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资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_人口问题论文

人口、资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_人口问题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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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资源、环境关系的理论重建

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因为计划生育少生了3亿多人。可想而知,如果再加上这么多人口,我们的生存环境会多么恶劣,可持续发展会更加的遥遥无期。但我想指出一点,人口数量增长的压力虽然是基础性的,但并不是问题的本质,实际上有很多人口密度远远要高于贫困地区的城市其生态的压力却要轻得多。为什么这么说呢?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去理解人口对于生态的压力。

人口问题并不仅仅是数量多少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问题。从力量形态说,任何一个人口都是消费力(或者称消耗力)、养育力和活动力的结合。其中活动力可以有多种理解,譬如旅游这种地理活动对资源环境就有很大影响,人口的迁徙意味着人口、资源、环境关系的重组。我们人类无时无刻不在消费自然的产品,从空气、水、食物到通过自然资源加工和转化的一切社会产品无不如是。

我通过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人口、资源、环境之间问题的源头在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方式。自然的演变史、文明的进化史就是人类不断地攫取资源、破坏环境的历史,也是不断地再造资源、重建环境的历史。在浩瀚的自然面前,人类就像一柄双刃剑,发挥着历史的作用。

——从系统的观点说,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从三个方面互相结合:

首先,任何一个人类的人口系统都是一个消耗的系统,由此带出人口的消费力和资源的养育力的关系问题。人类是现今地球上食物链中最重要的一个生物环节,最重要的消耗系统。没有对资源的消耗,人口系统是不可能存在下去的,但这种消耗是有边界的。

其次,任何一个人类的人口系统都是一个排泄的系统,由此带出人口的污染力与环境的自净力的关系问题。投入——产出的过程依然可以从人口系统中得到反映。人口系统时时刻刻都在产生垃圾,成为最大的环境污染源,但无论是我们的生活还是生产所产生的垃圾都存在着一个极限:环境的自净能力和人类使废物回收的程度。

再次,任何一个人类的人口系统都是一个活动的系统,由此带出人口的活动力和自然的支持力的关系问题。环境是人类活动的舞台,但人类的活动时刻可能给环境带来压力。

——人口压力包括了人口的需求压力和人口的行为压力。“人口压力”有两种类型或者说有两个层面,但这两类需求归根结底是相关的。

第一种是需求压力。这就是最根本的压力。从马尔萨斯等人口学家的思想遗产中,笔者领悟到一个道理:这就是,如果说人口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那么人口问题的实质是需要问题。前者说的是外因,而后者说的是内因。

大人口问题实际上包括了资源环境问题。但对资源环境来说,人口是一种既具有破坏性、也具有建设性的力量。人口增加,意味着消耗资源的需求增加,这就会刺激人口压力的上升。需求的压力可以通过种种直接或间接对自然生态的影响来转化。需求压力最终要传递出去,给生产者以利益上的驱动。

第二种行为压力。特别是在贫困的压力下和对生存的渴望导致了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在贫困人口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就好像是人类自掘坟幕的行为。

行为压力的背后是多样化的动机。需求的信号通过市场传递给“资源的开发者”,所以问题的症结首先就在于有没有需求——我的观点是,“需求是行为之母”。任何行为背后都有需求的驱动。如果说人类有自取灭亡的一天,那一定是人类的欲望超越了环境文明限定的边界条件。

第二个问题才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满足需求。在理论上,我们可以认为:人口数量的压力表现在每个生命个体是有着几乎无限的需求,而在人口过剩的情形下,人口的过多与人口的贫困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一方面是必须满足的基本需求,另一方面是人口、资源、环境关系的紧张,是资源的短缺和环境的恶化。这样,在基本需求和资源的支持力之间就形成了很大的缺口,从而产生了很多的问题。

三个典型的例子是:(1)香港和广东一带对“发菜(谐音‘发财’)”的需求带动了盛产发菜的内蒙古大草原的资源掠夺性大开发。(2)藏羚羊的危机实际上也是如何在国际市场上杜绝对藏羚羊绒毛的需求的问题。如果有广阔的市场前景、有高额的利润诱惑,就一定会有自私自利之徒铤而走险。(3)日本从中国进口木筷子, 却不允许国内用原木生产一根筷子。日本知道自己资源不足,但实际上他们的森林覆盖率要远远高于中国。这三个例子都是用中国宝贵的资源来换取外汇的例子,都是外部性问题。

中国需要对“人口问题”延展性的认识

20年前的《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为中国人口控制作出了贡献,今天我们需要新的致全体民众(包括海外华人)的公开信来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是提高全民族人口意识、生态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意识的一次良机。国内外的种种情势表明,中华民族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忧患的意识。

自然是人类的生存之源、衣食之母、道德之父。没有自然的存在、自然的恩泽和自然的完美,人类的一切都无从谈起。自然是人类最大的财富,也是最值得信赖的朋友。

在很多地方,“发展”已经成为奢侈的字眼。所以,我宁愿退一步说,我们需要的是新的生存哲学。这样的哲学不仅仅是人类要在自己的欲求和自然的资源和环境之间建立起建设性的伙伴关系;而且在于要富有远见地处理人与人的关系、社会与社会的关系。我们需要环境文明,需要环境道德和环境伦理,需要伙伴关系,需要友爱和责任。

中国必须建立强有力的、多层次的环境教育体系,这样的体系是终身的、是影响政治、经济和文化一切领域的。消除贫困首先要从消除愚昧开始,这一点实在是太重要了。否则,增长的人口就只能意味着破坏性力量的增长。

既然自然是人类的衣食父母,我们就应该去保护她、去回馈她、去帮助她。这是环境伦理最基本的内涵了。遗憾的是,人口的增长、城市的崛起、欲求的增加使得我们越来越离开了文明的本质。人类大大小小的苦恼都来自文明的异化,我们所看到的文明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文明,时代在呼唤新的文明形态,这就是有识之士所鼓吹的“环境文明”。这种文明观,在我看来,就是将人类的命运和自然的命运紧紧相连的发展观,就是将人类如何对待自然、自然就如何回应人类的理念作为对一切问题考虑出发点的发展观,就是重新调整和建设人类与自然关系使之达到“天人相应”、“天人合一”境界的发展观。

“环境文明”是以“亲生态人口”为社会生活主体的文明社会。我们要考虑自己的行为可能产生的环境后果,并将一切不平衡的心理所可能产生的恶果消灭在萌芽状态。人类有文化的自觉——这就是理性的力量,就是真、善、美的力量。所以她可以成为建设性的力量。但一旦人类被欲求所迷惑,就可能成为对资源环境最具有破坏性的力量。由此可见,通过环境教育建立起我们人类对于自身处境的“文化自觉”是何等的重要。

历史经验表明,在巨大的人口压力下,在基本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的情形下,我们对于自然的掠夺倾向会大于对自然的保护。这是中国的百年忧患。中国要重建山川优美的生态环境,面临着极其巨大的挑战,根本的一点是要完成历史性的人口转型:即从反生态人口转变为亲生态人口。惟一如此,人口才会主要作为建设性的生态因子而存在。毫无疑问,首先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要互相协调,然后才谈得上实现社会总体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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