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哲学视野下的分析哲学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中国论文,视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09）06－0075－08
一
西方哲学早在清末就有人引进和介绍，但较有规模、较有系统地传入中国应该说开始于新文化运动的初期。西方的两个著名哲学家杜威和罗素就是在1919年和1920年分别来华讲学的，这就使中国学人有机会直接聆听西方哲学家的思想。他们的讲学活动在中国产生了极其巨大的社会影响。杜威的哲学和罗素的哲学被当时的中国人看作是“科学的哲学”，受到了中国学人的热烈而隆重的欢迎，引起了人们认真的学习和热烈的讨论，他们的哲学思想在当时形成了一种热潮。特别是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思想竟然在新文化运动的前期和中期的中国形成了具有相当影响的社会思潮。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的胡适是当然的实验主义哲学思想的极忠实的信徒。其他的领袖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也曾一度受到它的影响。
罗素的哲学思想虽然不像杜威的哲学思想那样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社会上产生那样大的影响，但是却在中国现代哲学界深深地扎下了根。杜威的哲学思想在新文化运动时曾走俏一时，但在新文化运动的后期却迅速地退潮，对于中国现代哲学的建构基本上没有产生什么重大的影响。
罗素哲学则不然。罗素讲学在中国社会上的反响虽不如杜威，但是他的哲学思想在哲学领域内却产生了持久、深入的影响，与中国现代哲学的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中国现代哲学建构的方法基本上就是罗素所提倡的逻辑分析方法。这正如冯友兰所说的那样，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永久性贡献是逻辑分析方法，它给中国人一个全新的思想方法，使整个中国的思想为之一变。当然，重要的是这个方法，不是西方哲学思想的现成结论。因为逻辑分析方法是西方哲学家“点铁成金”的手指头，中国人要的不是现成的金子，要的是这个手指头②。罗素的来华讲学为中国人送来的主要就是这个手指头。如张申府、张岱年兄弟俩就是因为阅读罗素的哲学著作而走上了哲学研究的道路，他们并且进一步提出了将逻辑分析方法与唯物论结合起来的哲学建构方向，完成了分析的唯物论的思想体系的建构。金岳霖是中国分析哲学的代表，他走上分析哲学的道路也同是由于阅读了罗素的数理逻辑著作。他的形而上学哲学思想体系和知识论体系所使用的方法也是逻辑分析方法。在中国现代哲学界最有影响的哲学家冯友兰创立哲学思想体系的最基本的方法也是逻辑分析方法。综观中国现代哲学，我们可以这样说，逻辑分析方法是中国现代哲学建构的一种主要方法。这种方法是中国传统哲学所没有的。所以这样的方法的引进必然会在中国现代哲学界产生巨大的影响，使中国现代哲学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的一个显著的结果就是，在中国造成了分析哲学传统，其代表就是金岳霖、冯友兰及上述的张申府和张岱年兄弟等人。
罗素来华讲学是促进分析哲学在中国流传的一条主渠道。罗素于1920年10月15日抵达中国的。早在他来中国之前，引起中国思想界轰动的杜威曾于1920年3月5日起在北京大学法科礼堂作《现代的三个哲学家》的讲演。这三个哲学家分别是美国的詹姆斯，法国的柏格森和英国的罗素。在泛泛介绍了罗素的哲学思想后，杜威这样说道：“有人说，世界上真能够懂得数学的哲学的人，至多不超过二十人，我既不是二十人之一，我也不能懂得”③。
连当时中国人最崇拜的哲学家杜威尚且都不能够真正懂得罗素的哲学思想，遂使中国思想界更加神往罗素。乃至在邀请罗素来华讲学的邀请函中竟有这样的话语，说道杜威的思想比较陈旧，略显过时，而罗素的哲学方法则是最为新颖的。
分析哲学在中国流传还有另外的线路，这就是石里克的嫡传弟子洪谦所带回来的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思想。洪谦以宣传维也纳学派的哲学思想为己任，使国人通过他的宣传而准确地了解到了维也纳学派的基本哲学思想。
冯友兰最早接触逻辑分析方法则是在其上海中国公学自学耶芳斯的《逻辑要义》和穆勒的《逻辑体系》。从中，他得到了关于逻辑学知识的“一知半解”。后来在美国留学期间，由于受实用主义和新实在论的影响，他开始真正的了解和掌握了逻辑分析方法。
1919年至1923年，冯友兰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学习的时候，正是实用主义和新实在论在美国哲学界盛行走俏之时。更凑巧的是，这两种哲学思潮的重镇就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杜威当时曾任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主任。新实在论的重要代表蒙太古和皮特金当时也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所以，毫无疑问，这两种哲学思潮对于年轻的冯友兰均有很大的影响。即便是冯友兰本人也承认，在他的哲学思想发展历程中，首先是实用主义占了上风，后来是新实在论占了上风。实用主义和新实在论，尤其是后者，都很重视逻辑分析方法在哲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实用主义思想家，从皮尔士中经詹姆斯到杜威都很追求思想的明确和清晰，都十分讲究清晰思维的方法。如“信念的确定”和“观念的澄清”就是皮尔士哲学思想中的两个主要论题。而杜威则有专门的书籍来讨论“思维术”。
与实用主义哲学相比，新实在论，无论是英国的还是美国的，似乎更加注重逻辑分析方法在哲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有些新实在论者本人就是逻辑学家，对于逻辑学的发展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在此，我们没有必要提及英国著名的新实在论哲学家罗素，我们只要注意冯友兰的老师蒙太古本人就不仅仅是哲学家，而且他还是一个著名的逻辑学家。蒙太古对模态逻辑的确立和发展曾做出过重要的贡献。他曾经与美国的其他五位新实在论者就共同关心的哲学问题发表了“实在论的改革方案”。正是这个“改革方案”强调了逻辑学和数学原理是传统思想的规范，它们本身正在受到彻底的修订这一上述已经对准确思维的一般原则提供了新的线索。而且以后还会提供更多的线索。这里所谓的“彻底的修订”便是指现代逻辑学对于传统逻辑学的修订。他们特别指出：“不可忘记，哲学特别依赖于逻辑。自然科学在它经验和实验阶段中可以很安全地由本能来指导，因为它是在常识所确定的事物对象内活动的。但哲学的对象恰恰就是分析的果实，它的任务是要纠正常识的范畴。而要希望得到一个有益而正确的结果，就必须根据一个专门家的批判性的判断。所以，目前的形势为哲学提供了一个时机，可以采用一个更为严格的程序，采取一个更有系统的形式”④。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提出了如下的七点：用词谨严、定义、分析、对逻辑形式的重视、问题的划分、明确表示的同意、哲学研究和哲学史研究的分离。其中前四项都与逻辑密切相关。进而，他们指出，“分析”这个名词不是指某一门知识所特有的方法，而是指一般精确知识的共同方法，指程序中的一种方法。运用了这样的方法就可以使我们发现未确定的事物是许多单纯体的复合体。在《新实在论》一书中有一篇长文“对于分析的辩护”，对逻辑分析方法作了具体而详尽的探讨，认为分析是一种认识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发现出和那被分析的整体在同一个意义下的真实的部分。在这种意义上被理解的分析方法并不是与整体截然分割开来的。相反，分析方法揭示了整体和部分之间的关系。被分析的是整体，而分析则是部分，因为它揭示出了被分析的整体中所包含的各个部分。所以，分析本身就包含着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总之，新实在论哲学的方法就是逻辑分析方法。此种方法对于冯友兰有着很大的影响。
二
根据学术界的看法，分析哲学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英国的哲学家罗素和摩尔。他们极力反对当时在英国哲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新黑格尔主义的绝对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体系，大力提倡新实在论的观点。新黑格尔主义是一种脱离生活实际的注重绝对统一的思辨体系，强调的是统一的思想体系的建构。罗素和摩尔则针锋相对地反对建立像新黑格尔主义这样庞大的思辨哲学思想体系，而积极提倡一种分析的方法，主张要一个一个解决问题；对所解决的问题抽茧剥丝、条分缕析，解析出命题、概念所包含的种种意义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看来，哲学就是要运用分析方法来分析、处理和解决与实际的人生有着密切关系的哲学问题，而不是像黑格尔主义者或新黑格尔主义者那样沉湎于远离实际人生的纯粹抽象思辨的思维王国之中。
罗素和摩尔虽都主张运用分析方法来解决哲学问题，但由于他们两人的思想训练和学术背景上的差异，所以在对分析方法的理解和运用上又有着一定的区别。摩尔早期形成其思想训练的学术背景是语言学和古代经典文献学方面的。而罗素早期则潜心从事于数学和数理逻辑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和怀特海共同完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数学原理》的学术巨著。摩尔将其在语言学和古代经典文献学方面研究的方法移植到哲学领域内解决哲学问题。他的思想更像一位精细的对日常语言有着非凡能力的语言学家思想，特别强调要对所运用的语词概念进行细致的分析。他在哲学上求助于常识的世界观，着重日常语言的分析。罗素则与他不同，他更为强调的是要将数学科学的方法移植到哲学领域内来分析和解决种种哲学问题。他着重的是形式语言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摩尔和罗素强调的是两种不同的分析方法，一个强调的是日常语言分析方法，一个则更多地强调形式语言的分析方法。《数学原理》一书被认为是形式语言分析方法运用的典范。在分析哲学以后的发展历史中，摩尔和罗素提倡的这两种分析方法成为了分析哲学家所运用的主要方法，并形成了人工语言的分析派和日常语言的分析派。在究竟运用这两种分析方法中的哪一种来分析和解决哲学问题更为有效的问题上，这两派之间有着激烈的争论。他们在这一方面的争论并不是我们关心的焦点。我们的兴趣则在于指出，分析哲学源自于摩尔和罗素，他们所提倡的逻辑分析方法和日常语言分析方法是分析哲学所运用的两种主要的哲学方法。
分析哲学形成的标志是罗素在1905年发表的《论指示》一文，因为这篇文章首次系统地论述了分析哲学的某些基本的观点。但是分析哲学在中国的开始传播却不是由于罗素的这篇文章，而是他的另两部著作，即《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知识》（1914年）和《哲学问题》（1912年）。张申府便是阅读了这两部著作而决心研究罗素哲学的，并为之广为介绍和宣传。他于1914年考入北京大学本科，也就在这一年，他开始接触了罗素哲学。晚年，张申府在回忆自己第一次阅读罗素哲学书籍时无比欣喜之感。在《我对罗素的敬仰与了解（代前言）》一文中，这样说道：“这个时期北大的图书馆，只是藏书楼，设在马神庙校舍后院的所谓的公主梳妆楼里，藏书楼的书可以外借，但没有阅览室。第二年，我考入北大本科，藏书楼也开始辟出阅览室来了，西文书摆在阅览桌四周的书架上，但平常总是锁着，中文线状书则放在楼上。对于我，因为经常来这里，跟管理员十分熟悉，所以使得我就书架恣意快读。那时书本来无多，除了工程书籍以外，几乎架上的书我都翻看过。一天，我发现一本十分有意思的书。这是一本精装书，1914年美国出版，书名为《我们的外界知识》，是英国罗素所著，翻看一遍，觉得很有新意，又接连看了两遍，从此对罗素发生了浓厚的兴趣。”⑤《我们的外界知识》一书是罗素为美国哈佛大学的罗威尔讲座所写的一部讲稿。就是在这部讲稿中，罗素努力指出，逻辑分析方法是哲学中唯一的科学方法，他就是试图运用逻辑分析方法来解决哲学问题的。张申府深深地感觉到这部书解决了他当时思想上的迷惑。他年轻求学时意志徘徊于“数学与哲学之间”。他本是学数学的，但偏偏又考入了北京大学的文科，进入哲学系后，又不能忘怀数学，所以在进入哲学系不到两个月，又申请转到理科去学数学了。但到了数学系后，又放不下哲学，对于数学正课不大用心去学，而纵情读哲学书，尤其是逻辑书。显然，罗素的《我们的外界知识》使他懂得了如何将哲学与数学结合起来，使他真正走上了研究数理哲学的理路。他说道：“我以后最重视、最集中学的只是数理哲学、数学的哲学，数学基础，而最中心在数理逻辑或数学的逻辑，也就是数学样的逻辑，或数学里的逻辑，或数学所用的逻辑。也可以说，我所学的是兼乎数学与哲学的，也是介乎数学与哲学的，是数学与哲学之间的东西。”⑥ 迷上罗素哲学之后，凡是罗素新出的书籍张申府都在最短时间内阅读。并在国内积极而热情地宣传罗素的哲学数学。比如他想方设法地让他的朋友梁漱溟接受罗素的哲学思想。后者于数学可以说是一窍不通，所以对于罗素的数理哲学当然是摸不着门径的。梁漱溟对于罗素的最大之不满是罗素竟然在来华讲学中批判他所敬仰的柏格森的哲学思想。尽管如此，罗素思想对于梁漱溟仍然具有相当的影响。此点我们可以从他的代表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及《中国文化要义》中看得很清楚。比如他对于罗素《社会改造原理》一书第七章中关于人的活动是由本能、智力和灵性的划分的看法深表赞许，认为是绝对正确的看法。如此等等。
罗素来华作“五大演讲”以宣传他的分析哲学思想时，金岳霖却在美国留学。1920年7月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同年9月他在华盛顿乔治城大学讲授中文。1921年12月金岳霖赴英国留学，在伦敦经济学院听课。1922年上半年，金岳霖在伦敦大学读了罗素的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⑦。他在《论道·绪论》中这样说道：“民国十一年在伦敦念书，有两部书对于我的影响特别的大：一部是罗素的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数学原理》，作者注），一部是休谟的Treatise（《人性论》，作者注）。罗素底那本书我那时虽然不见得看得懂，然而它使我想到哲理之为哲理不一定要靠大题目，就是日常生活中所常用的概念也可以有很精深的分析，此精深的分析也就是哲学。从此以后我注重分析，在思想上慢慢地Green分家。”⑧ 从此他深刻地认识到分析的方法应该是哲学研究主要的方法，遂走上了分析哲学道路。他的这种“分析就是哲学”的思想就是直接得自于罗素。这样，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分析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罗素起着一种十分特殊又十分重要的作用，有着其他的分析哲学家不可替代的地位和意义。
而且罗素哲学在中国现代哲学界的影响不像杜威哲学那样只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发生着影响，他的哲学思想从20年代起一直到当代的中国哲学界始终一贯地起着一定的作用。他的哲学著作在中国也一直有着较为广泛的读者群。其实，罗素在中国的影响远远不局限在哲学领域之内，中国的文人学者如徐志摩、林语堂、梁实秋、钱穆等都表示出对罗素思想的巨大的兴趣。
由上看出，分析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是在新文化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的两面大旗是“科学”和“民主”。近代以来，尤其是科学的观念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有着极为崇高的地位，得到了举国上下的一致认可。中国的学子之所以对罗素的来华讲学抱着极为热诚的心情，就是因为罗素的哲学在他们看来就是一种科学的哲学。事实上，罗素反复强调的就是要将科学方法移植到哲学的领域之内，主张运用数学的方法或数理逻辑的方法来分析和处理哲学问题，认为真正的哲学问题就是逻辑问题，指出逻辑分析方法是哲学的惟一的方法。他的在中国学术界发生过很大的影响的《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知识》一书的副标题就是《作为科学方法运用的一个领域的哲学》。其实这一副标题更能真实地反映出罗素这部著作的方法论的性质，因为此书的重要任务在罗素看来就是在提倡要运用一种新的哲学方法即逻辑分析方法来处理哲学上一个传统的问题即我们究竟如何才能得到关于外在世界的知识。因此《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知识》这一题目并不能够真正地反映出罗素这一本书的真精神。而着重于哲学和科学的关系是一切分析哲学家的共同的关怀，他们都强调科学和哲学之间的联姻，主张运用科学方法来处理和解决哲学问题。分析哲学家和以前的哲学家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于，后者往往有着很强的神学宗教的背景，或者有着很深厚的形而上学情怀。而分析哲学家则不同，他们一般说来都不仅仅是纯粹的哲学家，而是既研究哲学也研究科学。他既是哲学家也是一位数学家，而且他对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普朗克的量子论有着系统的了解，能够运用哲学语言对之作深入浅出的阐述。又如石里克，他既是哲学家，也曾经是一位物理学家。正因为有这样的学术背景，所以分析哲学家当然非常重视科学方法在哲学领域之中的运用。更有甚者，有的分析哲学家干脆把哲学也看作是科学，或者说想要以科学来代替哲学，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家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思想倾向。他们认为哲学并不是一种与科学并列的学问，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活动。在他们看来，哲学就是科学，其任务在于阐明科学命题的意义。
分析哲学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原子主义、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后期维特根斯坦和牛津学派的日常语言哲学以及以奎因为代表的新实用主义。这大体上是学术界的一般的看法。如果从分析哲学在中国的流传的情况来看，分析哲学前期的代表人物在中国现代哲学界的影响显然是很大的。这里所谓的前期代表人物主要是指罗素、摩尔和维也纳学派的实证主义者。而维特根斯坦哲学思想则在中国现代哲学界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在分析哲学发展历史上以后出现的种种流派则对于中国现代哲学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哲学思想在国内有一定的影响。这一影响主要是由于石里克的学生洪谦的不遗余力的宣传。在他之前，张申府和张岱年兄弟也曾著文介绍和宣传维也纳学派的实证主义思想。张氏兄弟很赞赏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分析方法，认为他们的逻辑分析技术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但是他们却很难和他们的哲学观认同，尤其是不能接受他们拒斥形而上学的哲学立场。其他的中国哲学家如冯友兰、金岳霖也不能同意维也纳学派的拒斥形而上学的哲学立场。因此在洪谦和冯友兰之间曾经爆发过一场有关形而上学的学术争论。在这场争论中，洪谦恪守了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立场，批判冯友兰的形而上学的立场，认为冯友兰的形而上学与传统的形而上学一样都在维也纳学派的批评范围之内。我们姑且不论这场争论的是非曲直，而只满足于指出，维也纳学派的哲学观在中国现代哲学界很难找到同情支持者，虽然中国的某些哲学家对于他们所运用的逻辑分析方法赞叹不已。
三
如果说20年代是分析哲学在中国传播的阶段，那么到了30年代则出现了以逻辑分析为方法而建构起来的哲学思想体系。金岳霖的《论道》、《知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中的形而上学，都可以说是以逻辑分析方法建构起来的哲学思想体系。张岱年在40年代也以逻辑分析方法为主要的方法建构了他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比如他的《知实论》和《事理论》就是运用分析的方法来讨论感觉材料和外界实在的关系及事、理之间的关系。冯友兰、金岳霖和张岱年上述的这些哲学著作可以说是中国自己的分析哲学的代表著作。
中国的分析哲学家们运用的主要的方法是语言分析的方法，而不是逻辑分析方法或人工语言分析方法。不错，金岳霖的《逻辑》一书在国内率先引进了现代数理逻辑，但是金岳霖本人认为此书中有不少的错误，而且《逻辑》一书总的讲还是以介绍为主。根据当时中国学术界的情况，中国的学者还不可能在现代逻辑学的研究领域中走出一条自己发展的道路，建立自己的独特的逻辑系统，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冯友兰早年自学过逻辑学，他学的是传统逻辑学，他承认自己在逻辑学的知识方面停留在“一知半解”的程度之上。但如果对于逻辑学的知识没有系统的掌握是会妨碍我们进入分析哲学的研究领域的。因之，也许可以说冯友兰对于分析哲学是有着一定程度的误解。至于张岱年虽然很重视逻辑分析方法，但是他在自己的哲学著作中所作的分析主要的还是语言分析。上述的这种学术背景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分析家走的是语言分析的道路。如金岳霖就非常清楚地指出，对于概念可以有很精深的分析，这种精深的分析就是哲学。他对形而上学的问题和知识论的问题都有相当精深的分析，所以他有“中国的摩尔”之称。众所周知，摩尔走的就是语言分析的道路。又如冯友兰把逻辑分析方法理解为“辨名析理”。而张岱年运用分析方法主要解决的哲学问题也是澄清哲学概念的意谓和命题的意谓。这是他们对逻辑分析方法的运用和性质所达成的一种共识。
当然中国的分析哲学家们首先是对于逻辑分析方法予以相当的重视，金岳霖就是这一方面的重要代表。他的《知识论》一书就充分体现了这样的特色，具有很强烈的技术性，能够自觉地运用逻辑分析方法来处理和解决知识论研究领域内的种种理论问题。而且我们也能看到，在金岳霖的哲学思想体系中，逻辑已不仅仅是哲学分析的工具。如果我们细读他的《论道》一书就不难看出，在形而上学哲学体系之中，逻辑已成为了形成万事万物根本的成分之一。在《论道》中有三个最基本的概念，即道、式和能。道是最高的概念，是一种最高的境界。道是由式和能组成的。能是纯材料，没有任何的性质。式是无所不包的可能，这就是说式穷尽了一切的可能。穷尽可能为必然。可见，式就是必然。研究必然的学问是逻辑，所以逻辑就是式。由于式就是逻辑，这样在《论道》中，逻辑就具有了本体论的地位。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金岳霖的形而上学思想体系之中有着逻辑构造论的思想。
中国分析哲学的第二个特点是，冯友兰、金岳霖和张岱年都不同意维也纳学派拒斥形而上学的极端的哲学立场，而坚决地坚持建构形而上学。冯友兰、金岳霖都建构了自己的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在这一方面他们都有着很强烈的实在论的色彩。因此他们都比较容易接受罗素关于逻辑分析的哲学立场，而很难与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家的态度认同。这也就是为什么罗素的哲学思想能够比较容易在中国哲学家中引起强烈的反响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罗素的早期的哲学思想中是有着比较强烈的形而上学的或实在论的情怀的，这一点恰恰为中国哲学家所看重。
中国的分析哲学家都是人文科学的学者。他们虽然坚决地拥护科学，赞同科学方法，而且能够积极地为科学在中国的普及作不懈的努力。但是他们却能很自觉地把科学与哲学区别开来。如冯友兰认为，科学和哲学的对象都应该是经验事实，然科学和哲学研究经验事实的方法是不一样的。科学是对经验事实作所谓积极的分析，即对经验事实作有内容的分析，这样分析能向人们提供实际的知识。哲学的分析与此不同，它只是对经验事实作形式分析，这样的分析不能向我们提供实际的知识。冯友兰的这种看法已经自觉地看到了科学方法与哲学方法之间的差异。金岳霖也很清楚地看到了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区别。他们是反对把哲学简单地等同于科学的。中国分析哲学家们的这种态度显然是与西方分析哲学家们的立场是有很大的区别的。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家们不认为哲学是一种与科学并列的理论，而只是属于科学之内的澄清科学命题意义的一种活动。罗素在这方面的观点虽然要较维也纳学派的来得平和，然而他也是积极地主张要以科学方法来处理哲学问题，这就是数学方法或数理逻辑的方法。他把哲学看作是科学方法运用的一个领域。中国分析哲学家和西方分析哲学家之间的这种区别还是源自于他们各自不同的学术背景。
中国的分析哲学家没有或很缺乏自然科学的背景，但是他们却具有强烈的人文情怀，他们所以要运用分析方法建立形而上学的哲学思想体系，其根本原因就是试图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思想道德境界和现代的逻辑分析方法结合起来，为中国传统的人生境界论寻找现代方法论的基础。所以在他们看来，形而上学是哲学中最根本的部分，哲学必须植根于形而上学的土壤中。在冯友兰看来，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形而上学是最典型的哲学。在他整个哲学思想体系中，我们所能看见的就是形而上学，他不讨论知识论的问题，也不讨论逻辑方面的问题及哲学其他领域内的理论问题。金岳霖也同样明确地指出，玄学（形而上学）是统摄全部哲学的，他虽然很重视知识理论的研究和讨论，但他却与罗素不一样。罗素实质上是要将全部哲学建立在知识理论的研究基础之上。而在金岳霖看来，知识论并不是形而上学的理论基础，形而上学才是全部哲学的基础，知识论当然也不例外。这样的哲学立场显然是与西方的分析哲学家们的根本立场是直接冲突的。西方的分析哲学家们运用逻辑分析方法瓦解庞大的哲学思想体系，企图一个一个地来解决哲学问题。中国现代哲学家们却不这样，他们偏要运用西方哲学家们的逻辑分析方法来为形而上学哲学思想体系奠定方法论的基础。他们虽然极其推崇西方的逻辑分析方法，但是他们决不跟在西方哲学家们后面亦步亦趋，而是坚持着要走自己的哲学发展的道路。
在西方分析哲学的影响与推动下，中国分析哲学的发展虽然是步履蹒跚，但经过一些哲学家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金岳霖可以说是中国分析哲学发展的一个集大成者。他的巨著《知识论》就是熟练地运用逻辑分析方法来考析、处理和解决知识理论所必须要解决的种种理论问题。我们往往为他那种细致的分析，充分的论证和严格的推导所折服。他的知识理论是他运用逻辑分析方法的典范。他的《知识论》一书即使拿到西方哲学去与那些分析哲学家的著作相比也毫不逊色。而且甚至要比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的思想更细腻、更严密。
如果说，中国有过分析哲学的话，那么冯友兰、金岳霖和张岱年的哲学思想体系就是。尤其是金岳霖的哲学思想体系达到了中国的分析哲学发展的顶峰。假如我们能够接着这样的分析哲学的传统走下去的话，那么分析哲学在现代中国就会有很深厚的理论基础，也许会取得重大的突破和相当可观的成绩。可惜，由于1949年之后的极左思潮的干扰，种种政治运动的冲击，在中国现代哲学中好不容易培养发展起来的分析哲学的传统却过早的夭折了。其中比较典型的是金岳霖哲学的转变。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研究逐渐地走上轨道，学者们能够比较自由地讨论各种学术问题。这样的学术环境为西方哲学的输入页创造了相对宽松自由地条件。所以80年代以后，学术界对于西方的分析哲学又有了较多的介绍和研究。应该说这种介绍和研究比起1949年之前要全面系统得多，对于西方分析哲学家的哲学思想的个案研究也相当的深入。不过80年代以后在分析哲学方面，学术界也仅仅局限于对西方分析哲学发展历史作系统的介绍和研究。尽管研究的很深入细致，也不乏睿见卓识，但中国的当代哲学界还没有能力与西方哲学界进行直接的对话，做针锋相对的讨论和研究，更没有能够像金岳霖、冯友兰和张岱年那样以逻辑分析方法来构造出中国自己的分析哲学思想体系。诚然，分析哲学在西方哲学界早已衰落退潮了。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中国的当代哲学界也就完全没有必要如金岳霖等人那样去构造什么分析哲学的思想体系。
但是西方分析哲学的发展如今已经失去了强劲的势头，然而分析哲学的优良传统，尤其是它的科学方法论及运用这种方法论分析和解决种种理论问题所取得的成就，我们还是要继承，还有进一步学习和研究的必要。现在看来，逻辑分析方法并不是哲学研究的惟一的方法，甚至我们现在也很难说它是主要的方法，但它确实是哲学研究的一种必要的方法论。而且对于中国哲学界来说，逻辑分析方法从未得到过充分的发育和成长，关于逻辑科学知识在学术研究领域内也远远没有普及，金岳霖在上世纪40年代前后所说的中国思想界的逻辑和认识论意识的不发达状况其实远未打破，因此我们现在怎样强调逻辑分析方法在哲学研究中的意义、价值和地位也不为过。
由于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分析哲学家们总是强调他们就是运用科学方法来分析和解决哲学理论问题的，甚而可以说分析哲学就是科学哲学。我们也同样注意到，罗素来华讲学之所以会产生很大的反响，也是由于罗素的哲学思想充满着科学的精神。而当时中国学人对于科学的精神情有独钟，表现出了极大地热诚，这当然是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科学的大力提倡分不开的。杜威的来华讲学，胡适等人为科学方法的摇旗呐喊等等为罗素的来华讲学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注重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学术氛围。因而罗素的来华讲学及其哲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也有力地扩大了科学思想和方法在中国的影响。
注释：
① “中国现代哲学”是指涉1915年至1949年之间的学院派的哲学，而不涉及该时期内的社会的或政治的哲学。事实上，与分析哲学密切相关的也只是该时期内的学院派哲学家如金岳霖、冯友兰、张申府、张岱年等。
②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78～379页。
③ 杜威：《杜威五大讲演》，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67页。
④ 霍尔特：《新实在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8页。
⑤⑥ 张申府：《所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84～85页。
⑦ 胡军等著：《金岳霖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01页。
⑧ 金岳霖：《论道》，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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