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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地区形势的发展出现许多新特点，这些新特点引发了许多新思考。日前，本刊记者有幸参加了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和国际问题基金会共同主办的1998年国际形势研讨会，深受启发，会后就几大国际问题同专家、学者进行了交谈。
记者：亚洲金融危机的深化及蔓延成为1998年世界形势最突出特点，它对地区形势产生重大影响。金融危机爆发后，作为地区组织的东盟有哪些变化？
陆建人（社科院亚太所国关室主任）：东盟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在金融危机中无能为力及无所作为，暴露出其力量的削弱，其影响和作用已不如从前，这是其一。其二，东盟在处理成员国间问题时所遵循的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受到严峻挑战。金融危机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已超越了东盟在国家层次上的控制范围，如马来西亚对短期资本和汇率的管制已影响到东盟成员内部的贸易和资本流动。其三，经济危机已导致东盟一些重要国家政局动荡，如印尼、马来西亚发生严重社会危机，东盟成员国政治体制变革趋势上升。其四，东盟国家间矛盾冲突有所增加，如新马、泰马间均出现新的矛盾，在一些地区性问题上分歧明显，东盟整体凝聚力下降。其五，东盟与大国关系出现变化。原来东盟警惕大国对其内部事务进行干预，现在不得不重新依赖美日，希望美日增加援助。有些国家竭力呼吁建立以日本为主导的亚洲货币基金组织，希望美国加强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存在。
记者：亚洲地区的安全形势较往年复杂。表现为朝鲜半岛出现新的军备竞赛，南亚竞相进行核试验。陆老师，您如何看待这一形势？
陆建人：在东北亚，美日以朝鲜发射导弹和卫星对该地区安全构成新的威胁为由，加强了双边合作。日本宣布要发射侦察卫星，加快建立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 其具备航母功能的超级“运输舰”也已下水。最近美国一再怀疑并要求检查朝鲜的所谓“地下核设施”，引起朝方空前强烈的反美情绪，使朝鲜半岛的不稳定趋势更加突出。
在南亚，印巴竞相进行核试验给这一地区的安全造成隐患。印度以受中国威胁为借口，不顾世界舆论的谴责，强行争夺核国家资格，暴露出其谋求地区霸权的野心。印巴核竞赛也使国际社会禁止核扩散的努力受到了重大挑战。
记者：亚洲金融危机极大地冲击了俄罗斯。李老师，您能否谈谈对俄罗斯危机的看法？
李静杰（社科院欧亚所所长）：1998年是俄罗斯发生全面危机的一年，也是俄罗斯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根本转变的一年。1998年俄罗斯全面危机宣布了自1992年以来奉行的以自由主义和货币主义理论为基础的激进的资本主义改革彻底破产。俄罗斯不得不全面修改原来的改革路线，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改革和发展道路。
俄罗斯国内政治力量对比也发生变化，俄罗斯激进民主派威风扫地，中派和中左派势力逐渐占上风。俄罗斯现政府实际上是一个中左政府。俄总统的权力已削弱，相当多的权力已转到了中左人物普里马科夫手中。左右俄政局和决定俄发展方向的已不是右翼势力，而是中左势力。
记者：自90年代中期起，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一直大力扶植新兴市场国家（包括俄罗斯）。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出现的危机无疑是对美国新兴市场战略的沉重打击。宋老师，您能否谈谈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宋以敏（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世界权威经济机构自90年代中期开始正视发展中国家，尤其正视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发展。美国政府1994年还专门制定出新兴大市场战略。他们寄希望于新兴市场成为独立的世界经济增长源，为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开拓出口市场提供巨大机会。克林顿政府当时的想法十分明确：美国要振兴经济，而振兴经济要靠开拓出口市场，开拓市场的主要对象是新兴大市场。
1998年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出现的经济危机，使美国的新兴大市场战略受到严重的挑战。美国的经济已遭受损失。1998年上半年，美国的出口比1997年同期下降20%，如不把亚洲计算在内，美国的出口增长可达到7%，如把亚洲计算进去，则只增加了1%。另外，美国的新兴大市场战略从一开始就包括明确的政治安全目标。美国一厢情愿地认为，新兴大市场将随着它们的日益自由化而达到繁荣，当地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队伍将构成接受并在当地推进西方式民主的牢固社会基础，这一市场的繁荣和自由化将有助于消除在那里发生冲突的根源。然而，1998年新兴市场中陷于危机的国家却成为地区和世界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使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它们驾驭新挑战的能力产生质疑，对现行的政策产生质疑。现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正对其新兴大市场的战略进行反思。
记者：1998年欧洲政治钟摆出现了带有全局性的“中左偏向”，“第三条道路”一时风起。对这一现象，有不同的看法。江老师，请谈谈您的观点。
江凌飞（国防大学副教授）：1998年，欧洲联盟15个成员国中已有13国为中左政府，这标志着冷战后欧洲政治的一个重大转折，其潜在影响和深远意义不可小觑。如果把1989年至1991年苏联东欧国家发生的社会转型和去年亚洲经济危机对“东亚模式”造成的冲击，同这次西欧政治天平向中左倾斜这三大现象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就会发现，这实际上是90年代以来国际格局大变动、社会结构大转型的三个前后相继的波次，第一个波次发生在前社会主义国家，第二个波次发生在正实现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第三个波次则轮到了西方发达国家。总起来都是国际社会在历史转折关头面临全面而又深刻变革的反映。
中左政治和“第三条道路”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其深层次的意义，我们研究的很不够，但至少可以说它反映出在向知识经济转型的历史条件下，西方社会阶级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中间阶层扩大、两端势力相对萎缩的客观现实；是资本主义发展中左右两种政治派别、两种政策主张相互吸引、相互趋同这一政治趋势的客观反映；是对80年代以来以“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右翼保守势力推行自由放任的市场政策、“劫贫济富”的分配政策和强化对抗的国际政策的修正；也是对“瑞典模式”所主张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社会的变革。归根结底，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生产力要求经济基础发生变革，以经济全球化为重要特征的现代生产关系要求社会管理方式和上层建筑发生变革，人类面临的包括生态灾难在内的共同威胁要求国际关系发生变革的综合反映。欧洲的中左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适应这种变革的客观要求，会对全球经济政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还有待于继续观察。
记者：赵老师，您多年从事中东问题的研究，请您谈谈1998年中东地区形势的特点。
赵国忠（社科院西亚非洲所前所长）：去年中东地区形势出现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正在从本地区向周边地区蔓延。各种名目的恐怖组织相继出现，恶性恐怖事件增多，手段狡猾、残忍，而原教旨主义不等同于恐怖主义，它们均有深厚的社会基础，相当时期内难以消除。二是领导人继承问题在中东显得格外突出，如约旦、巴勒斯坦、沙特、叙利亚等国，它直接关乎地区的稳定。三是美国对伊拉克的战略更加明朗化，即要推翻萨达姆政权。美英这次空袭伊拉克就是要通过军事打击和支持伊反对派推翻萨达姆政权。
记者：非洲近几年涌现一批新一代领导人。1998年，新一代领导人的较量引人注目。陆老师，您作为长期从事非洲问题研究的专家，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陆庭恩（北京大学亚非所教授）：这是非洲值得重视的一种政治现象。乌干达的穆塞韦尼、卢旺达的卡加梅、埃塞俄比亚的梅莱斯·泽纳维、厄立特里亚的伊萨亚斯·阿费沃尔基和刚果（金）的卡比拉等人被称为非洲新一代领导人。他们都比较年轻又都是依靠武力上台的。上台后，他们集结力量积极发展自己的势力，称雄地区，他们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非洲新一代领导人之间的较量影响着非洲局部地区的和平稳定。如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的领土纠纷最终于1998年5 月发展为大规模的边界武装冲突。刚果（金）更为典型。众所周知，1997年5 月卡比拉上台是依靠穆塞韦尼和卡加梅两名领导人提供的军事支援，以及依靠刚果（金）国内班尼亚姆伦盖人作为主力，推翻了蒙博托政权的。卡比拉执政后，为巩固自己的权力，在中部非洲扩大自己的势力，采取强硬措施削弱班尼亚姆伦盖人的势力，招致班族人起兵反叛，叛军又得到在中部非洲建立势力范围的穆塞韦尼和卡加梅的出兵援助。以后又有安哥拉、津巴布韦等国的军事卷入，其结果，刚果（金）的内战发展成为多国介入、多种力量参与的战争。新一代领导人之间的斗争，今后还会对非洲的政治发展产生更大的影响。
记者：1998年拉美地区有8个国家进行了总统选举。曾老师， 您能否讲讲拉美地区选举的一些特点。
曾昭耀（社科院拉美所研究员）：选举频繁是1998年拉美政治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拉美地区共有八个国家进行了总统选举，如古巴、哥斯达黎加、巴拉圭、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巴西、委内瑞拉和伯利兹。这些总统选举大多是在较平静的气氛中进行的。但在选举中，有两个现象值得关注。一是出现了一个前军事领导人被推举为总统候选人或成为政界要人的浪潮，如在玻利维亚，曾干过数起践踏人权事件的前军政权总统乌戈·班塞尔已于去年赢得民主大选，重新出任总统。在委内瑞拉，1992年未遂军事政变头目、陆军中校乌戈·查韦斯·弗里亚斯在大选的民意测验中名列第二。二是出现了一个修改宪法，改总统一任制为连选连任制的趋势。如秘鲁总统藤森为了能在2000年第三次连任总统，修改了宪法。巴西总统卡多佐也设法修改了宪法，成功地实现了连任。
记者：克林顿丑闻在世界闹得沸沸扬扬，并已成为美国一年来一道独特的风景线。1998年，美国、日本、印尼等国相继发生“领导危机”，但其领导人的命运却不同。克林顿的民意支持率不降反升，这反映了什么？
江凌飞：这反映了经济因素是国家政治和国际关系中的权力基础。克林顿的支持率不降反升是因为他兑现了“重振美国经济”的竞选诺言，保持美国经济连续八年的增长，从而掌握了最强有力的政治资本。而像桥本、苏哈托这样的强势人物，由于在发展国内经济上的败绩，从而丧失了继续执政的权力基础。尽管如此，我们也应看到，美国是一个法制社会，宪法和法律是维系美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纲绳，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性。美国总统违法不惩就会动摇美国社会的基石。美国国会中共和党人要弹劾克林顿所握的正是这张法律牌。国会民主党人在克林顿问题上与共和党人针锋相对的资本则是美国的民意。共和党与民主党的交锋大有一种法律与民意的较量之势，美国现有民意超过法律之上的架式。可见，美国现有的经济业绩对克林顿巩固其总统地位起了多大作用。
记者：宋老师，您如何看待1998年的大国作用？
宋以敏：一年来，全球化的新发展使大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相对有所减弱。在维护地区和世界的稳定方面，大国仍然是关键因素，这一点没有也不会发生改变。但是在处理全球性问题、制止地区国家破坏稳定的行为时，大国，包括美国的影响就显示出一定的局限性了。比如，如何处理全球金融动荡和如何帮助新兴市场国家摆脱危机，如何制止恐怖主义活动，就超越了大国相互作用的框架。大国关系的相对稳定是地区稳定的一个重要保证，但这还不足以阻止地区出现动荡局势。因为冷战后的地区动荡，根源已主要出自当地。世界全球化的发展引起各国本土化的反弹，这是牵制各大国对外发挥影响的一个重要因素。各国政府在处理对外事务时越来越严重地受制于国内因素。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仅由大国组成的国际机构的作用正受到新的挑战。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正谋求绕过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这一机制来行事。
记者：有关多极化的话题，大家谈论很多。陈老师，您如何看待正在发展中的多极化？
陈小功（中国国际战略学会研究员）：冷战结束后，多极化正在加速发展，但由于力量对比不平衡，也没有形成与多极化发展趋势相适应的国际安全机制，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抬头，对外实施军事干预的倾向有所强化，这已成为一个越来越值得重视的国际现象。此次美英未经安理会批准就对伊实施军事打击，开创了一个危险的恶劣的先例，是值得国际社会重视的。我认为要遏制美国的军事干预主义，就要逐步建立起一个公正、合理、有效的国际安全机制。从长远来讲，还是要通过进一步推动多极化的发展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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