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兴涛[1]2010年在《俄汉语对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对比是语言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一种语言的特点只有通过与其他语言的对比才能使其更明确,更易于被认知。通过对比,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所对比的语言的特点,从而促进对比与被对比的语言的研究。自从沃尔夫于1941年首次提出了“对比语言学”这一术语以来,对比语言学已经成为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俄汉语对比研究是我国汉外对比研究中具有悠久历史的一个研究领域。自从建国初期的20世纪50年代起,俄汉语对比研究在我国就已经兴起并取得一定成果。其发展过程中虽然出现过一定波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学者们孜孜不倦的探索促使这一领域的研究始终在有序地推进着。进入21世纪,在新的时代和新的国际环境下,中俄两国日益加深的沟通和联系也使俄汉语对比研究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本文回顾并统计了俄汉语对比研究从建国以来至今的发展状况、研究方法和原则以及各个方向上的研究成果,俄汉语对比研究对于凸显俄汉语特点、为翻译提供服务、指导教学叁方面的作用,总结了现今俄汉语对比研究这一领域中各个方向的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今后的发展做出了展望。
苏章海[2]2014年在《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的演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研究在对“对比语言学到底在做什么?对比语言学做了些什么?对比语言学还应该做什么?”叁个对比语言学学科的核心问题进行思考的基础上,凝练出“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从学科诞生之日起至今是如何演变的?这种演变对学科发展有何影响”两个基本的研究问题,以“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的演变”为题展开,目的在于沿着对比语言学产生和发展的线索,考察元语言系统演变的不同表现、即系统中元语言在学科发展的不同时期所表现出的盈缺和变迁,观察对比语言学在研究目的与意义、研究范围与对象、研究方法与程序以及研究价值(包括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等各个方面的发展状况,探讨对比语言学学科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本研究论文共分七章。第一章为全文绪论,提出了对比语言学学科史研究的必要性,论述了从学科元语言演变的角度研究学科发展历史的目的和意义,设计了研究内容；在对对比语言学元语言及元语言系统界定的基础上确立了元语言抽取的基本原则,并将对比语言学的元语言分为“核心概念”、“一般性概念”和“辅助性概念和表述”。为了厘清对比语言学的发展脉络,如实、全面地反映对比语言学的发展历程,同时也为了行文和描述的方便,本研究对对比语言学元语言概念的界定采取宽泛的做法,即不仅把对比语言学的“核心概念”作为对比语言学的元语言,同时还把“一般性概念”和“辅助性概念或表述”一并纳入对比语言学的元语言系统,但在具体做法上,重点论述“核心元语言子系统”的演变。这样建立起相应的“子系统”,分别对应对比语言学学科框架中的“研究本体”、“研究方法”和“研究价值”叁个“元语言子系统”。尝试搭建起了一个“理想的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暨学科框架”,作为考察不同发展时期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演变的参照,并由此考察对比语言学的学科发展史。第二章论述了中外学者对于对比语言学学科史的研究思想、思路和成果。在前辈学者的启发下,本研究尝试将中西方语言学纳入到同一条时间线索上来,做出了一个“打通中西”的对比语言学学科发展的历史分期,即对比语言学的创始时期(1820—1955)、“应用性”转向与衰落时期(1956—1976)、复苏与发展时期(1977—1989)和快速发展与走向繁荣时期(1990—)四个时期,作为本研究得以展开的空间,并构成本文的主体章节。第叁章到第六章是本研究的“本论”部分。第叁章研究对比语言学创始时期的元语言系统建构和演变情况。洪堡特是对比语言学的创始人,构建了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的雏形暨学科基本框架；作为历史比较法的产物,西方的对比语言学与19世纪的主流语言学——历史比较语言学几乎同时产生、并行发展；经叶斯柏森,到沃尔夫,西方对比语言学的元语言系统已基本完整,学科正式确立并命名。中国的语言对比研究肇始于1898年的《马氏文通》,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以创建中国语法学和汉语语法体系为目的,“对比”仅仅是一种研究的工具。由于普世语言观的影响,从马建忠经严复到黎锦熙,所谓的对比语言研究实际处于“比较”与“比附”之间；从陈承泽发出“反对模仿”的呼声开始,尤其是“中国文法革新时期”(1938—1943),中国学者才开始在普通语言学关照下运用对比的方法挖掘汉语特点,建构汉语语法体系。50年代前期,由于苏联语言学理论的影响,“比附”的研究方法复辟。第四章讨论对比语言学“应用性”转向与衰落时期元语言系统的演变。西方语言学自拉多(1957)开始,出现以为外语教学服务为唯一宗旨的“应用性”转向,将对比语言学降格为“对比分析”,从而成为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迪·皮德娄转向转换生成语言学寻求理论支持,却遭遇普遍语法观的尴尬。由于放弃了自身理论建设的诉求,美国的对比语言学研究逐步衰落。中国的语言对比研究虽有赵元任先生成果卓着,但因“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1956)的出台而式微,并终因继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而被迫全面停止。第五章研究对比语言学复苏与发展时期元语言系统的重建。西方语言对比研究中心从美国转到欧洲,并开始从微观走向宏观；沃尔夫对比语言学思想开始复兴,西方语言学重新重视自身理论建构。中国对比研究因对外汉语教学和外语教学的需要得到普及,在为第二语言教学服务的同时,因少数学者对其学科性的元思考而开始重视学科自身的理论建构。中西方对比语言学之间的距离开始缩短。第六章,通过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的演变论述对比语言学的快速发展与繁荣时期对比语言学的发展状况,并对学科未来发展做出展望。1990年之后,随着沃尔夫语言相对论思想逐步复兴,世界对比语言学出现新的气象：西方语言学以体系建构为开端,“跨文化交际”为特色,“功能分析”为“大成”,研究的视野和范围不断扩大,理论建设成绩斐然：菲齐亚克延续自己的一贯思想,对学科做出深刻的元思考,提出了一个庞大的体系；克尔采斯佐斯基则从对比中立项出发建构了一个别具特色的理论体系;由于维尔茨皮卡(1991)的贡献,跨文化语用学从欧洲走向澳洲；从卡普兰到孔纳(1996;2008),美国的对比修辞学取得较大发展；哈蒂姆(1997)则继承哈特曼的研究传统,以“跨文化交际”的名义对翻译理论与对比篇章学进行了深刻论述；切斯特曼的集大成之作《对比功能分析》成为这一时期西方对比语言学理论发展新的里程碑。在中国,第一本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于1990年出版,展示了前期中国对比语言学研究的成绩,使对比语言学作为语言学的一个新的领域深入人心,也为今后学科的发展指明了方向。1992年,中国第一本径以“对比语言学”命名的通论性着作出版；之后,各种理论研究着作纷纷问世,对比语言学研究论文数量大大增加。中国对比语言学研究开始与世界同步。21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对对比语言学进行了历史与哲学的全方位思考,将对比语言学的理论建设上升至哲学语言学的层面,对比视角下的汉语语法和语言学理论研究取得新的进展,为世界对比语言学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中国对比语言学走在了世界前列。第七章为全文的结论。对比语言学经过近200年的发展,其元语言系统由洪堡特与沃尔夫等人的初建、经应用性转向和停滞时期的演变,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尤其是80年之后复苏时期得到重建,1990年以来、尤其是经21世纪初期的繁荣发展,得到不断丰富和完善,已经接近一个“理想化”系统。这个系统包含了语言世界观和普通语言学理论的认识论基础和在这一基础上对学科的科学定义；更包含对比语言学的研究本体元语言子系统、研究方法元语言子系统和研究价值元语言子系统,形成一个完整的架构,标志着对比语言学学科的最终确立。本文认为,对比语言学的发展从方法论意义上的“求同”到“求异”,带着深刻的历史思考,已显出在更高的哲学语言学层面上的“求和”态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中西对比语言学趋向融合；2)学科赖以建立和发展的哲学基础和理论基础趋向融合；3)学科研究的范围和对象趋向融合；4)学科研究的方法趋向融合；5)学科研究的目标和宗旨趋向融合；6)学科研究的人员组成趋向融合。诚然,从“合”到“和”,还须假以时日。但是,“求和”,是对比语言学发展的终极目标；而大道归一,也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
陈炼英[3]2001年在《英汉修辞对比研究的若干问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在1966年首先提出了对比修辞学的概念。作为一种假说，对比修辞学用来对ESL学生在英语写作中反复出现的一些具有特征的模式作出解释。卡普兰认为，ESL学生在写作中表现出来的不合英语常规的篇章结构反映了不同语言之间存在着某些固有的差异，不同的文化、语言现象孕育出不同的篇章模式。 本文从英汉修辞学的若干角度着眼，对修辞学的历史发展、微观的遣词造句、宏观的结构布局以及修辞手段作了一系列的对比研究，试图籍此指明英语和汉语修辞结构特点及其异同，并从哲学、社会文化、语言观念的角度阐释其间何以有此异同。 笔者认同修辞与写作反映语言文化传统的观点。也就是说，文化模式影响一个人惯常采用的语言形式和修辞形式。不同的社会拥有各自独特的文化结构、哲学意蕴、人文价值观，体现在写作上，则表现出对文章的结构安排，语言的遣词造句不同的喜好。经过某一文化环境熏陶的人，作文时必然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自身“思维模式”，亦即传统的修辞模式的影响。因此，跨文化的交际时常会涉及到不同文化特有的框架和形式之间发生的冲突。 本文分为叁章，每章叁节。第一章简明而系统地描述了西方和我国修辞学的发展轨迹及现状，并通过比较，试图从古代找到现代英语修辞学和现代汉语修辞学各自的传统渊源。此外，介绍了人文修辞学范畴内的两个方面：交际修辞和美学修辞，为下面两章的论述作了铺垫。 第二章详细论述了交际修辞在写作中的运用，对比分析了英汉语在词汇、句子、段落修辞手段运用方面的若干问题，目的在于阐明英汉语写作在这叁个层面上各具特点。 第叁章阐述了美学修辞在写作中的运用，从英汉语音韵、词汇、句法修辞手段中收录一些常用修辞手段的实例分别进行比较研究，以显示两种修辞体系的异同。 义f’；’｛’ti作＊修材’／．己文缘。汹过 对仕义修村刁入卜方而的对比 U穴，个兮 可 以入nI＿，h消·的仕讲’5作提仪一个偷的f见角一全可以柯效地改进仕计’5作的 致学方认；；认以到修扔模人山十丈化的斤V所达成的个【。。］，什I山十学牛个”。3作时 厂阶计义川m丫＞＊的语川出的的’。5作楷人；；（伙教帅能向学十地不（汉义化之问 介修村纠构卜所表观川的个问之处，仲I1L十于个山灯地华北十确得体的公卉fi作 ＃V、。 修N学内穴M人粘深，随省时代的发展T观出多／L化、多学木【文义和古今结 介的显着特点，练八反映厂修辞学、尔言学、义化学、哲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 H此，父汉修肝对比研穴只有）’阔的发展前景。本义仅足对这一领域比较系统深 入研究的一种尝试。随惫此类研究的加速发展，上Z成果必将对修辞学以及写作的 教学和实践产牛积极而沫远的影响。
王薇[4]2008年在《名词动用的认知修辞研究》文中指出本研究运用认知语言学理论,同时结合修辞研究的视角,来解释名词动用的言语交际过程。主要内容是以认知语言学为主,结合修辞、对比、心理、语用等理论内容,解释名词动用表达在生成、理解、接受叁个交际阶段的认知特点和认知规律。名词动用是语言创新的产物。它和其他语言现象一样有认知、语用、心理等方面的基础。归根结底,它是为了满足人们社会交际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全文由七章组成。第一章首先回顾了国内外名词动用研究的内容与发展,着重阐明关于名词动用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本研究的目标、任务和研究方法。这一章为本研究奠定重要的理论前提和理论基础。第二章通过对英汉名词动用现象的对比,找出两者的异同表现。这章的目的是通过科学分类来描述名词动用在英语和汉语语言系统内的各自表现,归纳和分析英汉语名词动用的特点。第叁章继续深入,从语用、心理、认知等方面解释了人们使用名词动用的原因。同时,也分析了名词动用在不同语言里所表现出的异同特征的影响因素。从第四章开始到第六章,我们结合对汉语名词动用实际使用状况的社会调查来解释该现象由产生到理解的认知机制和大脑运作过程。第四章在前人基础上继续讨论了名词动用的生成机制问题,主要探讨了转喻和隐喻在名词动用过程中交互作用的规律。第五章分析了名词动用的理解机制和它的接受性问题。我们认为理解名词动用的过程离不开大脑储存知识信息的联结激活与多种信息之间的整合运作。对待名词动用不应该由于它是非常规表达而一味排斥。第六章调查了关于名词动用的使用和理解过程的社会状况与特征并展开相关讨论,用以验证和充实前面的理论探讨。第七章总结,指出本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提出今后的研究前景。名词动用在英语和汉语分别被视为构词手段和修辞现象。传统上,国内外学者们从句法、语用、修辞、对比等方面对该现象进行研究。近年来,认知等方面的探讨也有发展。通过对这些研究的归纳整理,我们认为到目前为止名词动用研究总体上经历了由关注其内部结构,到结合语境考察它的语义建构,到研究语言使用者的大脑机制运作叁个发展阶段。目前名词动用的跨学科研究不多,相关的英汉对比等方面的研究还有待于加强解释方面的工作等。基于这样的认识,本研究着力在以下方面进行了探讨。为了寻找能够顾及语言各主要层面并且对名词动用现象能够全面概括地进行描述的分类,我们考察和对比了现有的若干名词动用分类标准。其中,Dirven(1986)和Clark & Clark(1979)的分类相比之下更能够满足要求。前者的分类较为概括笼统,后者的分类更直观具体。从Dirven的分类更容易观察出英汉语名词动用的共性特征,而在Clark & Clark的分类下不同语言中的名词动用的差异得到更明显地体现。这一方面体现了语言共性反映思维共性,另一方面也表明名词动用现象因受到特定语言系统总体模式的规定和调整、文化背景差异等的影响而呈现语言个性表征。人们之所以选择使用名词动用这种表达方式,是由于语言系统、语用、心理、认知等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从语言本身来看,语言贫困和语言的模式规定性是导致名词动用表达方式产生并且在不同语言有不同特征的重要原因。选择名词动用表达方式时使用者必须遵循若干语用原则。求新求简求异的社会心理需要也促使人们选择这种表达方式。而且,名词动用表达本身也具有能够吸引受话人的注意力、凸显说话人的独特视角等认知功效,帮助说话人主动引导受话人的认知识解过程,获得说话人期望的交际效果。另外,名词动用表达之所以有简洁、诙谐、新颖等特殊的修辞效果,也离不开认知因素的作用。其中,简洁是最基本的修辞效果之一,其它修辞效果都主要由简洁派生而来。关于名词动用的认知机制,本研究主要探讨的是转喻和隐喻的相互作用在名词动用过程中的特点和表现,以及通过对现代汉语名词动用实例的分析来解释转喻是比隐喻更基本的认知识解方式。首先,我们应用来自语言学其它分支、心理科学、认知科学等的证据来证明转喻机制是人类基本认知方式这一论断有普遍的理论基础。其次,通过实例分析,我们认为,大部分的名词动用表达都是转喻和隐喻共同作用的结果。两者共同作用的方式由简单到复杂,存在多种途径。其中,如果只有隐喻没有转喻,就很难形成名词动用表达;有些名词动用只由转喻过程产生。从认知方式上看,产生名词动用的转喻和隐喻认知识解过程也发生于受话人理解名词动用的过程中,只是在顺序和特点上有区别。实际上,转喻和隐喻本身也是由更基础的大脑运作复杂作用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我们结合认知心理学目前的研究,认为:人们在理解名词动用时,大脑接受外部输入后所进行的信息加工过程包含更基本的认知操作:大脑储存信息与输入信息之间的联结激活和多重信息之间的整合。信息输入之后与大脑原有的知识系统的相关内容联结。不同的联结有不同的联结强度,强度值高的被激活,反之被抑制。大脑对众多的激活内容进行分析合成,整合的结果是大脑对某事物或事件获得新的认知。联结激活或抑制大脑既有的知识链接,改变原先的联结强度;整合在相同或不同的认知框架内部的不同知识内容间寻求匹配,把新的信息与大脑既有的知识系统加以融和,形成对事物的新的认知。知识之间的联结为整合提供基础,整合的产物可能成为新的联结对象,也能够直接进入下一轮的整合过程。大脑中联结与整合的交互作用实现人类不断认识和理解外部世界的任务。由于名词动用是语言创新的重要手段,对于它和语言规范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存在观点上的分歧。我们结合汉语名词动用的社会接受现状,依据我国语言规范化工作的标准和要求,对名词动用和语言规范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认为不应该把名词动用现象一味地排除于语言规范之外,而应该对之采取宽容的态度用动态的标准来衡量和预测,实事求是、因势利导,去糟取精。科学解决名词动用和语言规范化之间的关系,不仅能够有助于正确地对待名词动用现象,推动语言发展,而且有助于在语言教学中加强对学生使用名词动用的正确引导,减少误用、滥用现象。为了验证和充实理论讨论,我们在调查名词动用的社会接受状况的同时还对该表达方式的选择和理解过程也作了调查和讨论。调查的主要方式包括访谈和问卷。访谈的对象包括安徽、上海、浙江叁省市不同行业的从业者和研究生,问卷以浙江工业大学和合肥师范学院的本科学生为对象,学科专业不限。结果表明:要使用名词动用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除了使用和理解名词动用的认知过程表现出普遍规律之外,名词动用的实际交际过程还受到不同使用者在文化、职业、亲疏关系、地域、教育等各方面差异的制约,这使不同的社会人群在使用名词动用时体现出若干个性特征。本研究的主要特点是:从范畴语义入手,多学科结合,动态地考察名词动用现象。其中,描述与解释相结合,实证与理论相结合,语言学与心理学、认知科学等其它学科相结合。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研究深化对名词动用现象及对人类语言认知规律的认识,推动本领域及相关领域研究的发展。
陆晓燕[5]2010年在《修辞学视阈下英汉声韵和押韵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旨在探讨汉英文学文本中的语音偏离、迭音词、重复、双声词、头韵法、韵律和押韵等修辞现象,找出它们在两种语言文本中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以期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加强两种文本的互补和互释作用,进而为操英语的汉语学习者找到学习汉语和研究中国文学的捷径。本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引言。阐明了选题的背景,从语音修辞的角度上做了较为细致的国内外的文献综述,梳理了近十年来修辞方面的汉英比较文献,并指出研究的意义和应用价值;第二章汉英语音偏离和误读的比较。从语音偏离和误读角度做了两种语言文本之间的共性和差异性比较,指出文学文本在语音层面的偏离于读者方面可以得到矫正,并不影响语义的传递;语音层面的偏离也会给读者带来陌生化效果,产生新鲜感。第叁章汉英迭音词、重复、双声词和头韵的比较。针对迭音词、双声词、重复和头韵进行了汉英比较,指出语言词汇和韵律词发音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及其在两种语言中的内在机制,也指出它们在文学文本中不仅增加了文学表达力,更增强了文本的乐感和艺术感染力。第四章汉英押韵比较。对汉英文本中的押韵进行了比较,具体地将英语和汉语之间韵律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找出来,同时在语言本质的层面上揭示了其相同性和差异性的原因。第五章结语。指出研究中的发现和不足及对外汉语教学的启示。
刘科成[6]2016年在《基于语料库的汉英学术论文摘要对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研究运用人工智能中自然语言处理的方法对汉英学术论文摘要的主位述位进行自动识别,对其推进模式进行自动标注,将自然语言处理中文本分类的经典算法应用到篇章分析之中,对语篇模式的分类判断及信息结构的提取实现了从人工到机器处理的转变。研究从篇章的角度对汉英学术论文摘要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与对比,总结了汉英学术论文摘要的语篇特征,分析了产生汉英学术论文摘要语篇模式及信息结构差异的原因,为构建对比篇章语言学的理论框架和模型提供了一个实例,丰富了篇章语言学的研究内容。语言研究不是为了语言本身而是为其应用而服务,汉英学术论文摘要对比分析的研究成果能够帮助我们洞察作者在思维、语言、文化上的差异,对学术论文的写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研究主体内容共分为八章：第一章：绪论部分。本章主要介绍了选题的缘由,意义及价值,研究的目标及方法,并简要说明了研究的框架及语料对象。第二章：研究的理论背景及现状。本章重点介绍了研究的理论基础部分,即篇章结构理论和中文信息处理中的文本分类方法,同时从汉英学术论文摘要研究的国内外现状及篇章语言学中关于篇章结构(动态及静态)的研究现状两个方面做了归纳和总结。第叁章：研究的设计。涉及到研究语料的介绍,收集和预处理,同时介绍了学术论文摘要主述结构及篇章模式的人工赋码方案,重点描述了篇章主位推进模式自动识别的核心算法和语篇模式文本分类的核心算法。第四章：汉英学术论文摘要主述结构及其推进模式(动态)研究。本章在介绍篇章表示方法及定义基础上,对汉英学术论文摘要主述结构语言形式及特征做了重点描述。第五章：汉英学术论文摘要篇章模式(静态)研究。详细分析了汉英学术论文摘要篇章模式的总体特点,为进一步做对比分析提供了语言的特征数据。第六章：汉英学术论文摘要篇章的对比研究。运用统计中的卡方校验对汉英学术论文摘要语篇的主位推进模式及其篇章模式的构成比例做数据上的分析,研究的最后结果认为,汉英学术论文摘要在主位推进模式的选择上存在显着性差异,但在篇章模式的选择上差异并不明显。第七章：汉英学术论文摘要篇章静态与动态结构差异性原因探究。本章从汉英语言自身的特点,语境的因素,中西方的思维差异及文化差异探讨了产生汉英学术论文摘要篇章静态与动态结构差异的根本性原因。第八章：结论部分。主要从研究的主要发现,研究的意义及创新点,和研究的局限性与尚需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等叁个方面对本文做了归纳和总结。
杨元刚[7]2005年在《英汉词语文化语义对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运用认知语言学、对比语言学、语用学和翻译学的基本原理,就英汉词语的文化语义进行对比研究。笔者从哲学语言学的角度,在论文中首次提出并阐释了自己构建的语言认知观、语言——文化互动认识论、认知语义观、多级语言符号系统说和交际翻译观,这五个论点是我们进行英汉文化语义对比研究的哲学基础(请参阅论文所附32个图表清单)。笔者构想的英汉对比文化语义学是词汇层次的英汉对比文化语义学。我们认为词语的文化语义是主客观互动的产物,是不同民族语言使用者的思维成果和文化心理在语言中符号化、外在化的结果。从方法论上,笔者主张从客观现实——语言认知媒介——主观心理感知这叁者之间的互动中去研究词语的文化语义。我们认为语言是外在的客观世界、语言符号系统本身、语言使用者民族文化精神叁者长期互动的结果。本文探讨了词语文化语义的定义、叁个研究原则、四个特征、五种分类和英汉词语文化语义的四种照应模式和翻译方法,分析了英汉文化语义形成的五个原因,然后总结了英汉词语文化语义的研究意义,从而建立了英汉对比文化语义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本文重点探讨了一个民族的哲学元典精神—哲学观—民族文化精神—思维模式—语言特征—交际模式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第一章《绪论》首先探讨了语言认知观的含义,我们认为语言学是一门人文科学,语言能力是人类认知能力的一部分,语言是一个民族观察、认识和表述世界的方式和过程,语言既是一个民族内在的文化精神外在化的呈现方式,又是外在的客观世界进入人类认知视域的有效通道,任何一种语言都是由语言符号系统本身—外在的客观认识对象—语言使用者叁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语言的人文属性就是语言使用者的民族文化精神的反映,一个民族的语言在整体上映射着本民族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我们应该本着平衡性、动态性、整体性等叁个原则对语一言的多维属性进行研究。其次,我们对文化的定义进行了梳理和重新界定,认为文化就是人类心智的对象化和外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显现和积淀,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本文分析了文化的叁个分层(物质层、制度层、精神层)和六个特征(时空性、互动性、载体性、对象性、动态性、外显性)。第叁,我们分析了思维能力、思维媒介、思维模式和思维方法四者之间的差异和辩证关系,探讨了萨王尔一沃尔夫假说的学术渊源及认识价值,然后我们分析了语言和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剖析了中西方民族不同的元典精神—哲学观—思维模式—语言特征—交际模式之间的辩证关系和相互影响,并在语言认知观的基础上构建了语言一文化互动认识论。本章还对词语文化语义进行界定,分析了词语文化语义的四个特征(民族性、时一代性、隐含性、关联性),总结了词语文化语义的研究叁个原则(共时和历时相结合、描写和解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研究目的,阐释了英汉对比文化语义学的基本研究思路。 语言一文化互动认识论认为语言是人类思维的主要媒介和人类文化的有效载体,语义是形式和内容、主观和客观互动的产物,一种语言的语法特点和语义特点是该语言使用民族的思维模式和认知心理外在化的结果。从文化的角度去观照语言,语言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编码符号系统,文化则是语言的深层构建机制和模塑工具,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制约着一个民族语言的形成和发展轨迹(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一个民族的哲学元典精神),语言的人文特性是这个语言使用民族的文化精神和语言系统组织规律二者长期互动的演化结果,所以研究一种语言必须首先了解这种语言背后所蕴藏的民族文化精神—尤其是其中的哲学元典精神。另一方面,从语言的角度去观照文化,语一言是构成文化大系统中比较有影响的基础子系统,语言是反映民族文化的一面镜子,一个民族语言的形式组织规律和语义特征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在语言系统的编码方式中蕴藏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和认知方式,语言的人文属性就是一个民族的认知属性。哲学元典精神是一个民族文化精神的内核和原动力,中西方民族不同的哲学元典精神(东方的道和西方的Logos)孕育了中西方民族不同的哲学观和民族文化精神,东方的道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又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悟性思维和形象思维,而西方的Logos孕育了西方民族的主客二分的哲学观,主客二分的哲学观又孕育了西方民族的理性思维和抽象思维,然后它们又进一步塑造了英汉两种语言不同的语法形态特点、文字体系和内蕴动力机制,民族文化精神、思维模式、语言特征和交际模式四者相互影响,它们是语言研究中四个有机的环节,缺一不可。 第二章文献综述部分探讨了词语文化语义的本质和形成的哲学基础,笔者分析了西方语言哲学中七种意义理论(指称论、观念论、用法论、关系论、行为论、因果论和概念论等)的得失,然后提出了自己的认知语义观:本文认为词义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词语的文化语义是认识主体的人和客观世界之间互动的产物,是特定的民族文化精神通过语一言这个认知符号外在化后所形成的结果。文化语义研究?
李芳元[8]2001年在《常见的几种英汉修辞对比》文中指出形象化的表达是以人们对有关事物的联想与对比为基础的。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社会环境与不同的文化教养会使人产生不同的联想 ,养成不同的事物比较习惯。对英语和汉语的修辞手法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其同中有异 ,异中有同
吴建[9]2013年在《文学翻译的文体学评估框架》文中研究表明翻译批评及翻译质量评估是翻译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自有翻译实践以来就始终由翻译用户、翻译活动发起人、翻译研究者等翻译行为主体实践着。早期的翻译理论很大程度上均为针对翻译批评及其衍伸而来的翻译方法的讨论，到近代以来形成更加成熟的观点。在翻译历史长河中，文学翻译一直占据主流。文学翻译作为翻译活动的主要构成元素之一，自然也需要一个解释力强的翻译评估体系。但可惜的是，译界迄今缺乏一个系统、操作性强、且抓住文学翻译根本属性的评估模式。中国传统译论是主要基于文学翻译的，其重视风格或美学维度的翻译标准也多直切文学翻译的本质。这可从中国传统译论的发展路线不难看出。从严复的“信、达、雅”、林语堂的“美译”、傅雷的“神似论”、钱钟书的“化境说”、到许渊冲的“叁美论”、再到刘重德的“信、达、切”，无不重视美学、风格的翻译。王宏印（2006）等人现代文学翻译批评较之前人系统，但也都专门将风格列为独立的评判标准。西方的早期论述如泰特勒（Tytler:1791）也提出了旨趣相当的叁原则：相同的思想、相同的风格/笔调、相同的流畅性。可见，中西传统译论向来重视美学维度。但受制于其“不重立论”、“不成系统”、“不求‘甚解’”的传统（杨晓荣，2001），不仅操作性较差，且对文学作品主题意义的探讨有所欠缺。其重整体作家风格的批评方式在面对现代文学精细复杂的文体之网时也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因此，未形成一个系统而行之有效的评估模式，只能作为宏观的参考原则。当代学者借助西方语言学模式建立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多以某一或多个语言学模式为评估依据，鲜以文学翻译为主要评估对象，更不能充分满足文学文本文体意义（美学意义和主题意义）的挖掘。由主题意义和美学意义构成的文体意义乃文学作品的核心意义，也是文学翻译批评与质量评估的核心要素。如上所述，传统译论太粗犷，而现代译论多偏离文学翻译本质。因此，翻译界亟需一个既契合文学翻译本质属性、又成体系的文学翻译评估框架。而现代文体学的兴起为系统地考量文学翻译的文体之维提供了条件。现代文体学借助传统和现代语言学视角可对文学文本的主题意义和美学意义进行较为充分、全面的挖掘，在提供文学文本意义解读的同时，给文学文本翻译的评估提供较为完善的指导。本文的宗旨，即借助现代文体学为文学翻译量身定做一个系统的、操作性强的翻译评估框架。本文将整合传统修辞学、功能文体学、语用文体学、认知文体学、以及叙事文体学几大视角、充分考虑双语语言、文化差异，以及各文学文体的主题建构与审美特点、从语音-语形-词-句-篇层面构造一个系统的文学翻译文体评估框架。本文写作框架如下：第一章：绪论。本章简要地介绍本研究的目标、研究价值、研究内容、重点与难点、以及研究的创新之处。第二章:西方文体学发展纵览。本章为文献综述，回顾了现代意义上的西方文体学逾一百年的发展历程，将西方文体学迄今的发展用四个转变加以概括：从印象到系统、从形式到功能、从作者到读者、从文本到多模态。第叁章：文学翻译评估理论回顾。本章为文献综述，回顾了文学翻译评估的相关概念、传统与当代路径，并回顾了翻译界从文体学视角对文学翻译进行的相关研究。第四章：传统修辞学与文学翻译评估。本章探讨了传统修辞学的若干方面对文学翻译评估的启发。重点讨论了以下几个方面：语音修辞（音乐性、像似性）、语相修辞（像似性）、词语修辞、句法修辞、修辞格等。第五章：现代文体学与文学翻译评估。本章选择了四个和文学翻译相关性最强、且互相补充的文体学流派：功能文体学、语用文体学、认知文体学、叙事文体学，讨论其对文学翻译评估的启发。第六章：文学翻译的文体学评估框架。本章为本研究核心理论框架部分。本章列举了五个文体学视角和文学翻译评估相关的参数，并基于该参数、围绕主题意义和美学意义构建了一个分析框架。然后，根据叙事型文本和抒情型文本两大类文学体裁的主题意义和美学意义特征进行更为详细的评估说明。本章还讨论了评估原则和方法。第七章：案例分析。本章根据第六章的框架和说明，分别进行了英语小说汉译、汉语小说英译、英语诗歌汉译和汉语诗歌英译四种类型的案例分析。第八章：本章为结论。回顾了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对研究的不足进行了总结，并对未来的研究进行了展望。
卡丽娜[10]2008年在《乌汉语词汇对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词汇学作为一门关于语言词汇的学科,研究语言的词汇及其基本单位——词。就语言的科学、技术以及实用功能分析而言,词汇学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懂得这一点特别重要。语言对比研究是现代语言学最有趣的领域之一。这是对各种语言世界图景的认识,而语言世界图景是人们对反映各民族特色的不可重复的语言文化的感知。“每一种语言都是一个教堂,其中珍藏着讲该种语言者的灵魂”(霍尔姆斯)。语言的这个本质,使得语言学特别是对比语言学吸引着许多学科专家的注意。对比语言学的科学基础源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当时发现了历史比较法,语言学也作为独立学科形成。历史比较语言学形成的同时,也打下了共时对比语言学研究的基础。根据具体研究对象,现代对比语言学开始分成若干部分,在可预见的将来它们应该会有长足的发展。除了在其他领域占有主要地位的对比语法学,前景看好的还有对比词汇学、对比音位学、对比语义学和对比成语学。现代语言学里有一个被称作“对比语言学”的独立领域,其中包括本文研究的对比词汇学。本文将有助于乌克兰和中国语言学者,也有助于将汉语或乌克兰语作为外语学习的大学生。对比词汇学首先能丰富词汇学和语义学本身,因为以其他语言作为镜子分析词的语义结构,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支配词汇语义的一般规律,确切地感受词的语义结构中每个义素乃至整个词汇系统的意义。对比研究方法不仅对提高教学(此处指各种语言的词汇教学)效率有明显的实际意义,而且也有益于完善词典学基础知识,进而有益于双语(多语)词典学知识教学。对语言进行的任何对比最终都会确定叁个特性,即普遍的、相似的和特有的。本文首次尝试对乌克兰语和汉语词汇进行对比分析。目前该两种语言中每一种都有和其他语言(英、法、俄语等)词汇的对比研究,但是还没有乌克兰语和汉语的词汇对比研究,因此可以说,本文的大多数问题第一次被研究。本论文从对比方面来研究以下基本问题:词汇对比学的形成与发展,词汇对比对象,词汇对比,词汇对比与翻译等。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两种语言的词汇历史,除了对乌、汉语言作以简介,还探讨了语义和语音差异,构词,外来词,新词的相同与差异。语言的对比研究拓宽了语言学狭窄的学术兴趣范围,将其带出了几乎在整个20世纪阻挡语言学的自我中心框框,打开了研究语言和文化、语言和民族意识的相互关系这类人文问题的天地。本文首要任务之一是成为解决语言学问题的一个独特指引,同时有助于提高将汉语或乌克兰语作为外语学习者的文化能力。理论观点附有实际例子。希望本文不仅有助于语言学者,还有助于其他领域涉及语言对比研究问题的专家。
参考文献：
[1]. 俄汉语对比研究[D]. 吴兴涛.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0
[2]. 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的演变研究[D]. 苏章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14
[3]. 英汉修辞对比研究的若干问题[D]. 陈炼英. 上海海运学院. 2001
[4]. 名词动用的认知修辞研究[D]. 王薇.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8
[5]. 修辞学视阈下英汉声韵和押韵比较研究[D]. 陆晓燕. 辽宁师范大学. 2010
[6]. 基于语料库的汉英学术论文摘要对比研究[D]. 刘科成.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7]. 英汉词语文化语义对比研究[D]. 杨元刚. 华东师范大学. 2005
[8]. 常见的几种英汉修辞对比[J]. 李芳元. 云梦学刊. 2001
[9]. 文学翻译的文体学评估框架[D]. 吴建.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3
[10]. 乌汉语词汇对比研究[D]. 卡丽娜. 复旦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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