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校研究的历史发展及若干理论问题探讨——基于国外文献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献论文,院校论文,国外论文,理论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667(2004)02-0039-06
院校研究(Institutional Research，简称IR），起源于欧美并流行于美国高等教育领域。本文以国外尤其是美国院校研究的历史演变为主要线索，以国外学者研究成果为基本素材，对院校研究的定义与性质、目的与功能、机构与职责作初步梳理，旨在为我国学者的后续研究“抛砖引玉”，为促进院校研究工作在我国的开展提供理论指导。
一、院校研究的历史起源及其发展概况
从笼统、宽泛的意义上来讲，院校研究起源于欧洲和美国的高等学校。欧洲的“院校研究”活动可以追溯到20世纪早期，当时政府部门和社会有关机构开始关注学院和大学的内部事务，通常以“报告”的形式反映并分析大学内部的存在问题，表明政府有关部门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意见及其政策。20世纪20年代以后，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仿效英国的做法，也陆续开始采用“报告”的形式，阐释政府对发展高等教育的观点、计划和政策。高等学校对于这些看法、意见和政策的分析和研究成为那一时期欧洲“院校研究”的主要任务和重要内容。[1]
美国的院校研究起源于校史研究。索普(Joe L.Saupe,1970)就认为“19世纪出版的单个学院和大学的校史中就包含调查和其他的院校研究的行为”。[2]1887年出版的《威廉和玛丽学院》可以看作是美国“院校研究”的开端之作。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这种活动开始“组织化”，当时在几所著名的大学中开始设立办公室，明尼苏达大学是最早独立设置专门从事院校研究办公室的美国高校。[3]40年代这种活动有了一个正式的名称——“院校研究”(Institutional Research)，1947年明尼苏达大学正式将这个办公室命名为“院校研究办公室”(OIR)。二战以后，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大发展和大变革，美国更加重视对学校自身的研究。1957年美国教育理事会(ACE)召开大学校长会议呼吁大学尽快任命专职院校研究人员。此后，美国许多高等学校纷纷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作为高等教育一部分的整体性院校研究框架已经建立。1965年全国性的院校研究协会（The Association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简称AIR）正式成立，院校研究作为一个新的专业领域，因此有了正式的名份和相对独立的地位。此后“IR”这个术语得到更广泛的运用，并且在1966年7月开始引入权威的“教育资源信息中心”(EPIC)的检索主题词的词表中。由于北美地区其他国家和欧洲地区的研究人员的先后加入，全美院校研究协会(AIR)逐渐发展成一个国际性的专业组织。1993年5月在芝加哥召开的第33届年会上，中国学者潘懋元等第一次出席这一组织的会议。目前，协会有来自北美、欧洲、澳洲、中美洲、亚洲、非洲等国家的3100个会员，有6个国际性会员协会和43个州、地区和部门会员协会。
院校研究之所以能在美国得到迅速发展，可以归结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缘于院校外部“压力”的推动。院校研究迅速兴起与发展有其深层的社会原因。1957年，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惊动了美国朝野上下，美国人对此作了深刻反思，并将教育发展提高到国家安全的高度加以认识。这种社会压力导致许多州议会相继通过法案，要求各州立高校定期向政府递交教育统计报告，使纳税人有可能来监督和检查公立高等学校的行政运作与教育成果。与此相关，州及联邦政府、慈善基金组织通过地区性或专业性的院校鉴定，调整对学院和大学的拨款和资助政策，所有这些都有力地刺激了学院和大学的院校研究的开展。收集与报告数据信息的重担自然就落到了院校研究机构和院校研究人员的肩上。其次，因为这期间学院和大学不论是办学规模还是办学复杂程度方面都在不断增加，这种变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导致院校对于科学管理的要求。高校领导者在决策和规划过程中，对于“更多、更精确”信息的需求成为一项基础性工作。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高校更加注意收集整理自己学校发展和运行方面的资料，院校研究人员借鉴各种先进的管理思想、方法和技术，为决策者收集院校运行数据信息，为学校的自我改善和科学决策提供咨询服务和政策建议。此外，美国社会的信息透明化的制度设计和重视数据收集的传统，全球领先的计算机技术，高度繁荣的社会科学研究背景，以及业已建立起来的各级各类较为完善的数据库系统，都为高等学校开展以数据为基础的院校研究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
纵观美国院校研究各个时期的历史，就其发展的动因而言，可粗略地分为下面几个阶段。一是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前院校研究协会时期”。这一阶段院校研究“寄生”于高等教育学术研究之中，高等教育研究者自发地研究高等学校的一些操作性问题，如学生表现、院校组织的发展等。二是20世纪60年代的“外力驱动发展阶段”。在州政府及联邦政府、美国教育理事会(ACE)、各类基金会等外部因素促使下，高等学校以科学管理的理论为指导，开展成本分析、工作量分析，为专业化的管理和决策服务，院校研究成为美国许多高等学校内部的一项重要工作。三是20世纪70和80年代的“自我成长阶段”。这一时期院校研究关注的是学生多样性、学生发展与进步，对“更多更好的学生、教育研究、学院氛围的研究以及其他形式的院校自我研究”的需求更加明显，院校之间的比较研究开始兴起，院校研究作为一个专业领域得以确认。四是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驱动阶段”。这一时期，美国高等教育强调“多样性”和“精致性”的传统开始有所削弱，“消费主义”导向成为影响公共政策的重要因素，院校研究为不断增加的“商业化服务”提供营销管理的策略建议。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美国院校研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仍将是强调效益和压缩资源，以此应对外部不断增加的压力，如办学效益评价、大学的社会责任、学生学习结果的测量和评价等。院校研究的国际化趋势日趋明显。[4]
二、院校研究若干理论问题的文献概述
1.院校研究的定义与性质
关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里列出国外学者在工具书中给出的解释和其他部分相对有影响的定义。胡森(Torsten Husen,1992)《简明国际教育百科全书》提供的解释是，“院校研究是美国创造出来的一个术语，用来描述有组织地收集、记录和分析高等教育机构的计划、进程和环境的数据及信息的能力”。[5]在《高等教育的国际展望》(Higher Education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中美国著名比较教育学家阿尔特巴赫(Philip G.Altbach,1985)给出的解释是：院校研究“是指那些个别院校机构为了收集数据，有时是关于它们自己的运行和项目的分析所做的研究”。[6]《国际高等教育辞典》(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Higher Education)的解释是，“院校研究是对高等教育机构的运行、环境及过程进行的研究和分析，旨在促进对院校自身的理解，识别师生员工的特征和期望，说明人、财、物等资源的使用情况，评估大学教学过程，支持有效规划的政策分析，评估各种高等教育活动的结果等”。[7]
在其他文献中，可以发现曾担任过AIR会长的索普(Joe L.Saupe,1990)给出的定义较多地被其他学者所引用。他指出，“院校研究是在一个高等院校内部所进行的研究，这样的研究主要是提供信息以支持院校规划、政策制订和决策。……院校研究的工作更多是关于专门规划、政策和决策环境的。应答这些专门问题的信息是必需的”。[8]前美国院校研究协会会长的马福(John A.Muffo,1993)在厦门大学访问时指出，“院校研究就是对高等教育组织或大学的研究，其宗旨是为高等学校提供有关的信息咨询，以改善学校的管理，为高校政策的制定出谋献策”。[9]博伊尔斯(C.V.Boyles,1988)在他的一篇综述文章中提供了另一个较有影响的定义，即美国教育资源信息中心(ERIC)的定义，ERIC把院校研究看作是“对单个院校的研究，通常是为了帮助院校更好地理解自身的运转”。[10]彼得森(M.W.Peterson,1985)将“院校研究”看作是“连接高等院校和系统中教育、管理以及信息功能的重要的中间职能环节”。[11]塞博尔特(J.A.Seybert,1991)认为，院校研究“主要为单个院校或组织的规划、决策和政策制订提供信息支持。这样的研究，还要考虑院校内外部的各种影响因素”。[12]
上述诸多学者在给院校研究下定义的同时，还涉及对院校研究性质的看法，在这些描述中，主要涉及院校研究与高等教育研究的关系。塞博尔特指出，“院校研究属于教育研究领域中的应用研究（数据收集、分析及报告）”，院校研究与其他旨在增进高等教育学科知识的教育研究活动有较大的区别，“院校研究通常针对一个院校或系统的个别情况，所以，其研究成果很少具有普遍的价值”。[13]拉塞尔(J.D.Russel)曾经指出，在高等教育中主要有三种研究：(1)现状研究，也就是对现今的实践和情形的描述；(2)趋势研究，尤其是历史发展轨迹；(3)评估性的研究，即比较不同政策、不同操作办法情况下的成果和表现。院校研究涉及到上述所有三种研究。但院校研究与高等教育研究还有所不同，“因为后者的目的在于‘发展高等教育知识，改进高等教育宏观实践’，而前者则关心‘个别的学院、大学和系统’，对超越院校范围以外的结果一般并不在意”。[14]塞博尔特还强调了院校研究与院校研究者之间的不同，他指出“虽然院校研究者可能同时从事旨在发展高等教育学科知识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可能与学术人员以及其他院校研究者开展合作，但是大多数院校研究的成果对于局外的人并无多少实际价值”。[15]
2.院校研究的功能及其领域
博伊尔斯(C.V.Boyles,1988)通过对从1970-1985年期间发表在《高等教育编年史》(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上招聘院校研究人员广告栏目信息的分析，概括了不同时期美国院校研究任务和功能的变化。他认为，自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对院校研究的兴趣和焦点也发生了改变。在初期阶段，院校研究的主要焦点是有关学校的招生和学生需求方面的资料。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院校研究主要关心在校学生人数的增长，校园面积和课程以及管理组织的扩大。在20世纪70年代，院校研究的职能是“分析发展中的管理问题”，在80年代的相应的功能是“管理、宣传(advocacy)和政策研究”。在这篇文献中，他还转述了芬彻(Cameron Fincher,1985)关于院校研究在不同时期所起的作用。从下表可以看出，与20世纪70年代越来越突出的集中化、统一化的研究趋势相比，80年代早期的院校研究的功能则表现出在更大领域和范围内的多样性。[16]
表1 不同时期院校研究的功能
1968-1973
1974-1985
规划、课程、预算编制系战略规划
评估研究
院校使命、市场、招生
教师研究
成果测定
人口统计预测 资产设备的利用
经济利益
需求评估
成本研究
有效的信息系统
管理信息系统 课程评估
目标管理
有效节约(reduction-in-force
零基础(zero-based)预算
政策分析
资源配置与利用预算战略与优先
决策支持系统
管理人员需要
资料来源：Cameron Fincher.The Art and Science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M.Corcorran,M.W.Peterson.Institutional Research in Transition.New Directions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No.46.Jossey-Bass,1985.
“校长需要什么我们就研究什么”，是美国院校研究任务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真实写照。院校研究从来就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内容体系，它总是处于不断发展之中。但是，院校研究是以解决院校实际运行中所存在的问题为己任，以发挥信息中枢和决策智囊作用为前提，以改进当前院校管理、促进院校发展为目的的实践活动，因此，在一定时期，院校研究的任务和内容是可以被大概描述的。院校研究协会(AIR)在2002年以前概括了院校研究实践活动所涉及的领域，这些领域包括：(1)注册管理与学生事务；(2)院校效益、结果评估与学生学习；(3)学术项目与教师事务；(4)资源管理与质量改进；(5)政策分析、规划与管理问题；(6)院校研究的理论、实践与伦理；(7)院校研究的技术与工具。最近（2003年），AIR调整了专业组的划分，并将上述7个领域归并为5个专业组。分别是：(1)学生生活与学习；(2)学术项目、课程和教师问题；(3)院校管理与规划；(4)高等教育协作、政策和院校的社会责任；(5)院校研究实践：理论、方法、技术、工具和伦理。从这5个领域的划分，我们可以看出，院校研究所涉及的领域和范围主要包括内部的学生问题、教师问题和管理与规划问题，以及与院校有关的外部的环境、责任和院校协作等问题。[17]
3.院校研究机构及其职责
院校研究作为高等学校的一项重要工作，其功能实现要有一定的体制保证。塞博尔特(J.A.Seybert,1991)在一篇文章中，对院校研究机构及其职责有比较系统完整的描述。机构设置模式存在两种不同情况，一种情况是院校研究由大学和学院的具体学术单位或者管理部门负责实施，以满足这些单位和部门对于信息、规划和决策的需要。这种模式的好处就是经济节约和思考深入。缺陷在于，在一些研究领域缺乏专家，不能处理跨部门的研究事务，研究工作缺乏院校发展的宏观眼光与视野。在另外一些大学和学院则不同，那里设有专门的院校研究办公室，这些院校意识到研究活动需要专业化的专家和持续不断的研究。专门设立的院校研究办公室可以对院校数据系统进行完善和规范。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它能够去联系、分析和整合来自学院和大学不同工作部门的数据。院校研究办公室不必对所有院校研究的事情负责，但是它可作为一个可以依赖的数据来源，为他人提供关于院校的全面的、权威的信息。[18]
鉴于院校研究机构设置情况的复杂性及工作职责的多样性，塞博尔特提出有必要区分“基本职责”（即标准化数据收集和分析）和“高级职责”（即项目评估、规划、评定等）。基本职责是院校研究机构及研究者必须承担和完成的，它主要为了应对与满足本地区和国家管理部门报告的需要，提供所在院校及其教职员工的基本信息，为履行高级职责打好基础。高级职责更符合院校自身的利益，院校研究办公室如果能够很好地履行这部分职责的话，那无疑它就对所在院校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服务。但是，此方面功能的实现程度则取决于这个院校是否情愿对院校研究工作予以支持。他还同时指出，对院校研究职责的具体划分可能有多种体系和方法。这里给出其中一种，它将院校研究活动划分为四个方面的职责或范畴，即：(1)管理信息服务；(2)研究与评估服务；(3)规划和市场评定服务；(4)技术支持和咨询服务。当然，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受到人员、预算和其他资源的限制，大多数院校研究办公室不可能承担上述全部职责。因此，对这些工作重要性排序的问题自然就变得非常重要。[19]
由此可见，美国高等学校中的院校研究机构(OIR)绝不是“学术”机构，而是为院校管理和决策提供服务的“工作”机构。这种机构内化在院校的组织结构之中，同时隶属于院校行政管理系统，是院校行政机构体系中的一个部分。但它与一般的行政管理机构又有着明显区别。因为它不负责有任何直接管理学校某方面行政事务的责任；一般不介入解决学校当前的具体问题，而主要研究对学校的运转与发展有较重大意义的问题；它有相当大的独立性，既为学校有关方面的决策提供咨询，也为校内外各种机构和个人服务。“因此在实质上它是行政管理部门中的一个专门从事研究和咨询服务机构。”[20]
三、关于“院校研究”的几点初步认识
首先，从笼统意义上说，院校研究活动可以追溯的历史是比较悠久的。但是作为单个院校内的一种组织化的行为，即院校研究“院校化”(institutionalization)的实践则是比较新鲜的事情。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院校研究活动经历了由“自发”到“自觉”、由“零星”到“系统”、由“分散”到“组织化”的发展历程。
第二，院校研究是对所在高校的运行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评估的自我研究。作为一种活动和现象的反映，它是20世纪中期产生于高等院校内部，与传统的教学、科研、管理等活动相区别的研究活动。作为一种研究活动，它与旨在增进高等教育学科知识的学术研究相区别。院校研究着眼于院校内部管理的实际问题，其基本职责是收集、完善和规范院校数据，为院校管理和发展提供信息和咨询服务。院校研究者所做的“研究”主要不在于“增进知识”，而在于“应用的目的”，他们提交的“研究报告”主要用于决策者改进高等学校的管理、决策与规划。
第三，院校研究是高等学校自我研究与管理实践相结合的一种制度设计。院校研究活动在高等学校内部有明确的工作内容和专门的机构设置。研究者所作的研究不是出于个人的学术兴趣，不是个人的研究行为，而是高等学校内部制度规定的一个环节，是学校行为。这也是美国院校研究能够在高等学校管理与发展中发挥其作用的体制保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类型的院校，院校研究机构在不同院校内部报告关系、服务对象不同，院校研究的职责和任务也不尽相同。
第四，院校研究所影响的国家和地区正在日益增加。在欧洲，高等教育领域对于院校研究方面的兴趣越来越大。一段时间以来，英国大学已经收集了关于它们自身运行的数据，在德国、法国、荷兰和东欧，那些规模较大的院校收集关于学生入学、院校概况、财政数据以及其他有关资料。部分亚洲国家也开始注意收集大量有意义的院校数据。可以预见，院校研究作为一个实践领域，在世界各国高等学校管理与发展过程中必将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
总的来说，国内对于院校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表现在涉及国外文献较少，许多材料提供的观点大多是一家之言，缺少整体把握，系统性不够。对院校研究的理论问题研究甚少，对院校研究实际的运作模式知之不多，对院校研究“中国化”的机制和途径探索尚未全面开展。结合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和高等学校管理现状推进我国高等学校院校研究的实践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