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产能”的增长如何跑赢“有毒产能”的退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能论文,健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3年我国农业生产再获丰收。全国粮食产量60194万吨，比1978年增长97.5％；棉花产量631万吨，比1978年增长191.2％；油料产量3531万吨，比1978年增长576.7％；糖料产量13759万吨，比1978年增长477.7％。同期，其他主要农产品产量也都是成倍增长。经过35年的发展，我国农业综合产能达到了一个多年前难以想象的历史新高度。
问题在于，面对这样一个历史新高度，我们很难“喘口气”。2014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要求，“建立农业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以解决好地少水缺的资源环境约束为导向深入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在保障当期供给的同时，更加注重农业可持续发展”，从而“实现高产高效与资源生态永续利用协调兼顾”。之所以这么强调，是因为与我国工业部门普遍存在产能过剩现象不同，我国农业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产能严重透支。也就是说，目前达到的农业产能中相当部分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的，是在“吃子孙饭”，是在透支未来。这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的产能，是一种不健康的产能，也可以说是一种“有毒产能”。
“有毒产能”之一：以过量使用现代投入品为代价换取的产能。我国人多地少，农业实行集约经营具有客观必然性。但化肥、农药等现代投入品的使用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也远远超过合理使用水平。我国耕地面积不足全世界一成，却使用了全世界近四成的化肥；我国单位面积农药使用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过量施用化肥和农药提高了产量，却污染了环境。一些地方的水体污染和土壤污染严重，给农产品质量安全埋下了隐患。使用地膜有利于保温保墒、提高单产，但残留地膜回收率低，有近一半的农膜残留在土壤中，造成“白色污染”。
“有毒产能”之二：以严重超采地下水为代价换取的产能。我国华北地区地表水资源严重不足，长期靠超采地下水支撑农业生产发展。这在河北省尤为突出。河北省常住人口7200万，耕地1亿亩，但水资源总量仅200多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仅270多立方米，是全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的八分之一。河北省年平均地表水资源量已不足80亿立方米，比上世纪50年代减少了近125亿立方米。地表水资源不足，就转向开采地下水。但长期过度开采地下水，华北地区已出现世界罕见的漏斗区，面积超过4万平方公里，形成了以保定、衡水、沧州等地区为中心的多个漏斗群，衍生出一系列次生灾害和环境地质问题。有专家警告，如果不尽快扭转这种局面，“30年后，古老而美丽的华北平原将会消失”。
“有毒产能”之三：以侵占湿地为代价换取的产能。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全国湿地开垦面积达1000万公顷，全国沿海滩涂面积已削减过半，“千湖之省”湖北省的湖泊锐减了三分之二。黑龙江已成为我国最大的粮食生产省份，与大规模围垦湿地有很大关系。黑龙江三江平原是我国最大的平原沼泽分布区。据统计，1975年三江平原自然沼泽面积为244万公顷，占平原面积的48％；1985年沼泽面积下降到150万公顷，占平原面积的29％；到1990年沼泽面积仅剩113万公顷，仅占平原面积的22％。该区域随着自然湿地面积的逐渐减少，湿地生态功能明显下降，生物多样性降低，出现生态环境恶化现象，如风蚀加重、土壤局部沙化、盐渍化、水土流失加重、旱灾次数增多，等等。
“有毒产能”之四：以水土严重流失为代价换取的产能。上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为扩大耕地面积、增加粮食产量，我国不少地方进行了长时期、大面积的毁林毁草造地。1998年我国遭遇大范围洪水之后，于1999年启动退耕还林工程。截至2013年底，全国累计退耕还林1.39亿亩，是迄今为止我国累计投资量最大的生态建设项目。但目前我国还有6500万亩陡坡耕地、4000多万亩严重沙化耕地在耕作，造成严重水土流失。
“有毒产能”之五：以利用污染土壤、影响食品质量安全为代价换取的产能。土壤与大气和水并列为人类环境的三大要素，而几乎所有的污染都会进入土壤。我国土壤污染状况已经影响到耕地质量、食品安全甚至人的身体健康，其中最严重的是重金属污染。据媒体公开报道，环境保护部2006~2010年开展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结果表明，我国中重度污染耕地约5000万亩，与国土资源部的地质环境调查结果基本一致。这些受污染的耕地，主要分布在工业化程度比较高的长三角、珠三角、部分老工业基地等地区。这些地区正是我国农业高产地区。
2014年中央1号文件强调，要促进生态友好型农业发展，加大生态保护建设力度，逐步让过度开发的农业资源休养生息。国家将采取四项措施：一是启动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试点，通过财政奖补、结构调整等综合措施，支持受污染的耕地逐步改种转作；二是启动华北地下水超采漏斗区综合治理试点；三是启动湿地生态效益补偿和退耕还湿试点；四是启动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在陡坡耕地、严重沙化耕地、重要水源地逐步实施。实行农业资源休养生息的实质，是要让目前仍在利用的农业“有毒产能”逐步退出。顺利实施这项战略举措，不仅需要国家投入大量补助资金，而且需要提高农业“健康产能”，并力争使“健康产能”的增长跑赢“有毒产能”的退出，从而使农业总产能得以逐步提高。为此，需要付出艰苦努力。
一是保护好现有耕地。据2013年底公布的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结果，截至2009年底，全国耕地面积为203077万亩，比基于第一次全国土地调查逐年变更到2009年的耕地数据多出20380万亩。这主要是由于调查标准、技术方法的改进和农村税费政策调整等因素影响，使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的数据更加全面、客观、准确。应该看到，这些“多”出来的耕地实际上早就在耕种，并不是真的新增加了耕地；2009年全国人均耕地仅1.52亩，比1996年第一次全国土地调查时的人均耕地1.59亩有所下降，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更应该看到，我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还没有结束，建设用地供需矛盾仍很突出，耕地保护形势仍十分严峻。在这个背景下，耕地红线仍要严防死守，现有耕地面积必须保持基本稳定。应严格执行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做到产能的占补平衡，防止多占少补、占优补劣；建立健全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用经济手段调动农民保护耕地的积极性；划定城市开发边界和永久基本农田，严格保护城郊水田、水浇地等优质耕地。
二是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认真实施刚刚发布的《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总体规划》，以进一步提高农业水土资源利用效率为核心，集中力量推进土地平整、土壤肥沃、集中连片、设施完善、农电配套、生态良好、抗灾能力强，与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相适应的旱涝保收、持续高产稳产的高标准农田，亩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高100公斤以上。到2020年，完成8亿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其中，“十二五”期间建成4亿亩。应优化建设布局，以粮食主产区、非主产区产粮大县以及其他粮食增产潜力较大的县为重点，采取集中投入、连片治理、整体推进的方式进行建设，确保建一片成一片。应注重综合治理，把田间灌排工程建设和耕地质量建设摆在优先位置，加强资源节约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减少水土流失，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应创新体制机制，加强部门协调，增加财政投入，充分发挥新型生产经营主体的作用，积极引导各类社会资本投入，各类项目按标准化要求建成后应及时确权登记、明确管护主体和经费来源。
三是发挥科技支撑作用。近年来，我国农业科技应用步伐加快，通过良种良法推广、高产创建、测土配方施肥、土壤有机质提升、深耕深松、旱作节水、病虫害统防统治等一批稳产高产防灾减灾实用技术，促进了粮食的连续多年稳产高产。据统计，2012年我国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提高到54.5％，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57％，良种覆盖率在96％以上，科技进步已成为提高粮食产量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关键措施。然而，发达国家农业科技贡献率一般在70％~80％，德国、英国、法国等超过了90％，我国还有20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应大力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做大做强现代种业，加快农业生物育种创新和推广应用，开发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和自主知识产权的生物新品种；开展高产创建，加强高效栽培、疫病防控、农业节水等领域的科技集成创新和推广应用，实施水稻、小麦、玉米等主要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促进农机农艺融合。
四是调动和保护好“两个积极性”。既要让农民种粮有积极性，也要让主产区抓粮有积极性。从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来看，现阶段应继续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政策，并探索形成农业补贴同粮食生产挂钩机制、让多生产粮食者多得补贴；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规模效益是增加农民种粮收入的根本出路，应促进土地经营权流转、集中，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从调动主产区抓粮积极性来看，应建立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在确定中央对地方的纵向财政转移支付时加大粮食因素的权重，支持粮食主产区发展粮食加工业，降低或取消产粮大县直接用于粮食生产等建设项目资金配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