观承认个体的独立尊严，培养有责任心的社会成员。体育由自我关怀到联系他人，把友爱和同情感从家庭、学校、社团扩大到社会、国家、世界，才能理解天地万物协调一体的人文精神。“分享运动”从人文的视角来看待身体的活动，形成对体育人文价值的一系列认识观念，寻找体育对人的本质意义，蕴含着体育以人的身心健康为本的终极理想。“分享运动”作为体育可持续发展的推手，其人文理想对推动体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核心就是要主动表现体育对人类生存意义及价值的终极关切，彪炳人类用体育运动获得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共同价值取向。
体育的科学发展，要求政府将维护最广泛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分享运动”的观念，使中国体育进入以人为本的轨道运行——以人的身心健康发展为本，以提高所有人的生活质量为本，以人人都应该享有的身体运动权利为本。中国体育的未来运行，将遵从这一宗旨。
以“分享运动”的人文价值观作为中国体育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念，绝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也不是短期的宣传，而是广泛吸收中西方人文学科理论精华，建立在马克思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基础上，符合科学发展观，能够对体育事业可持续发展产生作用的精神力量。在隔靴搔痒体育理论园地，“分享运动”作为新鲜的体育理论导向，将指引未来的制度变革。
“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已提出10余年，但没有在青少年体育发展中获得预想的效果，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作为口号悬挂在半空中，过于抽象以致难以操作。因此，“健康第一”后面需要续接一个面向实际工作层面的理念，才能够有效链接现实中每个人实施行为的领域——这就是“分享运动”。
“健康第一，分享运动”的提法，是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体育人文观念。如果再细化，可拓展为“以人为本，健康第一，分享运动，拥抱未来”。这样，“健康第一”可上联科学发展观，纳入正确的理论轨道；“分享运动”下接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实践，实现增进民族体质健康的目标。
对“运动分享”的理解，应该定义为：以提供公共产品为杠杆，通过促进广泛的运动参与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使更多的人通过获得运动体验来提高身体运动能力，从而实现增进大众体质与健康水平的体育发展目标。
其实现途径是，通过倡导人文价值观，分享运动体验，推动社会广泛的体育参与意识；通过制度创新，构建公共服务体系，实行体育资源的分享。
5 顺应社会发展大潮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们已深感广大劳动人民长期被剥夺享受体育活动的权利，新体育应该为最广大的工农群众服务。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确定了“要把体育普及到千百万劳动人民中去”的目标。这与当前倡导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思路，具有殊途同归的一致性。
但在实践中，特别是全盘引进前苏联模式的历史背景下，人文学科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伪科学”，体育的军事训练功能转变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其后，无论是“乒乓外交”，还是由一场球赛的胜利呐喊出“振兴中华”的响亮口号，直到“奥运争光计划”的制定和执行，中国体育把为政治服务的工具价值发挥得淋漓尽致，满世界摘金夺银，书写了辉煌篇章。中国体育在民族主义的大旗下长期被军国民思潮所浸润，虽常以国家主义、科学主义的面貌示人，但其主流观念仍然没有根本的改变，至今仍然还没有一个相对成熟的体育人文价值观来取而代之，引领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
“长期以来，我们选择的是‘以物为本’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认为竞技体育就是奥运会，奥运会就是金牌，对竞技体育的发展完全是运动成绩或金牌至上的价值导向，而不考虑金牌的价值大小、内涵如何，以及人民是否需要；在处理竞技体育的发展与人的关系时，忽视人在竞技体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把人当作工具，而把竞技体育当作发展的目的，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竞技体育的异化”[6]。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争光”与公共产品画上等号，体育运动的概念被高水平竞技运动所置换，与需要分享改革开放成果的大众无关。国家集权操办的培养极少数运动精英的庞大行业体系在“奥运争光”方面成绩辉煌，但导致的主要负面结果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运动员获取金牌不断增多，而广大青少年体能持续下降，草创的社会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极其薄弱。中国体育只有真正具有人文精神，以中华民族身心健康发展，作为衡量中国体育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得失的一把尺度，才能走出行业封闭和垄断的尴尬境地，融入到以人为本的社会大发展中去。
中国体育需要改革，才能可持续发展。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适应社会发展潮流，由社会需求来推动其行进。中国在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价值内涵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最终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的社会局面。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体育发展失衡也必然折射出不尽如人意的社会矛盾。如何有力解决广大人民群众最现实的分享体育权益问题，是体育事业融入和谐社会的关键。
为了中国的和平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供公共服务，2006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2020年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其中包括“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有较大提高”，提出逐步形成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把“建设服务型政府”作为重要内容。党中央领导提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关键是创新公共服务体制，改进公共服务方式，形成公共服务供给的社会和市场参与机制。通过公共财政、社会组织、企业与家庭的合作，发挥和体现财政资金的公益性价值，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益。在这样的背景下，体育部门的行政管理的方式需要从主要埋头操办本行业的训练比赛中抽出相当一部分精力，树立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中，把自己定位于服务者的角色，承担提供公共体育服务和产品的责任。
由于公共物品的供给和需求不能像私人物品的供求那样完全通过市场机制反映出来，发达国家往往靠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来解决市场难以承担的大众体育，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健身需求，而“争光”一类的高水平竞技反而可以交由市场通过选拔职业竞技的顶尖高手的方式完成。审视当前的我国体育制度，政府力量过度集中于培养极少数竞技精英，显然难以顾及提供充分满足大众体育需求的公共产品。
我国对政府的认识经历了全能政府、有限政府和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认识，体育管理部门也不能例外。包括体育服务在内的公共服务体系，为促进社会公平和权利平等提供强大的基础平台，有利于振奋社会成员的精神，提高社会总体效率。体育制度完善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使公共体育服务逐步扩展到整个社会，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消除公共服务领域存在的不公平现象。
以顺应社会改革大潮的“分享运动”观念为理论导向，在公共体育意识的指引下，政府管理部门把提供公共体育服务作为头等大事，打破行业垄断和专业封闭，管办分离、官民分离、政企分离，优质体育资源试行股权分置，争光任务实施政府采购，部分项目从专业竞技逐渐过渡到职业竞技。“分享运动”作为公共体育服务意识在体育领域的特色理念，充分显示亲身参与身体运动的普惠价值，可外延伸为校内体育运动资源与校外分享、专业性资源与社会分享、城市体育资源与农村分享、东部及沿海发达地区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分享，等等。
以人为本的“运动分享”面向大众、面向青少年，不但顺应中国的社会发展潮流，也符合体育运动发展的世界潮流。奥林匹克主义一再强调把体育运动与文化和教育相融合，谋求创造一种以奋斗为乐、发挥良好榜样的教育作用并尊重基本公德原则为基础的生活方式”[7]。奥林匹克理想不仅关注体育，教育，而且又融入了当代人权和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国际奥委会在其官方网站上指出：“作为奥林匹克运动的道德和思想规范，奥林匹克主义可以被描述成为一种生活哲学，通过体育这种形式传递教育的、和平的、人道的、文化的理念，还有最近引起人们关注的生态理念”（IOC.1998）。正当我们仍然高举“奥运争光”大旗的时候，首届青少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已横空出世；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宣布，申请举办2014年第二届夏季青少年奥运会胜出的城市是南京，明晰传递了世界体育大潮期盼更多青少年参与的新鲜信息。青奥会的创立是国际体坛观念和制度层面的重大改革，它将控制参赛人数节约成本，限制大兴土木新建场（馆），有效利用体育资源，将使更多的弱小国家能广泛参与主办小型运动会；更重要的是，鼓励青少年在体育赛事中分享运动体验，可不分国籍、民族、人种自由组合参加集体项目，最大限度地面对青少年开放体育文化，鼓励积极参与和分享运动，靠广大青少年自己的努力去拥抱未来。青奥会的举办使罗格注定要成为奥林匹克运动彪炳青史的人物。同时，幸运地成为奥林匹克改革助推者的中国体育，在“十二五”期间将在南京青奥会迎来获得自主话语权的崛起际遇，也将迎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大改革契机。
6 分享运动与运动分享——走向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
“分享运动”与“运动分享”的本意并无不同，都是实现体育运动权利平等价值观的最浅显易懂的人文诉求。作为衡量体育发展的价值尺度，人文诉求是隐形的核心价值，实际上它相当复杂和深奥，往往被体育活动对人体所产生的明显的生物性效果所掩盖，更容易为体育竞赛所引发的社会效益所取代。因此，“分享运动”的观念必需要在制度层面寻找一个具有承载能力的平台。
在现实中，人文学科的批评精神往往对工具理性支配下的体育制度产生触动，会影响现实中原有的利益格局；同时，也因为理论解释的路径不同而容易混淆，导致说不清的结果，譬如健康、关怀、民主、和平、友爱、善良、朝气等很难用量化指标来衡量，容易引起科学主义者的质疑。所幸的是，当今国家的改革大潮以明晰为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把“分享运动”观念作为推动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的理论导向，名正言顺。
值得注意的是，“分享运动”承载于全民健身的公共服务体系的组织形式，需要若干条件。
首先，需要提高体育工作者为大众服务的公共意识，坚持把以人为本的理念具体化，自觉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公共服务主体能否意识到公共服务客体的需求并及时生产和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产品，能影响体育事业发展的速度和水平。
其次，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是惠及全民和公平、公正，由体育行政管理部门牵头、政府各相关部门积极参与的联席会议定期举行，目标是为大众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体育产品，使全体人民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一系列制度安排。
最终的条件，在于政府为弥补和完善现有的制度缺陷，以国家财政投入，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体现社会公平的目标，在于关注普通民众的体育权益、需要和愿望，尤其是农村与西部地区等弱势群体的体育问题，涵盖市场难以有效提供的公共物品，核心是在公共财政预算和支付的导向上，以足够的财力支持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的构建。
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了，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之后，需要使全体人民分享到包括体育在内的改革开放丰硕成果，因此，特别应该注意到社会公平。公共服务具有再分配的功能，通过均等化的制度设计，既要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也要使公众尤其是广大青少年“体有所育”。倡导“分享运动”的观念，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的长远目标。对于我国体育而言，就是要使绝大多数人不仅能在精神层面分享极少数运动精英夺冠的喜悦，而自己也能获得基本的身体运动机会。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具有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自然地理条件和人口资源分布差异很大，城乡和区域发展差距也很大。改革开放的巨大的成就，并未使中国解决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滞后，总量供应不足，公共投入短缺，分配不平衡等非均等化的突出问题得以解决。我国体育事业在国家经济捉襟见肘的起步阶段集中力量于局部超前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的体育发展战略是以发展高水平竞技为先导，带动体育事业全面发展；在取得辉煌成就以后，更应该让大众分享参与体育运动的快乐，从而收获身心的强健，显示体育领域的公平正义。
中国体育已经历太多的辉煌，灿烂何惧阴霾，亡羊更应补牢。树立“分享运动”的人文价值观，是更新体育观念的最佳选择；是完善体育制度的重要步骤；是建立体育强国的理想路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环节。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国体育事业肩负着重要的职责与使命，勇于变革，回归体育的文化本位和普世性原则，用科学发展观重塑中华体育精神，形成以青少年体育发展为中轴的新制度框架和运行机制，迎来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展望未来，中国正经历全方位发展模式的转型，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迅速缩小；中国的强大不可阻挡，这不光表现在经济实力上，也一定会反映于包括体育在内的社会文化的其他方面，正如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长效模式不能用世界上现有的理论解释一样，中国体育发展之路也要靠自己认真探索。欣逢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良机，企盼“分享运动”的观念为体育理论研究增添一抹新绿，助中国体育生态和谐。
收稿日期：2010-08-17；修订日期：2010-1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