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指标体系论文,中国论文,机制论文,评价论文,动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988(2007)06-0052-07
我国正处在城市化中期加速发展阶段，城镇建设力度不断加大，水平和质量明显提高，城市化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现象，众多现存矛盾和问题的解决，都将得益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为加快城市化进程，就要更好地发挥动力机制、改变制约机制。只有对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和模式作归纳分析和评价，才有利于各地借鉴，找到适合于本地的城市化发展模式。
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指的是推动城市化所必需的动力的产生机理，以及维持和改善这种作用机理的各种经济关系、组织制度等所构成的综合系统的总和。关于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的研究，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周一星指出，中国城市化动力是由国家有计划投资建设新城或扩建旧城而吸引的人口集聚，以及以乡村集体或个人为投资主体，通过发展乡镇企业所吸引的人口集中，这又可理解为二元城市化动力机制；薛凤旋和杨春则以珠江三角洲为例多次撰文分析了外资投入对中国城市化的重要意义；许学强从政策制度的角度分析了中国乡村—城市转型的关键；崔功豪、马润潮则阐释了中国自上而下的城市化发展过程及其动力机制；辜胜阻、刘传江(2000年)在其《人口流动与农村城市化战略管理》一书中指出城市化的动力机制主要是产业结构转换引起的；宁越敏(1998年)、顾朝林(1995年)、周一星(1998年)等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我国现阶段城市化动力机制问题，他们得出共同结论是我国过去的一元或二元动力已被当今多元动力所代替；丁登进一步指出“新时期城市化机制应是内生/外生城市化复合的互动过程”。
城市化动力机制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不同时段、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其城市化动力结构是不同的。通过建立指标体系对城市化动力机制进行数量化，有利于研究这些影响因素的总体特征和数量关系，从而为加快城市化进程、实现城市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构建一套高效、合理的指标体系，综合评价中国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引导中国的城市发展走健康、有序的城市化道路就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
一、构建城市化动力机制评价指标体系的必要性
中国的城市化经过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计划经济几乎把所有的东西都囊括在计划之内，制约了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从1978年开始，中国的城市化进入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是一个主要由市场力量推动的、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自然发育过程，只是到了城市化的高级阶段，政府的干预才逐步增强。而在我国开始城市化时，主要靠的是政府计划的力量。改革开放以来，市场机制所起的作用逐步增强，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影响城市化进程的因素日趋多元化。加快城市化进程已引起我国各级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重视，如何对城市化动力机制进行准确反映和综合评价，成为目前经济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指标体系是目前国际通用的用于评价发展目标和过程的有效方法，很多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和欧盟，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制定了各类指标体系。一套高效、合理的城市化动力机制指标体系可以对城市化进程和发展状况进行描述和解释，使目标具体化；对城市化政策和措施及其效果和影响做出评价；对城市化进程和发展目标实现进行监测和检测；对需要解决的各种问题提出参考性意见和建议。
城市化的动力机制综合评价的前提是建立一套较完整的、能全面反映问题实质而又切实可行的指标体系，为此必须结合一定时期城镇发展水平的实际，对构成城市化的要素进行深入的剖析，从中筛选出评价指标来。中外学者已提出过一些评价指标和方法，但就整体而言，都还存在指标不健全、功能不完善、方法欠科学等问题。评价要以城市化的内涵为依据，按照系统观点建立一套较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动力机制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和方法，运用其揭示城市化动力机制的特征和存在的问题。通过城市化动力机制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来分析影响城市化进程的动力因素，可以很好地描述出不同时代、不同区域影响城市化进程的主动因子，从而为制定决策提供更好的依据，使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健康、有序地发展。
二、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的分析框架
城市化是城市地域范围不断扩大、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城市特征不断加强的过程，是区域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过程和必然结果。作为社会现代化重要标志的城市化的发展受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城市化的动力呈现多元化，中国城市化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2004年我国城市化率达到41.8％，比1978年增加了近24个百分点。当前中国城市化的动力已呈错综复杂的局面，以二元城市化动力机制来分析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城市化进程无疑太简单，有必要从新的角度予以审视。在诸多影响城市化发展的因素中，经济增长、科技进步、产业结构转换、制度变迁与创新等是影响乃至决定城市化发展的关键要素所在。它们的共同作用形成了城市化的生成机制，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总体上看，当前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动力因素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经济增长与科技进步
从经济学角度看，城市化是在空间体系下的一种经济转换过程，人口和经济之所以向城市集中是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作用的结果。经济增长必然带来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无疑又会加速经济增长。
美国经济学家兰帕德(E.E.Lampard)在《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第三卷中发表了一篇名为“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发展历史”的文章，指出，“近百年来，美国城市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一种非常显著的正相关，经济发展程度与城市化阶段之间有很大的一致性。”根据1981年美国人口咨询局的资料，不同经济类型的国家，加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其相应的加权城市化水平之间确实呈现出一种很明显的相关关系：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的国家一般城市化水平也高，而且大城市之间还存在显著的集群现象。美国东北部的城市群就是典型的代表。中国的经济与城市化同步增长也是很好的证明，城市作为聚集的中心，在劳动、技术、资金、交通运输、通信设施、市场容量、人力资源以及居住条件等方面，比周围地区拥有更多的优势，这就使得生产活动不断向城市聚集，从而产生聚集的规模效应和经济效益。
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加大，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科技进步会加速经济增长，深刻地促进产业集聚及产业结构的转换，影响城市化进程，可以说技术进步是城市化发展的原动力。先进的农业技术推动人口向城市转移；蒸汽机的发明，导致了产业革命的产生和城市化的飞速发展；而以汽车为代表的便捷的运输技术则对城市郊区化和城市密集带的出现，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发达的通讯技术、计算机的应用则强化了城市的服务功能，加快了城市化的步伐。据统计，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对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20世纪初为5％～20％，中叶为50％～60％，到90年代为60％～80％，科技进步对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已明显超过资本和劳动力。这一切都说明科技进步对城市化具有深厚的影响力和推动力，而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开辟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积极引进外资和新技术，大大促进了这些区域的城市化发展进程。
2.产业结构转换
城市化是各种非农产业发展的经济要素向城市聚集的过程，西方产业结构理论的研究主要有两大流派：结构演变理论和结构调整理论。前者以配第—克拉克定律和库兹涅茨的后续研究为主；后者中影响较大的是刘易斯的二元结构转变理论、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罗斯托的主导部门理论等。产业结构理论告诉我们：由于产业平均利润率的不同，为追逐利益的最大化，生产要素必然会在不同的产业之间流动。同时由于各产业的特性不同，所要求的空间条件(包括区位、空间聚集和集中度等)也不同：土地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农业对其数量、质量的要求较高，因此农业倾向于以分散的方式布局在地域广大的农村；而工业和服务业则由于具有原料指向、交通运输枢纽指向、人口聚集指向等特点，倾向于布局在人口密集、原料充足、区位条件优越的城市区域。因此，伴随着要素在不同产业的流动，城市化的过程应运而生。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农村率先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在农村巨大的就业压力和农民强烈的致富愿望的双重作用下，中国出现了极具特色的农村工业化：乡镇企业。到1996年，乡镇企业产值已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2/3，乡镇企业的迅猛崛起，对城市化产生了强大的推动作用。农村非农产业特别是农村工业的快速发展，为城市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产业结构基础。同时，乡镇企业也加速了资本、技术、信息等经济要素向乡镇工业小区区域内的转移。
如果说工业化带来的是城市规模的扩张和城市数目的增多，即城市化在量上的扩张，那么，第三产业的发展则促进了城市化软硬件设施的完善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即主要表现为城市化在质上的进步。因为第三产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和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不仅能够吸纳较多的劳动者就业，成为加快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因素，还将有利于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质量和效益。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赋予了城市新的活力，使城市化进入更高的层次，可以说，在工业推动的基础上，第三产业的发展构成了城市化向纵深跃进的后续动力。
1983年美国经济学家汤姆·斯托尼尔在他所著《信息财富——后工业经济的轮廓》一书中，对信息的重要性作了精辟的阐述。他认为，信息已经取代了土地、劳力和资本，成为现代生产体系中最重要的投入。他还指出，土地是农业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资本是工业经济社会前进的主要制约因素，而知识将成为后工业经济社会繁荣的主要制约因素。信息化已经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新动力。
3.制度与政策
以罗纳德·H.科思和道格拉斯·C.诺思为代表的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现实的人是在由现实的制度所赋予的制度约束中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的，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在有了制度时才得以发挥功能。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无效率的制度安排则会抑制甚至阻碍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通过制度创新(变迁)同样可以大大促进经济发展。城市化作为伴随社会经济增长和结构变迁而出现的社会现象，同样与制度安排及其变迁密切相关。如果缺乏有效率的制度，或是提供不利于生产要素聚集的制度安排，则农村城市化就不能正常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化所走过的曲折历程，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制度和政策因素对我国城市化尤其是区域城市化的影响巨大。就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我国实行的是自上而下的城市化制度安排。人口在城乡之间的迁移具有明显的政治运动特征，而不是由于经济原因的驱动而引起的。国家对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实行了非常严格的控制，加上在农村不让农民发展工业、运输业和商业等制度安排，使农村无法内生发展小城镇，致使这一阶段城市化发展进程非常缓慢，甚至出现一定时段上的停滞和倒退。
城市化与市场化是密不可分的。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由自上而下的城市化制度安排转变为国家宏观调控下的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制度安排。随着农村工商业的迅猛发展，富裕起来的广大农民既有进入小城镇生活的强烈愿望，又积累了建设小城镇的物质基础，在居住、择业、保险、子女就学等众多方面的制度创新，都形成了帕累托改进型的制度创新，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
实践证明，制度安排与创新在城市化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核心地位。通过有效率地推进农业发展的制度安排，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业产出水平的提高，也增加了农业产品剩余和要素剩余；通过有效率地推进非农产业发展的制度安排，促进了国民经济的非农化特别是工业化的发展；通过有效率地促进经济要素流动的制度安排，使农业部门的要素流出推力和非农部门的要素流入拉力形成结合与集聚的合力；通过有效率地推进城镇建设的制度安排，促进了城镇基础设施及房地产业的开发，从而满足了城镇非农产业和人口不断集聚的需要。
此外，一些偶然事件也加速或延缓城市化发展进程并影响城市化的性质、方向和特征以及城镇规模、功能等。主要有境外投入、宏观政策的变化、重大工程项目的建设、行政中心的变更、行政区划和管理等因素的变动。如国家投资的大型项目建设(如大型钢铁基地、石油基地、港口等)一般会促进所在地区的城市化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来，外资引进的刺激作用强度也越来越大，三资企业集聚，形成了较强的外向型的经济体系，吸引了大量的乡村剩余劳动力，大大促进了这些地区的城市化进程。
三.城市化动力机制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关于城市化的内涵，由于认识角度不同而有不同的理解。城市化涉及经济、人口、社会、环境等方面内容，因此，城市化动力机制指标体系也应全面地反映城市化的各个方面，同时既要对城市化的量的方面做出反映，也要对城市化的质的方面作出揭示，使监测目标和监测指标有机地联系起来，组成一个功能完善的整体。
(1)针对性原则。城市化动力机制评价指标体系必须针对城市化本质，兼顾城市化的功能和影响，以保证选出的指标体系的可行性和代表型。
(2)层次性原则。城市化受多方面因素影响，是多因素共同推动的过程。因此，指标体系应根据其结构分出层次，表征城市化动力机制的指标体系中任何指标都必须建立起与其他指标之间的内在联系，合理确定其在指标体系中的层次与位置。
(3)全面系统性原则。城市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表现，任何单一的指标都不能全面地表明城市化的动力因素，应当强调全面达标而非单项达标，不能简单地从某个侧面加以评价，必须建立起全面评价城市化动力机制的概念，创立一整套完整、科学地评价城市化动力机制的理想方法。
(4)可评价性原则。评价指标要具有可比性、可得性、定量性，指标所构建的体系应能对推动城市化发展的因素提供评价依据，并对其效果作出评价。指标要考虑其是否可量化和数据取得的难易程度及可靠性，尽量利用现有统计资料和规范性标准，从而保证技术上的可操作性。
(5)动态性原则。城市化过程是一个长期的动态演化过程。反映城市化动力机制的指标体系也必然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指标体系。指标设置应具有时代特征，一方面要具有先进性，充分体现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方向和目标；另一方面还要具有阶段性，体现其动态演化过程。
四、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不同时段、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其城市化动力结构是不同的，各城市具体的发展模式选择要因地制宜，城市化模式不能搞一刀切，各城市可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自然条件等影响城市化进程的因素选择合适的城市规模、发展方向、布局结构和动力机制等，不能违背经济规律和自然法则。
在广泛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按照城市化的内涵和指标构建原则，考虑到指标选取的科学性和可能性，我们把影响城市化发展的动力因素评价指标体系概括为4大类：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产业结构转换指标、制度和政策指标、教育科技指标，并提出由34个指标构成的城市化动力机制评价指标基本体系，这些指标涵盖了大多数影响城市化进程的各类指标。这4大类、34个指标仍然不能穷尽城市化动力机制所涉及的各个方面，不能反映动力机制的全部，我们能够做到的只是反映城市化动力机制的主要内容。
1.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体系
反映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指标我们分别选取人均GDP(元)、人均社会固定投资(元)、人均邮电业务量(元)、医疗水平指数(每千人口有医生数、每千人口有医院床位数)、交通运输能力指数(铁路+公路+内河航道里程/地区总面积)、人均城乡储蓄存款余额(元)、人均能源消费总量(万吨标准煤)、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元)、人均住宅建设投资总额(元)等9个指标从综合经济角度分析影响城市化发展的动力因子。
2.产业结构转换指标体系
初始动力表现为随着产业结构的演变，第一产业产值所占比重与就业所占比重均在不断降低。因此，我们选取了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第一产业就业所占比重、人均农业总产值(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元)、农业土地产出率(元/亩)这5个指标组成了初始动力的指标体系。工业化是城市化初始阶段的主要动力，从而形成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我们选取了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工业生产总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第二产业就业所占比重、人均工业总产值(元)这4个指标组成了主要动力的指标体系。
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与就业比重均在不断提高，从而形成推动城市化持续发展的后续动力。我们选取了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第三产业就业所占比重这2个指标组成后续动力的指标体系。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的今天，工业化对城市化的推动力由强变弱，信息化是工业化中后期推动城市化的新动力。我们选取了邮电业务总量/GDP、百人程控电话拥有率、每百人上网率3个指标组成城市化的新动力。
3.制度和政策指标体系
制度和政策变迁表现为产权制度变迁、市场化程度提高、分配格局变化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等方面，因此，我们选用了社会保障覆盖率、对外开放度(外贸进出口总额、利用外资)、市场化指数(非国有经济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非国有经济就业人数占城镇总就业人数的比重、财政支出占GDP比重)3个制度变量组成制度变迁指标体系。
4.教育和科技指标体系
教育和科技我们选取了人均公共教育经费(元)、初中毕业生升学率、教育水平指数(教师数/万人、大中小学在校生人数/万人)、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年)、人均科技三项费用(元)、万人拥有专业技术人员数(人)、10万人授权专利数(项)、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例等8个指标。
以上4大类、3 4个指标构成的城市化动力机制评价指标体系如下表所示：
五、评价方法
以上指标都是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反映城市化动力机制，为了从整体上动态反映城市化动力机制必须采取一定的方法将这些指标进行综合。在综合评价时，目前有多种方法可以选用，如聚类分析、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综合指数法等，根据各个动力因素对城市化的作用机理，对各个动力因素进行指标体系构建后，通过建立回归模型，分析各个动力因素对城市化发展的定量影响。利用SPSS或SAS等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从而找出影响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因素。
通过对城市化动力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及相关统计数据和方法的运用，以期能对城市发展动力的现状作出一个有效的评价，从而能发现促进城市发展的积极因素和阻碍城市发展的障碍因素，对于进一步分析这些因素的作用机制，针对不同城市实施不同的宏观调控政策，确保城市的协调与快速发展都具有积极的作用和实践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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