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革命之子”迪亚斯-卡内尔的主要挑战
张登文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北京 100101）
摘要： 2018年4月，迪亚斯-卡内尔当选为首位非卡斯特罗家族的古巴政府领导人。但是，他要领导古巴前进还面临着以下四项挑战：维护古巴共产党的团结；应对社会力量的发展；处理好美古关系的降温；最后一项同时也是至关重要的挑战——推进由劳尔·卡斯特罗在2008年发起的缓慢的经济改革进程。
关键词： 迪亚斯-卡内尔；古巴；挑战
2018年4月，在古巴第九届全国人民政权大会（简称“全国人大”）上，作为官方唯一提名的候选人，被誉为“革命之子”的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贝穆德斯（简称“卡内尔”）以高票当选国务委员会主席，接替卸任的劳尔·卡斯特罗（简称“劳尔”），成为首位既非卡斯特罗家族成员、又是1959年革命胜利后出生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这一职务的顺利交接是古巴数年前开始的领导职务新老更替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同时，也引发了学界对岛国相关政策的变化乃至其前途命运的种种思考。
跨文化交际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Edward Hall在1959年出版的《无声的语言》被学界公认为跨文化交际学的奠基之作。 此后，有关跨文化交际的研究呈现出多学科的性质：人类学、心理学、传播学中都有其内容。 跨文化交际仍然是学者们研究的热点：Deardoff从不同角度对EFL学习者跨文化能力进行探讨, 并得出结论： 跨文化交际能力是个体在某些具体的跨文化环境中有效、适宜地完成交际活动的能力。[6] Spitzberg则总结出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三大组成要素： 动机、知识以及技能。[7]
一、卡内尔面对的主要挑战
在国务委员会主席的就职仪式上，卡内尔郑重承诺：要遵循菲德尔·卡斯特罗（简称“菲德尔”）的思想，聆听劳尔的教诲，进一步落实古共“六大”和“七大”制定的纲领和政策，建设一个繁荣而可持续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劳尔也向全国人大表示，他相信新的国务委员会主席会成为古巴共产党（简称“古共”）的领导人。[1]这就为古巴走向后卡斯特罗时代奠定了基础。但是，摆在卡内尔前面的并非是笔直、宽阔和平坦的涅瓦大街，而是必须认真对待并妥善处理的一些挑战。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2.从各个具体省份和城市着手分析，中方在巴利益的聚集点主要是旁遮普省、信德省、俾路支省和伊斯兰堡地区，具体城市分布在卡拉奇、瓜德尔、奎达、拉合尔、白沙瓦和首都伊斯兰堡。自2008年开始，以2013年为分水岭，恐怖事件基本上都开始减少，2017年发生的次数处于历史最低值，基本可以确认不会发生普遍性和规模性袭击中方在巴项目的事件。因此可以大胆的推测，在未来局势也会越来越好，安全指数会不断提高，中方的利益可以得到保障。
（一）维护古共的团结
按照古巴宪法，古共是社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力量，组织和引导旨在建设社会主义并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共同努力。[2]因此，维护古共特别是中央领导集体的团结，消除古共在经济和社会模式更新（简称“模式更新”）以及党的建设等重大问题上的分歧，避免那些建立古巴革命政权的“历史性一代”与1959年革命胜利后出生的继任者之间的代际分裂，推进古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健康发展成为卡内尔的首要任务。其中，最关键的代表人物无疑是即将从古共重要岗位上“退休”的“历史性的一代”：现年88岁的劳尔虽然已经卸任国务委员会主席，但是仍然在2021年前担任古共中央第一书记，并兼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司令；89岁的何塞·拉蒙·马查多·本图拉，同样在2021年前担任古共中央第二书记；还有两位现任古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分别担任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和副主席——即74岁的萨尔瓦多·巴尔德斯·梅萨、87岁的拉米罗·巴尔德斯·梅嫩德斯。年轻一代领导人除了卡内尔本人外，还有52岁的政治局委员兼国务委员会副主席罗贝托·托马斯·莫拉莱斯、54岁的国务委员会副主席伊内斯·玛丽娅·查普曼以及61岁的外交部长布鲁诺·罗德里格斯。
古巴政府对奥巴马在2016年3月对岛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的反应表明，政府官员甚至将奥巴马更巧妙、更尊重和更机智地同古巴接触的方式视为——用外长布鲁诺·罗德里格斯的话来说“对我国思想、我国历史、我国文化和我国象征的深刻攻击。”[7]次年6月，《格拉玛报》正式表达了古巴政府对特朗普新政策的立场，认为它们与奥巴马的政策只是说辞不同。在特朗普傲慢地对岛国实施旧政策时，古巴政府也将奥巴马的做法视为“披着羊皮的狼”，也就是说，这些做法实际上与那些企图促使古巴“政权更迭”的做法别无二致。
面对古巴已经开启但是步履缓慢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改革进程，岛国内部各种质疑和挑战因素，如何利用劳尔等“历史性一代”的影响，增强年青一代领导人的凝聚力，发挥劳尔家族成员的作用，捍卫古共的领导地位，就成为卡内尔所面对问题的重中之重。这是古巴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根本保证。
（二）应对社会力量的发展
尽管如此，特朗普对古巴的新政策代表着美古关系的倒退。这些政策除了给本已棘手的外交关系增加了新的、不必要的敌视和猜忌外，还对美国人恰恰想帮助的古巴企业家造成负面影响。尽管上述政策会把一些美国游客从古巴的国营和军工企业转到其私营企业中，但后者规模微不足道的扩大却是以美国游客数量的大幅减少为代价的。这将扼杀私营部门由于美国大批游客的造访而出现的繁荣且不断增强的信心，美国游客已经成为古巴“模式更新”的重要资金来源。
驻哈瓦那的美国和加拿大外交人员发生的，至今仍无法解释的一系列声响事件，加剧了美古两国原有的极度不信任。自2016年11月到2017年8月为止，二十多名美国与加拿大外交官说他们遭受了神秘的“声波袭击”，出现了听力受损、头晕、头痛、疲劳、睡眠困难，甚至是轻微脑损伤等症状。尽管即将上任的特朗普政府最初并没有责怪古巴政府，但到了2017年8月，特朗普总统和前国务卿雷克斯·蒂尔森都开始暗示古巴要对此事件负责。古巴则一再否认自己有责任，甚至质疑这些症状的合理性，但同时承诺，它将配合美国寻找病因。
经济领域也出现了维护自身利益的声音。近年来，古巴社会利益多元化迅速发展的重要领域是“非国有部门”。2010年，劳尔放弃了其胞兄菲德尔·卡斯特罗执政时期实施了多年的，严格限制非国有部门发展的政策，采取了一些较为灵活的新政策，非国有部门有了一定的发展。如，登记开展个体经营的人数从2010年的15万人增到了2017年的58万人，占到了全国劳动力的12%。[5]但是，政府允许非国有部门从事的200多种经营活动仅限于餐饮服务、修鞋、出租车等低技术含量的行业，并且限制重重、税负很重，导致非国有部门发展缓慢，在增加就业、提供相关商品和服务等方面的贡献有限。2017年8月，政府又冻结了最受欢迎和最赚钱行业的新执照审批工作，打破了非国有部门经营者对亟须扩大合法权益的希望。
为应对上述冻结令并担心政府实施范围更广、规定更严的新法律，43位成功的企业家成立了专门小组并致函古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要求召开协商会议。他们试图在所谓的“完善”古巴个体经营条例发生任何重大变化前，向政府提供重要意见。2017年12月，他们会见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官员，并提出了扩大商品与服务批发供应规模、批准企业进口重要商品的合法资格，实行更灵活的税收制度，更新当前的合法行业限制名单并代之以只禁止特殊经营而许可其他所有种类经营的名单，明确承认中小型私有企业的合法地位，保证私营部门成员参与持续的对话等六项具体建议，引起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重视。不仅如此，古巴公布了2018年宪法修正案草案后，大约60万名个体经营者及其雇员敦促有关部门撤销对私人资本积累拟定的限制政策。结果，有关部门不但对此做出了重大让步，而且允许古巴企业家经营多家企业，并废除了餐厅和酒吧每次最多接待50人的数量限制。
流动资金暂按年运行费的10%计。流动资金从项目正常运行期的第1年初投入，随项目运行，计算期末一次回收［3］。
2017年9月底，作为调查“声波事件”期间的预防措施，美国宣布将驻哈瓦那大使馆工作人员削减一半，随后又把15名古巴外交官驱逐出境。尽管没有任何平民声明自己有任何症状，也没有证据表明上述事件是“袭击”，但是，美国国务院仍然向所有可能赴古巴的美国公民发出了一份措辞强硬的旅行警告，建议他们重新考虑赴古巴事宜，因为美国外交人员遭到了袭击。这些做法的后果是两国都大幅减少了外交人员和外事活动，也许，这恰恰让事件的幕后主使达到了其目的：两国实际上恢复到了昔日外交来往最少并且彼此对抗、相互信任度最低的状态。
在这种背景下，国内外学界更加关注卡内尔对国内改革的态度。近年来，卡内尔一直支持同性恋立法，维护一些具有批判性思维的博主的权利，呼吁为国民提供更多上网机会，因而获得了务实、开放的现代领导人的声誉。但是，他同时也努力证明自己是1959年古巴革命的忠实拥护者。在2017年8月传出的一段视频中，卡内尔不仅将奥巴马政府恢复美古关系的努力视为美国人摧毁古巴革命的企图，而且严厉批评了一些持不同政见者与独立意见、私营部门的扩张。在就职演讲时，卡内尔也郑重表达了他作为古共政治和经济路线坚定捍卫者的立场，并高度赞扬了其前任劳尔的伟大贡献。但是，古巴民众会寻求更多的社会表达空间，如何处理好国家同新兴的、多样化的社会力量的关系，是卡内尔必须认真面对并妥善处理的另一项挑战。
（三）处理好美古关系的降温
施工中要求每层土方的开挖深度必须在土钉以下0.5 m以内，严禁超挖。土方开挖与土钉墙施工应紧密配合，每一层土方开挖到设计深度后，在土钉施工完毕且强度达到设计强度80%之前，不得进行下一层土方开挖。土方开挖顺序是先四周、后中间。
将古巴政治视为精英阶层的行为是个致命的错误。[3]劳尔执政以来，一再呼吁人民积极参与古巴变革进程的讨论、要求政府官员接受媒体采访，告诫政府新闻部门要放弃过去的自负等，打开了反思和探讨岛国历史与未来的政治空间，[4]古巴的社会力量不断壮大，利益多元化趋势日益增强。这些社会力量积极寻求并参与国家问题的解决，追究政府的相关责任，并坚持其独立性不受国家控制。毋庸讳言，其中包括岛国内部规模不大的UNPACU、SOMOS+、The Ladies in White和State of Sats等持不同政见的团体。由于这些团体内部分歧较大、多数居民不愿参加政治反对组织等原因，其规模不大、影响有限。但是，古巴的社会力量决不仅仅是上述持不同政见团体。
11月30日，乐车邦宣布已与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法雷奥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据内容显示法雷奥将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充分利用乐车邦合作和托管的4S店渠道资源，并为4S店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乐车邦有意与法雷奥进行多层次的战略合作；在合作期间双方将就提升各方在服务客户的专业能力和水平上，开展交流合作。
劳尔家族的三位成员与政治联系密切，作用不可小觑。他们分别是劳尔的独子，54岁的内政部上校亚历杭德罗·卡斯特罗·埃斯平，负责情报和反情报协调工作，这使他成为古巴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The mirage of transition in Cuba）劳尔的长女，57岁的全国人大代表、心理学家玛丽拉·卡斯特罗，劳尔的前女婿、长期担任军队控股公司GASEA（即企业管理集团，其业务几乎涵盖国民经济的所有领域）的总裁路易斯·阿尔韦托·罗德里格斯-洛佩斯·卡列哈斯将军。目前，除了玛丽拉支持同性恋、赞成政府赋予非国有部门更多合法空间外，他们都没有就变革古巴现有经济体制或政治结构提出真正有价值的方案。尽管如此，他们的家族关系及其在国家安全机构、全国人大以及军队担任的重要职务，使其对于维护古共的团结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三组数据通过oneway-ANOVA分析得P=0.506＞0.05，属于同一子集。可知三种检测方法所得结果无显著差异。
古巴问题离开了其国际背景就无法理解。对古巴“繁荣而可持续的社会主义建设”而言，美国的敌视与封锁仍然是一个可怕的障碍，也给岛国的国内政治蒙上了一层阴影。2017年6月，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简称“特朗普”）在迈阿密宣布，华盛顿将继续执行对古巴的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政策，并告诉那些对哈瓦那持强硬立场的古巴裔美国人，他正在“彻底改变”奥巴马同古巴达成的“糟糕交易”。实际上，他最初似乎准备保留奥巴马的大部分政策（尤其是那些旨在帮助古巴私营部门的政策），而有限地调整某些经济领域尤其是那些与旅游相关的领域，如禁止美国企业所有同古巴军方、情报或安全部门控制的企业的经济来往，加强对美国公民赴古巴旅行的限制和监控等。
在网络依然是一种非常昂贵并受严格控制的商品的古巴，最值得关注的社会力量是正在兴起的数字媒体。如岛国内部的Primava Digital、迈阿密的CubaNet、西班牙的EnuCuCo等长期对政府持批评立场的媒体，14ymedio和Diario de Cuba等更多地将日常报道中的批评方法同有原则性和调查性的新闻工作相结合，日益客观和专业以及可靠的信息渠道，不仅给公共领域带来了一系列的新声音，也带来了重大的影响。其中最突出的有：2007年，上世纪70年代高压文化政策的两位制定者在电视上做节目时，数字平台polémica及时进行了报道，许多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马上发起了抵制行动，迫使二人中途退出了该节目，而且，文化部长出面道歉并承诺此后绝不发生类似的事情；2013年，乐队领袖Robertico Carcassés在国家电视台直播的音乐会上即兴演唱了关于直选国务委员会主席等内容的批评性歌词而遭禁演，但他在脸书上公布了这一消息后,岛国著名的音乐家纷纷向有关部门施加压力，后者不得不收回上述惩罚。2014年，一位博主公开并谴责了大学考试的舞弊行径，最终被当局接受，等等。[6]
这些事件也可能为特朗普政府提供了极好的借口，让他可以做在法律上还不敢做的事情：在奥巴马对古巴的外交开放政策上倒退。2018年3月，在削减外交人员半年后，特朗普几乎将美国驻哈瓦那大使馆变成了“空城”（它过去就只有10名不带家属的外交人员），体现了美国驻哈瓦那外交使团的不确定性。大使馆少得可怜的人员配备，使美国的情报、移民和民间活动都陷入了瘫痪状态，更不具备弄清“声波事件”原委的能力。简而言之，正是在古巴政府历史性转型的重要关头，美国与古巴关系的降温成了卡内尔领导古巴前进的又一重阻力。卡内尔如何依靠古巴人民，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学界拭目以待。
（四）继续推进“模式更新”
劳尔“模式更新”的核心是经济。这是卡内尔继承的重要挑战或使命之一。吊诡的是，特朗普总统在美古关系上的倒退，竟然同岛国政府自身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抵制进一步的经济开放不谋而合。这一政策有助于古巴政府向岛国人民说明，私营部门的缓慢发展是面对外国侵略而采取的必要防御措施。
古巴政府一再宣称，非国有部门将逐步扩大，但它只能是占主导地位的计划经济和国有部门的辅助性补充。古巴继续明确地限制财富或财产的私人集中。因此，特朗普在对古巴关系上的挑衅性政策确实会事与愿违，并伤及到了岛国个体经营者的利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更多的参与会在短期内扩大古巴的经济自由或者为其创造一个所谓的“变革时刻”。原因在于，严重阻碍非国有部门发展的是古巴内部的重重限制，而不是适得其反的、过时的禁运政策。在劳尔2008年开始经济改革十年后，除了承认私人财产的权利，批准个体经营者作为商业企业的“法人资格”，非国有部门发展将仍然十分缓慢。
此外，古巴经济还面临着其他诸多困难：如引进外资工作步履缓慢，外资短缺等。古巴每年需要吸引25亿美元的外国投资，但是，自古巴通过了新的外国投资法以来的三年中，只吸收了34亿美元。古巴掣肘重重的外资企业审批程序让许多外国公司望而却步；同时，古巴的货币和汇率双轨制统一工作再三推迟，已经成了经济增长的巨大障碍，使得现实中的成本核算很难实现。但是，这一工作是极其复杂的，对古巴经济会造成不可预测的影响。由于长期缺乏外汇储备，古巴也无法获得国际金融机构的帮助，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货币和汇率双轨制统一；国有企业效率低下，要求国有企业自负盈亏、自我发展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国家财政的20%仍然用于弥补破产的国有企业造成的赤字。但是，古巴政府不准备迅速关闭效益低下的国有企业，因为，在非国有部门发展缓慢的情况下，这样做的结果会造成巨大的失业问题。古巴经济发展缓慢，也引发了人民的不满，他们对岛国政府改善经济状况的能力信心不足。古巴70%的国民认为经济是国家最严重的问题。[8]这是摆在卡内尔面前最重要的难题。
二、结语
古巴革命的“历史性一代”正在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无论这种退出是多么渐进、缓慢并且受到严格的控制。卡内尔已经从劳尔手中接过了国务委员会的权力、责任、使命以及名垂青史的机会。可以预见，在其首届国务委员会主席任期内，尤其是随着劳尔在2021年卸任古共中央第一书记，卡斯特罗时代即将结束，卡内尔将面临着一些深刻的或者说合法性挑战。
如果卡内尔当选为国家元首和行政首脑的“历史性”变化不仅是古共内部的“新老交替”，更是岛国从长期缓慢的变革走向更加开放和繁荣的起点，他必须认真应对并确实处理好以下四项工作：首先，坚决维护古共领导集体的团结，捍卫古共的执政地位；其次，正确面对社会力量的发展，同他们保持合理的张力；再次，冷静对待美古关系的不利变化，捍卫国家的主权与独立；而上述工作的成功，归根结底，离不开最后一项但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项工作——不断推进“模式更新”，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成就，切实提高古巴人民的生活水平。所有这些，都考验着卡内尔及其新一届国务委员会的智慧与勇气。
参考文献：
[1]Digital news staff, Newly elected President Miguel Díaz-Canel addresses National Assembly of People’s Power,[DB/OL]. http://en.granma.cu/cuba/2018-04-19/migueldiaz-canel-i-assume-this-responsibility-with-theconviction-that-all-we-revolutionaries-will-be-faithfulto-fidel-and-raul, 2018-04-22.
[2] Cuba's Constitution of 1976(with Amendments through 2002), [DB/OL]. https://www.constituteproject.org/constitution/Cuba_2002.pdf?lang=en, 2019-07-26.
[3] Arturo López-Levy and Rolf Otto Niederstrasser, Five Keys to Residential Change in Cuba [DB/OL]. https://www.ascecuba.org/c/wp-content/uploads/2019/02/v28-26-lopezlevy.pdf, 2019-03-01.
[4] William M. Leogrande, ‘Normalizing US-Cuba relations: escaping the shackles of the past’[DB/OL].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abs/10.1111/1468-2346.12282, 2018-03-06.
[5][8]William M. Leogrande, ‘Can Cuba’s Miguel Diaz-Canel Complete Raul Castro’s Economic Revolution?’[DB/OL]. https://thecubaneconomy.com/, 2018-12-08.
[6] Bert Hoffmann, Bureaucratic socialism in reform mode: the changing politics of Cuba’s post-Fidel era, [J]. Third World Quarterly, 2016, 37, (09): 1734.
[7] Reuters, Cuba calls Obama visit 'an attack' as Communists defend ideology [DB/OL]. https://news.yahoo.com/cubaminister-calls-obama-visit-attack-communists-defend-174532222--finance.html, 2016-06-01.
The Main Challenges of the Cuban “Son of the Revolution”
Zhang Dengwen
(Scientific Socialist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In the April of 2018, Díaz-Canel was elected to be the first president who does not come from the Castro’s family.However, he has to face the following four main challenges in leading Cuba, namely, to defend the unity of the leadership of the Cuban Communist Party, to confron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forces, to cope with the backward of the U.S.-Cuba diplomatic relation, and the last and most important—to advance the updating process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model which was ushered by Raul Castro in 2008.
Key Words: Díaz-Canel; Cuba; Challenges
中图分类号： D75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4735（2019）05-0094-05
收稿日期： 2019-08-01
作者简介： 张登文(1970—)，男，副研究员，博士，山东滨州人，研究方向：科学社会主义。
（责任编辑：王京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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