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２年明史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2年的明史研究，在既有的学术积累中平稳向前发展。现就个人目之所及，将本年度明史研究的进展状况概要介绍，以备参考。
一、学术著作
本年度相关著作较多，个人所了解到的主要有陈平原、王德威、商伟合著《晚明与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湖北教育出版社），田澍著《喜靖革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肖立军著《明代中后期九边兵制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李建军著《明代云南沐氏家族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王双怀著《明代华南农业地理研究》（中华书局），陈庆江著《明代云南政区治所研究》（民族出版社），吴怀祺主编、向燕南著《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明代卷》（黄山书社），蒋兆成著《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张海英著《明清江南商品流通与市场体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冯贤亮著《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王尔敏著《明清时代庶民文化生活》（岳麓书社），黄鉴晖著《明清山西商人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等等。在古籍整理方面，北京古籍出版社9 月出版的《明代野史丛书》收录了《东南纪事》等72种野史资料。
二、政治史
制度与政策。肖立军《明初从行省到三司制改革的真相与实质》（《历史教学》2期）对洪武九年废行省设三司的传统说法提出质疑，指出行省改革的实质是地方军政分开及按察司省级官署化的总结和制度化。对于永乐“废塞王守边”的说法，他在《明成祖的亲王守边政策》（《南开学报》1期）中指出永乐十一年以前汉王、赵王形同明初塞王，只是职责改为“操备”、“居守”。塞王内徙只是明成祖顺水推舟，并非强制。陈宝良《明代幕官制度初探》（《中州学刊》1 期）分析了中央、地方及军事系统幕官的配置以及特点、效用、后果。赵广华《明朝信息报传制度探略》（《郑州大学学报》2期）对明朝信息报传的机构、 职能、政府的基本要求以及其局限性进行了探讨。孔潮丽《明代官员的休假制度》（《文史知识》8期）探讨了官员休假的种类、请假手续、 违规处罚等问题。柏桦《明代州县官吏设置与州县政治体制》（《史学集刊》3期）介绍了明代基层官员的设置情形， 并将其分为六个等级分别进行研究。向燕南《史学与明初政治》（《浙江学刊》2 期）探讨了朱元璋从史书中寻找建立新制度的理论依据和灵感，利用编纂史书笼络两浙文人、训教臣民、宣扬天命等问题，指出史学在明初已沦为政治婢女。他的另一篇作品《明至清前期海外关系的变化与史学》（《史学月刊》10期）介绍了明清中外关系在史学中的反映。
重大事件。张宪博《再论“移宫”》（《中国史研究》3 期）就东林党在天启初年逼迫李选侍搬离乾清宫一事中所犯的决策性失误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田澍《嘉靖革新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西北师范大学学报》5期）对“嘉靖革新”这一概念的内涵、 主要成就及其在嘉隆万改革中的核心作用进行了阐述。
军事与法律。周致元《明代京操制度》（《历史档案》2 期）探讨了外卫赴京班操制度的形成过程、职能以及明朝政府加强行政管理、加大惩治逃亡力度等强化措施。梁志胜《明代卫所武官的借职制度》（《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 期）对武官世袭过程中出现的“借袭”现象的成因、借职者的身份及还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作了分析。张士尊《明代辽东都司军政管理体制及其变迁》（《东北师范大学学报》5 期）对辽东都司从明初兼有镇戍和行政双重职能到宣德以后权力逐渐被监察官员侵夺的发展过程进行了阐述。贺圣达《嘉靖末年至万历年间的中缅战争及其影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 期）对嘉靖末年至万历三十四年明朝与缅甸政府之间历时半个世纪的战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并就这一战争对两国当时政府及对缅甸国的影响作了阐释。胡凡《论明代蒙古族进入河套与明代北部边防》（《西南师范大学学报》3 期）指出，蒙古族从宣德时期就已经进入河套地区，而洪武、永乐时期北部国防上的处置失误是河套问题日渐凸显的重要原因。吴艳红《明代武职“立功”考论——兼论赎例在明代武职中的运用》（《史学集刊》4 期）对立功赎罪从临时性惩戒办法到进入司法体系成为定例的变化过程做了分析。陈戍国《〈大明律〉与明代礼制以及相关问题》（《湖南大学学报》3期）指出《大明律》的制定体现了以礼制法、以礼入法、以法护礼、以法行礼的原则。洪佳期《试论明代海外贸易立法活动及其特点》（《法商研究》5 期）就明朝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海禁律法和朝贡律法方面的立法活动进行了分析，指出相关立法存在内容单一、零散、创新少、稳定性差和不成体系的特点。柏桦《明清州县的监狱》（《中国史研究》4期）研讨了明清州县的三级牢狱体系，管理人员、方法及其施行中的弊病。
南明。徐晓望先后发表《论隆武帝的战略问题》（《中国史研究》2期）、《论隆武帝与郑芝龙》（《福建论坛》3期）、《论隆武帝与郑氏家族的权力之争》（《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期）三篇文章， 指出隆武帝与郑氏家族的关系是隆武政权研究的核心，隆武帝并非郑氏操纵下的傀儡。他先是在郑氏与文臣之间进行挑拨，削弱郑氏影响，进而虚张声势，抛出五路出兵的计划，大量调遣郑氏家族成员进军闽北和江西，试图西进湖南与何腾蛟合兵，本人则前往闽北，命郑芝龙留守，乘机控制了人权和财权。大权在握后始公开与郑芝龙决裂。南炳文《南明首次乞师日本将领之姓名考》（《史学月刊》1 期）对首次倡行乞师日本者的姓名这一悬案进行了研究，指出其姓名初为周芝，后改为崔芝、周崔芝。
其他。南炳文《略论三百年明史的经验教训》（《南开学报》2 期）指出顺应时代发展规律，好的规章制度必须与优秀的执行人同时具备，扶植新生事物及时改革，澄清吏治，加强民族团结，学习外来优秀文化是我们应从明代历史中汲取的经验教训。
三、经济史
财经制度。范金民《明代嘉靖年间江南的门摊税问题——关于一条材料的标点理解》（《中国经济史研究》1 期）通过对嘉靖年间江南门摊税归并代征的改革措施的论述，对杨正泰校注《天下水陆路程》一书中的标点错误提出了修改意见。林枫《万历矿监税使原因再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期）认为万历以前商业税收存在的数额低、 征税重点集中等缺陷为矿监税使开了方便之门，矿税大兴对旧制有所匡正，但由于内臣的特殊身分，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日〕田口宏二朗《畿辅矿税初探》（同上）指出矿税实际上是前代杂税的延续，本为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源，由于帝室、户部、州县的界限不清，使宦官的征敛遭到地方官员的反对，最终使矿税沦为向州县包派，并成为党争的焦点。卜永坚《商业里甲制——探讨1617年两淮盐政之“纲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期）指出与农民的束缚减轻相反，白银的输入反而使政府对商人的控制强化，万历四十五年形成的纲法组织和定期编审户口、制订徭役的里甲制并无分别，纲法是里甲制在商业上的实践。张海瀛《明代山西的民佃屯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期）认为屯田分散、遥远，屯军逃亡是山西军屯转为民佃的原因，这是军屯的补充形式。由于起科点较低，屯田逐渐转为私有。周致元《明代对凤阳府的灾蠲和灾折》（《中国农史》2期）探讨了明代救灾的程序、频率、对象， 蠲免的内容、数额，漕粮改折的办法及其由皇帝个人决定，以保障国税为核心的救灾措施的局限性。史五一《试论明后期财政危机的根源》（《安徽师范大学学报》5 期）指出明朝政府在由实物财政向货币财政体制的转变过程中未能及时改革旧制是财税流失的重要原因。
经济发展。林金树《略论明中叶以后政治腐败与经济繁荣同时并存的奇特现象》（《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 期）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考察了专制政治与社会经济结构变革的关系，认为在世界发生变化的大背景下，政治腐败与经济发展并存是社会经济转型的必然结果。任放《明清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类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4期）从历史沿革、地理环境、人口规模、经济功能四个角度划分了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类型。徐晓望《论明末清初漳州区域市场的发展》（同前）探讨了漳州地区由明初的单纯农业区到晚明以市场经济为主的小商品经济的经济结构的转化过程。冷东《明代潮州海盗论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期）分析了海盗与海禁政策的关系，认为潮州海盗的出现昭示了最高统治者以牺牲地方利益为代价，强化中央集权的大趋势。张士尊《明代辽东东部山区海岛开发考略》（《辽宁大学学报》4期）认为建州女真的压力、流亡军民的涌入是明朝政府由明初人为制造无人区作为中、朝之间缓冲隔离带到主动进行地方政权建设，促进本地开发的政策转变的原因。尹玲玲《明代杭嘉湖地区的渔业经济》（《中国农史》2期）、《明清江南的河泊所与鱼课杂税——以宁镇及扬州地区为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期）、《明清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鱼苗生产与贩运》（《史学月刊》10期）三篇文章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渔业经济状况作了细致阐述，指出明前期渔户数量众多，税额较大，从业人员以淡水捕捞为主。后期由于河泊所大量裁撤而渔税不减，致使渔业管理日渐混乱。刘秋根《关于明代高利贷资本利率的几个问题》（《河北学刊》5 期）分析了高利贷利率的地区性差异和总体上逐渐下调的发展趋势。吕美泉《明代茶市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期）对茶市的特点、规模、 交易比价、管理机构及不向蒙古输茶的原因等问题进行了探索。
商业。韦庆远《嘉靖时期商业的兴衰》（《史学集刊》1 期）着重探讨了嘉靖群臣在商业政策和各方面措置上的倒行逆施对商业的破坏，指出工商业兴衰与政治环境密不可分。王兴亚《明代抑商政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郑州大学学报》1期）分析了抑商政策的种种表现，认为这些政策限制了商业的发展、延缓了沿海地区的发展速度，致使中国丧失了历史机遇。许敏《论晚明商人侨寓、定居化趋向与社会变迁》（《江海学刊》1 期）探讨了明中叶以后商人由行踪不定到定居经营的变化过程及其对晚明社会的冲击与影响。〔韩〕曹永宪《明代徽州盐商的移居与商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 期）探讨了徽商移居的原因，指出商籍最初是晋商、陕商对抗徽商的武器。陈榕三《明代海商集团与漳州月港兴衰》（《现代台湾研究》2 期）指出月港随经济发展而成为通商口岸，后因郑芝龙把重点转移到台湾及战乱、泥沙堆积而荒废。张晶晶、王秦伟《论明代的商业文化及其作用》（《中州学刊》2 期）探讨了明代的商品意识、商业宣传、品牌、商业语言等商业文化现象。
人口、生态与城市建设。李广廉《对明代户口的一些看法》（《故宫博物院刊》1期）认为洪武时人口普查方法与现代接近， 数据较为可信，永乐以后基本是失实数据。高艳林《明代天津人口与城市性质的变化》（《南开学报》1 期）认为三次军事移民和民户自发迁入使天津在明中期以后由军事城市向经济城市转变。荣宁《明代西宁卫人口试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期）对史志中的军、民人口数据作了考校。李金明《明代后期的海外贸易与海外移民》（《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4期）探讨了隆庆以后福建漳州月港等地解除海禁后中国商人在中菲、中日贸易中的作用及由此引发的海外移民浪潮。冯贤亮《城市重建及其防护体系的构成——十六世纪倭乱在江南的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 期）指出由于嘉靖年间倭乱严重，江南地区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建城活动，由此奠定了江南城市社会发展的基础。杨国庆《明南京城墙筑城人员构成及用工量初探》（《东南文化》1 期）考证出南京建城主要依靠军士和人夫，工匠不足20万， 用工量在700万以上。蔡苏龙、牛秋实《流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与明代农业生产的衰变》（《中国农史》1期）研讨了流民迁徙所造成的地区小气候恶化。指出基于人地关系紧张所导致的流民增加使环境受到破坏，陷入恶性循环，致使任何改革都力不从心。
四、社会史、思想文化史
社会管理。汪毅夫《试论明清时期的闽台乡约》（《中国史研究》1期）指出乡约最早出现在永乐年间， 是地方政权与乡绅势力联合重建社会秩序的表现。周绍泉《退契与元明的乡村裁判》（《中国史研究》2期）指出民间经济纠纷经常通过由乡村具有“职役”功能的人， 如元代的社长，明代的里长、老人运用“天理、国法、人情”来解决。黄志繁《乡约与保甲：以明代赣南为中心的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期）认为王守仁在乡约和保甲之间更为重视保甲， 但由于无法掌握基层的真实人口而流于形式，乡约加保甲的治理模式一直在赣南沿用，影响深刻。夏维中、崔秀红《明代乡村地域单位的主要类型及其作用考述》（《江苏社会科学》5期）对明代乡级以下都、保、 区等管理单位的类型、存在区域、历史渊源等问题做了分析，指出“都”是解决明初里甲制中存在的人户标准与自然村落之间矛盾的关键之一。赵玉田《明代北方灾荒的社会控制》（《东北师范大学学报》5 期）指出重南轻北的经济发展战略、盲目开发及控制失措等是北方灾害频仍的症结。孔潮丽《1588－1589年瘟疫流行与徽州社会》（《安徽史学》4期）阐述了万历时期徽州瘟疫流行的条件、社会影响及社会自我恢复能力。
社会群休与社会风气。程念祺《明朝江南士大夫的俗趣》（《史林》3期）介绍了江南士大夫群体夸富、爱财、 关心社会现象以及低级的性趣味，认为在经济发展和王学冲击下，放开俗趣是对人性自觉的浪漫主义理解。蓝东兴《晚明士大夫的政治退避与个性张扬》（《贵州社会科学》5期）分析了重新体认事功和享受、 重新思考社会责任和自我关怀等晚明士大夫政治退避的原因及其对丰富思想文化的贡献。刘晓东《科举危机与晚明士人社会的分化》（《山东大学学报》2 期）分析了明代科举录取数额少和士人数量庞大的矛盾，指出由于出路沉滞，大批士人弃儒经商或以卖文为生。陈宝良《明代生员层的经济特权及其贫困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期）对生员的诸如学粮、 佃学田等经济特权进行了考察，勾勒了晚明生员层的相对贫困，指出生员虽然是绅士阶层的成员，但与上层有冲突。其《明代生员层的仕进之途》（《安徽史学》4期）介绍了中举、出贡等四种出路及生员被迫走岔路的原因。张建民《明代两湖地区的宗藩与地方社会》（《江汉论坛》10期）分析了宗藩的分布、变化及其与地方统治秩序的关系。张明富《“贾而好儒”并非徽商特色——以明清江浙、山西、广东商人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4 期）一文认为“贾而好儒”是明清商人群体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否定了“贾而好儒”是徽商一家特色的传统观点。程恭让《明代太监与佛教关系考述》（《首都师范大学学报》3、4期）从佛教社会史的角度探讨了内廷太监群体佛教信仰形成的原因及北京地区太监参与的具体佛事活动。何孝荣《明代南京佛寺修建考》（《南开学报》5 期）分三个阶段介绍了南京佛寺建设的进程。赵克生《明代私阉之禁》（《安徽大学学报》1期）认为宦官权力扩大、 选取制度不严及有法不依是私阉弛禁的原因，私阉在客观上补充了宦官官僚化趋势下内臣选取制度的空白。徐林《明吏为政心态与吏治腐败》（《东北师范大学学报》3 期）指出明代吏员存在地位低下而职能却很宽的矛盾现象，吏员介于官员与民众之间，受两方面的挤压，因而产生畏官、媚官、胁官等不良心理。牛建强《明代奴仆与社会》（《史学月刊》4期）阐释了由明初限制置仆到明中期大批流民奴化，豢养奴仆世庶化、普遍化的变化过程，并对晚明奴仆地位的变化进行了分析。苏新留《明代流民成因新探——以明代河南为中心》（《中州学刊》3 期）和郑传斌、苏新留《明代河南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史学月刊》6期）通过对河南流民的分析，指出流民滋生的原因在于政府救荒政策的周期性失误及逃户政策的失当。李靖莉《黄河三角洲明初移民考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3期）对山西洪洞移民由鲁西自发迁入鲁东地区、部分山西移民和其他迁入河北的移民经枣强中转进入鲁东地区的历史现象进行了考证。高寿仙《关于中国人的“流氓性”以及明代流氓阶层膨胀的社会原因的几点看法——与王毅先生商榷》（《社会学研究》1 期）和王毅《再论明代流氓文化与专制政体的关系——兼答高寿仙先生》（《社会学研究》2期）两篇文章就中国人是否具有“流氓性”展开论争，前文对王毅在2000年发表的《明代流氓文化的恶性膨胀与专制政体的关系及其对国民心理的影响——通过明代后期世态小说的内容对社会史的考察》（《社会学研究》2、5期）中的问题提出批评意见，认为明代流氓是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副产品和政府社会控制能力未相应提高的结果，王文有将“流氓”概念泛化的失误。王毅则坚持认为流氓文化在明代专制政治中很突出，专制主义造就了国民卑劣的流氓性格，并对明后期经济发展“走出中世纪的曙光”的说法提出批评。陶卫宁《明末清初吸烟之风及烟草在国内的传播方式与途径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 期）指出闽广军队外调是吸烟风气从东南地区向内地传播的重要原因；烟草种植始自福建，沿江、淮向西、北推广。
学术思想。黄卓越《泰州学派平民主义思想之演进》（《中国文化研究》秋之卷）阐析了该思想的概念、结构、社会反思性要素以及演进过程中的思想变异。向燕南《〈大学衍义补〉的撰述特点和思想分析》（《北京社会科学》2期）分析了邱浚以人为核心、 追求个人财产合理、重视纲常教化、防微杜渐的基本思想。解光宇《徽人关于“朱、陆异同”的对立及其影响》（《安徽史学》2 期）探讨了安徽学者对宋明学术史上的大问题——朱陆异同——的观点分歧，指出他们的目的都是捍卫朱子学的正统地位。其《程敏政“和、会朱陆”思想及其影响》（《孔子研究》2期）指出程敏政提出的朱陆“早异晚同”学说直接影响了王阳明及其后学，在和会朱陆的历程中起到承前启后、引导学术走向的作用。王国良《王阳明良知学说与自由解放精神》（《孔子研究》5期）认为良知学说接通了理学和心学，完成了对理学的革命性变革。邹元江《汤显祖以情抗“理”是宋明理学之“理”吗？》（《中州学刊》2期）指出汤显祖的“理”指的是真心一元论。
胡发贵《江右大儒、宋学中坚——试论罗钦顺的学术思想》（《南昌大学学报》2期）、丁为祥《罗钦顺的理气、 心性与儒佛之辨》（《中国哲学史》3期）、李承贵《颜钧的平实之学》（《中国哲学史》1期）、彭国翔《明儒王龙溪的一念工夫论》（《孔于研究》4期）、 任文利《何心隐的思想及其定位》（《中国哲学史》3期）分别对罗钦顺、颜钧、王龙溪、何心隐的学术思想进行了研究。刘学智《冯从吾与关学学风》（《中国哲学史》3期）分析了冯从吾敦本尚实、崇正辟邪、 勇于造道、学贵自得的学风和把学风转变与乡风、土风转变相结合，崇真尚简、力变风气的重要特征。文廷海《论明代蜀学家任翰的学术教育思想》（《中国文化论坛》2期）对明中期蜀学代表任翰的学术、 教育思想进行了初步探讨。陈锐《王阳明的哲学对传统教育的影响》（《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期）对反智识主义的王学在教育改良上的成果进行了分析。罗福惠《两舍则两从，两守则两病——耿定向与李贽“论道相左”新解》（《江汉论坛》10期）对旧说提出否定，认为两人是彼此有分歧和争论的朋友。左东岭《论台阁体与仁、宣士风之关系》（《湖南社会科学》2 期）认为士大夫因君臣关系融洽而造就的舒适生存环境及安适的性情心态是台阁体文风的产生原因。赵刚、郑婷、邱忠善《试析明儒李材的〈大学〉改本——兼与朱子〈大学章句〉比较》（《复旦大学学报》2期）分析了李材与朱子“三纲八目”典型结构不同，以“止修”学说为基础，以“知止”、“修身”为中心的全新的《大学》义理模式。
宗教。彭国翔《王畿的良知信仰论与晚明儒学的宗教化》（《中国哲学史》3期）以王畿为中晚明阳明学宗教化的个案， 从比较宗教学的角度分析了儒学宗教化的基本特征和不同取向。陈宝良《明代儒佛道的合流及其世俗化》（《浙江学刊》2 期）指出三教合流以儒家学者为中心，明初维护了明王朝的统治，中期以后开始冲击理学的正统地位，并造成了佛、道教的世俗化和儒学通俗化。程志强《明太祖的三教思想、政策及其影响》（《史林》1期）指出明以前的三教合一思潮、 元朝的宗教政策失误以及朱元璋的个人经历、专制思想是其制定独尊儒术，以佛、道理论补儒，三教统一于儒政策的原因，这一政策造成了以后王学、考据学兴起等思想反动和民间宗教的发展。刘晓东《“三教合一”思潮与“三一教”——晚明士人学术社团宗教化转向的社会考察》（《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 期）指出三一教的产生是在社会变迁和心学的合力作用下晚明士人于自身生存状态影响下的一种异化式的解脱方式。周致元《明代君臣祷雨的宗教阐释》（《安徽大学学报》1 期）指出祷雨主要通过修省积德，顺应天意来进行，具有昭示群权神授、宣扬尊卑有别、制约君主、抑制腐败等政治内涵。
夏庆瑕《心学的展开和晚明佛教的复兴》（《宗教学研究》1 期）探讨了心学与佛教的互动关系，指出晚明心学的勃兴打破了理学的一统局面，为佛教复兴提供了学术多元化的环境，刺激了佛教界对自身理论的反思与探索，推动佛学复兴并重新进入主流文化。黄海涛《试论明代地主阶级居士佛学兴盛的原因及其社会流派》（《云南师范大学学报》4期）对居士佛学做了初步探讨。何松《明代佛教诸宗归净思潮》（《宗教学研究》1期）研讨了明代净土信仰成为各宗共行之道的现象， 指出当时已形成一股台净融通、禅净双修、教律净合一的思潮。赵毅、李为香《明代道教的现世伦理特征》（《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 期）分析了道教著作中的现世伦理内容，斋醮仪范的现世伦理性以及劝善书、功过格的现世伦理教化功能，指出其与儒家伦理相比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和达变性。丁常云《集领袖与学者于一身的大师张宇初》（《世界宗教研究》1期）介绍了张宇初的生平、思想、著作及整顿道教和道术修炼等活动。葛壮《明代社会中的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同上）认为明代对伊斯兰教采取既限制、打击，又尊崇利用的政策；回族在明朝最终形成，回民有日趋汉化的趋势，但伊斯兰教的文化内核又为其提供了抵制同化的文化保障。张先清《试论艾儒略对福建民间信仰的态度及其影响》（同上）认为耶稣会士艾儒略在福建民间信仰勃兴，明显与天主教教义冲突的情况下，有限度展开的“辟邪”宣传，客观上迎合了晚明正统知识界崇正黜邪，打击民间通俗文化的要求。计翔翔《明末奉教官员李之藻对“景教碑”的研究》（《浙江学刊》1 期）考察了以往为人忽视的李之藻对天启年间在陕西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研究。林中泽《晚明妇女的闭居与耶稣会士的反应》（《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 期）分析了耶稣会士面对因极端性别歧视而形成的妇女闭门不出现象的矛盾心情，以及为便于传教而采取的吸收妇女间接入教、免去洗礼仪式等变通措施。陈实《明清时期基督教文化传播的先驱——王泮》（《江西社会科学》5期）介绍了明末肇庆知府王泮帮助传教士的举措。
民间信仰。陈春声《明末东南沿海社会重建与乡绅之角色》（《中山大学学报》4期）考察了明后期潮州乡绅林大春与双忠信仰的关系，指出外来神明要在某一地区传播，常常要通过灵验故事和占卜仪式等来建立与地方社会的利益关系，同时这也可能是培养民众对王朝和国家认同感的机会。李登峰、马五海《浅谈明代行人的妈祖信仰》（《洛阳师范学院学报》3期）介绍了行人妈祖信仰的成因及其具体表现。 〔韩〕李和承《明代传统商人与职业神》（《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 期）认为行业神和乡土神是商人在新环境下感到不安后把社会伦理与文化嫁接到商业活动中，用以填充未保护空间的产物。赵献海《明代毁“淫祠”现象浅析》（《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期）指出由地方官积极倡议并实施的毁“淫祠”活动目的是遏制私建、私祭之风，解决淫祠存在与兴盛引起的各种问题，是统治者改革潮流的一个支流。
其他。郭孟良《试论明代宗藩的图书事业》（《郑州大学学报》4期）介绍了宗藩在藏书、刻书、著述方面的重要地位。曹之《明代藩王室名考》（《图书情报论坛》1期）考证了藩王在藏、刻、著书时使用的室名。黄燕生《〈永乐大典〉征引方志考述》（《中国历史文物》3期）介绍了现存《永乐大典》残本保存的780种、5400余条方志资料的价值、保存状况。张羽琼《论明代贵州书院的发展》（《贵州社会科学》5期）探讨了弘治时开始兴起的书院在推动贵州教育事业方面的作用。李朝晖、文平《论明代学田》（《贵州文史学刊》4期）对学田的种类、数量、经营管理等问题做了分析。陈辽《朝鲜〈吏文〉与明史研究》（《文献》2期）介绍了朝鲜藏《吏文·吏文辑览》在明史研究方面的价值。
五、民族与中外关系史
民族史。栾凡《明朝的羁縻政策与文化边缘地区的文化嬗变——透视明代女真文化》（《社会科学战线》3 期）指出羁縻政策导致女真各部争雄，打破血缘影响，促进民族统一；羁縻政策带有情缘特征，促使女真人产生向心情结并逐渐形成以农耕、渔猎文化为基础的兼容性地缘文化。奇文瑛《论明朝内迁女真安置政策——以安乐、自在州为例》（《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期）考察了两州设置的背景、时间、形成过程、特点等问题，指出明朝政府奉行有别于蒙古的优养政策起到了稳定东北，集中力量对付蒙古的作用。王臻《明代女真族与朝鲜的边贸考述》（《延边大学学报》1期）探讨了镜城、庆源等地的互市贸易对女真崛起的作用。刘祥学《明嘉靖间的政局变动对民族政策的影响》（《内蒙古社会科学》1期）分析了嘉靖年间“大礼议”纷争、首辅之争等政局变化对民族政策的消极影响。
乌云高娃、刘迎胜《明四夷馆“鞑靼馆”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4期）对勒靼馆的设置年代、地理位置、蒙古语教学、文书翻译、译语编撰等问题作了初步探讨。李艳洁《明朝中后期泰宁卫与朵颜卫关系之探讨》（《内蒙古大学学报》2期）探讨了泰宁卫由盛转衰， 受朵颜卫控制的问题。达力扎布《〈万历武功录〉有关卜赤汗记事浅析》（《内蒙古社会科学》4 期）对《万历武功录·俺答汗传》作了史料学鉴别，认为它有很多讹误。曾文芳《明代哈剌灰人的来源、组成和名称诸问题》（《西域研究》2 期）指出哈剌灰人是明代中后期生活于哈密及甘肃安西一代的部族集团，由西迁鞑靼的一支，吸收众多瓦剌部落形成，清初融入其他民族。薄音湖《明代蒙古的黄毛与红帽兀良哈》（《民族研究》5期）对漠北兀良哈的分布及黄毛、 红帽兀良哈在体质人类学和文化方面的特点提出了新的看法。钱伯泉《明朝撒里畏兀儿诸卫的设置及其迁徙》（《西域研究》1 期）指出撒里畏兀儿源于东迁的龟兹回鹘、于阗人，后来迁徙至河西走廊西南，形成裕固族。朱圣钟《明清鄂西南土家族地区民族的分布与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 期）探讨了在自然、人文双重原因作用下土家族从明代的土、汉泾渭分明到清代大杂居小聚居分布格局的变化过程。
中外关系。杨槱《现实地和科学地探讨“郑和宝船”》（《海交史研究》2期）指出郑和航海所用船只是普通远航帆船，并非长44 丈宽18丈。林贻典《关于美洲由郑和船队发现的见解》（同上）认为首先到达美洲大陆的是郑和船队中的杨敏一支。万明《明代嘉靖年间的宁波港》（同上）一文探讨了宁波港在嘉靖时期由单纯的中日朝贡贸易港口向私人海上贸易第一大港的转变过程及其深远意义。米庆余《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归属考——从明代陈侃〈使琉球录〉谈起》（《历史研究》3期）通过对陈侃《使琉球录》中对中国和琉球疆界的详细记载的考察以及后世的确认论证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事实。吴元丰《南明时期中琉关系探实》（《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期）指出南明八个政权中只有弘光、隆武、鲁王与琉球有过交往，在1644－1649年间，双方保持着封贡关系。张文德本年度先后发表《论明太祖时期对帖木儿王朝的外交政策》（《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期）、《明成祖至孝宗时对帖木儿王朝的外交政策》（《贵州师范大学学报》4期）、 《中亚帖木儿王朝的来华使臣》（《西域研究》2期）三篇文章， 考察了明朝中前期两国关系从最初的友好往来到洪武三十年后的关系紧张，成祖时恢复和平交往，景泰以后两国都走下坡路关系日渐淡化的发展历程。钟小武《明朝对安南莫氏的政策（1536－1542）》（《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期）探讨了嘉靖年间明朝政府从扶黎讨莫到承认莫氏政权的政策变化过程。时晓红《明代的中日勘合贸易与倭寇》（《文史哲》4 期）指出利用勘合贸易促使日本政府打击倭寇是明朝政府的政策动机，而日本政府对倭寇的打击效果是永乐至嘉靖年间勘合贸易时断时续的根本原因。
六、人物研究
陈梧桐《再论朱元璋的功绩与历史地位》（《河南大学学报》4 期）对朱元璋做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其历史功绩超过历次农民战争后新王朝的开国之君，较秦皇汉武等也不相上下。林延清《宣宗孙皇后与明朝中叶政治》（《江南大学学报》1 期）批驳了史籍中对孙皇后的褒奖之辞，分析了她在扰乱宣宗后宫、阻碍朱祁钰登基以及南宫之变中所起的负面作用。张立文《论张璁的“大礼议”与改革思想》（《浙江大学学报》4期）分析了张璁在永嘉功利学派思想的作用下改革社会弊端的种种措施，认为他“似胜江陵一等”。龚小峰《项忠与满俊事件》（《东南大学学报》2期）分析了成化间的明蒙关系， 揭示了政府中的南北人之争对施政的消极影响。夏蓓蓓《郑芝龙：十七世纪的闽海巨商》（《学术月刊》4期）考察了郑芝龙的主要经历，认为他是西太平洋贸易网络形成期的主导海商，他的失败使中华民族丧失了一次新生的契机。金国平、吴志良《郑芝龙与澳门——兼谈郑氏家族的澳门黑人》（《海交史研究》2期）对郑芝龙的家属子女状况及其对黑人雇佣军的利用做了较为详细的考察。周建华《王阳明南赣活动年谱》（《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期）较为详细地考察了王阳明在南赣期间的政治与学术活动情况。杨三寿《明宪宗时期的云南镇守太监钱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3 期）探讨了钱能出镇的原因及其罪行。杨泽君《明遗民心态：张岱个案分析》（《史学月刊》4期）探讨了张岱以文字见忠义，苦节自持而不死的心理。蒋星煜《孙克咸、葛嫩娘之生平与殉难事迹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期）对晚明名士孙克咸与名妓葛嫩娘的生平进行了翔实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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