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界关于中世纪英国工资史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界论文,工资论文,纪英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1(561)=43/5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10)08-0015-08
工资史是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史学界对此关注已久，由浅入深，研究成果已经蔚为壮观。国内史学界仅仅注意到中世纪工资劳动者这个群体，对其工资水平却关注不多。因此，本文拟对西方学界对中世纪英国工资史的研究成果做一梳理，以期对国内相关研究有所裨益。
一 开端：数据统计与整理
19世纪晚期，英国经济史研究起步，并出现一批最早的经济史学家，罗杰斯(James E.Thorold Rogers，1823-1890)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位。在以政治史为主的传统史学背景下，哈兰曾叹息说，也许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中世纪的英国农村生活；而在半个世纪以后，罗杰斯就以他的《英格兰农业和价格史(1259-1793)》(七卷)①奠定了英国农业史的基础。②中世纪英国工资史研究正是从罗杰斯开始的。
罗杰斯注意到英国庄园中各种各样的工资劳动者，并将其详细分类。他发现，农业工人分为两种，即长期工作的和暂时或为特殊目的工作的，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仆从(famuli)和雇工(labourers)。工资形式虽然多种多样，但主要有两种：计时工资(日工资、周工资)和计件工资(根据劳动对象的数量、重量、长度等计算的工资)。在工资内容上，有实物工资和现金工资。他指出，实物工资一直存在，管饭或支付粮食似乎是一项惯例，得到食物的农业工人，现金收入自然就较低。货币地租的流行不仅使现金工资逐渐占据主导，而且还使工资水平有所提高。在罗杰斯看来，劳动力供给和需求比例对工资水平的影响最大。他说，劳动力的价格受到竞争的影响，供求的经济状况可以从价格中找到答案。③罗杰斯认为，13世纪农业工人处于有利地位，原因是土地的普遍分配(即普遍持有)。当人们普遍需要劳动力时，工人们就可以得到较多的工资。在一个小农业主较多的国家，雇佣劳动力价格总是绝对或相对较贵，劳动合同总是有利于工人。如果小业主对劳动力的日常需求已经满足，工人的工资就会很低。由此，他对亚当·斯密提出批评，因为后者拒绝将这种因素用来估计工资率。④在罗杰斯看来，人口波动是决定工资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1311-1320年和1321-1322年的工资上涨，主要是因为1315年、1316年和1321年的瘟疫。1348-1349年的黑死病使英国人口减少了一半左右，大量的土地无人耕种，这对幸存下来的小土地持有者和无土地者来说都是一件好事，他们的持有地数量开始增加，劳动力供应不足使工资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普遍提高。据罗杰斯估计，1311-1320年农业工人工资比此前的50年高出20％左右；黑死病之后，各种工人的工资均有所上涨，平均增长率为40％～60％。⑤伴随着工资的普遍上涨，消费品价格有所下降，工人可以购买到更多的消费品，因此实际工资也上涨。“(在15世纪)工资从来没有如此之高，食品价格从来没有如此之低。”如果按照生活必需品的成本来看待工资劳动者的工资的话，那么15世纪和16世纪初是“英国雇工的黄金时代”。⑥罗杰斯将13世纪与18世纪雇工的生活水平进行比较，认为“亨利三世时期雇工的待遇要比乔治三世统治之下的工人好得多”⑦。
当然，罗杰斯并不擅长建立指数和进行理论分析，他从自己的数据中得出的结论还有待探讨；但是，他的数据却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直接和丰富的材料。他对自己的数据很有信心。他说：“我的工作是独立完成的……但是，我已经实现了我的最重要目标，那就是为公众提供了他们可以很好利用的信息；因为我一再重申，真正的事实要比使用它们的那些人得出的推论更有价值。”⑧他的研究获得后来学者的承认，凯瑟琳·科曼说：“任何对中世纪英格兰工资和价格的比较，都应该以罗杰斯所收集的数据为基础……他在这个领域的工作是独一无二的。”⑨布朗和霍普金斯也感谢罗杰斯，因为“正是他的辛勤工作，将工资和价格的主要数据整理在一起”⑩。虽然贝弗里奇爵士认为罗杰斯的数据是不完整的，但是他肯定地说，罗杰斯的“研究成果仍是不可撼动的，而且其正确性为现在的研究所证明”(11)。然而，罗杰斯说：“没有什么比事实更虚假，除了数据。”(12)这无疑是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忠告。
20世纪中叶，贝弗里奇爵士对温彻斯特和威斯敏斯特庄园农业工人的工资进行了研究。他注意到，黑死病对不同工种影响是不一样的：以脱粒工和扬壳工为主的农业工人的工资在黑死病期间没有立即发生上涨，“就像黑死病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到了1368年左右，他们的工资才开始上涨。但是，对于手工工匠们来讲，他们的工资在黑死病之后立即开始上涨，尽管不超过50％；此后，增长加速，而且帮工的工资上涨速度明显高于工匠，几乎是后者的2倍。作者认为，不能仅从黑死病寻找原因，因为它的影响已经结束，由此他提出两个假设：在需求方面，农业雇主需要和小作坊工匠同样多的帮工；在供应方面，技术更容易学到手，工匠队伍变大。(13)贝弗里奇爵士还注意到价格和工资之间变动的关系：1290-1379年，货币工资和小麦价格总是以相同方向运动，上升和下降都在一起；但此后的一般趋势是，价格和工资向相反方向运动。这种现象或许是一种巧合，但它至少说明，当货币工资制度开始取代劳役和实物地租制度，劳资双方自然地将工资和生活成本相联系，一个真正的劳动力市场建立起来。(14)贝弗里奇爵士虽然注意到工资水平的一些变化，并对温彻斯特和威斯敏斯特庄园上农业工人的工资进行了对比，但是，他的工作主要还是停留在数据整理阶段。
与罗杰斯和贝弗里奇爵士不同，经济学家J.P.布朗和S.V.霍普金斯合作，对英国12～19世纪的价格和工资进行了定量分析。根据研究，他们发现，7个世纪以来，英格兰南部建筑工人的名义工资呈现以下特点：(1)“升”中有“稳”，下降的次数少(仅有3次)、时间短(共计不超过20年)。在“升”的方面，工匠日工资从3便士上涨到450便士，增长了150倍，帮工日工资从1.5便士升至420便士，增长了280倍；所谓“稳”，指的是工资上升到一定水平后多次保持长时间稳定，维持时间最长的工资率甚至长达120年，不变时间总计达500年。(2)增长率较高。工匠和帮工的名义工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是65％和61％。(3)工匠和帮工之间的工资差别持续稳定，比例大致维持在1.5∶1。(15)为了考察实际工资的变化，他们提出了“消费品篮子”(basket of consumables)概念，其中食物(淀粉类谷物、肉类、鱼、奶酪等)占80％，穿衣、燃料等其他非食品类消费品(non-foodstuff)占20％。然后，他们计算出了一个“综合消费品价格指数”(composite physical unit of consumables)，并绘制了工资的实际购买力曲线(均以1450-1475年为基期，指数为100)。从曲线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英格兰南部地区建筑工人的工资购买力，在13世纪中期到14世纪中期，呈现下降趋势，尽管有时略微上涨；黑死病之后出现了一个短期的通货膨胀，实际工资在1371-1375年才恢复到1160年代的水平；但是，此后迅速上升，一直持续到1520年“价格革命”开始。(16)
布朗—霍普金斯指数(B—H指数)不仅清晰地描绘出了英国建筑工人的工资购买力变迁，也为我们研究工资史提供了很好的方法。虽然罗斯基曾使用“帕氏指数”(17)计算出与B—H指数相差很大的结果(18)，但拉代尔和布朗指出，这是罗斯基计算和逻辑上的错误造成的，两种指数得出的结论实际上相差不大(19)。当然，B—H指数也有不足。首先是资料的缺乏，他们自己也承认，由于缺少资料，“只能构建现代意义上的实际工资评估手段”(20)。其次，他们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英格兰南部的建筑工人工资，全国其他地方是否呈现出同样的趋势就值得怀疑，而且中世纪的工资劳动者中，农业工人占多数，而对他们的工资水平没有考察。最后，他们在采用经济学方法进行定量分析时，忽视了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实际因素，而且他们所使用的“拉斯拜尔指数”(21)本身就存在缺陷，它尽管可以单纯反映价格的变动，但不能反映出消费结构的变化。
二 拓展：“人口论”和“货币论”
除了工资水平的发展趋势外，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工资水平的升降，这也是西方学者探讨的一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到20世纪中叶，主要形成了两派观点：“人口论”，认为人口的增减是工资浮动的决定因素；“货币论”，认为货币数量的盈亏决定了工资水平的升降。
从人口角度论述工资问题由来已久。18、19世纪之交，马尔萨斯开始认识到人口的增减对经济的影响。他认为，“人口如不受限制将按几何比率增加，生活资料则按算术比率增加”，人口过剩和生活资料的匮乏是必然趋势，要使二者保持平衡，就要对人口进行限制。他指出，劳动力价格很少下降，但是人口过剩就会使食品价格上升，实际工资就下降了。(22)大卫·李嘉图认为，劳动力作为一种商品，有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之分。劳动力自然价格就是“让劳动者大体上能够生活下去并不增不减地延续其后裔所必需的价格”，市场价格是“根据供求比例的自然作用实际支付的价格”。据此，他认为，工资由两种因素决定：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劳动力购买的各种商品的价格。人口的增加不仅造成劳动力过剩，而且造成各种商品的价格上涨，工人的实际工资就会下降；人口下降就会引起粮食价格下降、地租减少和工资增加。(23)实际上，罗杰斯和贝弗里奇爵士都注意到人口增减对工资的影响，甚至霍普金斯和布朗也被批评为“人口论”者，因为他们主张，16世纪工资购买的粮食减少不是因为“美洲金银矿的发现”，而是由于人口增加。他们指出，英国的农业过剩人口向工业部门转移，造成工业品产量急剧上升，价格下跌，工业部门工资的粮食购买力大大下降，实际工资降低。(24)
M.M.波斯坦从人口角度对中世纪工资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他认为，11～14世纪初，人口一直在上升，1315-1317年大瘟疫时期达到顶峰，此后开始下降，“到黑死病之前，人口的上升趋势已经停止了整整一代人”(25)；15世纪人口仍然持续下降，直到16世纪早期。他认为，价格和工资的波动是人口增减的一项重要证据。14世纪之前，人口的增加意味着农业生产的增加、工业的发展和整个地区的工业化，食品及相关价格的上涨使人们可以肯定农产品生产成本的增加，显示出相对于土地而言的人口压力。人口下降时，许多边缘土地有可能被放弃，粮食将在更好的土地上生产，“供给变得充足，价格也更便宜”。可以说，人口的下降对价格有一种选择性的影响，将有助于减缓大量生产带来的成本提高，从而降低农产品的价格；但对于边际产出不存在递减的大多数工业品而言，不存在什么影响。(26)工资方面，由于不断增长的人口和劳动力供给，实际工资一直处于很低的状态。整个13世纪，农业工人的货币工资十分稳定，由于农产品价格不断增长，稳定的货币工资表明实际工资的下降。这一状况到1320年代有所改善，温彻斯特和威斯敏斯特庄园的工资在之后的120年或150年中保持上升势头，在1450年达到顶点，并在1470年前保持相似的水平或更高，实际工资可能一直增长到这个时期的最后25年。工匠工资甚至在农业工人工资达到顶峰后还在增长。(27)同时，波斯坦还否认货币、社会总收入增加和产品分配等因素对工资水平会产生影响。对这些因素逐一分析后，他坚称，开始于1320年代的人口减少是工资上涨的主要原因。(28)波斯坦的观点和方法在哈彻尔(John Hatcher)那里得到支持。在对中世纪的瘟疫和人口进行分析时，哈彻尔尽管承认工资和价格水平也会受到货币、产业结构、进出口比例、天气、习惯和国家立法等因素的影响，但在对中世纪晚期的工资和价格进行分析之后，仍然认为人口波动是“唯一令人满意的解释”，“人口的下降，减少了相对于资本和土地数量的劳动力供应，不可能不是14世纪晚期和15世纪价格、工资上涨的首要决定因素”(29)。这与波斯坦的观点如出一辙。
人口决定工资的观点一经提出，就遭到“货币论”者的异议。长久以来，货币数量的多少被认为是影响价格和工资的决定因素。传统上，16世纪的价格革命被认为是美洲的金银源源不断流入的结果。“费雪公式”(30)的提出使后来的学者过分强调货币数量在价格变动中的作用。1920年代，汉密尔顿的论文(31)使货币理论解释成为主流。此后，西方学者也将“货币论”的解释模式应用到中世纪。该观点认为，货币充盈时，会出现通货膨胀，物价昂贵，工资购买力则下降；货币短缺时，就会出现通货紧缩，物价下跌，工资购买力则较强，实际工资水平较高。因此，持“货币论”者对于中世纪工资波动的论述就集中在贵金属货币供给数量的讨论上。挪威历史学家约翰·施雷纳(Johan Schreiner)认为，中世纪晚期工资的上涨是由于银币数量的减少。这是因为，采银业在几个世纪的发展之后遇到了技术难题。针对波斯坦提出的各种商品价格并不同时波动、价格下跌和货币减少并不同步、货币数量可以通过贸易等途径得到弥补等看法，他给予了解答。他指出，由于人口在14世纪末的下降，人均占有货币量并未减少，银币缺乏的影响并未立即凸显；但随着人口上涨，银币缺乏的后果很快变得清晰。(32)罗宾逊(W.C.Robinson)反对“出现在黑死病之前的人口减少造成了劳动力供给减少和工资上涨”这种观点。他说：“除非我们认为人口在农业劳动力中的下降比全部人口中下降得更多，没有理由相信农业工人的工资将会上升。”他指出，人口的下降意味着生产能力的下降和食物需求的减少，而人口变迁在欧洲经济中的影响更多的是体现在供应方面，(人口增加)使产出增长和资本积累成为可能，而不是刺激了需求。他由此认为，货币供应上的变化是引起价格(实际工资)变化的最重要因素。(33)米斯吉敏(Harry A.Miskimin)则认为，1326年之后英国货币短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瘟疫之后工资上涨，消费结构发生变化，人们将更多的货币花在奢侈品尤其是进口奢侈品的消费上，造成银币大量外流。(34)加拿大经济史学者约翰·蒙洛(John Munro)批评波斯坦无视货币因素的存在，并对“新人口论”的“原创性”提出质疑。他指出，从人口增减来分析工资的观点并不新鲜，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已经有所论述，可以称之为“马尔萨斯—李嘉图模型”(Malthusian-Ricardian Model)。(35)然后，他考察了英格兰、弗兰德斯、低地国家、西班牙等地的建筑工人工资，对他们的实际工资水平做了比较研究，强调货币数量引起的价格变动是影响实际工资最重要的因素。为了说明问题，他借用新凯恩斯学派的“工资粘性”(wage-stickness)(36)概念，指出由于名义工资具有“粘性”，黑死病之后的实际工资上涨，主要是由于货币短缺引起的食品价格下降造成的生活成本降低。他指出，在经历了黑死病之后短暂的通货膨胀后，消费品价格开始下跌，实际工资开始上涨，但是名义工资涨幅不大。到了16世纪，“工资粘性”表现得更为明显，名义工资增长不到200％，但价格指数增长了600％，导致了实际工资的大幅下降。(37)
“人口论”者对货币派的批评进行了回击。波斯坦反对罗宾逊提出的货币供需决定价格的看法。他认为，需求只有在有效的情况下才能影响价格，“与需求运动一致的唯一经济过程是相对过度的人口趋势”(38)。针对货币数量减少导致工资上涨的论调，哈彻尔认为，货币派使用的铸币场产出的证据无法评估货币总量增减；信用工具的使用和货币流通速度的加快有利于弥补货币总量的减少；价格变化主要是由于货币产出的单位产量和每个人的平均拥有量，而不是货币总量，前两者的下降比货币总量的下降小得多；英国的通货展示出相当程度的稳定。(39)
显然，双方分别从人口和货币为主的经济因素的角度考察中世纪工资水平升降的成因，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但是，社会经济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互相争论的过程中，两派学者过分强调某一个因素，而忽略了错综复杂的其他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无疑是有点偏执了。此外，工资水平受人口增减或货币供需的影响，工资水平变动也会引起其他经济变化，但是两派学者考察的主要是工资的决定因素，对于工资变动对工资劳动者生存状态和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却缺少关注，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三 深入：经济—社会史框架下的多样化研究
20世纪中后期，更多的历史学家开始关注中世纪英国工资问题。他们从经济—社会史的角度，深入发掘资料，突破了简单的“人口论”和“货币论”的限制，对制约工资水平多方面的因素进行考察，研究范围更加广泛，对工资的研究呈现多样化趋势，从而描绘出了一幅更为细腻的画面。这些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工资差别
中世纪工资劳动者的工资存在很大差别，除了地区、工种等因素外，差别的形成还由于以下两个原因：(1)技术。技术高低容易造成工资差别。戴尔注意到，13世纪的建筑工匠周工资按照技术和经验分为6级，有些地方的分级更多。例如，1316年的凯那冯城堡(Caernarvon Castle)工地上，工资分为13级。(40)工匠和帮工之间工资存在差别。在黑死病之前，二者的工资差别大致在2∶1左右；1350年之后，由于劳动力的短缺和技术工人的大量死亡，非技术工人的工资迅速上涨，二者的差别越来越小，在威斯敏斯特，二者的差别下降到1.2:1左右，在伦敦则下降到1.4∶1。(41)此后，差距再次扩大，霍普金斯和布朗指出，二者之间的比例在15～19世纪保持在1.5∶1。(42)(2)性别。对于男女工人间的工资差别，学者们的争议主要在于黑死病之后。罗杰斯一再强调，黑死病之后，女工的工资翻倍，在可以比较的工作上，男女工人的报酬相同。(43)贝弗里奇爵士注意到，在威斯敏斯特庄园，尽管男女之间在就业机会上并不平等，但是在从事同样的工作时，他们的工资是相同的；而全国范围内的男女同工同酬直到1952年才实现。(44)希尔顿以敏新汉普顿(Minchinhampton)和阿文宁(Avening)两个庄园为例，试图证明妇女在从事和男人同样的工作时，工资看起来是相同的。(45)彭恩(Simon A.C.Penn)运用《劳工法案》的证据来比较男女工人在收获季节的工资。他认为，妇女经常参加农忙，并像男人一样在乡村流动，寻找报酬较高的工作。黑死病之后，男女的工资看起来“没有基于性别上的差别……很明显，不论参加什么工作，妇女都得到和男人同样的工资”(46)。但是，最新研究表明，中世纪并没有出现男女同工同酬的局面。戴尔认为，虽然妇女在黑死病后得到“解放”，但她们很少得到和男人一样的工资，“在一个男人的世界里，妇女仍处于不利地位”(47)。本内特(Judith M.Bennett)主张，妇女相对于男人的地位在14、15世纪一直没有变，妇女仍然做薪酬较低的工作，从事手工业中的底层职业，如酿酒，而且被排除在行会之外。她认为，妇女的地位更多地是限制在家长制结构以内，而不会因人口危机而改变。(48)巴德斯利(Sandy Bardsley)在研究了约克郡东雷丁治安法庭卷轴(East Raiding Roll)后认为，以前的学者之所以认为妇女可以得到同男工一样的报酬，是由于拿来做比较的男工是老人、男孩和残疾人等“二级劳动力”(second rate work force)，这些人由于生理所限得到的工资远远低于正常男工，因此男女同工同酬只是一种假象。(49)可见，性别造成的工资差别仍然是中世纪的普遍现象。
2.工作时间和实际工资收入
工资劳动者的实际工资收入主要由两个因素决定：工资水平和工作时间。在对中世纪的工资水平进行探讨的同时，学者们也在关注工作时间的变化。一些固定因素影响着工作时间的长短：(1)季节变化。一般来讲，夏天的工作时间比冬天长，工资也较高。此外，农业工作，如播种、收割、捆绑、脱粒等，季节性比较强，农业工人在农忙季节之后往往就无事可做或转向其他行业。(2)工作性质。在建筑业，技术工人如泥瓦匠、木匠等，受雇用时间较长，工资较高；而从事搬砖、砍树、运材料等体力活的工人工作时间较短，待遇也较低。戴尔注意到，凯那冯城堡工地上，泥瓦匠和木匠可以在整个夏天和冬天的一段时间都工作，但是普通工人往往只在夏天的一段时间工作。木匠从1月30日工作到12月24日，但是挖掘工直到3月30日才有活干。(50)(3)休息日。基督教节日主要分为三类：任何工作都不能做的节日；只能收割的节日；妇女不能做家务的节日。大致有四五十天，加上周日，全年的非工作时间就能达到90～100天。(51)
学者们对黑死病前后的工作时间和收入变化也达成了共识。黑死病之前，劳动力非常充裕，工资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并不固定。一些工人仅仅参加一年中一段时间的工作——也许一个耕夫只在秋天工作，一个羊倌只帮助接生羔羊，或者一个奶工仅在需要制造奶酪的时间工作几个月，他们的收入相当不稳定。(52)黑死病之后，劳动力供不应求，工资劳动者得到“解放”，工人要求更高的工资，他们大多倾向于日、周等较短的工期，或按工作量工作，而不再是之前按年为期的工作。(53)尽管议会不断颁布法令限制工人索取高工资和流动，但是工人们还是愿意寻找待遇较好的短期工作，他们获得了与雇主谈判的优势地位，经常向雇主索取高工资；并且有迹象表明，当时还存在“集体议价”和“代表谈判”。(54)因此，工资劳动者在寻找新雇主和协商工资的过程中耗掉许多时间，工作时间虽受到影响，但收入并未减少。另外，黑死病使工人的心理产生变化，有些工人往往在工作中制定目标，一旦挣够可以维持自身及其家庭生活的收入，他们就停止工作；另一方面，中世纪的工作辛苦而乏味，工人们一般不愿意继续工作，而是选择休闲娱乐。
3.工资购买力和生活标准变迁
黑死病之后，劳工工资上涨，商品价格下跌，工资购买力增强，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改善，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正因如此，所以罗杰斯认为英国劳工迎来了“黄金时代”；同时，他还注意到，工人的工资除货币之外，还有一部分的食物或其他东西。戴尔指出，在计算工人家庭实际收入的时候，还要注意一些实际因素，比如工资形式的多样性，年轻的男孩在为一个家庭做仆从的时候，不仅可以得到食物和住所，还包括一些货币工资，甚至有可能得到一块土地，或与主人的女儿结婚，从而得以继承主人财产；而城市工匠的帮工的工资则可能就是自己的产品，鞋匠的帮工的工资(除少量货币之外)可能就是几双鞋。(55)他还注意到，尽管仆从的工期较长，工资比较固定，但雇主为了维持充足的劳动力，往往提供一些额外补贴，因此他们的生活并不比短工差。(56)唐纳德·伍德华德指出，对于工匠来说，工资不能被视为可支配收入，因为它们要扣除原材料、工具的成本和帮工的工资。我们也应该考虑到工资之外的其他收入来源，例如小买卖和土地。(57)法默强调，工资劳动者很少以货币工资为主要收入，建筑工人作为这个群体的很小一部分，不能代表整体，他们与农业工人收入增长并不相同。(58)很明显，随着收入的增加和消费心理的变化，消费结构也发生很大变化，肉和鱼的消费增加，粮食的消费比例下降，非食品消费，如华丽的服饰、奢侈消费饰品和休闲娱乐等，增加很大，这表明工资劳动者生活的改善，同时这种现象也为时人所诟病。
从西方学界对中世纪英国工资史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下特点：从研究内容上看，工资发展趋势、决定工资水平的因素是重点，随着经济—社会史的发展，工资史的研究呈现出多样化趋势，内容越来越广泛；从研究方法上看，历史学的定性分析与经济学的定量分析并重，单一的理论解释被摈弃，学者们更青睐整体把握和细节深入双管齐下，角度越来越新颖和多样；从研究方向来看，学者们不再单纯关注工资问题本身，而是从工资问题出发，研究与之相关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尤其是工资劳动者生存状态的考察。以上这些，为中国学界提供了非常好的参考，或许这也可以成为我们进行研究的很好的切入点。
注释：
①第7卷由其子于1902年整理出版。此外，1886年，罗杰斯还编辑出版了缩减版《六个世纪的劳动和工资》。
②乔治·皮博迪·古奇著，耿淡如译：《19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22页。
③詹姆斯·E.T.罗杰斯：《英格兰农业和价格史(1259-1793)》(James E.T.Rogers,A History of Agriculture and Prices in England，1259-1793)第1卷，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865年版，第253页。
④⑥⑦(12)詹姆斯·E.T.罗杰斯：《六个世纪的劳动和工资》(James.E.T.Rogers，Six Centuries of Work and Wages)，伦敦：T.费舍尔安文出版公司1886版，第172、326～327、172～174、179页。
⑤詹姆斯·E.T.罗杰斯：《英格兰农业和价格史(1259-1793)》第1卷，第266～328页。
⑧詹姆斯·E.T.罗杰斯：《英格兰农业和价格史(1259-1793)》第4卷，“前言”第4页。
⑨凯瑟琳·科曼：《英格兰的工资和价格(1261-1701)》(Katharine Coman,"Wages and Prices in England,1261-1701")，《政治经济学杂志》(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第2卷第1期(1893年12月)。
⑩H.P.布朗、S.V.霍普金斯：《关于工资和价格的一点看法》(H.P.Brown and S.V.Hopkins,A Perspective of Wages and Prices)，纽约：麦苏恩出版公司1981年版，第8页。
(11)威廉·贝弗里奇：《12～19世纪英格兰的价格和工资》(William Beveridge.Prices and Wages in England from the Twelf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伦敦：朗曼斯出版社1939年版，第21页。
(13)威廉·贝弗里奇：《庄园时代威斯敏斯特的工资》(William Beveridge."Westminster Wages in the Manorial Era")，《经济史评论》(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New Series)第8卷第1期(1955年)。
(14)威廉·贝弗里奇：《温彻斯特庄园里的工资》(William Beveridge,"Wages in the Winchester Manors")，《经济史评论》(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第7卷第1期(1936年11月)。
(15)(16)(20)H.P.布朗、S.V.霍普金斯：《关于工资和价格的一点看法》，第1～12、13～59、13页。
(17)1874年德国学者帕氏(Paasche)提出的一种指数计算方法。该方法在计算价格综合指数时，把作为权数的销售量固定在报告期。它可以同时反映出价格和消费结构的变化，具有比较明确的经济意义。
(18)D.罗斯基：《七个世纪工资劳动者实际收入的再思考》(D.Loschky,"Seven Centuries of Real Income per Wage Earner Reconsidered")，《经济学杂志》(Economica,New Series)第47卷第188期(1980年11月)。
(19)H.F.拉代尔、E.H.菲尔普斯·布朗：《七个世纪工资劳动者实际收入的再思考：一个笔记》(H.F.Lydall and E.H.Phelps Brown,"Seven Centuries of Real Income per Wage-Earner Reconsidered:A Note")，《经济学杂志》(Economica，New Series)第49卷第194期(1982年5月)。
(21)1864年德国学者拉斯拜尔(Laspeyres)提出的一种价格指数计算方法。该方法在计算一组商品价格的综合指数时，把作为权数的销售量固定在基期，可以消除销售量变动对价格指数的影响，从而使不同时期的指数具有可比性。
(22)马尔萨斯著，朱泱、胡企林、朱中和译：《人口原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9、16页。
(23)彼得·斯拉法主编，郭大力、王亚南译：《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9、41、42页。
(24)H.P.布朗、S.V.霍普金斯：《关于工资和价格的一点看法》，第65～70页。
(25)(26)(27)M.M.波斯坦、H.J.哈巴库克主编，王春法等译：《剑桥欧洲经济史》第1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87，181、220，486页。
(28)M.M.波斯坦：《中世纪晚期人口不断下降的一些经济证据》(M.M.Postan,"Some Economic Evidence of Declining Population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经济史评论》(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New Series)第2卷第3期(1950年)。
(29)约翰·哈彻尔：《瘟疫、人口和英国经济(1348-1530)》(John Hatcher,Plague,Population and the English Economy，1348-1530)，伦敦：麦克米兰出版社1977年版，第50～54页。
(30)即MV=PT,M代表流通中的货币数量，V代表流通速度，P代表价格，T代表交易量。根据该公式，在V、T均衡的条件下，价格主要是由货币流通量决定的。
(31)J.汉密尔顿：《美洲金银输入西班牙(1503-1660)》(J.Hamilton,Imports of American Gold and Silver into Spain，1503-1660)，《经济学杂志季刊》(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43卷第3期(1929年)。
(32)约翰·施雷纳：《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的工资和价格》(Johan Schreiner,"Wages and Prices in England in Later Middle Ages")，《斯堪的纳维亚经济史评论》(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第2卷第2期(1954年)。
(33)W.C.罗宾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的货币、人口和经济变迁》(W.C.Robinson,"Money,Population and Economic Change in Late Medieval Europe")，《经济史评论》(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New Series)第12卷第1期(1959年)。
(34)哈里·A.米斯吉敏：《货币运动和市场结构——14、15世纪英格兰经济收缩的动力》(Harry A.Miskimin,"Monetary Movements and Market Structure:Forces for Contraction in Fourteenth-and Fifteenth-Century England")，《经济史杂志》(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第24卷第4期(1964年12月)。
(35)约翰·蒙洛：《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和弗兰德斯的波斯坦、人口和价格》(John Munro,"Postan,Population,and Prices in Late-Medieval England and Flanders"),http://www.chass.utoronto.ca/ecipa/wpa.html,[发布日期不详]/2009-07-30。
(36)工资粘性(Wage-stickiness)：新凯恩斯学派认为，工资是由雇佣合同规定的，在协商合同时，劳动者根据他预期的价格水平来决定他要求的工资的高低，如果劳资双方同意某一水平的工资，合同便被签订下来。在合同期限内，劳动者必须按照根据他预期的价格水平而计算出来的工资提供劳动，即使在此期间实际的价格水平有所变动，劳资双方也必须遵守合同中规定的工资水平，这样工资就有了一种“粘性”。
(37)约翰·蒙洛：《黑死病前后：14世纪英格兰的货币、价格和工资》(John Munro,"Before and after the Black Death:Money,Prices,and Wages in Fourteenth-Century England")，《南英格兰和低地国家南部建筑工人工资(1346-1500)》(John Munro,"Builders' Wages in Southern England and the Southern Low Countries,1346-1500")，《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和低地国家的工资粘性、货币变迁和实际收入》(John Munro,"Wage-Stickiness,Monetary Changes,and Real Incomes in Late-Medieval England and the Low Countries,1300-1450")。以上材料来自：http://www.chass.utoronto.ca/ecipa/wpa.html，2002-09-27/2009-07-30。约翰·蒙洛：《安特卫普和东南英格兰地区的实际工资和“马尔萨斯问题”(1400-1700)》(John Munro,"Real Wages and the 'Malthusian Problem' in Antwerp and South-Eastern England,1400-1700),http://repec.economics.utoronto.ca/repec_show_paper.php?handle=tecipa～225，2006-04-10/2009-07-30。
(38)M.M.波斯坦：《中世纪晚期欧洲的货币、人口和经济变迁：笔记》(M.M.Postan,"Money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Change in Late Medieval Europe:Note")，《经济史评论》(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New Series)第12卷第1期(1959年)。
(39)约翰·哈彻尔：《瘟疫、人口和英国经济(1348-1530)》，第54页。
(40)C.戴尔：《中世纪晚期的生活标准：英格兰的社会变迁(1200-1520)》(C.Dyer,Standards of Living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Social Change in England，1200-1520)，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5页。
(41)H.E.哈拉姆：《英格兰和威尔士农业史》(H.E.Hallam,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第3卷，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79页。
(42)H.P.布朗、S.V.霍普金斯：《关于工资和价格的一点看法》，第8页。
(43)詹姆斯·E.T.罗杰斯：《英格兰农业和价格史(1259-1793)》第1卷，第281页；《六个世纪的劳动和工资》，第77、329页。
(44)威廉·贝弗里奇：《庄园时代威斯敏斯特的工资》，第18～35页。
(45)R.H.希尔顿：《中世纪晚期的英国农民》(R.H.Hilton,The English Peasantry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75年版，第102-103页。
(46)西蒙·A.C.彭恩：《14世纪晚期英格兰的女性工资劳动者》(Simon A.C.Penn，Female Wage-Earners in the Late Fourteenth-Century England)，《农业史评论》(The Agricultural History Review)第35卷(1987年)。
(47)(50)(51)(53)C.戴尔：《在中世纪谋生：英国的人民(850-1520)》(C.Dyer,Making a Living in the Middle Ages:The People of Britain，850-1520)，纽约：耶鲁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0～281、225、222～223、279页。
(48)朱迪斯·M.本内特：《淡啤酒、啤酒和酿酒者：变迁世界中的女性劳动(1300-1600)》(Judith M.Bennett，Ale，Beer，and Brewsters:Women's Work in a Changing World，1300-1600)，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0～77、145～158页。
(49)桑迪·巴德斯利：《女性劳动再思考：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的性别和工资差别》(Sandy Bardsley,"Women's Work Reconsidered:Gender and Wage Differentiation in Late Medieval England")，《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第165期(1999年11月)。
(52)H.E.哈拉姆：《英格兰和威尔士农业史》第2卷，第731页。
(54)迪亚娜·伍德：《中世纪经济思想》(Diana Wood,Medieval Economic Thought)，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5～157页。
(55)C.戴尔：《中世纪晚期的生活标准：英格兰的社会变迁(1200-1520)》，第212页。
(56)西蒙·A.C.彭恩、C.戴尔：《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的工资和收入：劳工法令执行中的证据》(Simon A.C.Penn and C.Dyer,"Wages and Earnings in Late Medieval England:Evidence from the Enforcement of the Labour Laws")，《经济史评论》(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New Series)第43卷第3期(1990年8月)。
(57)唐纳德·伍德华德：《前工业时期英格兰的工资率和生活标准》(Donald Woodward,"Wage Rates and Living Standards in Pre-Industrial England")，《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第91期(1981年11月)。
(58)H.E.哈拉姆：《英格兰和威尔士农业史》第3卷，第490～4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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