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党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史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论论文,思想政治工作论文,建国以来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特色和优势。党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则是党的农村工作的生命线。建国以来，党继承了革命战争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并进一步发扬光大。但是在领导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党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着许许多多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党在探索这些新情况、解决这些新问题的过程中，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
一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最低纲领基本上实现，以此作为新的起点，中国共产党率领全国人民向更高的社会主义目标进发。社会主义改造是走向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步骤，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在农村，不仅要实现社会经济制度的革命，还要更新农民的思想观念，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的教育，为实现制度上的革命提供思想保障。党的“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1](P244-245)。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党的政策和农民的要求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相融性，而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党领导实施的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和宣传的社会主义思想显然是对农民及其小农思想的超越，其中有些内容是广大农民难以理解和不愿接受的，这就必然使党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承担着艰巨的任务。而以下两个因素更使党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面临严峻的考验。第一，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使农民产生感情上的失落；第二，剧烈的社会变动使农民感觉对自己的未来难以把握。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环境中，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进行以社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更加艰巨。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把“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个命题放在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解读，应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第一，1949年以前，在党领导广大农民进行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党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也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巨大成就。但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党把最低纲领作为阶段性奋斗目标，共产党的主张不仅在其根本利益上与农民的利益要求是一致的，而且在具体的实现形式上也是农民所容易接受的。所以，过去对农民的教育所取得的成绩不值得骄傲。第二，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后，党即将面临着“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社会化”这一艰巨而复杂的任务，要在我们这样一个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国度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完成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改造，其困难在某种意义上比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所遇到的困难还要大。这种困难不仅在于社会主义对于中国农民来说是全新的、未曾经历的道路，而且在于实现社会主义的步骤和措施与农民小生产的习惯、小私有制的传统观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是对农民“千年理想”的否定和超越。第三，通过教育促使农民的思想政治水平和科学文化技术状况的改善，这是一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而革命形势的急剧变化，巩固革命成果所必然要求的新的政策和措施，无疑都迫切需要农民思想政治水平的提高与之相协调。所以加强和抓紧对农民的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觉悟，不仅任务艰巨，而且时间上紧急迫切，使之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由于党较充分的理论和心理准备，建国初期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是比较成功的。第一，有明确而科学的指导方针，并在其指导下，形成了一些相对稳定和成就的工作方法和模式。如有组织的座谈、演讲、集体学习；结合个人思想实际的自我批评；各种形式都与农村和农民的特点相结合，注重通俗化等等。在合作化的过程中，党运用说服教育和典型示范的方式引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毛泽东把王国藩的“穷棒子社”勤俭办社的方针树为典型，认为是“一切经济事业的方针”[2](P249)。通过这一典型激发广大农民乃至全国人民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状况的热情。第二，围绕不同时期的工作重点开展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确保中心工作的顺利进行和圆满完成。配合土地改革进行反对封建主义的宣传教育；配合抗美援朝进行清除帝国主义文化影响的工作和爱国主义教育；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进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教育。第三，充分发挥群众运动的作用和优势。群众路线是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充分地教育、动员、组织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武器。建国初期所面临的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没有充分的社会动员是难以完成的。党要在较短的时间内使马克思主义成为被广大人民群众认同的国家意识形态，以巩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就不能不借助大规模的群众性运动来普及宣传马克思主义。
当然，建国初期党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如不适当地继续沿用战争年代的一些工作方法，对农民的思想改造要求过高并急于求成等。应该说，这些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是难以完全避免的。
二
开始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十年时期，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由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转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但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在某些时候还表现得相当激烈。这种认识给党全面而正确地把握大局带来相当的难度，党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展开的。
毛泽东的“农民三性说”对党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58年12月，毛泽东为《张鲁传》印发作了很长的批语，指出：“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在一方面，带有资产阶级急进民主派的性质。另一方面，则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表现在互助关系上。第三方面，带有封建性质，表现在小农的私有制、上层建筑的封建制。”[3](P628)在这里，毛泽东提出了“农民三性说”，认为农民是一个非常复杂而特殊的阶层，它是封建的小生产性，资本主义的民主性，原始的社会主义性三者的有机结合体。
“农民三性说”导致了毛泽东在一系列问题上产生了“左”的急躁冒进情绪，最严重的是强化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思想，认为要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农民的思想政治工作。鉴于毛泽东在党内的权威地位和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毛泽东的思想不能不对党的决策产生重大的乃至决定性的影响。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些党的重大决策的失误，使十年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局面。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从大跃进到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仅是农村社会经济体制的急剧变动时期，是党设计的领导农民走向更高级的社会形态的重要步骤，而且同时也是党对农民进行教育，提高农民的思想政治水平的过程。在当时片面强调政治挂帅的情况下，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教育尽管有益于广大农民社会主义觉悟和思想水平的提高，但其内容上所带有的“左”的倾向和空想色彩，同时也妨碍了农民对社会主义的正确认识，成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思想动员和舆论先导，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迅速发展推波助澜。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红红火火的外表景象，反过来又诱导了农村社会主义宣传和教育的调子越升越高，农民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
土地改革是推动新中国农民政治热情高涨的第一动因。一块属于自己的私有土地，使农民获得了莫大的满足，使党在农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威信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农民对党的衷心拥戴，对党的决策、要求和号令，都用饱含激情的行动来拥护和响应。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期间，农民的政治热情甚至战胜了千百年来形成的、在农民头脑里已经根深蒂固的土地私有情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农民满怀信心组织人民公社，相信“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在两个多月的时间时，完成了一场空前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但是农民企盼的共产主义天堂没有上去，三年苦日子却来了。从1959年起全国粮油棉产量连续大幅度下降，到1961年粮食产量比1957年减少了10000亿公斤，农村因饥饿导致的浮肿病普遍流行，非正常死亡大量出现，全国三年内非正常死亡人数多达3000万以上。农民在贫困中挣扎，同时也开始从那种类似教徒般的政治狂热中清醒过来。
60年代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农村广泛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思想政治工作，学习解放军，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大寨的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学习雷锋等一批先进典范，通过讲村史、讲家史，忆苦思甜等活动对农民进行阶级斗争教育。其日趋实用化、形式化、教条化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使思想政治工作的效益呈现出递减的发展趋势。
总之，这段历史时期党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呈现出复杂化的特征。但我们不能因为党在这一历史时期“左”的错误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而忽视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所取得的成就。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在农村的渗透就是这一历史阶段党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成果，也对中国农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时期，党向农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培育社会主义的乡村政治文化，使农民的思想被高度地统一到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中，确保了农民的政治信念和价值取向最大可能地与党保持一致，从而为政治体系的运作和政治秩序的维持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农民的社会与政治行为出轨的可能性。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通过党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使政治意识在农村的控制功能急剧加强，是农村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能够持续维持，广大农民在低水平的物质生活的基础上达到较高的政治思想道德水准的重要原因。
当然，这种带有“左”倾痕迹的政治运动的方法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农民在经历了持久的政治运动的高度紧张后，便表现出政治心理上的疲倦和无所适从，从而抑制了农民的政治自主意识和自觉参与意识，使农民的政治视野日益狭小，日常行为谨小慎微，窒息了农民的现代意识、主观能动性和创造精神。
三
党内“左”的错误逐步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顶峰，国内的政治空气越来越凝重，把党的农村思想工作也日益推向极端化和庸俗化。林彪公开宣传：突出政治是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所提出的根本措施。不突出政治，就是违反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于是，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和手段被扭曲：第一，用大批判的方式、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解决思想认识问题。第二，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大搞形式主义，利用背语录、背警句、背“老三篇”、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等形式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第三，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第四，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在政治、思想和理论上的问题。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经历了三年苦日子，有过切肤之痛的中国农民对政治和政治运动日趋冷淡，即使被迫参与，绝大多数农民都持应付的态度。农民信奉一个极为简单的真理：有饭吃，才能活。因此，即使在举国狂热的“文化大革命”初期，绝大多数农民也没有停止生产，保证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农业的相对稳定和发展，保证了全国人民最基本的生活物质的供给。当然这绝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而是广大农民在政治运动中变得冷静和成熟，对“文革”的错误进行抵制的结果。
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方面党的“左”的错误和政治狂热日趋严重；另一方面农民的政治热情日益消退，变得冷静和现实。二者政治态度的反差并未导致二者关系的破裂，农民仍是统一战线中的基础力量，热情虽没有以前那样炽热，但却增加了许多理性的成分。农民相信共产党，跟共产党走的初衷未改。为什么？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党长期以来对农民成功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这集中体现在党对广大党员干部的严格要求，成功地维护了党的整体形象。从五十年代的“三反”“五反”，到“左”的倾向严重的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教育和“四清”运动，其中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就是坚决抵制和消除党内的腐朽现象和腐败分子，维护党的肌体的纯洁和健康。1951年中共中央在关于“三反”的决定中指出：“一切从事国家工作、党务工作和人民团体工作的党员，利用职权实行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规定“一切贪污行为必须揭发，按其情节轻重，给以程度不等的处理，从警告、调职、撤职、开除党籍、判处各种徒刑、直到枪决。”在“三反”运动中，有相当一部分贪污分子被开除出党，特别是严惩刘青山、张子善的枪声，是对全体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警钟，也使人民群众对党给以无限的信赖。六十年代的“四清”工作，清理和整顿农村基层组织始终是运动各个发展阶段的重要内容。尽管它带来了消极的严重后果，但有力地惩治农村一些基层干部掌握权力后出现的一些问题，如多吃多占、对群众颐指气使等，获得了农民的普遍欢迎。“清官政治”是农民的政治理想，“包青天”一直是中国农民崇拜的偶像，被农民认为是社会公平、公正，农民安居乐业的保证。农民这种浓浓的政治情结，使党的反腐拒变的严厉措施在农民心里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和巨大的震撼，从而维护了党在农民心目中的整体形象，保持了党对农民的号召力。
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农村的工作重心发生重大转移，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上来，农村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农村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时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和环境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是农民成了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有了自主经营的权利，可以支配土地、劳动力、资金和自有生产资料，自主生产、自主交换、自主分配和消费。农民群体的职业已向多元化发展，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性大大增强。农民的生活普遍改善，一部分人已经先富起来，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二是农民的政治思想、文化水平、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农民的文化水平普遍提高。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不仅对市场的波动、物价的升降等经济问题反应强烈，要求等价交换，要求公平的待遇，而且在社会主义政治方面，其民主、法律意识大大增强。农民传统的生活方式正在迅速变化，“仿城化”趋势日益明显。这就要求党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从实际出发，不断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改革初期，由于旧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新的工作体系又没能及时建立起来，再加上一定程度上的忽视和淡化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倾向，在村级以下的农村基层思想政治工作一度出现“空档”。但党中央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有力措施挽回消极影响。1982年10月—11月，全国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认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问题是新时期的一个重大问题，在农村积极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搞活经济、继续放宽政策的同时，要大力加强党在农村中的思想政治工作，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中央每个重大农业政策的出台，都有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内容。1983年，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文化，提出在制定一系列农村政策的同时，要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使整个农村的物质生活不断改善，思想政治工作不断进步，文化知识不断提高，把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各项改革和生活活动中去。同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提出必须加强农村的思想政治工作。要求对农民进行教育，必须遵循理论和实际密切结合的原则，针对农民的思想和生活情况，从就事论事到就事论理，把解决思想问题和关心群众生活结合起来；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结合起来；必须遵循自愿的原则，以自我教育为主；必须遵循疏导的原则，以正面教育为主，耐心说服，循循善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对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体制、手段和方式方法作了很大的调整、改进。改变了以往频繁地发动大规模的政治运动的做法，针对农民的特点，也考虑历史上造成的事实，更多的采用“有形”的教育方法，即通过使农民获得更多的经济实惠和完善工作体制，达到启发农民的思想政治觉悟，教育农民的目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乡镇企业的崛起，市场经济的繁荣，不仅使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而且使农民的思想政治文化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此基础上，农民有了政治生活方面的更高要求，中国共产党因势利导，通过农村基层政治体制的改革，普遍实行村民自治制度，真正实现广大农民的当家作主。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贯彻“两手抓”的原则，开拓了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局面。当然，这种局面不再表现为过去那种高压气氛下的盲目服从和绝对一致，而是造成了一种有着民主和平等的气氛和较宽松的政治环境，表现为在基本方向一致基础上的差别乃至分歧。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给农民带来了温饱和幸福、民主和自由。这些因素构成了农民思想意识的主流，也是农村社会稳定的根本原因。同时，农民对乱收费、乱摊派、某些官员腐败、社会治安状况恶化等存在的问题很不满意，既敢怒又敢言，但这是支流。它既反映了农村社会发展中的确还存在着农民不满意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又反映了农民对自己的未来，对党和政府，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更高的期望值；既反映了党和农民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改善，也反映了党已经营造了一个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农民有了更多的民主和自由，政治参与意识日益加强。
社会关系就是一对矛盾，既包括对立，又包含统一，两者相辅相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较为成功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促成党和农民的关系发展到一个比较成熟的历史阶段。统一是党和农民亲密关系的基础，对立则是促使两者关系走向新的更高统一的动力，实现两者的动态协调和平衡，是处理两者关系的正确思路。党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则是形成、维系和发展这种动态平衡的良好局面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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