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方经济学中几个问题的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方经济论文,几个问题论文,学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如何正确认识和运用西方经济学及其理论，我国经济理论界一直存在一些分歧。这些分歧主要包括如何正确认识西方经济学、如何正确看待西方经济学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烙印、如何正确地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理论等问题。
一、关于西方经济学的认识
所谓西方经济学，是指当代世界的市场经济学，它是由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对在西方国家已有几百年发展历史的市场经济运行所做出的理论总结和概括。其基本理论一般包括三个部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至今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概念、理论和较为完整的体系，特别是其理论分析工具，对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运行和调控的描述与概括，是比较行之有效的。
相比西方经济学而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是马克思在研究批判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创立的，它着重从制度上、规范意义上阐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和发展规律。[1] 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我国学者和大众所熟知，它是我们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指导。作为中国经济学者，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掌握人类共同的经济学理论财富，并根据中国国情，分析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总结我国转轨时期的经验和教训，这无疑是富于挑战性的光荣任务。力争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对现实的经济社会问题分析得更深入一些、眼光放得更开阔一些，为我国不断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服务，为世界共同的经济学大厦构建添砖加瓦，这是我们中国经济学者应尽的、也是能尽的职责。
中国目前正在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国家较为发达的市场经济相比，除基本制度和一些国情不同外，它们也存在着诸多的共同之处。例如，它们都是市场经济，都是实行社会化大生产，都是追求低投入高产出或者低成本高收益的经济效率等，因而它们在描述这些因素和事物的假设、概念的理论体系等方面，也就具有某些共同性。我们不能只看到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区别、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间的区别，就否认或漠视它们之间存在的诸多共同东西。否则，这就是置人类已有的经济学共同财富于不顾，是不明智、不可取的选择。
在实际中，我们要防止和克服两种倾向：一是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是为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为社会主义制度所替代服务的，而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且是要发展市场经济，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当前中国已经不管用了，要用西方经济学取而代之。这是一种十分错误的观点。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永远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我们研究和考察任何经济问题，都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从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二是看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意识形态上的区别，就全盘否定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重要性。
二、关于西方经济学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烙印的认识
有的学者认为，西方经济学中带有很深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烙印，我们不可以学习和借鉴。这种观点是有失偏颇的。诚然，西方经济学中的确带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烙印，即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一面，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因而对这一面我们要采取“弃”的态度。例如，西方经济学以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为既定前提；微观理论中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宏观理论中视工会为垄断势力，并将其视为工资和物价居高不下、形成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等，我们是不能盲目接受的，必须认真识别，并给予有力的批判。但是，西方经济学作为研究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经验总结的一面，它又对我们正在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所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市场经济中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合理的做法，反映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反映了现代化大生产的内在要求，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这些一般规律和经验总结是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努力学习和借鉴的，也就是我们可以“取”的一面。例如，微观理论中的供求理论、企业如何决定产量和价格的理论以及市场失灵理论等，宏观理论中的国民收入核算理论、IS—LM和AS—AD分析理论、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增长和波动理论等，国际经济学中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理论等，这些理论对于指导我们管理和调控社会经济运行都是非常有益的。当然，学习和研究的过程内在地包含着分析和批判，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态度。
我们再以一个著名经济学家的理论为例。众所周知，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本人非常反对马克思主义，十分仇视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而且，他写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其基本理论也是建立在三大心理规律的基础上。① 然而，我们不能因为这些因素就否认他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创始人，否认从他那套理论体系中所引申出来的政策思想对当前我国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意义。事实上，对于西方经济学中的许多概念，我们早已在经常使用。比如，报刊上几乎天天见到的“垄断性过剩”这一概念，就是来源于凯恩斯经济学。
三、关于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理论的认识
有的经济学者认为，从整体上看，西方经济学是不可取的，只能借鉴它的部分概念、论点和方法。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对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有害的。
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来看，我们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正是微观经济学所研究的核心问题，即如何在资源和技术约束条件下求得竞争性均衡的帕累托配置效率，如何纠正市场失灵和分配不公平的偏差。二是要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这个问题又正是宏观经济学所研究的基本内容，即如何减少或减轻经济波动，尽可能地实现充分就业和低通胀的均衡，使国民经济快速、稳定、有效、持续地增长。因此，我们学习西方经济学，主要应该学习它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而对于它的具体的和个别的结论，尤其是那些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观点或结论，我们才应该持否定的态度。当前，我国高等院校里财经管理类专业普遍开设西方经济学课程，难道仅仅是为了批判和否定其整个理论体系吗？要真是那样的话，我们在配置宝贵的人力资源方面是不是存在严重的低效率呢？学习和研究西方经济学总是要有利于发展中国的生产力，这才是我们的根本目的。
由于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基本国情上存在很大差别，而西方经济学中的不少结论和观点是从它们的国情背景下得出来的，因此，在借鉴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来讨论中国的经济问题时，我们一定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绝对不可生搬硬套。具体来说，至少应注意以下四点：
1.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尚不具备市场机制赖以顺利运行的足够条件，而在许多西方发达国家，这些条件都已具备。例如，在许多西方国家里，家庭和企业确实能够像西方经济学所论述的那样，对市场价格信号能够迅速做出反应，使市场机制得以顺利运行。在我国，家庭和企业对消费品价格、生产要素价格等信号的反应要迟钝得多。比如，在公款消费的请客送礼中，商品价格上涨所产生的需求量下降，就远不及自费消费时那么强烈。所以，市场机制在我国运行的作用程度和范围就要受到一定的限制，一些西方经济理论在我国当前的适用性就要打折扣。
2.我国目前处于转轨时期，即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一些市场机制赖以运行的制度框架尚不完善，如现代企业制度、法律法规、公民的市场合约意识等，而西方经济学所分析的是市场制度较为完善的情况。因此，对于同样一件事情，在西方发达国家就可能会办得有板有眼、较为顺畅，但在我国当前就可能无章可循、有章不循或坎坷难行。例如，我国的“三角债”问题长期难以解决，就是由于我们还缺乏必要的法律法规，企业和个人还不具备足够的市场合约意识，造成了违约盛行、软预算约束的情况。在这些制度完备以前，市场机制的作用程度和范围必然要受到限制，西方经济理论在我国的运用也必然会出现程度不同的失灵现象。
3.我国是一个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人口压力是我们在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时的一个很大约束条件。在人口较少的国家，个体经济行为的轻微变动所形成的集合效应可能并不显著，但在我国就可能会形成巨大的冲击效应。[2] 比如，单个企业出于经济效率的考虑而裁减冗余员工，这有利于企业提高经济效益，但是，如果全国所有企业都采取这种行动，则会出现规模庞大的剩余劳动力，造成失业率明显上升，在我国目前社会保障制度还很不完善的情况下，这必然会引起社会的剧烈动荡。可见，人口压力会限制市场机制的运行。如果不考虑这一基本国情，照搬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些具体结论，则必然会碰到很多“钉子”。
4.中国特有的一些文化传统也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西方有崇尚个人主义的文化传统，而中国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再到解放后长期的计划经济，许多传统的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影响还远未涤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味地推行西方经济学所强调的市场经济效率原则，则必然会受到阻碍。如，对于贫富差距的心理承受能力，中国人与美国人就不同。中国人长期以来受到“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思想的影响，这方面的心理承受能力要比西方人弱得多。又如，西方人可以习惯于长期租房住，而中国人则会认为，如果长期居住于租来的房子里，那就不是安居乐业。可见，在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中，如何运用经济学是大有差别的。
另外，社会根本制度的差异以及城乡差别、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因素，都决定了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经济学理论，必须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有选择地借鉴和运用其基本原理。
当然，强调国情不同，绝不意味着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都错了，也不意味着今天不适用的某些基本理论在未来也一律不适用。不适用是由于现在的某些条件还不具备，待条件具备后，也可能就适用了。中国的改革总是在渐进式地稳步推进，一些条件也在逐步具备。可打个比方来说明这一点。有一双鞋子，今天小孩子穿上它可能太大，但日后他长大了，就可能合脚。当小孩长大到一定程度时，这双鞋子还可能会挤脚，又要重做或重买一双新的鞋子。同样，宏观经济学中详细论述的货币政策的三大工具，在前几年我们能够利用它们的可行性很小，当时只能主要依靠直接控制信贷规模、分配贷款指标等行政性手段来调节货币供给量。但是，今天我们已经常利用公开市场业务、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和贴现率等政策工具来调节货币供给量。
再举个科斯定理的例子来说明。科斯定理讲的是交易成本、产权界定、外部性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有好几种表述方式，经济学界对此的讨论已经很多。在我看来，科斯定理的前提条件确实是私有制，至少在西方学者那里是这样认为，因而如何将其理论运用到中国，这的确需要好好研究。当然，把该理论说得一无是处，说它根本不适合于中国，这也是有失偏颇的。因为，撇开其私有制的前提假设不说，产权的界定及其清晰化程度、交易成本的考虑、外部性问题的处理方式等理论，对于我国的大中型国有企业改革，对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高经济效率，仍然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参考意义。当前许多国有企业的财产所有权在名义上是国家的，因而是清晰的，但在经营管理者和所有者的责权利的现实界定上，确实存在相互扯皮、界定很不清晰的问题，从而制约了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所以，学习和借鉴科斯定理及其推论的思路，积极探讨出适合于我国企业制度改革的一些有益结论，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 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凯恩斯首次提出“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的流动偏好，以及心理上对资产未来收益之预期”，即后来分别被归纳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灵活偏好”、“资本边际效率递减”的三大心理规律。其中“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更是凯恩斯理论体系的核心。