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大学 文学院 昆明 650091
摘要：华裔和中国文化因素是贯穿彼得?凯里整个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在他的小说中较为真实地再现了华裔在澳国历史上的处境。凯里的创作打破了澳国文学史上对华裔和中国的类型化表述，同时也强调了某些类型化表述。在澳大利亚的民族认同中，由于白澳政策的长期存在和深远影响，使得备受压制的华裔的族裔认同走向了社会主流认同的反面。然而，华裔的这种反向认同也促进了澳大利亚以白人为主的民族认同的形成。
关键词：彼得?凯里；华裔；文化认同；套话
*本文为云南省教育厅项目“彼得?凯里小说文化认同研究”（项目编号为：2015Y028）研究成果。
澳大利亚著名作家，两次获布克奖的彼得?凯里在其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的华人形象。我们可以说，华裔和中国文化因素是贯穿彼得?凯里整个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在他的小说中较为真实地再现了华裔在澳大利亚历史上的处境。凯里的创作打破了澳国文学史上对华裔和中华文化的类型化表述，同时也强调了某些类型化表述。在澳大利亚的民族认同中，由于白澳政策的长期存在和深远影响，使得备受压制的华裔之族裔认同走向了社会主流认同的反面。然而，华裔的这种反向认同也促进了澳大利亚以白人为主的民族认同的形成。
一、凯里小说中的华人文化景观
彼得?凯里在他的短篇小说《美国梦》和12部长篇小说的大部分都写到了华人和中华文化。从《美国梦》中勤快而又任劳任怨的中国工人，到《幸福》中作为敌对意识形态的“共产党”，再到《魔术师》中已经融合和抗拒融合的不同华裔类型，凯里向读者展示了澳国历史上华人的诸多面相。不仅如此，凯里还将中国功夫、中餐馆、华人赌场和中国的语言文化在澳洲的遭际融入到了其小说创作之中。
凯里小说的华人文化景观呈现如下：短篇小说《美国梦》中任劳任怨的中国工人群像。短篇小说《最近一个夏天他找到了她》出现了作为背景的旧的华人淘金矿。《幸福》表现的是20世纪60-70年代的澳大利亚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变，这一时期的美国已经代替英国对澳大利亚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美苏争霸、北约和华约的对峙，这些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也反映到凯里的作品中。因此小说中除了提到中国食物和中国功夫——太极，使人能联想到中国和中国人的就只是反复提到的共产党，澳大利亚人把癌症都看成是共产党的阴谋。《魔术师》里的拜杰葛瑞的中国养父和魔术老师谢刚英聪慧、狡黠、世故、神秘。凯里在这部作品里把中国人分为两类，一类是英语说得很好的与白人没有交流障碍的被同化了的华人，这一类人能完全融入当地生活，甚至他们的后代已经成为澳华的各行领袖；另一类是保持人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包括语言而抗拒着同化的华人，这一类人往往为白人所憎恶。《奥斯卡与露辛达》里集中描写了华人赌场的环境、开赌场的华人、娶白人女子的华人以及彩票和番摊关联的汉字文化。《税务检察官》出现了中国地名“上海”以及比喻义上的“中餐馆侍者”。《特里斯坦?史密斯不寻常的生活》中出现了中餐馆和埃菲克华裔。《杰克?迈格斯》中出现了比喻义华人“像中国人一样”和中国绉纱。《凯利帮真史》比较集中反映了淘金热之后的华人生活状况，华人是为澳洲社会底层被抢劫的生命和财产得不到安全保障的悲惨族群。《我的生活有如冒牌货》展现了形形色色的华人：中国管家、妇女、男孩、邻居、诗人、侍者、宅男、强盗……。《偷窃：一个爱情故事》提到了中国人，唐人馆、唐人陵墓、唐人商品菜园，中国爆竹，中餐馆，东百老汇的唐人街，唐人街满地的烂卷心菜，开出租车的中国人。《他的非法自我》里的中华要素则是意识形态上的“毛主义者”。 《主仆美国历险记》里提到了乾隆朝代、乾隆碗、中国式的、中文。《化学的眼泪》写到钟点工华裔和抽烟的中国佬。
总的来说，在彼得?凯里的长篇小说中，华人和中国因素的出现有三种历史境遇和状态：1）白人视听下的华裔为自己的历史文化作辩解；2）被注视、被评判、被消音的群体；3）作为小说历史文化背景存在的中国因素。凯里小说中的华人文化景观犹如一幅镶嵌在澳大利亚历史中的色彩斑斓的风俗画卷，这里写满了华人的喜怒哀乐，在白人的视、听、说之下我们可以看到澳国历史上有关华人形象的建构被作者或解构或加强。
二、凯里笔下的华人形象套话
殖民统治者为使其统治合法化，发明出了有关他者种族的诸多套话（Stereotype，或译类型、原型、刻板印象等），这些套话成为殖民统治的基础，歧视就是套话的“政治效果”。澳大利亚殖民统治时期发明的有关澳洲华人、澳洲土著等的套话成为澳大利亚立国的种族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澳大利亚这个国家就是在排华浪潮上建立起来的。美国作家布勒特?哈特在他的《中国佬约翰》中发明了“中国佬约翰”，作为被鄙视的华人形象的套话，这个词在澳大利亚文学史上长盛不衰。霍米?巴巴认为，套话是一种再现模式，它是殖民统治的权利工具，这个工具通过再现种族关系、文化、历史等差异，将被殖民者解析成一个堕落的类型，从而确立起殖民主体双方的不同位置，为殖民统治提供了合法性。澳大利亚历史上有关华人形象的套话正是这样一种殖民统治话语。澳大利亚的新闻媒体、文学作品不断地强化这类华人形象套话。巴巴曾说套话并非一种简化，它是给定现实的错误再现，是再现的一种被抑制、被固定的形式。澳大利亚历史上有关华人形象的套话完全是由白人视、听、说主导的甚至是有意歪曲的“错误再现”。巴巴认为套话还是“一种多重、矛盾的信仰形式。欢愉/不快、控制/防御、知识/否弃、缺场/在场的矛盾……”。[1]P75澳大利亚历史上关于华人形象的套话也是这样一种多重、矛盾的信仰形式，因此凯里笔下华人形象往往是混杂的矛盾的存在。凯里在他的作品中塑造了勤劳的华人、好赌的华人、肮脏的华人、被抢劫的华人、吃人的非基督徒等华人形象。
（一）勤劳的华人
凯里在其短篇小说《美国梦》中反复提到中国工人，“格利森雇了批中国工人开始修围墙”；“格利森又回去指挥他雇的中国工人修围墙”；“有时候看到中国工人用长木板抬着砖块吃力地慢跑”；“他们看见中国工人跑来跑去”；“中国工人卖力地工作着……。”[2] P147-157读者可以从以上的描述中看出，不管是建立小镇模型还是拆除围墙，所有的工程都是由中国工人完成。彼得?凯里在此隐喻澳大利亚的现代化进程，离不开中国劳工的辛勤劳动。勤劳的中国工人的存在是澳大利亚社会不可或缺的部分。《魔术师》的主人公拜杰葛瑞从他的养父谢英刚那里学到了如何变大和变小，如何神秘消失，如何剥牛皮、屠杀生猪，如何搭配衣服和鞋子，如何改变自己口音，如何调节步行节奏。这从侧面说明了谢刚英的勤劳能干。在长篇小说《凯利帮真史》中，彼得?凯里刻画了19世纪澳大利亚的华人淘金工，他们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勤劳。凯里借主人公内德?凯里眼和口叙述：“我们还碰到一群中国人，他们正打着灯笼在洗矿槽里干活。这是很早以前白人矿工废弃的矿井，‘天朝人’重新淘洗筛选过的矿砂。他们不停地干活儿，连渐渐逼近的丛林大火也无法把他们赶走。” [3]154在这段描写里，我们可以看到华人淘金工在条件极差的情况下夜以继日的工作甚至必要的休息都省略了，面对可能会带来生命危险的丛林大火还在卖命坚持。勤劳华人的形象套话在凯里的以上作品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在第三个例子里，华人的勤劳蕴含了舍生忘死的执着与麻木。因此，凯里对华人的勤劳感情是复杂和二分的，因为他看清了其中的利与弊。
（二）好赌的华人
彼得?凯里以“赌博”为基本情节建构的小说《奥斯卡与露辛达》，除了演绎信仰上的赌博——“帕斯卡赌注”，讲述主人公奥斯卡迷恋过的澳大利亚人最喜欢的赌马，就是不遗余力地对华人的彩票、番摊等赌博项目进行一番铺陈。凯里描述道：“在乔治街上可以看到中国人所经营的彩票生意，那位天朝臣民……。”“她给桌旁的中国人6便士，拿到了票子。她很快，而且是急切地在上面圈了10个汉字。一共有80个字。她不懂这些词的意思……。”“第二间里玩的是番摊，屋子四周昏暗无光，比帕克阿普那间可要暗多了……。”[4]291-303彼得?凯里在这部获得布克奖的作品中，强化了华人好赌成性的形象。华人开设赌场、参与赌博、翻新花样，而且让信仰上帝的欧洲白人也参与其中。华人的彩票和番摊都与中华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汉字的成为赌博的筹码和断定输赢的符码。凯里对这个比较符合中国实际的套话采用的不是解构而是强化的策略，华人的赌博与奥斯卡的赌马并置作为西方文化和中华文化相沟通的一个连接点，处理的非常巧妙。彼得?凯里提到的第三类中国式的赌博是麻将。在他的第二部获布克奖的作品《凯利帮真史》中，凯里在前面充分可定了华人是勤劳的同时展示他们身上也有着好赌、懒散的特质。“茅屋外面，几个中国人正围坐在一块很宽的木板四周打麻将。这些人个个精瘦，就像准备拿盐腌了长期保存的肉干儿”。[3]154辛勤干活的淘金工和爱好打麻将的赌鬼是并存的。彼得?凯里在《凯利帮真史》中，解构了澳大利亚文学用二分法表现华人的传统，打破了无恶不作的恶棍和拥有无比优越性的类型化华人形象的界限。
（三）肮脏的华人
华人在澳大利亚历史上受到攻击的另一点是——肮脏的中国佬。在彼得?凯里作品提到华人的地方环境都不太好。如《奥斯卡与露辛达》中的华人赌场，《凯利帮真史》中淘金工忙于汗流夹面的谋生没时间休息更不用说好好打理自己，《魔术师》中讲到谢刚英和他的华人亲属生活的环境也是不那么令人愉快的，《我的生活犹如冒牌货》里对东南亚华人生活圈的描绘也不乏脏乱的场面。我们先来看华人赌场脏、乱、差的环境。《奥斯卡与露辛达》中如此描述：“这地方香烟缭绕，有狗尿味，还有那些干力气活却一星期洗一次澡的人体味。如果你把湿抹布丢在水桶里，那也会有这气味。” [4]297其次，华人留着长辫子，不爱洗澡。长辫子加上没有时间清洗头发肯定很脏，勤劳的淘金工常常是野外作业，忙碌得没有时间和条件洗澡，因此肮脏的、发臭的成为白人攻击华人的一个要点。彼得?凯里颇为幽默地解构了澳大利亚社会这一对华人偏见，“霉臭味根本不是那个中国人的，而是来自一个长着乱蓬蓬的黄眉毛、上了年纪的苏格兰人。”[4]300
（四）受攻击的华人
在澳大利亚历史上排华浪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白澳政策”的实施主要为压制华人。因此澳国历史上针对华人的谋杀、抢劫、殴打等层出不穷。彼得?凯里站在白人文化的基点之上但又不得不正视历史现实，他在《凯利帮真史》中塑造了澳国社会冲突的受害者的形象——受攻击的华人。在这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在丛林大盗抢劫的过程中还是在底层白人发泄愤懑的时候，华人都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华人阿福来到内德?凯利家，他想买酒喝但被内德的母亲拒绝。内德担心阿福是被他们抢劫过的那个华人害怕被认出来，因此在躲闪间他把阿福递给他的玻璃球甩得满地都是，阿福叫他捡起来但遭到拒绝。倔强粗暴的凯利家的孩子们把无辜的阿福痛打了一顿，阿福不能忍受他所遭受的屈辱而控告于警察。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另外，在这部小说了凯里描写两个哈里?鲍威尔抢劫华人的场景。面对危险和危机，人们总是把它转嫁给势弱者，华人在当时的澳大利亚就是处于这样的地位，在每次的被抢劫的场景中，他们都毫无例外地被拽出来推到歹人的枪口前。华人在殖民地澳洲处于最卑下的地位，干着最辛苦的活，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却得不到殖民政府的保护。彼得?凯里解构了澳洲殖民政府界定的“华人是社会不安定的主要因素”，指出他们是殖民地澳大利亚的弱势群体。
（五）吃人的非基督徒
中华文化中儒道释三家影响下形成的泛神和多神信仰与西方基督教一神论的信仰相遇，造成的误解和冲突在彼得?凯里的笔下也有所反映。例如，《魔术师》叙述者郝伯特?拜杰葛瑞从小被灌输华人是吃人的。19世纪西方文化中通行的鸦片鬼及被殖民被奴役的华人低人一等的邪恶存在，这种形象塑造和宗教想勾连就形成了“吃人的非基督徒”形象。《魔术师》的主人公拜杰葛瑞作为华人的养子，他对华人、中华文化的看法相当矛盾。澳大利亚白人文化中的华人形象和现实中的华人形象不断交织碰撞，肯定、否定着他的前见和先见。一方面，拜杰葛瑞从与华人在现实中的接触消除了社会灌输给他的某些先在偏见，“我从父亲那里知道的中国人是那样丑陋的画像，以致当我第一次遇到中国人的时候我希望他杀了我” [5]39；“是中国人发明了火药”；“这里竟没有一个灵魂比得上中国佬”。[5]55另一方面，拜杰葛瑞又为社会灌输给他的先在定见所深深地影响着，“我不相信运气。我不那么走运地被一个中国佬收养了。我被一个中国佬收养是因为我选择那样。我那样做，你可能要说，那是对我父亲的侮辱。我那样做因为我喜欢他温和的声音，因为我看见他抚摸一个中国小男孩的头，轻拍他并给他一些吃的。”[5]41由于受到生活中白人对华人的败坏的影响，拜杰葛瑞的脑袋里充满了关于中国佬约翰的故事：“这些鸦片鬼和奴隶是用怎样的方式吃掉手中的基督教婴儿的。”[5]209因为澳大利亚的民族文学将华人塑造成无恶不作的恶魔、品性低劣的野蛮人和会吃人的异类，所以在这种文化影响下成长的拜杰葛瑞才会在夜里经常梦见中国人来吃他的手。
彼得?凯里针对澳大利亚历史上勤劳的华人、好赌的华人、肮脏的华人、受攻击的华人、吃人的非基督徒等华人形象套话进行了解构和重构。对华人的勤劳和好赌进行肯定和加深，对肮脏的华人进行淡化和解构，而对受攻击的华人则敢于正视澳大利亚历史并对之进行揭露。但是，彼得?凯里在解构类型表达的同时也在运用和加深这种类型化的表达方式，例如中国人的贿赂，“我放下马蹄的时候，中国人凝视着我。……我出来的时候，看见哈里正给那几个中国人钱。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见，实施犯罪前行贿。”[3]155中国人的难以理解、高深莫测，“……老练得就像两个年长的中国人，性情也变得格外和平。”[3]260以及“她是个女人，我无法想象她心里到底打什么主意，就像琢磨不透一个中国人的心思。” [3]82因为凯利家兄弟对阿福的粗暴，内德因此入狱后，他们在寻求解决的方法，“我要找人给那个中国人做翻译。在我找到合适人选之前，你要在这儿呆上一两个月。” [3]132这些都加深了读者对类型化的华裔形象的印象。
三、模拟、杂交——华人文化认同
彼得?凯里笔下的华人文化认同也是矛盾、复杂的。通读凯里小说，我们发现用霍米?巴巴文化批评术语模拟、杂交来概括其间的华人文化认同情况十分恰切。中西文化之间的误解冲突和华人生存的需求共同决定了华人文化认同的不同策略均具有文化抵抗性。
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在彼得?凯里的《魔术师》中表现极为突出。凯里在这部作品中写到两种类型的华裔。第一种类型是谢刚英瞧不起的那种给立法机关写：“亲爱的好心的先生，我们中国矿主求求你们对我们公正一些……我们工作努力，我们没有害处……”[5]210的信，或说类似效果的话的华人。第二种类型是像谢刚英那样能说英语较好地融入西方社会的华人领袖。但即便像谢刚英那样的华人在西方人眼中也是伪善的。当谢英刚成为在格拉夫顿（Grafton）有着成功生意的老人后，他就否认那些使他感到尴尬的年轻时候的所有事实。他加入中澳联谊会，给曾孙起了海瑟（Heather）和沃尔特（Walter）这类的英国名字。他吃牛排和香肠，在星期天烤牛肉面包，而只有在看不见的时候他会才承认来自中国。在白人文化主导的澳洲，作为边缘存在的华裔为了生存，有意识的模拟白人的饮食、穿着、甚至姓名。
谢英刚在教拜杰葛瑞魔术之前声明那是一个礼物，“它既善又恶。因为我爱你也恨你。”[5]216彼得?凯里暗示中华文化里面本身包含着既善又恶的因素，有着强烈的爱憎情感。拜杰葛瑞回忆他的中国养父，“他拍着我的头告诉我那些他必须在死之前回到中国的故事。”[5]219如前文所述华人在澳大利亚历史上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他们常常被欺骗、被驱逐、被无辜欺压，但同时华人对中华文化有着强烈的依恋之感，赚了钱寄回家，人死之前必返乡的这些习俗与澳大利亚的主流文化格格不入。可以说在澳大利亚历史上，华裔的认同的心里过程最为复杂，他们是被社会排斥、压制的一群，认同在一定程度上是被迫走向主流社会的反面。
20世纪60年代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不可通约性理论正好能阐释历史进程中不同文明或不同文化相遇之初的诸多文化现象。谢英刚对拜杰葛瑞说，“你太慢并且太愚蠢了。你太英国化了。”[5]219拜杰葛瑞和情人利厄在小莫德大街上跳舞的时候，因为华人在围观，以至于利厄害羞地说“中国佬在看”。拜杰葛瑞则说，“中国佬不会跟任何人说话”，“除了跟其他中国佬。”[5]123最初到达澳大利亚的华人是没有什么文化的农民，要在那片陌生的土地上与其他族裔的人融洽相处，最大的障碍是相互间的语言不通。巴别塔之后世界多语言存在的事实影响了不同文明、文化、种族之间人们的交流。深受欺压的华人在被社会排斥的同时，自己也排斥其他族裔的人，“其他中国人也不想我在那里。他们不赞成谢英刚收养一个英国人。”[5]211《偷窃：一个爱情故事》中也有类似的情节，“鉴于他是个中国人，我就把地图摊开在手上，确保他能认识路，但他朝另一个方向开去，最后他把他的窗子关上，这样我就不能和他说话了。”[6]192总之，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隔膜造成了许多的误解。
在两种异质的文化相遇的最初，凸显了差异的同时也在相互的碰撞中突显了某些同一性的东西，文化间的交流、对话、互识、互证、互补就是在这种境况中发生的。谢英刚力排众议，收养了拜杰葛瑞。他说，“我会告诉你如何用大蒜和姜治愈头痛。我将教会你读和写。我会教你所有的一切。五种语言”；“因为我也曾经是一个孤儿。你理解吗？”[5]211历经沧桑的拜杰葛瑞再次见到这位中国养父的时候说，“你不记得吗？你说‘我教你这些因为我爱你，但也因为我恨你。’你将不像英国人或澳大利亚人。”[5]369拜杰葛瑞对中国文化、中国人的了解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深，“他笑了，但我知道那是中国人的微笑。没什么意思。我告诉自己。”[5]369澳大利亚华人努力融入澳国社会，他们在学习和消化西方文化的同时也在传播中华文化，“这本书，我必须用汉语和英语两种语言来写。年轻人不能理解汉语——他们确实懂得很少的汉语。”[5]369
身处海外的第一代华人的有着浓厚的乡愁，“亲戚们回到中国老家去了，我父亲买了商店因为他母亲从中国写信唠叨直到他去做为止。”[5]370母亲的念叨，浓浓的乡情，始终召唤者远方的游子，但是游子已经在他乡扎根、深深融入了他乡的文化，便把他乡作故乡，第二代华裔谢英刚的儿子查理?刚是格拉夫顿中国商业和文化协会1923-1926年的主席，他已经是地道的澳大利亚人了。澳洲华人文化认同游弋于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弱势文化持有者对强势文化的模拟形成的杂交文化模式成为澳洲华人认同的主导模式，在被排斥、贬低、打压的同时其认同被迫走向中西文化的两极，然后整体上采取折中模式自处。
结 语
华裔和中国因素是贯穿彼得?凯里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他的小说中较为真实的再现了华裔在澳国历史上的真实处境。历史上，澳大利亚这个国家是建立波涛汹涌的排华浪潮之上的。华人的被攻击事实长期以来被澳大利亚官方历史的书写虽拒斥，而澳大利亚文学作品中的华人书写布满了污名化的痕迹。在这些既有的历史性文本的建构之中，华人自身始终都是沉默的、被消音的存在。彼得?凯里无法突破这种历史的局限，尽管他试图给予其中部分的华裔以发声的权利，但是由于语言文化的局限能发声只能是像谢刚英那样倾向认同西方文化的经济上成功者。凯里作品中那些被注视、被品评的华人整体上以沉默的形式出现，基本上无力回敬他者的凝视。这对秉持多元文化主义的世界作家凯里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创作策略，惟其如此才能反映华人在澳大利亚历史上的真实处境。
《我的生活犹如冒牌货》把东南亚作为小说的背景。但即便在这样一个华人占据较高地位的东南亚，对于澳大利亚人来说，华人依然是被凝视、被消音、被评判的群体。小说描写了叙事者眼中中国语言多方言的风俗，“在槟城，他说，那里也有一条坎贝尔街。中国人叫作新街：Sin Kay [7]178”。东南亚风情中的中华因素，“两个女孩和一个中国匪徒在一个巨大的白色组合装置里跳舞。”[7]181中国人多生孩子和重男轻女的风俗，“皇后大街住着一个中国老妇人，克里斯多夫（Christopher）。中国人生了太多的孩子，不需要这些女孩子。”[7]191。从萨特到拉康再到20世纪70年代心理分析电影，可以看到凝视是当代多种理论中被广为运用的一种理论。凝视即是主体在他者的眼中被他者化变为客体，成为一个非人、一个化石，华人在澳大利亚人眼中就是这样一种客体化的存在。面对澳大利亚人的凝视，华人无力回敬效果等同的凝视，因为他们在澳洲的生存离不开这些凝视者。因此，彼得?凯里的整个小说创作比较真实地再现华人在澳大利亚历史上的真实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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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计连（1979-），女，汉族，湖南浏阳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云南大学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比较文学；澳大利亚文学；《圣经》与西方文学。
论文作者:张计连
论文发表刊物:《文化研究》2017年3月
论文发表时间:201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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