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的国际流动和国际关系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人口论文,理论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国际关系理论和人口的国际流动
如何看待人口的国际流动，在今天的国际社会中成为识别国际关系理论的标准之一。因为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不能将人口的国际流动这一现实包摄在其理论框架之中；而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却具有这种可能性。不过，后者也存在相应的局限性，关于这一点将在下文中谈到。
本文所说“人”是指普通人，是指那些为日常生活劳碌奔波的市井布衣。而“国际流动”指的是跨越国境的移动。这种普通人的国际流动现象的急剧增加，成为现今国际社会中显著的特色之一。
在“人口、物质、金钱、信息”的国际流动中，对“人”的流动学术上探讨得最少。本文旨在掌握人的国际流动的实际情况。首先对以往的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状况进行概括、总结，进而探讨人的国际流动的各种形态，并指出国际关系理论的新的可能性。
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特点，一言以蔽之，将国家视为谋求“合理性”行为的磐石、国际关系中优越的行为主体，并以此解释、说明国际政治现象。因此，人的国际流动现象在本质上与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并不投缘。当然，从现象上看，人的国际流动远在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形成之前就已大量出现。从理论上看，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也研究过人的国际流动问题。政府首脑、外交官、军人、士兵、殖民者以及留学生的国际往来是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国际政治现象中不可欠缺的一部分。但是，他们不是通常所说的一般人，他们受部分国家权利的委托，作为具有官方权利的人进行国际往来。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把他们作为国家的一部分或付属品，而不是独立的主体。从这一意义上说，他们反而是“无名的”人。能够在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仅是这种类型的人。例如，被视为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学代表作的H.J.摩根索的《国家间的政治》，就是从上述角度论述了外交官、军人、殖民者的国际往来，当然完全没有论及国际游客、留学生等。他把人归纳为国民，把“国民性”、“国民士气”仅仅作为国家力量的一部分。这从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本质上说，实属必然。最近出版的K.J.霍尔斯蒂的《国际政治：分析的框架》一书也是如此。
另一方面，K.W.多伊奇的教科书《国际关系分析》，论述了留学生及世界性运输的大量增加、大众传播高度发达的当今世界中“人”的社会、文化变化、归属认同等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问题。特别是从宏观角度论述世界问题时，就持续几千年不变的诸多模式在我们一生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指出：“人类目睹其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并通过大众传播及时获取信息。这里所谓的变化也包括几百万人的经验的增加、他们所需要的公共服务的完善、经济安全的加强、社会保障的增加等事实。而且，人们谋求归属认同，希望归属于某一场所、某一个集团。在这瞬息万变、过于复杂的世界中，试图寻求一种简明的指南，而这本身也成为变化的一部分。”他论述了地域的统一和国际的联合，在分析超民族主义的国际关系时，基本上把人的国际流动包括在其论旨之中。卫藤渖吉等著《国际关系理论》，在日本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教课书之一，它注重国际关系主体的多元化，并指出多种主体之间的复合关系。此书还没有文化交流一节，论述了留学生问题。自由主义、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和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试图分析国际关系中的个人。
最近，人口的国际流动现象的急剧增加，远远超出了上述学者在5年或10年前的预测。这种量变引起有关理论性质的变化。例如多伊奇的上述论述表明，他对于面临现代的变化而困惑的“人”，依然试图从“国民”的政治统一中寻求解决困难的答案。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将国家视为国际关系中优越的行为主体，而自由主义、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却试图用“国民”去替换国家，但仍然不能从理论上完全包括人口的国际流动。这就需要其他新的国际关系理论来解释这个问题。
在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目前处于鼎盛期的是研究相互依存、跨国关系的理论。相互依存理论虽然也分析人口的国际流动，但是不能透彻地分析人。它运用整体结构分析方法和划分问题领域的分析方法都不足以说明国际关系的动态，因此提出了广义的国际组织理论。这种理论认为，特定的国际关系的持续或变化，并不取决于整体结构分析模式所谓的“国家之间综合力量的分配”，也不取决于问题领域分析模式所谓的“特定领域中国家间综合力量的分配”的持续或变化，而是取决于广义的国际组织，即政府之间或政府横项关系的网络、规范及制度本身的结构。L.克恩和J.内伊把不具备官方制度的特定的国际组织也包括在分析国际关系变化的具有独立变数的国际组织中。因此相互依存理论似乎也在分析人口的国际流动。事实上他们确实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跨越国界的金钱、物质、人口、信息的流动”急剧增加。但是，在他们列举的具体例子中，除了公务关系之外，只有政府精英分子之间的非公务联系，或非政府精英分子之间的非公务联系、以及跨国公司等多国籍组织间的联系。无论怎么扩大所谓的“广义的国际组织”，也无法超越精英分子的范围。在他们看来，“跨越国境的人的流动”的增加，只不过是“相关性”的增加而已。如果没有产生有意义的影响，就和相互依存的政治学无关。对谁而言的“有意义的影响”呢？显而易见，相互依存理论研究的主要行为主体是国家、政府（以及相关者）。在笔者看来，相互依存理论虽然能够论述人口的国际流动现象，却把它排除在了研究对象之外。相互依存理论只是把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学中与政府有关的“无名的人”培养成为“有名的人”而已。
综上所述，在迄今的国际关系理论中，还不存在能够正确分析人口的国际流动的理论。笔者虽然指出了这一事实，但尚不能提出一种新的理论。本论文将首先把握形成理论化基础的事实。现在我们所探求的理论并不是为了应付眼前急剧增加的人口的国际流动这一事实，而是要求从更深、更本质的层次进行理论的变革。
二、人口的国际流动形态
为了创建赖以分析国际人口流动的国际关系理论，首先必须掌握它的实际形态。为此必须，1、对人口的国际流动的形态分类；2、分析人口的国际流动发生的原因；3、人口的国际流动的影响和意义。
1、形态：人口的国际流动是指普通人跨越国境的行动。对其形态进行分类的标准之一是，在某一时间跨度中（比如在人的一生当中），人是在流动前和流动后的土地上多次往返，还是流动一次以后原则上不再返回流动前的土地。为方便起见，姑且把前者称为暂时流动；后者称为长期流动。在暂时流动者的类型中，有国际游客、留学生、从事国际交流的学者、研究者、从事国际文化交流的艺术家等，还有出国挣钱的工人、企业派往海外的职员、在海外担任技术合作的人（及其他们的家属）等。最为频繁地跨越国境的极端例子是从事边境贸易的人和每天跨越国境上班的人。在长期流动者的类型中，有定居移民、难民、流民、流亡者、国际通婚者、中国的日本遗孤等。但是，很难将暂时流动者和长期流动者截然分开，例如有的研究表明，定居移民和跨越国境上班者生活在同一背景中。
人口的国际流动的另一个分类标准是，某人的国际流动是自愿的，还是非自愿、强制性的。前者的代表事例是留学生和国际观光；后者的典型事例是难民和流亡者。这容易使人产生错觉，似乎暂时流动是自愿流动，而长期流动为非自愿、强制性流动，两种分类标准好象是重叠的。其实不然，被划分为暂时流动者的出国挣钱工人、企业派往海外的职员中，有不少属于非自愿的强制性流动；而被划分为长期流动者的定居移民、国际通婚者中，也有很多自愿流动的例子。即使在强制性最突出的难民当中，还有自愿的难民（政治难民和经济难民）。因此，留学生、国际观光游客、定居移民、出国挣钱的工人、企业派往海外的职员、难民等，这种现象上的分类意义并不大。应当将上述分类标准结合在一起，进行更为形式化的分类，同时加强实证研究。
自愿流动与非自愿流动、暂时流动与长期流动这两种分类标准如何搭配、组合，与另一个因素有关。即围绕某一流动行为的两个国家及社会的性质。简而言之，人口的国际流动与国家密切相关。无论是可以反复多次的个人自愿的暂时流动，还是变得“容易”了的非自愿的长期流动，都反映了现代国家的性质。
2、发生原因：今天，人口的国际流动如此盛况空前，特别是暂时流动如此频繁的原因是国际交通手段、国际信息手段的发达。这种发达直接对人的国际流动和国家的关系产生影响，促使前者发展，给后者的性质带来变化。国际信息手段的发达“使国境的墙壁变矮了”，这种形容虽已陈旧，但不能否定它减少了国家的非渗透性。国际信息手段的发达是当今人口的国际流动的首要原因。
造成人口的国际流动的其他原因可以从处在流动两端的双方社会的状况，或它们之间存在的差别中寻求。在留学、定居移民等其他各种形态的国际流动中，成为流动出发点的社会中存在的“送出原因”，和成为终点的社会中存在的“吸引原因”都起了作用。过去发达国家大多为人口流动的接受国，但是，它们的吸引力正在减弱，现在倾向于把研究的比重放在送出的原因上。接受国一方也出现了人口的国际流动现象，日本也不例外。另外对两个社会之间存在差别最近也有一些新的看法。过去，“公共服务、经济安全、社会保障”等经济上的差别几乎总是人口流动的诱因，但是在今天，文化上的差别也成了并不逊色的诱因。随着这种变化，差别也不总是对经济发达国家有利了。
人口的国际流动有时是其国内流动的继续。例如在墨西哥，农业工人从农村向城市流动时，无论是迁移还是在新的土地上定居、或是开始新的生活，同乡集团的援助都起着不可欠缺的作用。而且人们又以完全相同的形式向国外（墨西哥几乎都向美国）流动。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国外，一个农业工人连续性地迁移着。在这样的例子中，整个过程中迁移的原因在最初的农村，而且，流动者要经历两个阶段的迁移，虽然他们跨越了国境，但对他们来说国境似乎是不存在的。今天，人口的国际流动的根本原因在于受到世界规模的“现代化”浪潮的冲击，国家和国境的变化也不例外，属于其中的一环。
三、人口的国际流动的意义
在本节中，将探讨人口的国际流动对于国家和人具有什么意义。关于人口的国际流动与国家的关系，江藤淳指出：“在国民看来，国家的自由也反映在诸如有没有国际流动的自由上，在旧金山和约生效之前，政府官员必须获得总司令部的证明书，在限定的目的之下，以列席国际会议的形式出国，或是派遣留学生，但没有出国的自由。旧金山和约生效之后，至少在表面上可以有国际性的自由往来了。这意味着国家相应地变得自由了。”江藤把人口的国际流动和国家的成熟程度联系起来考虑，不愧为独具慧眼的评论家。不过，江藤显然认为决定国际流动自由的是国家。因为他接着指出：“现在有些人认为国家经济正在跨越国境，持这种见解的不仅限于经济专家，而且还有国际政治专家。实际上这是奇怪的论调，因为在现实世界中，不存在跨越国境的财富的自由流动，也不存在跨越国境的人的自由流动，国境制约了这一切。”的确，人的国际流动较之物质跨越国境的流动更受到国境（即国家）的制约。但是，在现实中，国家已经逐渐难以控制大量涌现的人口的国际流动了。
用现实对江藤的理论性解释加以批判也许不够公正（不过，江藤本人确实认为人的国际流动的自由“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可能的”）。但是，日本宪法第22条规定国民具有移居海外的自由和脱离国籍的自由。国际人权条约第12条第2项也规定国际迁移的权利是基本人权。人的国际流动的自由不仅“反映了国家的自由”，而且是建立在基本人权思想之上的现代国家存在的条件。所谓成熟的国家不是国境森严，限制国民的国际流动的国家，而是与此相反的国家。
尽管如此，在现实中，今天的国家越来越受到不断增长的国际人口流动的“困扰”。因为国际流动人口的增加不仅削弱了现代国家基本特征之一的非渗透性，而且使国家的构成本身发生变化。例如在瑞士，人们已经意识到“外国人过剩”问题，威胁到这个国家自建国以来保持的瑞士人口的均衡、以及历史上形成的国家理念，“外国人过剩”问题常常和瑞士国家联系起来考虑。法国的移民工人问题，迫使人们提出重新探讨国家概念这个“根本性问题”。人口的国际流动使经典的近代国民国家法国几乎要成立复合民族国家，动摇了“一个民族、一个国民、一个国家”的格局。姑且不论人的国际流动的自由是不是国家的基本条件（今天仍是国家左右着人口的国际流动），这种现象无疑已经对国家的性质提出了疑问。
人口的国际流动给国家带来的影响和问题，同样也影响到人自身。有没有国际流动的自由，有没有选择国籍的自由，这是人权问题。在日本，人口的国际流动涉及人权问题时，完全属于国际法学者的研究范围，而不是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政治学领域中的研究课题。今后，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政治学领域的学者们应当和其他领域的学者切磋交流，从更加广阔的范围深入探讨这个问题。
人口的国际流动摆在人们面前的另一个问题是广义的文化选择问题。即那些在国际上流动的人们为什么要长期或短期地从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流动。对于接受国又有一个如何接受流动人口的问题。无论对于哪一方，人口的国际流动都产生对新的生活环境适应的问题。是否进行国际流动既是政治选择，同时又是文化选择。这种流动既是国际性的，又是跨文化的流动。仅就语言问题而言，国际流动需要人付出代价，也是一种冒险。尽管如此，人们仍然果敢地选择国际流动。相反，另外一些人却决定留在原籍。这种文化选择的问题对于进行国际流动的人（和国家）是一个核心问题。
有关这个问题，迄今为止的解答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A.O.希施曼的《退出、发言、以及国家》的解释方法。这是希施曼为解释消费者对财产、服务的选择行为而设立的模式，这个模式也很好地说明了人对国家的选择行为。例如，书中简要分析了在饥荒年代，一部分人作为移民离开爱尔兰岛，另一部分人依然留在那儿的原因。而且指出，爱尔兰岛那种贫困的小国当时没有举国移民到富有强大的美国，是因为人们对文化的执着眷恋。这种解释对于我们富于启示。这种分析模式既能够分析人口的国际流动对国家的意义，也能够分析对人的意义。今后在研究人口的国际流动的意义时，这种模式是很好的起点。
在长期接受国际流动人口的国家和社会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倾向，对于新移民不再象从前那样试图融合，而是出现了“隔离共存”的状况。迁移者与同乡形成了单独的外来群体。这种方法减少了人口的国际流动在文化选择上所要付出的代价，对于接受一方的社会来说，也是出于经济的需要和维持文化同一性的需要而采取的使社会保持均衡的方法。但是，在这过程中国民国家开始出现性质的变化。今天，在世界各国民族集团蓬勃兴起的背景中，除了民族集团的政治化现象以外，还有人口的国际流动现象。人口的国际流动使一个国家中多种文化集团的对立共存现象更加明显。很久以前，孔德就预见到未来的人口的国际流动，并赋予这种行为“访问权”，从自由行使这种权利中预见建立世界公民体制的可能性。但是，在大量的人口的国际磷动成为现实的今天，出现在人们面前的国际社会的现状，与孔德描述的国际社会并不相同。
国际流动人口的大量增加，如果与某种预想和期待相反，进一步造成文化的多元化，并给一个国家带来文化摩擦和矛盾，那么人口的国际流动不是导致了与世界和平相反的效果吗？有关这个问题，在现阶段除了进一步研究人口的国际流动现象，加深对新的国际社会的探索以外，还没有其他解答。一些论文指出，期待着在国际流动者内部产生所谓的“国际理解”也是一种可能性，这为我们指出了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