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毛泽东在艰苦的文化学习和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了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勇于斗争的同时心怀温热柔软、志存高远的同时不忘脚踏实地、海纳百川的同时坚持中国特色等。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个性特征直接影响其治国理政实践活动。
关键词：毛泽东；治国理政；个性特征
个性是人们独特的、稳定的、习惯性的行为模式或倾向。人的个性影响甚至决定了其行为，而政治家的个性则会映射到其政治行为和领导方略当中。毛泽东的个性特征鲜明，勇于斗争的同时心怀温热柔软、志存高远的同时不忘脚踏实地、海纳百川的同时坚持中国特色等。分析毛泽东上述个性特征的缘起生成及其对毛泽东治国理政思想的影响和新中国成立后治国理政实践活动的影响，可以进一步深化对于毛泽东治国理政思想的认知和研究。
4.2.2 目标不在视野范围内 解决办法：（1）血细胞计数盘的划线区域一定要对准物镜头；（2）较少的标本，涂片区域较小，观察时要注意不要超出涂片范围。
一 勇于斗争的同时心怀温热柔软
(一)毛泽东是个勇于斗争的强人
1893年冬天，毛泽东出生于湘楚大地的湖南韶山。在这个新旧交替、动荡不安的年代里，一位伟人正在悄然成长。刚烈强悍的湖湘文化，塑造了毛泽东勇于斗争、坚忍不拔的性格。自小成长于湖南的毛泽东曾言：“湖南人素来有点勇气，驱张驱傅驱汤，就是最近的证据。”[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695页。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精力充沛、性子暴烈”[注][英]迪克·威尔逊：《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影响了青少年时期毛泽东个性特征的形成，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毛继承了他父亲那倔强的个性”[注][英]迪克·威尔逊：《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在底蕴深厚的湖湘文化熏陶下，在与各种恶劣环境和反动势力的抗争中，毛泽东勇往直前、百折不挠的个性得到了进一步的成长。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在他的著作中曾指出，毛泽东“一生波澜壮阔，不断从打击中站起，并且这些打击似乎没有给他留下创伤”[注][英]迪克·威尔逊：《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青年毛泽东曾在日记中写道，“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注]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一)》，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36页。。在毛泽东看来，“斗”是乐趣、是正义、是进步。在革命时期，毛泽东面对来势汹汹的日本侵略者，没有丝毫畏惧，慷慨激昂地喊出：“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子孙是誓不投降，誓不屈服的！我们要为大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到最后一滴血！”[注]《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3页。 这一发自肺腑的呐喊，显示出了其绝不服输、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勇于斗争的个性。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勇于斗争的个性直接影响其治国理政实践。面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帝国主义表现出了明显的敌对态度，并对新中国各项事业进行了打压和制裁。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在谋划新中国治国理政方略时，就豪迈指出：“中国民族是一个能战斗的民族，俄罗斯人在十月革命以来所创造的战胜帝国主义与国内反动派的伟绩，中国人亦能创造出来。今后数年的时间必能证明这一点。”[注]《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6页。 事实证明，中国人做到了。在美国侵略朝鲜、危及中国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在经过深思熟虑后，毅然下令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在分析朝鲜战局和中国方针时，毛泽东坚定地指出：“中华民族就是这样一个坚决战斗的民族。虽然在我们的斗争过程中，有时曾遇到一些困难，但是我们不是靠观音菩萨来救命，而是靠自己的双手去克服困难。”[注]《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2页。 最终，我们取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打败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大大提高了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和话语权。在新中国的建设当中，苏联给予了我们巨大帮助，但在一定程度上，苏联也在推行着其大国强权主义。毛泽东从治国理政的大局出发，巧妙地争取了苏联的援助，但在原则问题上，又始终坚持住了应有的底线。1956年9月24日，毛泽东在《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讲话中，严厉控诉了苏联对中国的强权，坚决反对“父子党”，提倡“兄弟党”，在斗争中维护和平正义，在斗争中建构独立自主的不受制于任何强权的新国家。同时，毛泽东还以勇于突破的创新精神，一直致力于革新对中国发展渐进暴露不利影响的苏联模式，在实践探索中不断改革旧体制，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最初的基石。
为了更好地完成各项工作计划，广东海事局还开展了以“平安西江·青年守卫”为主题的青年突击队共建活动。以此为契机，西江沿线六个分支海事机构积极行动，成立了以青年业务骨干为核心的各种青年突击队，引领海事青年在“平安西江”建设实践中聚焦主业、岗位建功。如2017年11月21日，由佛山海事局具体组织协调，联合广东省佛山、肇庆、中山、江门、云浮、珠海六市14家单位在西江开展的统一执法行动中，海事青年担当了主力。
(二)毛泽东也是个温热柔软的善人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始终不忘初心，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治国理政的重要价值旨归，这与其对人民群众深沉深刻的爱是分不开的。新中国成立后，为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政治上，毛泽东实行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使在旧社会倍受奴役和压迫的人民群众，彻底翻身，成为了国家的主人；在经济上，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通过“一化三改造”、“一五计划”等具体措施，大大提高了国民经济的生产总值，丰富了我国的物质产品，显著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在文化上，毛泽东明确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为人民服务，并大力发展教育，提高了中国国民的文化素质。其中，在广大人民群众要求较为迫切的经济领域，毛泽东基于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形势，要求“我们的重点必须放在发展生产上，但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二者必须兼顾”[注]《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988页。 ，合理处理好生产和消费的关系；要求“合作社的积累和社员收入的比例，也要注意”[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页。，正确处理好消费和积累的关系；要求“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1页。，妥善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上述治国理政中的具体政策与毛泽东一直以来对人民深沉的“爱”紧密相关。在凯歌行进的新中国建设发展过程中，这位伟大的人民领袖仍会为革命年代牺牲的先烈感到心酸和伤痛。在会见外宾的谈话中，毛泽东曾感叹：“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注]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90页。 奠基着先烈身躯和鲜血建立起来的人民政权，只有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真正做到不忘初心、执政为民。然而，摸索前行的治国理政，难免也会发生失误。针对“共产风”期间人口大量减少的情况，毛泽东曾悲痛指出：“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实在是愧对百姓，应该永志不忘这沉痛的教训。”[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873页。
成长于苦难年代的毛泽东，自幼心怀同情。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毛泽东亲眼目睹了中国社会的衰败和凄凉。那些中国最底层人民颠沛流离、挣扎生存的画面，不断撞击着毛泽东年轻的心灵，刺激着毛泽东内心温热柔软一面的生长。而母亲的言传身教，又给了毛泽东关于善良和爱的最初启蒙。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是中国传统社会里一位典型的质朴善良的女性，她“为人慷慨厚道，随时都愿意接济别人”[注]《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 ，这一乐善好施的中国人民淳朴善良的一面，深深影响了毛泽东。同时，宽厚随和的母亲亦十分疼爱毛泽东，“毛夫人娇宠了她的长子，泽东也终身深爱母亲。幼时的泽东是家中唯一的小孩，母亲在他身上倾注了全部的爱”[注][美]R·特里尔：《毛泽东传》，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页。 。这种关于爱的启蒙和传承，进一步丰满了毛泽东温热柔软的人格特征。丰富的阅读，使得毛泽东对人民群众的同情更为深刻。在其阅读的众多古典小说中，毛泽东发现，大多数的主人公都是勇士或文人学者，因为这些人占有着土地，而被控制的人民的境遇则是悲苦不堪，因此，毛泽东“下决心要寻找一条解救穷苦农民的道路”[注]郑以灵：《毛泽东农民观透视》，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3页。 。这一同情弱者的情怀，在毛泽东的青少年时期，甚至加剧了其与父亲毛顺生之间的家庭对抗。而曲折的人生经历，也使得毛泽东更能体会并珍惜人性大爱的可贵。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崛起，毛泽东先后经历了多位亲人的牺牲离世。这些伤痛给毛泽东带来了沉重打击，使其在人生的多个阶段都遭受着巨大的精神痛苦。坚韧强大的革命领袖，其内心亦有饱含深情、柔软脆弱的一面，正是这心底最深沉的爱，给了毛泽东出生入死、无惧无畏的为人民闹革命、为人民谋幸福的最原始、最强大的勇气和力量。
二 志存高远的同时不忘脚踏实地
(一)毛泽东是个志存高远的有理想的人
1949年6月15日，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毛泽东豪迈预言：“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7页。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新中国在稳定政权、恢复经济、发展文化的同时，开展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并在抗美援朝、援越抗法的战争中维护了世界的和平正义，在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上展现了新中国的外交主张，提升了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真正实现了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对中国摆脱民族危机、重立世界之林的美好期许。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志存高远的毛泽东对新中国有了进一步规划。首先，3年实现国民经济好转。1950年6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用3年或者更长时间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1951年初，毛泽东再次提出“三年准备十年建设”思想[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06页。 。其次，15年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1952年9月24日，毛泽东第一次谈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他说：“10年以后会怎么样，15年以后又怎么样，要想一想。”[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历史事件的回顾》(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页。在当时的情势下，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客观实际和形式发展的必然趋势，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伟大计划。再次，20年实现工业化。1951年12月1日，毛泽东提出“从一九五三年起，我们就要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了，准备以二十年时间完成中国的工业化”[注]《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7页。 。此外，毛泽东还提出了50年建成社会主义的宏大规划，“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面，情况是复杂的，国民经济原来又很落后，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注]《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0页。 在这些壮阔宏大的近期计划和远景规划指导下，1952年底，我国基本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为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准备了条件；1956年底，我国顺利完成三大改造，完成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平稳过渡。
毛泽东胸怀壮志，幼年就曾发出“我要做掀天揭地的人”[注]毛岸青、邵华：《我们爱韶山的红杜鹃》，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2页。 的豪情壮语，立志于改变中国改变世界。1910年，毛泽东在离家去往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前，作出“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注]《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8页。的诗句。简短几句，却雄壮地表达了其志在四方、成就大业的宏大抱负。在长沙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时，毛泽东更是抒发了“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注]《毛泽东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 的凌云壮志。1936年2月，毛泽东在《沁园春·雪》中，激扬豪迈地吟诵：“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注]《毛泽东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1页。 毛泽东对国治邦安、民族振兴的信仰和执着，激励着他在艰苦卓绝的环境里开拓进取、勇往直前。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的讲话中提到：“毛泽东同志在青年时期就立下拯救民族于危难的远大志向。”[注]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他憧憬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崛起，其终身不懈的奋斗，就是“为了使国家复兴”。此外，毛泽东还以其高瞻远瞩的大视野致力于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在其青年时代，毛泽东和他的朋友就开始讨论“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注][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37页。。在毛泽东看来，自由解放的新中国是“未来光明世界中一个极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样的一个中国，不但将造福于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而且将造福于全人类”[注]《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12页。。“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7页。 ，是毛泽东治国理政实践的题中之义，体现出了中国国家治理思想中的全球担当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关怀。
(二)毛泽东也是个脚踏实地的实在人
毛泽东在年少时期和革命岁月中形成的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秉性，深刻影响到毛泽东治国理政实践的风格。在政治上，新中国成立的当月，毛泽东就发表了《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讲话，要求在治国理政中，执政党要谦虚谨慎、苦学苦干，为新中国稳健扎实的治国理政作风奠定了基调，为具体的操作实践提供了行动指南。在经济文化上，毛泽东实事求是地考虑新中国一穷二白的现状，要求“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注]《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8页。。在社会治理上，毛泽东从新中国的实际和六亿人口的大局出发，无论是粮食问题、灾荒问题还是就业等问题，都要“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8页。，建造一个社会主义新社会；在军事国防上，毛泽东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障国家建设的视角出发，要求“谦虚谨慎，耐劳耐苦”[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83页。 ，并要随着时代的发展时刻不懈怠，“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的战术”[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37页。 ，建设一支革命化、正规化和现代化的国防军；在外交上，努力珍视一切国际和平因素，在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下，“团结全世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8页。 ，为建设人类的共同家园做出最大努力。
出生于19世纪末农民家庭的毛泽东，骨子里深嵌着中国人民勤恳踏实的优良传统。从小受教于传统私塾的同时，毛泽东还要从事农业劳动。6岁时，“毛的父亲开始要他放牛，干农活”[注][英]迪克·威尔逊：《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 ，直到13岁去韶山的小学堂念书前，毛泽东一直做着农活，“早晚我到地里干活。白天我读孔子的《论语》和《四书》”[注][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74页。 。身体力行的农业劳动，有利于毛泽东脚踏实地思想个性的形成，为其以后关注现实、投身现实、思考现实和变革现实提供了重要基础。在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习时，以徐特立为代表的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教师们务实勤恳的教风和学生们脚踏实地的学风，深深影响到了毛泽东的个性成长。这一时期，毛泽东相继和好友萧子升、蔡和森一起，以“汗漫九垓，遍游四宇”的豪迈气概赴多地游学，通过读“无字之书”的社会实践，力求达到知行合一。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评价毛泽东虽“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 “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都一丝不苟”[注]黎勇泰：《毛泽东与美国》，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29-630页。 。这种脚踏实地的务实作风在革命年代表现得更为明显。1939年冬，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小册子里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3页。 通过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理性确立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以及前途和转变，为中国的革命发展提供思想指引。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批评了当时“左”倾空谈主义者的“一次革命论”，指出中国革命的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告诫大家“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不能离开当前的实际条件”[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4页。。即使在革命即将取得彻底胜利之前，毛泽东仍提醒全党：“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页。 而其提出的“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页。 ，则一直警醒着全党要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要在夺取全国政权后经受住执政的考验。
三 海纳百川的同时坚持中国特色
(一)毛泽东有着海纳百川的宽阔胸怀
对不同密度、不同施肥处理的相对增加量进行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表5)：3种不同施肥处理并未对毛竹相对增产量产生显著差异(P=0.138>0.05)；在试验所设2种密度中，低密度毛竹林相对增加产量显著高于高密度毛竹林(P=0.023<0.05)。
在新中国毛泽东治国理政的实践当中，这种开阔见识和辩证思维得到了有效体现。毛泽东提倡古为今用。历史思维敏锐的毛泽东，深刻洞察到古今中国之间的源渊脉络与承继关系，高度重视历史给予我们的宝贵经验与珍贵智慧。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 。毛泽东总结了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对待人民的政策，在新中国的治国理政中坚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要求党的领导者能够深入群众，并以汉高帝刘邦熟悉百姓生活、了解民众心理的史实为例，教导党的领导者要真正做到走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注]《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选载(六)》，《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毛泽东借鉴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要求新中国在文化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毛泽东继承了林则徐、孙中山等民族英雄的爱国精神，在新中国的外交上坚持独立自主、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在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方面，毛泽东强调“历史总是要重视的”[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页。 ，号召从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中汲取养分，发挥一切聪明才智，为新中国的建设发展做贡献。毛泽东还提倡洋为中用。学习国外的先进之处涉及多个方面，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此外，他还对这种学习提出了方法论指导，要求“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 。正是这种包容开放的胸怀，促进了新中国在博取众长的基础上，利用后发展效应取得了国家建设发展的巨大成就。
毛泽东自幼饱读诗书，学贯中西，加之丰富曲折的阅历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使之形成了包容、开放的个性特征。毛泽东善于读书。广博的阅读，赋予他广阔的胸怀。“毛泽东读书世界透露的春光，已成为他的思想智慧和文化个性的组成部分，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他的许多思想观点形成和发展的脉络”[注]陈晋：《毛泽东阅读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13年版，第17页。 。毛泽东接受了古今中外多种文明的熏陶，他既读中国古代的老子、孔子、朱熹等人的书籍，也读中国近代康有为、梁启超、胡适等人的著作；既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书，也读河上肇、普列汉诺夫、爱森堡等外国学者的书。浩瀚的书籍开阔了毛泽东的视野，丰富了毛泽东的知识，增加了毛泽东的智慧，对于其形成海纳百川的包容性格有着深刻影响。毛泽东善于思考。深入的思考，使他能够更为科学的认识主客观世界。自幼深入田间地头的农业劳作，读“无字之书”的社会调查，革命经历的实践锤炼，使得毛泽东在读书的同时，亦深刻思考着国家的前途命运。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无疑又增加了毛泽东思考的理论武器。毛泽东认为“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6页。 ，显示了其对矛盾着的事物的看法。而在其1937年8月所著的《矛盾论》中，毛泽东则更为深刻地谈到：“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6页。 上述论断体现了毛泽东思维的辨证性，这对于其以包容开放的态度对待不同事物有着重要影响。
(二)毛泽东也有着坚持中国特色的原则立场
出生在湖湘大地、成长于广袤中华的毛泽东，自幼受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延续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为毛泽东治国理政思想提供了厚重底蕴和坚实基础。在长期耳濡目染的学习当中，毛泽东批判地继承和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精华，而其思想也渐渐显露出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鲜明特征。在私塾教育阶段，毛泽东熟读《诗经》《论语》《礼记》等传统蒙学；在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求学阶段，又深入研读了《四书集注》《资治通鉴》、曾国藩家书等著作；在革命期间，毛泽东更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隙缝研读了《旧唐书》《战国策》《孙子兵法》等传统经典。春秋时期《礼记》名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毛泽东在幼年时期熟读熟背的句子，也给了毛泽东对国家治理的最初理解；宋代儒学大家张载的名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给了毛泽东很大触动，曾被毛泽东摘抄至《讲堂录》，以提醒自己要承担起治国安邦的历史责任；清初知识分子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亦一直印刻于毛泽东内心，使其心系国家兴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铸就了毛泽东的责任意识和担当情怀，同时，毛泽东也一直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和内涵精髓。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就曾多次要求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教导大家要形成“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的思想,这对其后来形成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治国理政思想，无疑有着重要影响。
若与任务有关，则指定任务特征(如起始和完工时间、任务的执行人、任务的工装设备等)，寻找MVIM中符合指定特征的所有任务节点；若与任务无关，则获取当前发动机的所有任务节点。
在治国理政的具体事务上，毛泽东始终不忘中国的根本。1955年3月8日，毛泽东在同西藏达赖喇嘛的谈话中说到：“我们要向先进的国家和民族学习，学习对本民族有用的东西，但不是所有的方面都要学别的民族，而要保持本民族的特点。”[注]《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国藏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13页。 这一思想体现了毛泽东在建构外交关系和民族事务中坚守本国特色、本民族特色的重要思想。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指出“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读外国书。但是并不等于中国人要完全照外国办法办事，并不等于中国人写东西要像翻译的一样。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7页。 ,强调了中国治国安邦的重要原则。对于我们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更是积极推进其中国化，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因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因此，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曾指出：“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从它在欧洲体系中拿出来，移植到中国的土壤中，并给它一张中国的出生证。”[注][美]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中国人民大学2006年版，第243页。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2-83页。。尤其是在反思苏联模式的弊端之后，毛泽东更为深刻地认识到，“‘每一个’国家都‘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而不能生搬硬套某一种教条主义的理论和某一国现成的经验。
毛泽东治国理政思想及其实践是基于新中国具体国情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而毛泽东这一中国近现代史上这一伟大人物独特的个性特征与非凡的人格魅力，无疑又使其治国理政实践烙上了鲜明的个性印记，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政治的走向和进程。
作者简介：季春芳，女，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毛泽东构建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研究”(项目编号：18CKS010)。
(责任编辑：马纯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