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财政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_货币政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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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6X(2013)11-0042-07

自凯恩斯创立宏观经济学以来,为保持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各国政府都积极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进行干预。实际效果究竟如何?国内外学者已对这个问题做了大量研究,研究的角度和侧重点都有所不同,结论也是各不相同,就二者实施的相对效率而言,弗里德曼和梅斯曼(Friedman and Meiselman)发现消费与货币变量的相关度高于财政变量,并由此认为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重要,[1]安德森和乔丹(Anderson and Jordan)的研究成果佐证了弗里德曼的观点[2],艾尔和博芬贝格(Aarle and Bovenberg)认为长期内财政政策会影响经济增长,短期内是无效的,货币政策更适合作为短期宏观调控工具。[3]刘和东和耿修林对自亚洲金融危机时期以来我国财政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财政政策效果大于货币政策,[4]王新霞等人的研究结果却表明:短期内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于财政政策,长期内财政政策有着显著效果;[5]毛定祥应用误差修正模型对其进行研究,认为长期内财政政策的调控能力要强于货币政策,[6]钟永红的研究却表明积极的货币政策无论在短期还是在长期均优于财政政策。[7]

还有许多学者从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搭配方面着手进行研究,斯蒂格利茨和卡尔(Stiglitz and Carl)在讨论宏观经济政策时强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性,[8]迪克西特和拉莫蒂尼(Dixit and Lamertini)利用博弈模型具体阐述了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更加强调了政策协调的重要性;[9]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通过IS-LM模型对财政货币政策效力问题进行研究,目前我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单独实施都无法取得最佳效果,短期内需将二者综合考虑,协调搭配实施;[10]贺俊等人在IS-LM-BP模型分析框架下认为目前我国财政政策起主要作用,货币政策起配合作用;[11]类承曜、谢觐在完全信息条件下通过对诺德豪斯(Nordhaus)模型的发展改进而构建一个“财政货币”博弈模型,并由此证明了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重要性;[12]王智强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对我国财政货币政策进行研究,发现财政政策实现经济目标更为有效,而货币政策在更多时候应配合财政政策起到稳定和辅助性的作用。[13]

至此不难发现:无论是相对效率研究还是协调搭配分析,在涉及宏观经济形势的度量时,大多数学者着重考虑经济增长、通货膨胀以及失业等问题。笔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进行一些综合分析,以便给经济决策者提供一个简明刻画宏观经济形势的标尺。基于这个出发点,本文在模糊层次分析(Fuzzy AHP)理论框架下构建一个含有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以及失业率的整体宏观经济指标,以便更好地度量我国宏观经济走势。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是美国运筹学家萨蒂(Saaty)教授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系统化的分析方法,现已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14]但层次分析法却存在一些缺陷,像判断矩阵的一致性问题、实际操作的复杂性问题等。鉴于此,拉赫文、派蒂斯(Laarhoven and Pedrycz)[15]和巴克莱(Buckley)[16]在传统层次分析法的基础之上尝试着引入模糊数学理论以克服传统方法的不足,并最终形成模糊层次分析法,事实表明:模糊层次分析法不仅克服了层次分析法的不足,还具有自己的一些优良性质,[17]随着模糊层次分析法的不断成熟完善,该理论在经济金融领域的应用也逐渐得到重视。

本文的研究框架如下:首先,基于模糊层次分析法构建一个含有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以及失业率的整体宏观经济指标,以便缓解经济决策者无法同时兼顾经济增长、通货膨胀以及失业状况的矛盾;其次,在实证模型中同时考虑高次项和滞后项以充分发掘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并对财政货币政策的实际效应进行比较分析;最后,在综合考虑经济增长、通货膨胀以及失业问题的前提下给出若干宏观经济政策建议。

二、模型构造

判断宏观经济形势的三大指标是经济增长、通货膨胀以及失业水平,但三个指标之间经常出现矛盾,很难同时得到兼顾,经济决策者就必须适时的进行取舍。为了能够直观判断出宏观经济形势的好坏,本文首先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构建一个包含经济增长率(RGDP)、通货膨胀率(RPI)以及失业率(RUNEM)的整体宏观经济指标以简化模型因变量构成,即把因变量简化为一个整体宏观经济指标。此外,为了突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果,本文仅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自变量,用(t期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代表财政政策,用(t期广义货币供给增长水平)代表货币政策,这样我们就能够达到充分发掘宏观经济政策作用的目的,同时又不至于使得构建模型过于复杂。

(一)整体宏观经济指标的构造

(二)计量模型

文献综述表明,在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影响时,未发现在构建的计量模型中同时考虑财政货币政策的高次项和滞后项对宏观经济运行的综合作用的相关研究。基于这一层面的考虑,本文同时引进高次项和滞后项以充分发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整体宏观经济指标的作用,计量模型如下:

三、实证分析

财政货币政策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经济手段。本文采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财政货币同期预算增长率、通货膨胀水平以及城镇居民失业水平作为检验样本,构造一个新的整体宏观经济指标用以实证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

(一)数据描述

(二)指标权重的确定

高速的经济增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补通货膨胀和失业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为此笔者认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性高于通货膨胀和失业。对于通货膨胀和失业而言,失业特别是长期失业的痛苦往往由少数人承担,失业更容易激化社会矛盾。拉斐尔等人(Rafael et al.)的研究结果表明:比起通货膨胀,消费者对失业问题更为敏感。[19]由此笔者认为失业比通货膨胀重要。下文将以此为基础进行优先关系矩阵和模糊一致矩阵的构造,具体见表2、表3所示。

图1 回归残差图

资料来源:Wind金融数据终端。

从图1可知,残差变动存在系统模式,连续为正或连续为负。这表明残差项存在自相关问题,此时模型回归所得t统计量和F统计量均不可信,为了提高分析结果可信度,本文先依据LM检验法确定残差项最大滞后阶数,然后再进行相关性处理,2阶自相关条件下所得回归结果如下:

(四)回归结果分析

基于上述分析结果,重新对式(2)进行回归,最终回归结果表明,在5%显著性水平均能够通过系数显著性检验,此时F统计量对应的P值为零,说明回归模型也是显著的,具体回归结果如下:

对于货币政策而言,回归系数出现了一次项系数为正,二次项系数为负的情形。这说明货币政策对整体宏观经济指标的影响呈现倒U型关系,即货币政策在一定范围内可以促进宏观经济形势的好转,一旦超过某一界限,随着货币政策的进一步实施反而会削弱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这样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吻合了凯恩斯宏观经济增长理论。

I/RM2=0可得:RM2*=0.176,也就是说,当货币供给增长率为17.6%时,货币政策效应将达到最高点。这与陈欢和舒元研究给出的16.8%的最优货币供给增长水平高度吻合。[20]此外,我国货币政策滞后一期项系数为正,但其值远小于当期,仅为当期的6.5%左右。这说明货币政策产生的正效应主要在当期,滞后期虽然有利于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但其产生的正效应比起当期而言已变得微不足道,也就是说,经济决策者若想通过货币政策实现经济预期,更多时候需着眼于货币政策的效应趋势。

对于财政政策而言,王智强在2010年的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呈现倒U关系。[13]本文实证结果却表明:我国财政政策效应表现为线性型,而非倒抛物线形,当期效应及其滞后一期效应均为正,滞后两期效应却为负。这说明财政政策在短期内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扭转下行的经济态势,长期内将因为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而不利于宏观经济形势。此外,0.004/0.020=20%,说明扩张性财政政策所带来的正效应主要在当期,滞后一期产生的正效应只是当期正效应的20%,而且0.024/0.020>1,说明滞后两期产生的负效应已经超过当期正效应。这说明经济决策者不宜连续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短期内或阶段性实施才是最优选择。

对于整体宏观经济指标而言,与式(2)相比,实际回归结果中出现了关于宏观经济指标滞后项部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笔者发现引入其滞后期参数所得结果与实际情况吻合得更好,在模型求解之前初步令其值为,然后重复上述操作过程。很明显,经济决策者的有限理性,对于宏观经济形势的把握具有一定的时间滞后性,为此经济决策者进行宏观经济政策制定时主要依靠对前一期经济形势的判断,若前一期经济形势很好,那么经济决策者将认为当期甚至未来几期经济形势都将延续这种势头。这样就会减少对市场的干预,更多的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反之,将加强逆周期市场干预力度并制定一些扩张性经济政策以刺激疲软经济,或紧缩性经济政策以抑制过热经济,最终使得经济形势尽快回到良性运行轨道。所以对于经济决策者而言,他们都将制定实施在他们看来是有利于经济形势好转的宏观经济政策,至少是可以维持当前经济繁荣的。从这一层面来看,前一期整体宏观经济指标将对当期经济形势将产生很大影响,影响程度不仅取决于市场的有效性,还取决于经济决策者的理性程度。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构造一个用以刻画宏观经济形势好坏的新指标变量,并用以量度实现宏观经济目标的两大主要工具的实施效果,所得结论如下:第一,整体宏观经济指标具有明显的滞后效应。这样的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经济人”假说的局限性,至少在我国经济系统中的适用性值得商榷。第二,我国的财政货币政策是有效的,而且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特点,财政政策效应表现出明显的线性,其正效应主要在当期及其滞后一期,滞后两期便表现出负效应,但货币政策既非表现出超中性,也非表现为中性,而是更为复杂的倒U型。财政政策的实施主要着眼于其短期效应,而货币政策的实施应该取其长期效应考虑。第三,与王智强[13]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可知:实际经济系统要远比理论系统复杂得多,样本时期不同、统计方法不同都可能导致不一样研究结果。

(二)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通常情况下宏观经济指标之间并不是绝对一致的,高增长推动高就业,往往伴随着高通胀,高就业也需要牺牲通胀为代价,也就是说,大多数情况下经济增长与失业所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但与通胀控制政策相背离,“两高一低”(高增长、高就业、低通货)的宏观经济形势很难出现。这样要求经济决策者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应同时兼顾三大指标,而非一味的追逐高增长。当下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上下限政策就是在尝试着同时兼顾三大指标。这说明本文的研究结果在现实经济运行中具有很强的可行性。

第二,阶段性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达到很好的预期效果,长期连续使用将因为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而不利于宏观经济形势,以两个季度为一个阶段将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而且在下一季度实施时可以适当减少理论最优财政支出;货币政策对整体宏观经济指标的影响呈现倒U型关系,同时也将产生滞后期为一个季度的正效应,但其影响程度已经变得微不足道。事实上,比起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实现预期目标,因此在大多情况下财政政策更多的应着眼于宏观经济的短期调节,而货币政策则应着眼于长期。这与我国近几年财政货币政策的价值取向有着很高的吻合度。

第三,事实上,市场不可能是完美的,理想的经济运行状态不可能存在,加之经济决策者的有限理性,这就要求经济决策者要谨慎制定实施宏观经济政策以保证政策实施的连续性,以最终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经济决策者不仅不可以寄希望于通过刺激政策来实现经济形势的急速回转,反而应竭力避免政策不一致性问题的出现,平稳政策的实施将有利于代表性消费者树立市场信心,有利于疲软经济的快速恢复。

第四,古典经济理论有其存在的价值,但其局限性也日益凸显出来,经济决策者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须对其依靠的理论依据在我国的可行性进行探析,寻找出问题的根源所在,不可完全照搬古典经济理论。此外,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还应考虑到经济系统稳定性的可持续性,稳定的经济系统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基石,再理想的经济政策在不稳定的经济环境下都无法实现其经济预期。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当经济形势处于适度(温和)通货膨胀状态时,工人名义工资增长一般低于物价上涨,物价上涨可以使厂商增加利润。这会促进企业增加投资,同时低而稳定的物价上涨不会引起社会动荡,也就是说,温和的通货膨胀有利于经济发展,但本文在构建宏观经济指标时,出于简化问题的考虑认为通货膨胀不利于宏观经济增长,直接忽视了通胀的正效应。这样的简化是本文不足之处,若在构建宏观经济指标时考虑到这一特性,模型的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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