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对脱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档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①]档案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正是遵循着这一认识运动的总规律。
就档案学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而言，认识运动的总规律体现为“实践——理论——实践”。[②]这里包含着两个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过程：“实践——理论”，这是认识世界的过程；“理论——实践”，这是改造世界的过程。显然，完整意义上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或统一，即理论联系实际的理性模式乃是“实践——理论——实践”。长期以来，人们一方面企盼来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的理论完全解决现实问题；同时追求实践完全按理论设计的模式运行和发展。一方面抱怨档案理论的滞后性和盲目性，即档案理论落后或脱离于档案工作实践；同时指责档案工作有关部门不愿接纳甚至轻视档案理论研究成果。其实真理是相对的，规律亦是相对的，因此，任何试图追求理论完全联系实际与任何试图让理论完全脱离实践而发展的认识都是不可能的，亦是不现实的。恰恰相反，正是这种追求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的结合与统一，实际上是将无论理论抑或实践推向了僵化和不发展的境地；同时，正是理论与实践的相对脱节或偏离推动着理论的不断完善和实践的不断深入。由此，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相对的；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亦不是绝对的。正是理论与实践的这种相对的相互统一相互结合以及彼此相对的相互脱节相互偏离，而构成“实践——理论——实践”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地认识发展的总规律，这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相结合的辩证法。鉴此，笔者窃以为档案学理论与实践的相对脱节与偏离亦是认识总规律的一种表现，这是因为：
一、档案各种理论无论怎样或脱节或偏离或滞后于档案工作实践，
都是以各自的档案工作实践为基础的。
从档案理论联系实际的全过程来看，“实践——理论”这一认识世界的过程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如果档案理论只限于“实践——理论”的认识世界的过程而不回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那么理论将走向玄虚莫测的死角，即是说理论与实践之间将要出现脱节或偏离现象。然而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因此理论来源于实践还必须回到实践中去，即最终要实现“理论——实践”的过程。档案理论回到实践中去的目的在于：一是接受实践的检验；一是使理论为档案工作者所掌握。唯能如此，才能使档案理论这一精神力量化为改造档案工作实践的物质力量。所以档案理论对档案工作实践的依赖关系，不仅表现在档案理论产生于实践的过程中，而且也表现于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中。
从档案理论研究的发展轨迹来看，尽管档案理论有时滞后于档案工作实践，但档案理论发展水平的高低，从根本上说最终还是取决于档案工作实践发展的水平，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反映了档案工作实践的发展水平。
档案学形成之初，档案工作实践对象主要是机关档案室，因此档案学理论主要是从研究机关档案室的工作经验中逐步形成的。同时由于档案学理论萌芽于文书工作的研究，并且从一开始起就受了西方档案学的影响，更接受了图书分类法的影响，使得档案理论鲜明地打上了文书工作的烙印，并使档案学理论的内容长期纠缠于搬用图书分类的研究之中。另外档案学理论研究的侧重点也主要表现在一些技术方法问题的研究上[③]（即应用技术研究），如周连宽著的《县政府档案处理法》、程长源著的《县政府档案管理法》、何鲁成编著的《档案管理与整理》等均有应用理论研究的深刻影印。萌芽时期的档案学理论的种种局限——即脱节或偏离现象——归根到底仍决定于当时档案工作实践的局限性，尽管如此，档案理论的内容基本上仍是与当时的档案工作实际相适应的。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档案工作实践中不再仅囿于机关档案室，而是发展到档案馆乃至国家规模的社会主义档案事业。与全国档案工作发展的实践相适应，新中国档案学理论是在批判吸收建国前的档案学理论的历史遗产，并在学习苏联档案学理论的过程中创建和发展起来的。鉴此，苏联档案学理论得以系统地传入我国。无庸讳言，苏联档案学理论的引入加速了我国建立新档案学的进程，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在学习苏联档案学理论和创建我国新档案学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机械搬用，忽视我国档案工作实际的现象。正因为在学习苏联档案学理论过程中出现了理论与实践的脱节现象，促使我们去反思和研究我国的档案工作实际，解决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脱节问题。也正是在这种不断克服“脱节”、促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一门独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科体系正在孕育生长。而档案学要作为一门新兴的正在发展的学科，要想跻身并立足于科学之林，并能在科学领域内存在和发展下去，如果没有自己独立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科学构架是不行的。因此，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在档案学要建设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体系的客观实际中应运而生，于是乎我国档案理论研究内容在克服建国前只把档案学视为一种单纯技术方法的科目（应用性研究）来研究的基础之上发展为：档案学基础理论和应用性理论研究共同发展的局面。
实践呼唤着理论，实践也赋予理论以新的活力，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型期的市场经济发育阶段。在新的形势下，档案工作实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开辟了更为广阔的领域。档案利用和信息开发是档案工作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推动档案工作实践向前发展的最有力的、最活跃的因素。为了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档案工作实践表现得异常活跃，而档案理论则显得有些滞后，亦即出现了档案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现象。但总体说来，这种“脱节”是暂时的、相对的，理论总是力图向着与实践相统一相结合的方向发展。正是与档案工作在新形势下要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这一客观实践的要求和需要相适应，档案开发性理论研究正方兴未艾。[④]至此，档案工作实践的不断深入使档案学理论研究的内层和层次进一步丰富：由应用（技术）性研究——到基础研究、应用性研究——再到基础研究、应用性研究、开发性研究。
由上我们不难看出，档案工作实践的深入是不断丰富和发展档案理论的基本源泉，而档案工作发展的实践必然要反映在档案理论的研究上。同时，档案理论与实践二者之间的相对“脱节”与“统一”一样有规律地贯穿于档案事业发展的始终。正是这种相对的“脱节”和暂时的“偏离”促进档案工作实践的不断深入和档案理论的不断完善。
二、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对“脱节”总是围绕档案工作实践这个轴心而上下波动的。
我们知道，一个正确的理论的形成要经历由实践到理论、由理论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完成；同时实践及其发展又是无限的，因此理论也必然是一个无限发展、无限深入的过程。档案理论的这种反复性和无限性，表现为波浪式的前进运动。档案理论的这种发展过程，从形式上看，是理论和实践之不断的分离和重合的反复循环；从内容上看，每一次的循环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或深一层的程度。档案理论与实践的这种波浪式的前进运动有的论者则是这样描述的：“理论和实践是两条不断相互向前延伸的线，有时平行，有时相交，但不可能永远重合”。[⑤]这种表述虽与笔者的看法略有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便是档案理论与实践之间是以不断脱节和统一的形式向前发展的。
随着档案工作实践的发展，档案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需要不断整合的，而这种整合又是以实践为轴心的，并且这种整合的目的乃是求得档案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和结合。从总体上说，在一定的时间和历史条件下，档案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统一的，两者发展也相对平衡，一旦档案工作实践的具体过程已经向前推移的时候，而理论如果仍然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则理论必然显得相对滞后，当然正是这种滞后促使理论去探讨；一旦档案理论上有新的突破，理论研究相对活跃，而实践则相对平稳，人们会意识到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出现了脱节或偏离，进而促使实践接受理论的指导去求发展。因此，档案理论与实践是在二者既相互脱节又相互统一中相对立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从这一点上讲，档案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相对脱节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必要的。这是基于以下认识：1.只要档案实践在发展，理论在完善，脱节现象就不能完全消除；2.如果否认档案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脱节现象，就等于将档案理论与实践推向僵化和不发展的境地；3.“脱节”是“统一”的先导，档案理论与实践是在不断克服二者之间的脱节或偏离中实现结合和统一的；4.在一定条件下，脱节现象是可以向统一转化的。
当然，笔者主张在一定程度上的脱节现象是合理的、必要的，并非是崇尚“脱节”，恰恰相反，对档案理论与实践关系中的“脱节”现象最终还是要应用“统一”的理性范式加以整合，否则，无论是理论抑或实践的发展和运行将都会是混乱和无序的。笔者对“脱节”现象取得的某种认同，旨在告诉人们，要重视“脱节”这一问题，并把它作为档案理论和实践发展的一个新的契机。如果从档案研究的出发点和方法论意义上来说，要求我们的档案理论研究不应该只将目光投向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上，同时也应该注意研究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脱节现象。
总之，从档案学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来看，我国档案学理论是与实践相适应、相统一的，我们不能因为档案理论与实践中出现了一些“脱节”和“偏离”现象而否定整个档案学理论研究的主流。可以说档案学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认识规律的一种表现，同样地，“脱节”现象也贯穿于档案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始终，也是认识规律的一种表现，并不是对认识规律的否定。
注释：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4年版，第250页。
[②]陈永生：《理论如何为实践服务》，《中国档案》1994年第4期，第34页。
[③]吴宝康：《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
[④]芮国强：《关于档案学理论与实践脱节问题的再思考》，《上海档案》1995年第5期，第20页。
[⑤]傅荣校：《论理论与实践的相对脱离》，《中国档案》1995年第1期，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